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真宗赵恒（公元968年──公元1022年），是北宋的第三位皇帝，也是宋太宗赵匡义的第三子。初名德昌，次名元休，又名元侃，立为太子时，始用“恒”为名。《宋史》的作者以为真宗赵恒“幼英睿，姿表特异，与诸王嬉戏，好作战阵之状，自称元帅。太祖爱之，育于宫中。尝登万岁殿，升御榻坐，太祖大奇之,抚而问曰：‘天子好作否？’对曰：‘由天命耳’。比就学受经，一览成诵。”在赵恒的伯父赵匡胤看来，赵恒是帝王之具。其实，这大约是赵匡义系统的人编制出来的故事。按照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规则，赵匡胤的皇位，应该传给自己的儿子。赵匡义是赵匡胤的弟弟，皇位是以特殊方式不明不白地搞到手的，连《宋史》的作者也不得不承认“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县公之贬死，武功王之自杀，宋后之不成丧，则后世不能无议焉。”所谓后世的议论，就是“烛光斧影，千古疑案”。既然赵匡义以非常的手段夺取了权力，他本人，以及他的儿子赵恒都有可能制造一些舆论，为巩固自己的政权做一切可能做的事。包括说赵匡胤欣赏赵恒，以为赵恒具有帝王之资才，甚至在赵恒的幼年时代就钟情属意了。至于说宋真宗赵恒是“英晤之主”，实在也就过誉。宋真宗于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即帝位,到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逝世，在位26个年头，并没有惊人的成就和作为，虽然历史学家认为他即位之初是北宋的经济发展时期，但那不是他的德政，而是乃伯赵匡胤和乃父赵匡义的遗泽，赵恒承其余绪而已。 要描述宋真宗赵恒的泰山封禅，还得从澶渊之盟讲起。 宋真宗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契丹的圣宗耶律隆绪率军南下，兵压河北，刚刚即帝位不久的赵恒去河北督战，驻跸大名： 契丹大入，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潜麾下步骑凡八万余，咸自置铁、铁棰，争欲奋击。潜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 无何，契丹破狼山砦，悉锐攻威虏，略宁边军及祁、赵，游骑出邢、洺，镇、定咱不通者踰月。朝廷屡间道遣使，督其出师，会诸路兵合击,范廷召、桑赞、秦翰亦屡促之，皆不听。廷如等怒，因诟潜曰：“公怯乃不如一妪尔！”潜不能答。都钤辖张昭允又屡劝潜，潜笑曰：“贼势如此，吾与之角，适挫吾锐气尔。”然不得已，分骑八千、步二千付廷召等，于高阳关逆击之，仍许出兵为援。洎廷召等与契丹血战而潜不至，康保裔遂战死。 （《宋史.傅潜传》） 傅潜胆小怯战，贻误军机，致使契丹人长驱直入。赵恒御驾亲征，撤换傅潜，遣高琼接替。史称由于许多武将的奋战，击退契丹。其中，最值得称赞的是范廷召，他与契丹“战瀛州西，斩首二万级，逐北至莫州东30里，又斩首万余，夺其所掠老幼数万口”，终于迫使“契丹遁去”。但是,契丹人退退进进，打打停停。与契丹人的战争，在长达5年之内，并未停止。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9月，契丹大举入侵,随后发生“澶渊之盟”。其实，“澶渊之盟”前，先有澶州之战。当契丹人包围瀛州时，朝廷内外，一片惊慌。赖寇准运筹帷幄： 九月，契丹大举入寇。时以虏寇深入，中外震骇，召群臣问方略。王钦若，临江人，请幸金陵。陈尧叟，阆州人，请幸成都。帝以问准，准曰：“不知谁为陛下画此二策？”帝曰：“卿姑断其可否，勿问其人也。”准曰：“臣欲得献策之人，斩以衅鼓，然后北伐耳！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敌当自遁；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溃，敌乘胜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帝意乃决。因问准曰：“今虏骑驰突，而天雄军实为重镇，万一陷没，则河朔皆虏境也。孰为可守?”