 要之，已有研究虽已涉及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但尚不够系统、深入，尤其是两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及其演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而这种观念及其嬗变恰与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与社会变动相呼应。故笔者不揣谫陋，在既有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就此做一讨论。 一、两周金文中与祖先有关的德 “德”字经常在两周金文中出现，其中作器者明确提出要遵循效法“祖先之德”的词组主要有“正德”“懿德”“先王德”“元德”“秉德”“明德”“秉明德”等。 铭文中出现的这些德，其含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先看传世文献。传世文献中“德”的内涵，学者已有较多研究，主要看法有以下几种： 1.周初“德”字无道德之义，只当作一种行为或作为，无善恶之分。 2.“德”是一种身体之质，无价值判断意味。 3.德是周王的政行。 至于周代铜器铭文中的“德”，则与传世文献中“德”的含义并不完全一致。刘源指出：“铜器铭文反映的西周贵族家族世代传承之‘德’是指政治态度、立身行事的准则等思想与行为方面的品质，是一种政治品德。”我们比较认同刘氏的说法。下面将有遵循、效法“祖先之德”含义的“正德”“懿德”“元德”“秉德”“明德”等概念，逐一进行解释： “正德”指政令（事）和德教。其最早见于西周康王时期的大盂鼎：“王若曰：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文王令二三正。”（《集成》02837）我，指康王；禀，秉承。此句谓康王要效法秉承文王政德，像文王那样任用贤才。 “懿德”，即美德。见于西周中期的单伯旲生钟，其铭曰：“单伯旲生曰：丕显皇祖、烈考，逑匹之王，勤大命，余小子肈帅型朕皇祖考懿德，用保奠……”（《集成》00082）其中“懿德”具体所指为辅佐先王，为周王朝效劳。单伯旲生之祖考曾辅佐周之先王，他要效法祖考之懿德，辅佐时王。 “烈德”，指光明、显赫之德。烈德一词见西周中期恭王时的师鼎，铭曰：“王曰：‘师……用型乃圣祖考，明辟前王，事余一人。’……小子夙夕尃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集成》02830）其中“明”即粦明，为精明之意。读为令，善也。铭文中的“烈德”具体内容指“明辟前王”，即师的先祖能善事恭王之祖考。而现在师也要早晚勉力遵行先祖之美德，臣事于恭王。 “元德”，指大德或善德。《尚书·舜典》：“柔远能迩，惇德允元。”孔传：“元，善之长。”“元德”见于西周中期的番生簋盖：“丕显皇祖考，穆穆克慎厥德……番生不敢弗帅型皇祖考丕元德，用申固大命，屏王位。”（《集成》04326）铭文句谓番生不敢不效法祖考之“元德”，以巩固大命，为时王效力。 “明德”指“光辉明亮的德行”，如西周晚期的梁其钟，其铭曰：“梁其曰：丕显皇祖考，穆穆翼翼，克慎厥德，农臣先王，得纯无愍，梁其肈帅型皇祖考，秉明德，虔夙夕，辟天子。”（《集成》00187）所谓“明德”，指勉力臣事于先王。梁其先称颂其祖考勉力臣事于先王，随后言其要效法祖考秉明德，日夜臣事于天子。 “秉德”，即秉持明德，如西周晚期的井人钟：“淑文祖皇考，克慎厥德，得纯用鲁，永终于吉。不敢弗帅用文祖皇考穆穆秉德……”（《集成》00109）井人先言其皇考能慎其德，再宣称自己一定要遵循和效法祖考秉持明德。“秉德”或作“秉明德”，如西周中期的钟：“曰：丕显高祖、亚祖、文考，克明厥心，疋尹厥威仪，用辟先王，不敢弗帅祖考秉明德，恪夙夕，左尹氏。”（《集成》00247）称赞其高祖、亚祖、文考能明其心，佐助尹氏典威仪，为先王服务；然后宣称自己不敢不遵循效法祖考秉持明德，勤勤恳恳，继续佐助尹氏，服务于时王。铭文显示的高祖、亚祖、文考的职责均是佐助尹氏典威仪，至，其职责仍是佐助尹氏，说明祖考将职守和职权传给，其是典型的世官。 上述六例除大盂鼎为西周早期之器外，其他五例为西周中期和晚期之器。这可能说明，“帅型祖考之德”在西周中、晚期的铜器铭文中形成了固定模式：作器者先赞扬其祖考有德，然后宣称自己要“帅型祖考之德”。这种固定模式的形成，表明“帅型祖考之德”的政治伦理和思想意识在西周中、晚期已经成熟。 为什么西周贵族如此强调“帅型祖考之德”？为什么总要将“德”和“祖先”观念联系在一起大讲特讲？ 第一，“帅型祖考之德”关系到王朝和贵族家族的切身政治利益。