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干出众的张集馨为什么做不到封疆大吏：性格、心态使然

《道咸宦海见闻录》是一部记录清代官场百态颇有史料价值的著作，其对贿赂公行、文恬武嬉的政治腐败做了很精准和生动的描述，记事写人，往往寥寥数笔，十分传神。

这部书是张集馨晚年所撰的自述年谱，后来被编辑改成这么个吸引眼球的书名。一个人晚年述及往事，难免因个人的得失好恶，而评论人与事带有成见。张集馨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他展转官场近四十年，一直没有做上巡抚或总督这样的封疆大吏，因此文中对世道和同时代的大人物，牢骚颇多，愤懑怨怼之情跃然纸上。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县人，嘉庆五年（1800）生于一个书香之家，光绪四年卒（1878），活了七十九岁。应当说，他早期的科第和仕途是相当顺遂的。二十三岁中举，道光九年虚岁三十时殿试二甲进士及第，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在翰林院时两次作为副主考，典试湖北、河南。三十七岁（道光十六年）那年由道光帝特旨简放为山西朔平府知府。出京前陛见道光帝时，宣宗特别对他说：“汝乃朕特放，并无人保举。”并勖勉他：“汝操守学问，朕早知之，而吏治如何，必须见诸政事。”两年之后，曾国藩才会试登第，在曾的面前，他是不折不扣的老前辈。

张集馨宦游一生，由外放知府开始，做过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先后两任）、河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福建布政使、江西布政使、陕西按察使并署理陕西巡抚。寿命这么长，做过这么多省的二把手和三把手，可他最终未能实授巡抚，而且被参劾去官回京，从此悠游林下，教书育人，写文章吐槽。每次在离巡抚只有半步之遥的关键时刻，张集馨便被人弹劾，卷铺盖回家，然后过几年东山再起。他在书中说自己本应该在道光二十九年或三十年时就做巡抚了，可终身偃蹇，不能奋飞。

他归咎于天道不公，自己的运气太背；也归咎于总是碰到小人捣鬼。

多数人写回忆录或自订年谱，谈及人与事，总会说对自己有利的话，能反躬自省的很少。读郭嵩焘的《玉池老人自叙》，我亦有这样的感觉。张集馨这人才华应该是不错的，也有一定的施政能力，可称得上一员能吏。特别是他察人析事很精细，长于刑名，因此在任四川按察使时深得四川总督琦善欣赏。但从他的这部书中可看出，此人过于心高气傲，目中无人，评点人物，总是见人短处而不见人之长处。除了他钦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琦善之外，别的上司和同僚不放在他的眼里。这些官员在张集馨眼里，要么是德行不堪，要么是能力不够，见识与干才不若自己。而对与人发生的矛盾和冲突，他总会洋洋洒洒说出对方的不是，对方亏欠自己，自己占理。不仅对官场人如此，对家族的人他亦是这般。他记述早年家变，他的大伯父和几位堂兄弟为和他家争产，是何等的的贪婪阴毒；他如何培植自己的一位堂侄张云藻成为进士，后官至广西布政使，而这位侄儿却不知道回报；他的第一位妻子去世后，其父亲（即他第一个岳父）黄某如何千方百计向他打秋风，掩饰不住鄙夷之情。

这样的人，即便有才干，在任何时代的官场，可能开始会不错，但船行半程，就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

张集馨在第一次任甘肃布政使时，和陕甘总督琦善关系密切，青海办事大臣参劾琦善滥杀藏民，他受了牵连，遣戍军台；咸丰三年任直隶布政使时，正值太平军挥师北伐，他奉命督办军务，得罪了直隶总督、恭王奕䜣的岳父桂良。被桂良参劾，他再次以不听调度免职。接着先后在胜保、僧格林沁、向荣帐下听候差遣；咸丰十一年任江西布政使时因筹饷不力被两江总督曾国藩参劾免职；最后一次是同治四年在陕西按察使任上，被陕西巡抚刘蓉参劾，奉旨革职，永不叙用。