准以王钦若荐,且曰：“宜速召面谕，授敕俾行。”钦若至，未及有言，准遽曰：“主上亲征，非臣子辞难之日，参政为国柄臣，当体此意。”钦若惊惧不敢辞。 （《宋史纪事本末》卷21） 赵翼在《二十二史劄记》中指责宋代官制腐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契丹南下，大兵压境，王钦若、陈尧叟等大臣，不必说有抗敌之谋,连抗敌之意亦不曾有，一味逃避。更为有趣的是，连逃避也只向自己的家乡逃，“参知政事王钦若，江南人也。请幸金陵；陈尧叟,蜀人也，请幸成都”，大概皇帝逃避到自己的家乡，既给自己的家乡带来利益，又能强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增加自己在政治游戏中的力度。显而易见，连失败逃跑也念念不忘自身的私利，这样的吏治确乎令人伤感。在对待契丹入侵的问题上，寇准是强硬的抗战派，他不仅用严厉的态度批判主张迁都逃避的王钦若和陈尧叟，而且也以坚决的态度力促当朝皇帝赵恒大驾亲征。当赵恒被寇准促至澶州，隔河相望，见“契丹兵方盛，众请驻跸以觇军势”时，寇准力排众议，坚决要求赵恒过河，亲临前线。他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并陈述他的兵力部署，“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稳操胜券：“何疑而不进？”虽咄咄逼人，却信心百倍。加上太尉高琼的一力相助,“帝遂渡河，御北门城楼”。皇帝、大臣皆在前线，给自家的士气起了鼓舞作用，给敌人的士气起了震慑作用。“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契丹相视惊愕，不能成列。” 这无疑是一场心理战，收到了积极的效果。遗憾的是“澶渊之战”转眼之间变成了“澶渊之盟”： 帝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敌数千骑乘胜薄城下，诏士卒迎击，斩获太半，乃引去。上还行宫，留准居城上，徐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帝喜曰：“准如此，吾复何忧。”相持十馀日，其统军挞览出督战。时威虎军头张瓌守床子弩，弩撼机发，矢中挞览额，挞览死，乃密奉书请盟。准不从，而使者来请益坚,帝将许之。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有计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准不得已许之。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曰：“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曰：“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宋史.寇准传》） 这就是著名的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为什么宋真宗赵恒在初战告捷、敌方统军挞览战死的情况下，应敌方要求而自己心甘情愿赔款结盟呢？不近人情的事实却有深刻的背景在。北宋政权的创始人，在政治上有先天不足之狠。唐末藩镇为恶，五代十国军阀横行，赵匡胤仕后周靠“陈桥兵变”，才“黄袍加身”的。军权在政权中的作用，给赵匡胤及其核心集团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登上皇帝宝座，建立宋政权以后，深虑社稷不安，就有“杯酒释兵权”之举。以权力安危为政权宗旨，不以民富国强为政权宗旨，是有宋一代根本性的失误。在处理边事纠纷和战争问题时，常常以政权维持为极限，维持政权，则委曲相求；威胁政权，则一力抵抗，一旦形势改变，威胁减少，又尽力求和。因此，有宋一代（包括南宋）,外患频仍,终被元蒙取代。后来，许多学者归罪南宋，痛诋南宋的奸臣和主和派，其实，南宋的软骨综合症，来源于北宋的先天不足。元朝诗人刘因在《白沟》诗中说：“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是说北宋灭亡，原来金宋分界的“白沟”，移至江淮，南宋与金的分界线是淮河。