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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身份的获致。 过去，我们的身份是先天注定的，就是俗话所说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 如果我们出生在农民家庭，就自然会成为耕田之人。 这种讲究出生、讲究天定的身份制度，固然会让追求自由者义愤填膺、奋起呐喊，但到底也让更多的人安于现状、心平气和。 现在，社会制度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很多可能，让我们可以摆脱因父母社会身份带来的种种局限性，但在进取中又会碰到许多障碍。当我们不能取得一种自己认可的社会身份，自我怀疑就会滋长，心田就会荒芜，无聊也就趁虚而入。 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论述：“尽管中世纪的人在现代意义上是不自由的。不过他既不孤单，也不孤独。由于自降生起人便在社会世界中有了确定的、不可变更而又无庸置疑的位置，他就扎根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没必要也无需怀疑生命的意义。人与其社会角色是一致的，他是农民，是工匠，是骑士，而非偶尔从事这种或那种职业的个人。社会等级便是一种自然等级。”他说的欧洲中世纪的情况，和我国改革开放前城乡分治、户籍区分的社会现实，有很大的相似性。改革开放后，社会阶层的流动在不停地进行，总体上社会阶层的变化远远大于固化，身份的不确定性带来了社会成员一定的角色心理的不确定性。 空虚，是个人为社会进步所付出的代价。 闲暇时间的增加 因为技术、产业进步，多数人每天工作时间，以及有效工作时间都在持续减少。 在家务劳动方面，由于半成品食材、先进烹调工具、家政专业服务的出现，家庭成员承担的家务劳动时间也在大幅度减少。 休假、休闲时间的增加，对于多数人来讲，增加的就是无所事事的感觉，漂浮不定，空虚无聊。 长篇小说《大地》获得了193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书中写到地主王龙发现自己的大儿子，每天不想上学、睡懒觉、无所事事甚至去嫖妓，就大为不满。但他妻子认为儿子的精神空虚是正常的，因为他有很多空闲时间。“王龙沉思了一会，恍然大悟起来，因为他觉得她的话有道理，是的，当他自己是一个年轻人时，他没有时间闷闷不乐。他黎明时分就必须起床，赶着牛，带着梨和锄下地。收割时，他干活干得腰酸背痛。如果他哭，没有人会听到他的哭声。”今天，父辈、祖辈勤劳拼搏，但儿孙无动力、不勤劳的现象更加普遍。 所谓出色的人、积极的人，往往也有空虚的理由，但常常没有可用于空虚的时间，也没有可以表达空虚的场合，故而显得十分充实。 空虚，是个人为物质文明所付出的代价。 需求层次的上升 过往历史中的前人，他们的焦虑和忧郁与当代人相比较会如何，是一件非常难以判断的事情，但是，就空虚这种心境而言，过去的人也许要少很多。 截至40年前，由于饥寒交迫的存在，想办法喂饱肚子会耗用人的大部分精力，无暇他顾。在匮乏的经济条件下，多数人即使遭遇了屈辱、创伤、挫折，但只要吃饱一顿饭，就会产生极大的心满意足。在基本的生理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之前，我们也许有被饿死、冻死、病死的恐惧，但肯定不会感到空虚。 现在，多数中国人都满足了基本生理需要甚至安全需要，有些进入追求价值感、成就感的自我实现阶段。这就是为什么好吃好喝不能缓解消除空虚，大快朵颐甚至带来了新苦恼。 很多人，客观上已经发展到追求个体的社会价值、精神价值的阶段，但面对这种追求，心理上是陌生的，既缺乏内在的动力，也缺乏可以依循的路径，因而倍感空虚。 空虚，应该是个人为自己的发展付出的代价。 心理知识的滥用 古人也有很多心理问题，比如怀才不遇产生的自杀念头、 “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幽愤，但他们不知道可以把这些问题归结于父母养育方式不当，也不知道控诉“孝道”这个超我的压抑力量。 过去，父母在养育小孩上面就是粗枝大叶、粗暴简单，但小孩长大后，为了存活下去，无暇抱怨，只能面对社会，全副精力都用来解决自己的艰难生存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7岁，因此，纯粹的心理问题，在整个一生中的权重和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一介布衣沉浸于过往的凄切历史，就必定会在现实世界四处碰壁，甚至性命堪忧。 落寞的情绪，是清朝纳兰容若那样公子哥儿才能享受的特权，因此不断地写出“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断肠声里忆平生”这样伤感的诗句，这样的诗句自然成为今天填平很多空虚心灵的鸡汤。 空虚，是个人为自己的心理健康所支付的代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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