由于张集馨这本书是在彻底告别官场后写就的，对参劾他的人肯定是笔下不客气。但为文者评价一个人——哪怕对方是自己的仇人——也应有起码的公道。但张集馨不然，在他笔下，曾国藩、左宗棠这种湘军大佬、中兴大臣不过是世无英雄而夤缘成名的竖子。

咸丰十年六月，张集馨赶到南昌就任江西布政使。当时江南大营已被太平军踏破，东南糜烂，清廷不得不仰仗唯一还可以作战的湘军，故授曾国藩两江总督之职。江西当时已基本肃清太平军的势力，成为曾国藩规复东南的粮饷基地。

为战争筹集钱粮，当然是一件不好办的差使，而这个差使主要由布政使来担当。曾国藩何尝不知道赣省在大战之后，百姓疲苦之极。但在“剿贼”这样的大局下，向江西伸手也是没办法的事。咸丰十年八月和九月，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身份，两次向下属张集馨写信，以晚辈自居，态度很是谦恭，无非希望张集馨能努力工作，配合大局。曾国藩对其称呼是“椒云老前辈大人阁下”，落款是“馆侍曾国藩”，对他说：“老前辈智珠在握，尚望惠赐南针，俾不至大迷涂辙，贻误珂乡全局。”

张集馨却一再强调客观困难，而且认为在江西筹款不可信，并且判断：“曾涤生（曾国藩字涤生）不筹全局，决裂无疑。”嘲笑曾国藩重用不会打仗的李元度。曾国藩对张集馨等人只说困难的请示，自然不客气地批复，一一驳斥。——大敌当前，上司所需要的是下属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而非推诿。张集馨在书中如此评价曾国藩：

据曾帅所批，直是玩视民瘼。平昔尚以理学自负，试问读圣贤书者，有如是之横征暴敛，掊克民生，剥削元气者乎？

这就等于控诉曾国藩是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假道学，而自己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慈不掌兵，当时情形下，作为东南最高军政长官，曾国藩非如此不可。身为受道光、咸丰两代皇帝厚恩的张集馨，反而站在道德高地进行冷嘲热讽。

对左宗棠，张集馨依然是看不上。他于书中言：“（左宗棠）向在骆吁门（即骆秉章）中丞处为幕友，腹笥笔底，俱富丽敏捷，而性情跋扈，在骆幕任意横恣。骆短于才，拱手听命，文武官绅非得左欢心者无不得意。”

这段描述大抵不差，但可看出张集馨的刻薄。骆秉章任由左宗棠去做，正是他的高明，而张集馨则嘲讽骆“短于才”。左宗棠当时刚从“樊燮京控案”解脱，以四品京堂带兵到江西打仗，写信给张集馨要粮饷，毫不客气。张集馨形容左的语气，“满纸语句，摸之有棱”。然后又摆老资格，“余自道光十六年即为外吏，今将三十年.......受后生小子之欺凌也。”

他这种过于自尊的敏感，处处可见。咸丰九年他被任命为署福建布政使时，向咸丰帝辞行后，去见了军机大臣文祥。文祥被李鸿章誉为“旗人中之鸾凤”，才干和操守得到士林公认。张集馨向文祥行礼，文祥没有回礼。然后闲聊起来，文祥问及科第出身，得知张集馨比自己早十六年中进士，便呼其为“前辈”。可张那颗小心脏受不了，在《见闻录》中说：“为竖子所侮，殊为可愧。”——这就是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一个副省长向一个副总理行礼，副总理不回礼岂非正常乎？何况文祥得知对方的资历后马上改口称“前辈”了。

历史是胜利者所写的，同治三年，天京城被张集馨瞧不起的曾氏兄弟和湘军攻陷。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张集馨发了一段酸葡萄似的议论。他在同治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日记中写道：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浙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一门鼎盛，何德以堪自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绝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

这番话还是不服气，加上类似“看你家现在兴旺日后有倒霉的时候”之心理期望。月满则亏的道理曾国藩比他看得更透彻；如何防范功高盖主引来家族祸患，曾国藩所作为超过历史上大多数功臣。终清一代，乃至今日，曾家的子孙状况，大约让张集馨失望了。

张集馨不是满蒙亲贵，其性格和心态以及格局，怎么可能使他做到巡抚、总督那样的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