刘因以为，北宋的灭亡，不能只责怪宋徽宗赵佶的过失。宣和是徽宗最后一个年号。诗中的“赵普元无四方志”，是有历史根据的。赵普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宰相，曾显赫一时。但是,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北宋军队进军幽蓟，赵普上疏谏止： 臣窃念大发骁雄，动摇百万之众，所得者少，所丧者多。又闻战者危事，难保其必胜；兵者凶器，深戒于不虞。所系甚大,不可不思。臣又闻上古圣人，心无固必，事不凝滞，理贵变通。前书有“兵久生变”之言，深为可虑。苟或更图稽缓，转失机宜。旬朔之间，时涉秋序，边庭早凉，弓劲马肥,我军久困，切虑此际,或误指踪。臣方冒宠以守藩，曷敢兴言而沮众。盖臣已日薄西山，馀光无几，酬恩报国，正在斯时。伏望速诏班师，无容玩敌。 （《宋史.赵普传》） 赵普以为，进军幽蓟（今河北省北部）是“老师费财，诚无益也。”岂不知，有宋之患，始于幽蓟。在古代，民族关系，一靠政策，二靠强大。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依托，再好的政策也不一定被接受。应该说,赵普是宋王朝的忠臣，却不一定是宋王朝的良臣。赵普念念不忘的是“兵久生变”，于宋王朝不利。“兵久生变”是赵匡胤的心病，也是赵匡义的心病。所以宋太宗赵匡义郑重其事，以诏书回答赵普，虽然是作解释工作，但对赵普的忠心是心领神会。赵普的最大错误是“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何足介意”的话，其实，纵观古今，分裂并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因为单体的人无法生存。社会发展的标志是人类的群体化，群体化促进分工，分工促进发展，发展越来越要求理更大规模的群体化。分裂在小生产条件下是可能的，在生产相对落后的条件下也是可能的，但归根结底，最终的大趋向是联合。试看从原始部落的存在，到今日之共同体、独联体、经济圈、贸易区……等，虽然弯弯曲曲，复复杂杂，但抛开细节，只看宏观，历史的趋向是十分明确的。“远人不服，自古圣王置之度外”是不对的。这大约就是刘因指责的“赵普元无四方志”的依据。当然，刘因并不理解我们讲的历史规律，他不过是从儒家大一统观念出发，主张封建帝王要志在四方，安定边陲，维持一统。这在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社会经济结构的条件下，是进步的，合理的，因为这种大一统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发展经济，强化交流，缩小差别，不必通过武力行为搞掠夺性的再分配，有相对合理性。赵普“无四方志”，是惧怕“兵久生变”，与刘因的维持大一统，不是一回事。所以，北宋初的“无四方志”的思想，影响北宋，也影响了南宋，自然也影响着宋真宗。所以，我们说，宋真宗在澶州初战告捷的情况下，情愿赔款与契丹结盟，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并不是简单的怯战、厌战。 无庸细说，澶州之战以后，宰相寇准的地位与声望与日俱增，这在吏治腐败的北宋朝廷中,又引起一阵阵冲击波：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它日，又除官，同列因吏持例簿以进。准曰：“宰相所以进贤退不肖也，若用例，一吏职尔。”二年，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准颇自矜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王钦若深嫉之。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曰：“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钦若曰：“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 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钦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不悦。