西周王朝和世族贵族是利益共同体，两者相辅相成。世族贵族是王朝统治的基础，是王朝政治功能向下的延伸；王朝是世族贵族的集聚，是世族贵族利益的代表，其推行的世官制及封赐制度是贵族立家的根基。上述诸例显示，一方面，对于贵族而言，他们遵循、效法祖考之德，实际上是效法祖考为周王效劳。换言之，贵族自己的祖先曾在周王室做官，为周王服务，如今贵族自身也要像祖考那样继续在王朝为官，仍然能效法祖考掌握权力。而这些称颂祖考之德、声称“帅型祖考之德”的人往往又是实力雄厚、世为王官，在政治舞台上活动频繁的家族。有学者曾如此描述这种情形：“封建体制中，唯有掌握政治权力才能享有土地，治理人民，而维系其宗族于不坠，因此这时常见‘帅型祖考之德’的铜器铭文，而且多与保持政权连言。祖德与己德的联系，祖考职守和自己权位的传承，二者并行，且为一体。”另一方面，对于周天子而言，他在册命贵族时常常要求贵族“更乃祖考事”，即要求贵族承继他们祖先的职权，效法他们的祖先，以便更好地为周王朝效力，从而保持王朝统治的稳固。正是基于共同利益的需要，西周贵族乐于效法祖先，为周王朝效力，从而获得职位、权力；周王也愿意让贵族“更乃祖考事”，代表贵族更好地维护统治。 第二，“帅型祖考之德”是作器者获取德的重要途径。西周时期周人对德相当重视（后文有说明），而德为祖考所拥有，甚至基本上为祖考所垄断。文王之德由上帝赐予，如西周共王时期的史墙盘铭文记载：“曰古文王，初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上下，受万邦。”（《集成》10175）意谓文王开始做到政事和谐，上帝降予文王美德，使文王广有天下。显然，文王之德来自上帝，而上帝亦被认为是周天子之父。贵族之德则来源于祖考，如前举诸例。因此作器者要获得德，必须要遵循效法祖考之德方可。德与祖考之间的密切关系，促使生者不得不“帅型祖考之德”。 正是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再加上“炫耀家族政治势力”和“作器者自我勉励”的目的，故作器者常常宣称要“帅型祖考之德”。二、两周金文中效法祖先之德观念的延续 周人风行“帅型祖考之德”的原因上文已作分析，德与祖先观念之间有密切关系。那么为何德与祖先之间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呢？李玄伯和斯维至已论证德本有“生”之义，而人皆由祖先所繁衍，“帅型祖考之德”又事关家族的政治利益，且在西周生者之德也主要来源于祖先，如此，在逻辑上，德与祖先之间就建立了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又促使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在两周时期一直绵延不断。 1.西周时期的效法祖先之德 前述有关“德”的词语，只是列举了与“帅型祖考之德”有关的几个，并非全部。仅此即可看出，在周人眼中，德与祖先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使周天子需“恭德”，臣下亦须“秉明德”，德之行否已关乎国家的兴亡，因此王国维说：“是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故克殷之后，尤兢兢以德治为务。”文王为伐商奠定基础，然后武王克商，加上众贤臣的辅佐，最终建立起周王朝。文武二人能效法先王之德，秉德勤政，为其子孙树立典范。这致使后世周王需要效法文武之德，贵族则需要效法其祖考之德。在这种情势下，周人强调祖先与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自在情理之中。 周人或在称扬自己祖先之德的同时，直接声称自己要效法祖先秉德。如西周中期的善鼎：“唯用绥福，唬前文人秉德恭纯。”（《集成》02820）唬为效、效法之义。前文人，伟大的祖考，此指善伟大的祖先。铭文之意是说，善要效法伟大的祖考秉持明德。显而易见，这里有一个前提是其祖考有德。至于西周晚期的典型之例则更多，除前述番生簋盖外，还有逑钟，铭曰： 逑曰：丕显朕皇考，克粦明厥心，帅用厥先祖考政德，享辟先王，逑御于厥辟，不敢惰，虔夙夕敬厥死事天子，经朕先祖服（《近出》106）。 铭文首先称赞作器者逑之皇考能遵循效法祖考之政德，为先王服务。而逑臣事时王，不敢懈怠，亦须像祖考那样努力为周王效劳。 周人或颂扬祖先之德，但不直言遵循效法祖考之德。如西周中期的师望鼎，铭曰：“大师小子师望曰：丕显皇考宄公，穆穆克明厥心，慎厥德，用辟于先王，得纯无愍，望肇帅型皇考，虔夙夜出内王命……”（《集成》02812）师望没有直言效法皇考之德，但在此之前先称颂其皇考“慎厥德”，服务于先王，后又说“帅型皇考”，显然遵循效法祖考之德的内容已包含在其中。