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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家忠 人人都有家，且大都有老家，老家是就新家而言。家乡人称自家搬出后的老屋为老家，倘若在村里碰见邻里熟人打招呼：“你要到哪里去？”回答：“要去老家”就是指老房子那儿。这和身居异乡者的说法意思是有别的。 我的老家在潍坊市潍城区军埠口镇大崖头村，祖祖辈辈务农为生。先祖是何时迁至此地的，传说是朱元璋时，若果真如此，那也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了。 我盖过三次屋，搬过三次家，有三个老家。 童年的老家破旧而狭小。座南朝北的临街大门里住着大伯家、叔叔家和我家，通往我家的是一条狭窄而弯曲的小胡同，街门口用破旧的柴门相掩。北屋只有两间半，土坯墙，麦秸顶，每间两米多，屋宽不足四米，两间通着（中间没墙），另外半间是和叔家一间隔开各半。屋内无顶棚，明间垒有土锅台和土炉子，炕前挤一张老式两抽桌，上摞一柜一箱，旁边放一粮仓囤，加之杂七杂八生活日用品的堆放，屋里只留走人的道。屋门是木板做的，前窗是木条做成的窗棱，上面糊着白纸，后檐窗很小，用几个青砖竖起做窗棱，常年堵着杂草，不通风。布满裂缝的土墙，弯曲细小的檩条，稀疏的秫秸（高粱秸）屋朳（用高粱秸做的屋顶）和家里仅有的大型家具——桌、柜、箱被灶烟熏得一片漆黑。院子也挺小，除了茅房和几根木棍撑起的杂物遮顶的棚子，就剩一条窄路，连小推车（木制）都不能调头。现在很难想象父母和奶奶拉扯我们姐弟四人，一家七口在那样一个生活极其贫困的年代，住在这集储藏、厨房、餐厅、卧室为一体的两间半小草房里是怎么生活的。 童年的我不知道苦和愁的滋味，印象中总觉得穷人的生活都是这样，因为上学时经常要在“家庭出身”一栏填上“贫农”二字。 老家的生活大都淡忘，有几件事还依稀记得：一件是我和三姐到河边跟在抡网打鱼的人后面，捡人家不要的小鱼小虾，跟了老半天，捡到的数量少得可怜。因为每次鱼网刚一上岸，一群孩子就蜂拥而上，不等渔人离开，你要不抢着扒拉鱼网拖上来的水藻和泥沙，根本没有你的份。虽然所获寥寥，但我们也如获至宝地带回了家。母亲未加油盐，用铁锅熥了熥，怕我们抢吃打架，就分成了两份，好像我的一份要多一些，嘴馋的我不等姐姐吃完，早已碗底朝天，又要争抢姐姐的，可能是母亲担心我养成贪婪成性的毛病，顺手抄起火柱（生土炉的工具）吓唬我，失手把我的额头打起了一个大包，母亲好一阵伤心。二件事是母亲做饭时，将父亲浇菜园时灌出的地老鼠（田鼠），放在大锅（灶台）底下的草木灰里闷烤，我就偎依在母亲旁焦急地等待，等饭做熟，母亲从锅台下掏出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好似烧糊的地瓜，待母亲慢慢将焦糊的皮剥掉，鲜嫩带油的肉立刻呈现在眼前，坐在一旁的我早就开始下咽唾沫了。母亲在世时，我时常“埋怨”父母让我小时吃老鼠，害得我长大后总好忘事。三件事是母亲从自家菜园摘回番瓜，准备用刀切时，发现番瓜是被割上口又盖上的，打开一看，臭味出来了，里面全是屎汤。现在想来，可能是性格耿直的父亲得罪了人，亦或许是顽皮孩子的恶作剧。此外，白天与同族的孩子在大街门口青石台阶上玩泥巴，晚上一手端着洋油（火油）灯，一手拿缝衣针，跟姐姐们在炕沿边、墙缝里抓臭虫；给大点儿的孩子当枪头，偷瓜摸枣；和同龄的孩子爬树比赛、下河湾摸鱼捞虾、捉迷藏等。这些童年快乐的事情也时常在脑海闪现。 1969年前后，大约在我八九岁时，在大伯的帮助下，我们盖了新屋，有了新家。新家建在村子的南边，房屋坐落在一条南北走向的长约一千米、宽十余米、深五六米的沟东沿。春夏之交，满沟碧绿，是孩子们割猪草、拔兔食的好地方。出门院东便是生产队的大场院，每逢麦秋时节，院内便热闹起来。东南不足百米便是白浪河，河水清澈，鱼翔浅底，鹅鸭成群。老家起初是打下了五间地基，但只盖了三间，约过了五六年又盖了剩下的两间。五间房子全部用青石头砌到窗台下，墙体用的是沙墼（石灰和沙做成的坯），屋顶仍然是麦秸，门窗材料与童年老家门窗一样，只是大了些，房子也宽敞明亮了许多。院子也宽阔，在闲置的院南边栽上了梧桐和槐树。大门是敞开式，院墙中留一个口，两边垒一门垛。街门是老家用过的柴门。 老家西院种有两棵树，至今时常想起。一株是李子树，有茶碗口粗，春天一到满树雪白，引来无数蜜蜂，它们似乎与你是朋友，从不惧怕，只管快乐地在花间采粉，当你慢慢伸出手，想用手指轻轻捏住它们的翅膀时，一次次总是让你以失败而告终。花落果出，一簇簇绿豆粒似的嫰果挂满了树枝，春雨过后更加碧绿清新。夏天过后，李子成熟，累累果实压弯了树枝，乘大人不在，迅速摘下一个，哪里还敢在嘴里品尝，几口便吞入肚中。熟透了的李子，紫里透红，外面冒着白醭，咬一口，那种香甜让你美到心里。 临院西墙是一株枣树，有碗口那么粗，每年中秋前后才慢慢成熟，枣不大但很甜。每到枣熟时，墙外便招来偷枣的孩子，他们的“作案”工具不是杆子便是石块。