钦若曰：“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宋史.寇准传》） 王钦若是北宋五鬼之一，他利用寇准提拔官员引起一般朝臣不满时，向皇帝进谗言。他的恶毒之处是挑拔寇准与皇帝的关系，事关赵恒的自身利害，最易引起赵恒的不满。王钦若说寇准把赵恒当作赌注，不能不令赵恒烦恼。至于说一般朝臣对寇准晋升官员“不以次”，倒是说到了封建官僚的紧要处。封建社会官员制度有两大特点，一是等级制，二是人治，不用法治，或者说主要不依靠法治。显然,选择官员亦依人而不依法。为了限制入选官员过程中的弊端，要求按等级按程序提拔，是可供选择的方法之一。因此，官员选择就产生了不可克服的矛盾。按等级和程序，常常是相形见绌的庸人晋升；不按等级和程序，又有可能纵容选拔营私舞弊者，这常常取决于选拔者本人的政治品格和道德品格。寇准“不以次”提拔了哪些人，不清楚，无法评论。但这给王钦若提供了一个进攻的机会，却是寇准“不学无术”的表现。史称寇准为人“刚直”，但在政治游戏中，只靠社会政治伦理的完美性是不行的。必须御人有术。由于北宋朝廷的吏治松懈，政治游戏陷入极度的不规则的过程中，寇准就失宠，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宋真宗赵恒改用王旦为宰相。 王钦若为了进一步控制宋真宗的政治动向，提出了涤除澶州之耻的办法： 钦若度帝厌兵，即谬曰：“陛下以兵取幽燕，乃可涤耻。”帝曰：“河朔生灵始免兵革，朕安能为此？ 可思其次。”钦若曰：“唯有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然自古封禅，当得天瑞希世绝伦之事，然后可尔。”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帝思久之，乃可。而心惮旦，曰：“王旦得无不可乎？”钦若曰：“臣得以圣意喻之，宜无不可。”乘间为旦言，旦黾勉而从。 （《宋史.王旦传》） 利用泰山封禅来达到“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以洗涤澶渊之盟的耻辱的目的，确乎是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又值得探索的问题。实际上，自从宋太宗赵匡义在雍熙、端拱年间与契丹接战，并且多次败绩之后，北宋朝廷视契丹为畏敌。宋真宗即帝位后，也是不得不战,不敢不战。澶州之战使宋真宗有小胜即和的机会，但是，谁能保证“澶渊之盟”的有效性？雪城下之盟的羞耻也罢，群臣争宠斗气也罢，归根结底是要遏制契丹南侵，保住大宋的江山社稷。因此，王钦若提的洗雪澶渊之耻的措施是两个。一是发兵夺取幽蓟。二是泰山封禅祭祀。发兵夺取幽蓟，宋真宗不会干。因为发兵夺取幽蓟,他父亲曾经干过，以失败告终。契丹入侵，宋真宗也曾坐镇大名，互有胜负。澶州之战，也曾亲临前线。体验的结果，战胜契丹，确乎不易。加上有宋朝廷追求平安佚乐，漫舞轻歌，悠游岁月的风气，宋真宗更加惧怕“兵久生变”，危及皇帝宝座。王钦若看准了宋真宗的心思，故意提出“发兵夺取幽蓟”，目的是卸去自己身上怯战求和的责任，显示考虑问题的多维性；将责任转嫁到皇帝身上，强化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为控制皇帝制造一根杠杆。宋真宗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拒绝。王钦若最热衷的是封禅泰山。王钦若以为，封禅泰山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这当然是一个富于魅力的命题。使我们困惑不解的是，堂堂大宋朝廷，自然不乏精通政治、历史、文化的人才，却没有一位有识之士出来驳斥王钦若的论题。不仅不加以驳斥，而且一一默许，连向以忠厚诚实著称的王旦也予以认可。这还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昏聩腐败。《宋史》的作者在言及这一历史公案时，曾发表过一段颇中肯的揣测： 宋自太宗幽州之败，恶言兵矣。