又如西周晚期的虢叔旅钟，其铭曰：“虢叔旅曰：丕显皇考惠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厥辟，得纯亡愍，旅敢肇帅型皇考威仪，淄御于天子……”（《集成》00238）虢叔旅之父惠叔秉持明德，为天子效力，他仿效其父之威仪，即其明德，亦为天子效劳。两例虽均未明言遵循效法祖先之德，但从上下文意能看出，“帅型祖考之德”的内容已包含其中。 纵观整个西周，上自天子下至卿大夫无不强调效法祖先之德，同时自身也时刻谨记要秉德。西周早期尤甚。因形势所迫，统治者不得不进行反省，敬德思想应运而生，敬德与否已经成为国家兴亡的一个关键。《尚书·召诰》载： 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 周人认为，上帝或天能否眷顾周王，完全在于其先王是否有德。如西周中期的史墙盘铭：“曰古文王，初盩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甹，匍有四方，受万邦。”文王，即周文王。盩和于政，意为“善和于政”。因周文王能做到政事和谐，百姓安定，上帝降予其美好的德行和有力的辅佐，使他抚有上天下地和四方万国。上帝降予文王懿德和有力的辅佐的前提是文王“初盩和于政”，即他必须有德。 到西周晚期依然如此。如毛公鼎铭强调：“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率怀不廷方，无不閈于文武耿光。”（《集成》02841）引，长；厌，满、充足。意思是说英明的文王、武王，伟大的上天能施予他们长久的充足的德，无愧于周这样的伟大国家，安抚不来朝觐周的国家，无不归附于文王、武王的统治之下。文王、武王均是有德之君，皇天上帝方给予他们德；若是无德之人，上帝将降予其“滔德”，殷商的坠命就在于纣的无德。天帝的这个权力使得西周统治者不得不明德慎罚，勤于政事。他们告诫其子孙一定要将先祖之德发扬光大，而他们的子孙也必须像祖先那样秉明德，正如叔向父禹簋铭文所言：“余小子司（嗣）朕皇考，肇帅型先文祖，恭明德，秉威仪，用申固奠保我邦我家。”（《集成》04242）铭文谓叔向父禹要效法祖先“恭明德，秉威仪”，用来巩固保卫我邦我家。 2.春秋战国时期的效法祖先之德 春秋时期的铜器铭文延续了西周铭文的风格，作器者继续宣称要“帅型祖考”，如春秋晚期的晋公铭文：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教威百蛮，广辟四方……公曰：余虽今小子，敢帅型先王，秉德秩秩，柔燮万邦（《集成》10342）。 柔，安；燮，和。“柔燮万邦”即安和万邦。唐公即晋国的始封君唐叔虞。晋侯先赞扬其先祖唐叔虞受命辅佐武王，威服百蛮，接着宣称自己要效法先王秉德，协和万邦。 类似之例还有春秋早期的秦公钟（镈），铭文曰： 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厥心，和胤士，咸畜左右，蔼蔼允义，翼受明德，以康奠协朕国（《集成》00262）。 铭文称秦公及王姬早晚祭祀包括祖先在内的神灵，向祖先祈求多福，祈求明德。秦公虽未直言自己之明德受自祖先，但从文意不难看出明德确实是祖考所授予的。 战国时期的一些青铜器铭文依然强调要效法祖先之德，如战国早期的司马楙镈，铭曰： 朕文考懿叔，亦帅型法则先公正德，俾作司马于滕（《铭图》15768-15769）。 这里说司马楙的父亲效法先公正德，只是铭文未明确说明先公正德具体为何。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周时期的统治者十分强调效法祖先之德，至春秋战国时期，“帅型祖考之德”的观念一直在延续。三、两周金文中效法祖考之德观念的演变 两周时期，周人效法祖先之德观念在延续之余，也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周人在表示“帅型祖考之德”的同时，已开始怀疑他们的祖先是否能够真正做到效法祖先之德，甚至到战国时期，作器者已认为先王之德不可得。下面分别举例予以分析。 西周中期恭王时的师鼎，其铭文曰： 王曰：“师！女克荩乃身，臣朕皇考穆穆王，用乃孔德逊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惠余小子肈淑先王德……用型乃圣祖考，明辟前王，事余一人。”拜稽首，休伯大师臣皇辟，天子亦弗忘公上父德，蔑。伯大师不自作小子，夙夜尃由先祖烈德，用臣皇辟，伯亦克款由先祖蛊，孙子一皇辟懿德，用保王身。