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口中的“训犬”，这一百多年来发生了什么？

2018-07-16

输

关注公众号比较久的读者或许不难发现作者是一个热衷于抽丝剥茧的养宠geek——虽然有些时候“抽剥”完的效果并不理想，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的好奇心。在之前的不少文章中，“我们要真正了解我们的狗”这样的口号被我反复唠叨过不下五遍。“了解”离不开对于狗这一生物的深度探索，它们的诞生、历史衍变直至现代社会中与人类的关系磨合等等，寻踪觅源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而犬行为是通向“了解”的最重要一关。如果你认可我的这番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出现就不会觉得突兀。俗话说“不进入一个人的历史，就不可能和他真正认识”，同理，在认识犬行为之前，不妨来认识一下犬行为研究以及训犬理念一百多年来历经的变化。

狗是如何被人为驯化成功这件事至今仍然是个迷，坊间流传过诸多美好的版本，大体上你可以任性地理解为“原始人类与动物之间的联结就是这么自然”。但若让想象力多飞一会儿，我们是否可以猜测早在万年以前，在驯化的漫长过程中，人们就已经开始对狗的行为进行探索，只是没有用文字记录下而已——事实上从科学的角度来看，驯化的确离不开对动物行为的控制与运用。

狗，或跟随猎人外出狩猎，或尽忠职守地看护家院，亦或是甘做贵族的怀中玩物，就这样默默地在人类历史的车轱辘旁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脚印。

主人应该表扬狗，并用肉块作为奖励

时间来到18世纪。

一只猎犬正全神贯注地调动嗅觉感官搜寻埋藏在地下的松露，当它成功定位到正确的位置后，站在一旁的猎人便投给它一块面包作为奖励，而在这之前，猎人的助手是那些找到松露后就会吃个精光的猪，用这个方法训练猎犬显然来得高效许多。

那时的人们远没有现代研究者来得那么深思严谨，他们没有实验室，也不会发明专业术语，对犬行为以及训犬理念的认识更谈不上科学。但是叫人意外的是，或许是出于观察本能，也或许是经验使然，为了让狗帮助人类完成特定的工作，他们已经懵懵懂懂地开始使用一些建立在奖赏机制上的训犬方法了。

1882年，S.T. Hammond在其著作《实用犬只训练》（Practical Dog Training）中提出了一个开创性的观点——“当狗做了正确的事情时，主人应该表扬它，并用肉块作为奖励。”这或许是历史上第一本记载了有关正增强理念的书籍。

 

紧随其后的19世纪末，著名动物心理实验的首创者爱德华·桑代克（Edward Thorndike）完成了饥饿的猫的实验，并在之后的30年中不断完善了他的理论，率先提出了学习联结理论及效果律（Law of Effect），即“如果用正向的奖励加以强化，动物能够学习得更快”。后来为斯金纳所继承，并进一步审视，提出了建立在刺激（stimuls）与反应（response）基础上、大名鼎鼎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说。

没错，正向训练的理论雏形早在一百多年以前就已悄然萌芽，20世纪的研究者所做的便是不断对这一理念进行完善与革新。

巴甫洛夫的狗，多么耳熟能详的实验啊。同样在19世纪末，一身致力与行为心理学撇清关系的巴甫洛夫凭借他的老本行消化学和他的牧羊犬完成了这一推动现代动物行为研究的经典实验（一不小心跨了三个领域），并于1903年在马德里国际医学年会上宣读了他的实验研究报告，成为了提出经典条件反射理论的第一人，真正从科学的角度剥开了动物行为学习的迷雾——虽然老人家最早只是想揭示动物大脑皮层活动的规律而已。

经典条件反射是指一个刺激和另一个带有奖赏或惩罚的无条件刺激多次联结，可使个体学会在单独呈现该一刺激时，也能引发类似无条件反应的条件反应。

——百度百科

至于经典条件反射是如何作用于犬行为学习的，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已知响片训练以操作性条件反射为理论框架，但在正式进入训练之前，主人要先将响片与食物做联想学习，即狗一听到响片就给予它食物，这就是经典条件反射，你可以说这是驱动犬行为学习的基础过程，而这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