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意者宋之诸臣，因知契丹之习，又见其群有厌兵之意，遂进神道设教之言，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庶几足以潜消其窥觎之志欤？ （《宋史.真宗本纪》） 说契丹人迷信，宗教意味特别浓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具有迷信思想，从事祭天祭地祭山川神祇是古代生产不发达民族的普遍现象，契丹人如此，中原人民亦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契丹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其文化发育的程度是很低的。加上边境恶劣的自然条件，他们谋求生存的困难相对的多。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在他们那里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生存的土壤。《宋史》作者的描述是符合事实的。质言之，“神道设教”在汉民族文化史上，至唐代已大大减弱，而在契丹人那里，“神道设教”大约还是宏运兴隆，所以王钦若以为，宋真宗如果搞一次大型的“神道设教”活动，例如封禅泰山活动，可以镇服契丹，夸示外国，以收威慑的心理效果。王钦若的提议，朝廷上下，一致赞成，封禅泰山就成为宋真宗时代一次壮举。 众所周知，封禅泰山是神圣的典礼仪式，按照传统的观念，并不是任何一位帝王都有资格去泰山封禅。质言之，封禅泰山有条件。这些条件是：一、易姓而王，致太平，告成功于天。就是说，开国之君，有突出成就，可以告天地神祗。二、非开国之君，政治上有突出的成就，天下太平，五谷丰登，祥瑞频现，也有资格封禅。宋真宗承伯父和父亲的馀绪，经济上虽然在发展，但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建树不大，特别是在安定北方边陲方面，不仅没有成就，反而十分被动，“澶渊之盟”又被大臣认为是耻辱，不是光荣，因此，宋真宗要到泰山封禅,必须取得上天的帮助。显而易见，所谓“天助”，实际上还是“人助”。且看王钦若的谋划：“天瑞安可必得？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惟人主深信而崇之,以明示天下,则与天瑞无异也。”说得十分清楚，“天瑞”可以人工制造，只要皇帝深信不疑，并昭告天下，那么，人造“天瑞”就是天赐的祥瑞。质言之，王钦若告诉宋真宗赵恒，可以弄虚作假。只要假戏真唱，那么，假戏就是真戏，“人瑞”就是“天瑞”。于是，宋真宗就大张旗鼓地认认真真地弄虚作假： 帝犹尤豫,莫与筹之者。会幸秘阁，骤问杜镐曰：“古所谓河出图、洛出书，果何事耶？”镐老儒，不测其旨，漫应之曰：“此圣人以神道设教尔。”帝由此意决。遂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既归，发之。皆珠也。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 （《宋史.王旦传》） 宋真宗确认“神道设教”。“神道设教”不仅有现实的意义，而且有圣人的依据。杜镐的话很含混，赵恒听来却分明。确认“河出图、洛出书”也是人干的，是人“出图”、人“出书”，目的是“设教”。于是，赵恒就打通关节，清除障碍。皇帝弄虚作假，扫除障碍的有两种，一是用“武”的办法，强行实施，谁反对就搬掉谁。二是用“文”的办法，说服拉，搞统一战，将反对派化解为赞成派。赵恒确乎有点小聪明，先让王钦若通通声气。取得王旦默认之后，自己再亲自出面请客、送礼，王旦心里明明亮亮,十分默契。宋真宗打仗无能，捣鬼却有术。 至是，帝谓群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将半,朕方就寝，忽室中光耀，见神人星冠绛衣，告曰：‘来月宜于正殿建黄箓道场一月，当降天书《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对，已复无见。自十二月朔即斋戒于朝元殿，建道场以佇神贶。至是，适皇城司奏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令中使视之，帛长二丈许，缄物如书卷，缠以青缕，封处隐隐有字，盖神人所谓天降之书也。”