敢王，俾天子万年；伯大师武，臣保天子，用厥烈祖介德（《集成》02830）。 师鼎铭文是目前已发现的“德”字出现次数较多、较为频繁的铭文，“可以说全铭贯穿着‘德’的思想。研究西周‘德’这一观念的发展，这件鼎是最有价值的例证”。铭文中直接与祖先之德有关的词语有“先王德”“德”“烈德”“懿德”介德”五个，除“先王德”之外，其他四个均与师祖先有关。天子赞扬师的“孔德”实乃来自其先祖的德、烈德和懿德，这再次说明封建贵族很重视“帅型祖考之德”，深信祖孙、父子间德的传承是可能的。但与此同时，时王恭王对其父穆王是否完全遵循、效法先王之德已产生怀疑。如恭王对师说：“女克荩乃身，臣朕皇考穆王，用乃孔德，逊纯乃用心，引正乃辟安德。”这是恭王称赞师尽心尽力臣事于恭王之父穆王，并对其君穆王之德行多所引导、匡正，使穆王乐于德。换言之，至少恭王认为，其考穆王之德还有需要改善之处，甚至很可能认为穆王已有失德之举。这表明恭王认为，穆王生时已不能完全做到“帅型祖考之德”。 穆王的失德之举在铭文中虽未明言，但传世文献中却有明确记载。《国语·周语上》载：周穆王一意孤行要征伐犬戎，祭公谋父极力劝谏，“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然后给穆王讲述历代先王的事迹，先王不窋能“亦世载德，不忝前人”，文、武能“昭前之光明”，显然都能效法先王之德，秉德勤政，祭公谋父意在劝穆王亦当法则先王秉明德，继续他们的功业，使之光大，不能有无德之举。但穆王不听，执意而为。西周后期的厉王亦是失德之君，其在位时因为国人所谤，乃使卫巫监谤，以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专权好利，最终流离于彘。幽王时，“天夺之明，使迷乱弃德，而即慆淫，以亡其百姓”，后被杀于骊山之下。不论是厉王还是幽王，若能切实做到“帅型先王恭明德”，勤于政事，夙夜匪懈，绝不至于此。 至春秋时期，不德之例渐多，各诸侯国皆然。“无德”“弃德”“不德”“失德”“修德”“不务德”等词语屡见于《尚书》《左传》《国语》等文献。 战国时期，铭文说在世之人已不能继承祖先之德。战国晚期的壶铭文显示中山王为“先王之德弗可复得”而叹息，进而“潸潸流涕，不敢宁处”。“先王之德弗可复得”一语说明，健在的中山王对先王之德已不能继承，更何谈效法和发扬光大？虽因铭文的特殊性未明言做器者的“失德”“不德”，但其潜含之义已昭然若揭。 第二，春秋时期贵族开始称颂个人之德。 西周中后期，质疑祖先能否完全“帅型祖考之德”的思想已经出现，祖先之德的神圣性开始动摇。至春秋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即贵族开始称颂个人之德。如春秋早期的秦子簋，其铭文曰：“……有柔孔嘉，保其宫外。温恭穆秉德，受命□鲁，宜其士女。”秦子在铭文中未提“帅型祖考之德”，而是直言他“温恭穆秉德”。此为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变化。这种新情况的出现，在春秋晚期的金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王孙遗者钟，其铭文曰：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孙遗者择其吉金，自作和钟……用享以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寿。余温恭舒迟，畏忌趩趩，肃哲圣武，惠于政德，淑于威仪……余恁台心，诞永余德，龢沴民人……（《集成》00261） 铭文大意为：王孙遗者选择好铜，自制音声和谐的乐钟……用以祭享孝敬我伟大的祖先和文德彰明的先父，用以祈求长寿。我恭敬闲雅，小心翼翼，恭敬聪敏，明智勇武，在政令和德业方面广施惠爱，在容止礼节方面尽善尽美……我以诚心永保我的德行，使人民和谐安定，我要把它遍施国中。王孙遗者在铭文中虽提到祭祀祖先，但已不提“帅型祖考之德”。更重要的是，他用大量的言辞，毫不吝啬地赞美自己。如在德这一方面，他不但自夸“惠于政德”，还企图使德行永存。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表明春秋时期“帅型祖考之德”的观念与西周相比，已淡化了不少。 春秋时期贵族宣扬个人之“德”的出现，反映了“德”有一个下移的趋势：由天德至祖考之德，再到个人之德，最终演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行为规范。这一趋势与两周时期王权逐步下移，乃至士人的崛起若合符节。 从以上分析可看出，一方面，西周中期（师鼎）铭文中已隐含着质疑祖先不能“帅型祖考之德”的思想，战国时期的铭文（壶）中时王表达自身失德的行为； 另一方面，贵族开始称赞自身之德。