理论提出后，意味着接下来该轮到实践者登场了。

一切关乎于服从训练

康拉德·莫斯特（Konrad Most）上校，或许你该记住这个名字。1910年，一个来自德国皇家普鲁士警察总局的警官结合自己多年的警犬训练经验，出版了传统训练的经典著作，《训犬手册》（Training Dogs: A Manual）——英文版直至1954年才面世。讽刺的是，这位被人们誉为“现代训犬之父”的上校，网络上可查到的相关资料却少得可怜，甚至连个Wikipedia都没有。

只得自己买一本回来看看书里到底讲了些什么。

光是第一部分的训练理论中就已经可以看出上校站在训犬师的角度所使用的诸多方法与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的惊人相似性，包括高级增强（上校用的是inducement一词）、次级增强、塑型、行为串链，当然还有传统训练中必不可少的惩罚（上校用的是compulsion一词）——主要表现为负增强与正处罚，即用厌恶刺激（aversive stimulus）的方式让狗做你想做的事，书里都一一涉及，而这比斯金纳的《有机体的行为：一种实验分析》发表整整早了28年。

严格来说，上校的训犬方法主要是服从训练，旨在教会狗服从、保护、追踪、攻击等特定工作，德国也因此成为了第一个引入护卫犬工作的国家，其中许多方法沿用至今。

上校的服从训练最终传入美国还多亏了他的学生Josef Weber。Weber是柏林警察队的一名指导员，他在训练警犬的同时，发明了一套导盲犬的训练体系。然而这还不是重点，Weber移民至美国后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成为了美国养犬俱乐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AKC的评审员，并大力推广了服从训练在美国的普及度。

且不论方法多粗拙、理念多偏狭，但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传统的服从训练基本就等同于犬行为训练的全部了。

接下来的20多年里，一批又一批实践者陆续将德系服从训练在美国做了本土化处理，训练对象仍以军犬及工作犬为主。另外，凭借狗星任丁丁参演的电影大规模上映，普通人对训犬的接受度也不断提升，服从训练在美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意义非凡的操作性条件反射

眼下让我们再回到实验室。

1938年，行为主义学派先驱斯金纳凭借他经典的“斯金纳箱”实验，进一步发展了巴甫洛夫和桑代克的研究，揭示了操作性条件反射的规律，自此成为了现代训犬方法的理论根基。

读到这，你或许还没太弄明白经典条件反射和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区别。我尽量用一句话说清楚。前者是刺激（stimulus）引发反应（response），即狗听到铃铛响就会分泌唾液，后者则是反应（response）引发刺激（stimuls），即白鼠按压横杆（操作）就会得到食物（增强物），前者旨在建立联结，后者重在培养行为。

拿响片训练来说，通过对逐渐接近目标行为的动作加以奖励，人们就能训练出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可能与原来的行为不同，甚至与动物的自然行为大相径庭，这便是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之于研究动物行为学习能力的伟大之处。

到了40年代，这边斯金纳继续乐不可支地和他的鸽子做着实验，那边他的得意门生Marion Brel一and和Keller Breland夫妇秉持实用主义精神，创立了一个名叫Animal Behavior Enterprises的公司，专门从事动物表演，当然运用的就是老师斯金纳的那套理论。

正如Marion日后回忆道：“我们意识到这些技巧是多么强大，我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战争一结束我们就要在一些行业中运用这些技巧。我们知道自己还未做好解决人类行为问题的准备，并且也不打算完成博士学业了，所以就转向了动物事业。”Breland夫妇开创性地引入响片训练，在一定距离外训练动物，完善了延迟奖励的标记时机，Keller Breland更是世界上第一个用响片训练海豚和鸟的训练师。

与此同时，服从训练继续在美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Helene Whitehouse Walker和Blanche Saunders两位女训犬师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她们驾驶着21英尺长的拖车在全美进行“服从训练巡演”，训练对象是在当时人们眼里看来“胆小没用”的标准贵宾犬；她们率先在纽约开设了服从测试，共有八只狗参加了测试，翌年“Train Your Dog”（训练你的狗）成为了火遍全美的口号；1941年，新英格兰训犬俱乐部成为了AKC会员俱乐部的第一个服从训练俱乐部，自此美国诞生了真正意义上、面向大众的训犬机构。

Blanche Saunders早年训练视频片段，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负增强+正处罚的传统训练模式。