旦等皆再拜称贺。帝即步至承天门,瞻望，再拜，遣二内侍升屋，奉之下。旦跪进，帝再拜受之，亲置舆中，导至道场，授陈尧叟启封。帛上有文曰：“赵受命，兴于宋，付于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复命陈尧叟读之，有书黄字三幅，词类《洪范》、《道德经》,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绍世，次谕以清净简俭，终述世祚延永之意。读讫，帝复跪奉，韫以所缄帛，盛以金匮。群臣入贺于崇政殿，赐宴，帝与辅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庙、社稷。大赦,改元，群臣加恩，赐京师酺五日。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置天书仪卫扶持使，有大礼，即命宰执近臣兼之。钦若之计既行，陈尧叟、陈彭年、丁谓、杜镐益以经义附和，而天下争言祥瑞矣。 （《宋史纪事本末》卷22）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冗长琐细，细细想来，冗长琐细得有道理。大凡弄虚作假，必须认真细致，面面俱到，点水不漏，才能将“假”弄成“真”；否则，草率粗疏，顾前忘后，顾后忘前，破绽百出，一眼便知其假，决不可能弄“假”成“真”，结果定是“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因此，叙述弄虚作假之文字，必须仔仔细细，认认真真，一事一字必严肃对待,方是作假之高手。这一段文字，先说皇帝梦神人指点；依神人指点而作道场；皇城司奏天书降而应梦；率群臣验视而应皇城司报告。然后拜天书、读天书、供奉天书、保护天书，其步骤严谨，合乎礼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北宋举国上下,热衷于天书祥瑞，纷纷请求宋真宗封禅泰山。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兖州父老吕良等1289人及诸道贡举之士846人请求封禅；宰相王旦率百官将校、州县官吏、蕃夷、僧道24375人上表请求封禅，于是，宋真宗正式下诏，决定同年10月有事于泰山。 宋真宗上泰山，和他搞天书游戏一样，假戏真唱，用时髦语言说，“很投入”。做了很周密的准备工作。对在泰山上封禅的有关礼仪和祭坛祭物都作了认真的讨论。从史书记载看，未见于前代帝王的，是宋真宗离开京城时，有小驾仪仗： ……出京日，具小驾仪仗：太常寺三百二十五人，兵部五百六十六人，殿中省九十一人，太仆寺二百九十九人，六军诸卫四百六十八人，左右金吾仗各一百七十六人，司天监三十七人。总计2138人。不包括皇帝的随从，不包括各地官员、绅士，也不包括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使者和周边国家的使臣。与秦汉封禅泰山相比,唐宋的封禅泰山参与人数，远远超过秦汉，这一方面的原因是因为秦皇汉武封禅泰山，有个人长生成仙的秘请，有浓郁的神仙隐秘之气；另一方面的原因，或者说是重要的原因是彼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可提供的剩余产品不会太多，庞大的队伍，生活供应十分困难。前已叙述，唐玄宗封禅泰山，随从众多。据笔记记载，玄宗好大喜功，仅随从马匹就十分壮观，王毛仲以一种颜色的马千匹组成方阵，各种不同颜色的马，浩浩荡荡，“远望之如云锦”。马且如此，人自不必说了。宋真宗封禅，连一些细节也认真研究敲定，例如皇帝的坐褥，原先是黄色的，现在改为紫色的，等等。质言之，不管宋真宗在细节上作何种改变，封禅泰山要祭天祭地，要祭祖宗祭父母，祭山神，却是始终一致的。令人感兴趣的,，宋真宗上泰山，却有些奇处，引人注目： 辛卯，发京师，以玉辂载天书先行。次日如之。至郓州,令从官、卫士蔬食。丁未，次奉高宫。戊申，斋于穆清殿，诸升山者官给衣，令祀日沐浴服之。庚戌，帝服通天冠、降纱袍，乘金辂，备法驾，至山门幄次，改服 袍，乘步辇登山，卤簿、仪卫列山下，天书仗不上山，与法驾仗间立。