这种新情况的出现，足以说明“德”更多地代表着对现世之人的道德评价，“帅型祖考之德”的观念已经发生改变。四、两周金文中效法祖考之德观念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变化：西周时期较为严格的秉持效法祖先、帅型明德这一原则，到西周中期已有所松动，进入春秋战国时期虽仍在强调效法祖先之德，但似已流于形式，“德”的含义也从先王所专有而下降为普通人的可褒可贬的道德状况指代，既有明德又有不德。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原因值得分析。 第一，这与不同阶段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西周初期，由于克殷不久，天下尚未大定，初掌政权的周人还有很多危机需要面对。武王克殷归来，“自夜不寐”，周公为了政事亦“不遑暇食”，可见形势之严峻。周的统治者通过封建诸侯，建立据点，以图控制局势。对于殷遗民，在安抚的同时设“三监”，时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特别强调“德”，意在吸取经验教训，以“德来济天命之穷”，改进统治方法，以敬德来保住天命。由于周初的青铜器不多，因此金文中的例证也不多，但文献中的例子颇多，仅从《尚书》中可信的几篇就足以体现出来：“德”字在《康诰》中共出现9次，《酒诰》和《召诰》中各8次，《洛诰》中5次，《多方》和《多士》中各4次。“德”的屡次出现表明周初的统治者对德的重视程度，其中最突出的是祖先之德，《酒诰》中文王诰教其小子，要“聪听祖考之彝训，越小大德”；《康诰》中周公称赞文王“克明德慎罚”，要康叔恭敬谨慎地遵循文考之德业，即要求康叔至受封地之后，要效法、遵循文王之德业。由于周初之严峻形势，使西周统治者在重德的同时还要效法祖先之德。 与西周初期相比，西周中期的局势显然改善了不少，但局部仍时有战事。昭王时期的战事就不少，主要是与南方楚国的交战，不少铜器铭文都有伐楚的记载。穆王时的战争则转向了夷和戎，铭文中也有相关记载。然而西周中期的总体局势还是稳定的。形势的好转使周天子有闲暇顾及其他，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故其大臣祭公、师都对其有所匡正，并希望他能效法祖先之德。这表明，局势的缓解亦使当时统治者失去了如履薄冰的谨慎，对效法祖考之德有所松懈。 西周后期，周王室已走向衰落。厉王暴虐，终被流放。宣王因丧南国之师而不得不重新统计人口以增加兵源。特别是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遂杀幽王骊山下”。平王东迁之后，周室衰微，诸侯势力渐强。晚期的周天子不仅不增修德政，反而“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致使国力衰退，效法祖先之德已流于形式。 春秋时期诸侯强大，各诸侯国为争夺霸主地位而不断进行战争，故文献中“不德”“失德”“弃德”“无德”的记载不绝于书。卿大夫只能追忆、谈论先王之文治武功，称美先王不仅能效法祖先之德，而且能使之发扬光大。但现实中，各国诸侯形式上虽能谈及先王之德，却很难付诸实践，继承、发展先王美德几为空谈。于是德与祖先之间的联系日渐割裂，其更多地被放在普通人身上。 第二，是周人心目中祖先地位的下降与人文精神的发展。 愈在早期，祖先在周人心目中的地位就愈高，他们认为他们的祖先常在天帝左右，俨然“上帝的代理人”一般，拥有很大的权力，既能在现实生活中保佑后人，又能赐予其后人多福、长寿，因而后人便勤于祭祀祖考。到了后期，随着人们对天下万物认识的加深，他们对祖先逐渐有了较为理性的认识，在崇拜祖先的同时开始对祖先的能力产生怀疑，据《诗·大雅·云汉》记载： 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璧既卒，宁莫我听？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下土，宁丁我躬。旱既太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馀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旱既太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遁？ 诗中描写天气大旱，希望通过祭祀诸神以降雨。祭祀的对象既有上帝，亦有包括后稷、先公、先正在内的祖先神。