动物行为学接过接力棒

让我们再跨越大西洋去看一看欧洲犬行为研究的进展。

20世纪中叶，动物行为研究在欧洲开辟了一门不同于美国行为心理学派的独立学科，动物行为学（Ethology），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来自于两位现代行为生物学奠基人康拉德·洛伦茨 （Konrad Lorenz）和尼古拉斯·廷贝亨（Nikolaas Tinbergen）——洛伦茨的代表作《狗的家世》、《所罗门王的指环》在此作五颗星推荐。洛伦茨颇具学者气质，而廷贝亨则更像个实验家，1931年至1941年间，他们各自在自然和半自然的环境中对动物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分析行为成因，建立了动物行为谱（ethogram），并力求推导行为功能及其进化途径。

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对后来的动物行为分析、行为生态方面影响深远，其中就包括洛伦茨的印记（imprinting）学习。所谓印记学习，是指发生在动物生活的早期阶段、由直接印象形成的学习行为。如今高频出现的“幼犬社会化的重要性”便离不开这一理论根基，幼犬的前四个月是狗的印记学习期，这便是为什么幼犬在这一阶段学习到的行为比它们的日后习得还要关键的原因。

敏感的你不难发现美国与欧洲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上的差异。在动物行为学（Ethology）诞生初期，欧洲动物学家和北美实验心理学家龃龉不合的情况时有发生。欧洲强调动物行为是一种生物现象，是进化的产物，廷贝亨的著作《本能的研究》可见一斑。美国则反对这一理论，他们认为行为可以被分解为“先天”与“后天习得”，他们更重视学习对行为的影响，操作性条件反射理论就是最好的解释。

两个学派都有各自的局限性，前者集中研究自然环境中的动物行为，但在自然环境中的观察有太多难以控制的环境变量，且对于行为功能及进化的假设很难以实验去进行验证，后者则正相反，只聚焦于实验室环境中的动物行为，常常忽视进化过程对于动物的影响。如今，两个学派之间的壁垒已逐渐被打破，且80年代以后又陆续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分支，诸如行为生态学、认知生态学、神经行为学等，科学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研究动物行为离不开多重研究领域的融合。

P链的辉煌时代

在正式迎来80年代这一犬行为训练的转折点之前，美国的William Koehler和英国的Barbara Woodhouse依然在传统训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作为迪士尼电影公司御用的动物训练师，军犬训练出身的Koehler凭借他强势的训练方法成功驯服了不少顽固犬只。Koehler不仅在狗狗爆冲的时候会使用P链迅速拉扯狗狗使其转向，还会用细思极恐的throw chain。这是一种远距离使用工具，用于召回狗、狗不作反应时，金属圆环会直接朝狗的背部或髋部丢掷过去，Koehler随即缩短牵引绳，命令狗狗在他面前坐下。如果狗狗迅速坐下，Koehler就会大大地表扬。他的其他处罚方法如下：对于爱刨地的的狗，他建议挖个洞装满水，把狗鼻子按进水里；对于爱扑人的狗，他建议用膝盖撞击狗的胸部，让狗感到疼痛后离开；至于过渡吠叫，那就直接用皮带抽打。

即便如此，《凯勒的训犬方法》（The Koehler Method of Dog Training，1962年）仍然是犬服从训练的经典著作，影响了近半个世纪。

英国的Barbara Woodhouse则堪比如今的狗班长Cesar Millan，凭借电视媒体的传播，在英美两地风靡一时，理念及方法与Koehler相差无几，她认为大多数“坏狗”都是因为主人没有经验，不会用统一、坚定和清晰的方法正确训练狗，而她所谓的“统一、坚定、清晰”则基于对狗的控制，鼓励使用P链及正处罚。

从Most上校、到Blanche Saunders、再到William Koehler，如今我们已然习惯将他们的方法统统贴上“传统训练”的标签，抨击他们的两大理由分别是对训犬的认知建立在主人支配（dominance）狗的关系之上，以及频繁使用工具，利用处罚原理矫正狗的行为。

然而这两个说法并不完全准确。

支配理论源自美国生物学家L. David Mech于1981年发表的著作“The Wolf: The Ecology and Behavior of an Endangered Species”中的头狼理论（若干年后Mech教授自己推翻了他的狼群研究），而Most上校等人的训犬方法，正如之前所述，因为军犬的特殊性，是服从训练的产物，是在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下，人们赋予狗“工作犬”这一属性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一阐释不适用于Mech提出头狼理论之后的传统训练。