每逢听有动静，我便绕到院外，吆喝一声，如果比我小的孩子撒腿便跑，如果比我大点的或几个孩子，你喊破了嗓子他们也不听，我又不是他们的对手，便会以回家叫大人的方式把他们吓走。 老家的这段时光，从上学到工作，经历的事情大都忘却，唯有与白浪河的情缘在心底挥之不去，因为“近水楼台”，夏天洗澡，冬天滑冰，平时摸鱼捞虾，那真是白浪河的“铁杆粉丝”。夏天一到，午饭后洗澡是“必修课”，最初父母不允许，但“南大湾”里孩子们打水仗、捉迷藏的场景诱惑力太大，挨过打骂也改不了，想着法子偷着去，到后来父母就默许了。由于常年在河里玩，不知不觉练就了游泳的本领和摸鱼端虾的能耐。放学之后，约上几个“小徒弟”，沿河的西岸逆水而行，到水库闸门底，再沿东岸折回，就会有不少的收获。晚上和好友“小光”为伴，用玻璃鱼缸端虾，从麦收前直至深秋水凉为止。我与白浪河有十四年的“密交”，情感的厚重无以言表。现在的白浪河虽然不再依旧，但我每次故地重游总有回老家的感觉。我与水的亲切感无疑源自白浪河，我以“白浪河人”作书法闲章自然是情有独钟。老家的十四年，生活开始慢慢好起来，父母还健壮，三个姐姐都在生产队挣工分，一家六口，有五口人挣。记得有一年底，全家分得一百七十元，父母喜得合不拢嘴，为了奖励最能干的二姐，她出嫁时，特意多送了一台收音机。这期间，三个姐姐相继出嫁，家里只剩父母和我。学业无成、胸无大志的我，在大伯的呵护、提携下当上了村里的民办老师，这也算家族里出了个“文化人”。 由于机场南路（现在的潍胶路）修筑，公路中心正对老家，为了争取补偿，我代理父母去公社找书记说理，结果利益没得到，公社领导反而迫使校长让我停职写检查，老校长无奈地说：“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当时我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但从他的眼神中似乎读懂了“年轻人啊，人情的厚薄，世态的炎凉，你会慢慢品到”。尽管家人不同意，在上面的强压下，1982年，老家还是被拆除。1983年，新家迁至老家以西百米紧靠公路的北侧，加入到了农村房屋建设规划行列，五米宽的四间红砖北屋，房顶仍然是麦秸，不过换成了玻璃门窗，也变大了。院子南北长十三米，有西屋连圈，大门口还是敞开式，街门仍是老家用过的柴门。 住进新屋解决的第一件事是饮水问题，那时村里没有自来水，几乎家家户户有压水井。父亲觉得总到别人家挑水吃太麻烦，提出在自家院内掏（挖）井。我利用早晚及周六周日休息时间与父亲配合，一个在下面挖，一个在外面向上拔（提）土。父亲做事认真，我也遗传了他的细致劲，加之爷俩都是小人小马，井下挖土、装土，身小灵便，不到半月，一口十二米深的水井挖成。井筒不粗，笔直且光滑，人见人夸，父亲也常在来人面前炫耀一番。三十多年过去了，这口井尚在使用，见物思人，感叹人生苦短。井掏（挖）好后的第二年，父亲便得了癌症，半年后（1985年）父亲去世。父亲殡葬时，我之所以哭得死去活来，就是由于觉得他穷苦劳累一生，好日子才刚刚开始，便离开了我们。 在这个老家我结婚生子，由单纯的儿子变成了儿子、丈夫、父亲于一身的角色。童年的有趣的生活不再，过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我，在这个老家所品尝到的多半是人生的酸甜苦辣。 老家的这段生活仅有十二年，潍胶路拓宽占去了大半个院子。1997年春，我又在潍胶路南一百米、紧靠水库路东侧盖了五间八米宽的瓦房，宽敞明亮。西屋连大门，院子地面硬化，干净整齐，居住条件比老家好了许多。 迁居新家不几年，母亲就想回老家独居，我无法挽回，于是便开始了长达十五年两边跑的生活。十五年来，只要无特殊情况，每天我总要抽空到老家看一看，因为老家有一个老娘，或看一眼，或说几句话，或做点什么，不然心里总不安。特别是我赋闲在家的两年，是我正式开听“母亲讲堂”的两年，也是我最幸福的两年。如今老家尚在，老娘却走了，每当我再回到老家，来到母亲曾经住过的房子，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我今年五十五岁，盖屋搬家之多在熟人中成了话柄。有句话叫“一搬三年穷”，像我这样平庸的人，不搬也富不了，何况搬三次家呢。然而上苍是公平的，它虽然让我在一次次搬迁中磨筋骨、减体重，但给了我一颗感恩与平淡的心。 现在的房子，我已住了十九年，与三个老家相比，居住的时间最长，是不是又要快到拆迁的时候了？前些日子有人传水库路要拓宽，也有人说潍坊湿地规划要占用。我有时无事瞎琢磨，是不是我的小名和妻子的大名都带“房”字音的缘故，注定我这一生要和盖屋结缘。如果是天意，那么我的后半生还会有几个老家呢？ 2016年3月9日 ——本文刊载于2016年《北海道》春季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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