虽然“靡神不举，靡爱斯牲”，但“后稷不克，上帝不临”，上帝和后稷均对此不理睬，先公、先贤也不帮助。他们就问先祖怎么忍心其后人受此苦难？对此他们很不理解。或许在周人的心目中，上帝降祸是可以理解的，而祖先一般都会保佑他们的子孙，降福禄于后人。而现在后人有难，祖先却不管不问，这不得不让他们对原有的祖先观念产生怀疑，进而促使其进行思考。这种怀疑、反思的结果是：认为祖先并非无所不能，并不是每时每刻都会保佑他们。虽然他们仍享孝祖先，但祖先的地位和形象已不如早期那么神圣，也不那么神秘。《诗经》的《大雅》和《小雅》正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现象。《大雅》的开篇即是《文王》，对文王大加赞赏，后面的也多是称赞先公先王之美德。《小雅》则基本不涉及祖先，甚至连文王和武王都不提及。这或许不是偶然现象。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差异，是因为《大雅》与《小雅》在创作时代上有早晚之分，《大雅》作于西周，而《小雅》中有“为数不少的东周诗”。因此《大雅》多称颂祖先，《小雅》则闭口不提祖先，这恰好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这段时间内，周人祖先观念有所淡化。与西周早期相比，周人对祖先的认识已渐趋于理性，这进一步导致效法祖先之德观念松动，东周人文精神大发展。 第三，春秋时期，贵族之德不必然由祖先赋予。 前文已经阐述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周人一直延续着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但在继承之余亦有新变化蕴含在其中。从春秋开始，生者除了祖考降予其德、效法祖先之德之外，也可以直言自己有德。如春秋早期的晋姜鼎铭文曰： 晋姜曰：余唯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暇荒宁，经明德，宣我猷，用绍匹台辟，敏扬厥光烈（《集成》02826）。 经，常，和。“经明德”意思是说经常和之以明德。这是晋姜自己直言，她作为晋国的女君，无暇安逸，经常和之以明德。相似之例还有春秋晚期的王子午鼎，其铭文曰： 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子午择其吉金自作……余不畏不差，惠于政德，淑于威仪，阑阑兽兽（《集成》02811）。 作器者王子午既能施以政德，又能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王子午自夸能“惠于政德”，这种德不是由祖先而来，这说明王子午不仅可以拥有德，而且这种己德，还是他人学习的榜样，这简直是对西周“德”观念的一种突破。 上述诸例均说明，德可以为生者所有，而不再依靠祖先降给自己，也可以不再通过效法祖先而获得，也就是说，德不再为天和祖先所专有，表明“在个人意识增强的社会背景下，德可由自我获取，而无须绳其祖武”。这种新变化的出现充分说明，德与祖先之间的关系不再密不可分，个人无须完全依赖祖先也可以得到德。正因如此，德与祖先之间原本密切的关系越来越松动，东周以后就逐渐流于形式。 整个周代，效法祖先之德的观念一直延续不断。与此同时，这种观念也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西周中期周人已对祖先能否效法祖考之德提出质疑，战国时期直接发出祖先之德不可得的慨叹；二是西周时期的德原本由天（上帝）和祖先所垄断，若要得到德，唯有通过“帅型祖考”这种途径。至春秋时期，王权衰微，天命观发生重要变化，促使个体意识觉醒，部分个体逐渐从“无我”意识到“有我”。个体意识的存在和凸显，意味着他们的祖先观念已有转变，那么德为祖先所独占的观念也随之改变——效法祖先而获德不再是唯一的办法，自己可以直接有德。 之所以产生这种发展变化，主要是因为：首先，西周早期王室权力的强化，需要重视德与祖先之间的关系；西周中后期王权开始衰微，王室卿大夫和各诸侯逐渐强大，周天子已不能通过强调效法祖先之德达到加强王权的目的。其次，周人对祖先权能的重新认识——祖先不是无所不能的。最后，德不再为祖先垄断。正是以上诸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周人效法祖先之德观念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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