至于传统训练有处罚吗？当然有，正处罚，但如今推崇的正向训练在发展之初乃至现在也都运用了处罚原理。事实上，正向训练中的“处罚”从来就没少过。

正向？真相？

80年代中期，Ian Dunbar发行了一套名为“天狼星”（Sirius）的幼犬训练书籍及DVD，引领了一场“以更友好、正增强、奖励为基础的方式替代强迫、P链等工具”的训练革命。

 

然而，Sirius中所倡导的牵绳随行和《凯勒的训犬方法》中的方法并无二致，Ian Dunbar只是将P链等暴力工具用普通项圈作替代，他仍然会去拖拽狗狗，甚至用大声呵斥的方式去威吓狗狗，这是典型的正处罚。

不难发现即便整体上看Dunbar的方法友好许多，本质上还是“只要我想做，你就得配合我，不然我就唬你”的那套旧思想，远谈不上对狗的尊重。

至于Dunbar的另一个改良就是将Most上校沿用下来的高级增强中“偶尔的食物奖励”（occasional tit-bits）换成了高频的食物奖励，但却对“食物而非真正的关爱作为奖励”这一事实视而不见。所谓的正向训练似乎逐渐进入到自欺欺人的处境当中，一边郑重其事地声明我们不打骂狗，一边却利用人们对传统训练的偏见，用言语、情绪等软暴力移花接木，粉饰了“正向”背后的真相。

与此同时，Karen Pryor则将斯金纳理论和Breland夫妇的响片训练真正贯彻到底。放到现在看，要说正向，唯响片训练最贴合了吧。因为它采用的是“正增强”和“负处罚”，用大白话解释就是狗狗做出我们想要的行为后就按压响片给予奖励（正增强），若没有做出我们想要的行为则不按压响片不给奖励（负处罚），显然它不会给狗带去任何因厌恶刺激所致的负面联想。

21世纪的正向训练正是借鉴了响片训练，转而也用负处罚（忽略、隔离）代替了Dunbar早期的正处罚，这从动物福利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进步。但仍能听到“忽略、隔离也是处罚”、“正向训练应该0处罚”的指责云云，针对这点，我不禁要问我们是不是变得和巴甫洛夫的狗一样，一听到处罚二字就愁眉紧锁、如鲠在喉？难道忘了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不辅以任何环境控制的条件下，狗每天都有可能面对所谓的厌恶刺激吗——在草丛中玩耍的狗不小心被一根岔出来的树枝戳疼，再次经过时它就会知趣地避开这片区域，这符合动物趋利避害的本能。

回归行为本身

与其追究正向与否，倒不如把视线再拉回到狗的性格、认知差异、行为模式等动物行为学的研究中来。深受大家喜爱的Turid Rugaas便是这一领域的实践者与推动者，安定讯号让许多人意识到了解狗狗身体语言的重要性，她的自然引导理念也符合廷贝亨的“四个问题”的诉求，即从动物的视角看世界、想问题。

Tinbergen提出动物行为研究需从四个基本问题出发，行为的运作机制是什么？行为对动物的影响是什么？行为的演化历程是怎样的？它是如何在个体发育中变化的？这四个问题构成了当代动物行为学研究的主要框架。

Turid Rugaas训犬理念的不同之处在于当我们了解狗的身体语言之后，便可以使用类似的行为与狗互动，并反过来影响其行为。事实证明，在针对犬行为调整的实际运用中，这与正向训练可以作很好的结合。我们不再是片面粗暴地利用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让狗出现某一喜见行为，或是让某一不喜见行为消失，而是先去挖掘行为背后的成因，重视每一个环节，全面综合的解释行为，认识行为的意义后再谈调整与训练。

短短一百多年，现代犬行为研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曾几何时我们以为狗只会通过条件反射学习行为，但随着行为生态学、认知生态学、神经行为学等分支学科的探究，我们发现狗的认知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架构，他们也拥有印记学习、顿悟学习、观察学习、社交学习的能力，任何一个行为养成和人类一样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犬行为训练绝不应该止步于一组技巧或是一套流程，世界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完美方法。尤其是对狗这一已经融入现代人类生活的家养宠物来说，我们更应从动态的角度去理解狗是如何在人类活动的影响下做出行为的改变，认识行为背后的动机，以更包容的姿态去尊重它们的自然行为，最终回馈于它们的福利改善上，与此同时，也能为揭开人类本性提供重要线索。

不过话说回来，如今的成果也可能只是漫长探索进程中的一小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