知制诰朱巽奉玉册牒及圆台行事官先升，且以回马岭至天门路峻绝，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卫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自山趾盘道至太平顶，凡两步一人，彩绣相间，树当道者不伐，止萦以缯。帝每经狭险，必降辇徙步。亚献宁王元偓，终献舒王元偁，卤簿使陈尧叟从。祀官、点馔习仪于圆坛。是夕，山下罢警场。 （《宋史.礼志》） 相比较而言，秦皇汉武上泰山，没有留下细腻的文字描述，似乎他们也没有特别的作为来引人注目，一切都显得过分的隐秘，一切都显得过分的神圣。到东汉光武帝,才开始显示公开正大的生机，马第伯写下了一篇《封禅仪记》，记叙登山途中的情况。 不知为什么，那时的马第伯以登山为艰难辛苦，带着忍受和无可奈何的心态。到唐玄宗就情况大变，人们以登山封禅为乐，用音乐、阳光、云霞点缀得五彩缤纷，一派欢乐祥和之气。特别写灯光从山下一下连缀到山上，夜间目视，如星星自地联天，煞是另一番景象，至于宋真宗，则集中在上山省力方面动脑筋，所谓“人给横板二，长三尺许，系彩两端，施于背，膺选从卒，推引而上”真是别出心裁。至于两块横板如何“施于背”上，又如何“推”，如何“引”，则未尽其详。总之，借助他人之力，以登陡峭山崖，似不为过。“卫士皆给钉鞋，供奉马止于中路”，都是费了一番心思的措施。宋真宗抵抗契丹入侵堪称乏术，而封禅祭祀确乎有能。   从秦始皇到唐玄宗，封禅泰山皆用《玉牒文》，秦始皇、汉武帝《玉牒文》秘而不露，唐高宗、唐玄宗《玉牒文》一体公开，到宋真宗赵恒，不仅《玉牒文》公开,而且多了一种《玉册文》，细核两文，规格体制大体相似，涉及内容亦大体相同。《玉册文》是宋代新事： 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臣嗣膺景命，昭事上穹。昔太祖揖让开基，太宗忧勤致治，廓清寰宇，混一车书。固抑升中，以延积庆。元符锡祚，众宝效祥，异域咸怀，丰年屡应。虔修封祀，祈福黎元。谨以玉帛、牺牲、粢盛、庶品，备兹禋燎，式荐至诚。皇伯考太祖皇帝、皇考太宗皇帝配神作主。尚飨。（《宋史.礼志》） 观其文字,是祭天祷词。它与《玉牒文》一样，都有“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的字样，文体格式大体一致，不知宋真宗为什么要搞两种。据《宋史》记载，宋真宗在泰山上祭天时，用《玉册文》和《玉牒文》，在泰山下社首山祭地时，只用《玉册文》，不用《玉牒文》。山下《玉册文》中用“敢昭告于皇地祇”字样。三篇文字，都称颂天地神祇，都称颂赵恒的伯父赵匡胤和父亲赵匡义。并且三篇中都有为民求福的话，只是文字稍异：“ 祈福黎元”、 “惠绥黎元”、“黎元受祉”。不过，细心推敲，宋真宗的内心愿望还是能觉察出来。他的祭社首山《玉册文》中有“八表以宁，五兵不试”的话，足见赵恒企盼边境安宁、契丹息兵的心情何等深切！然而有趣的是，宋真宗“澶渊之盟”和封禅泰山之后，契丹确乎偃旗息鼓，没有大规模的南侵，这使宋真宗大为兴奋，真的以为封禅有灵，于是大规模地建造庙宇，频繁地举行祭祀典礼仪式。不过，根据有关历史资料分析，这只是一个违背历史事实的误解。宋真宗东封泰山之后，契丹政权之所以没有向北宋发动大规模战争，是因为契丹政权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影响了政治格局的均衡，牵制了契丹的力量。这些“变化”主要是： 第一，澶渊之盟以后，契丹萧太后逝世，契丹政权的力量格局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据《辽史》记载，萧太后是一位很有机谋的人物，她善于驾驭大臣，每次入侵中原,她都亲自在战场上督战。她的逝世，使契丹政权失去了中心，需要时间来重新调整政治格局，建立新的平衡体制系统。 第二，大中祥符三年（公元1010年），高丽（今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康肇杀掉了国王，契丹首领隆绪认为是大逆不道，主张发兵讨伐康肇，以示惩罚。于是，爆发了契丹人和高丽人之间的战争，虽然契丹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连年战争，耗损了契丹的实 力，无暇分兵作战。 第三，契丹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无力他顾。公元1029年，契丹大延琳据辽阳（今辽宁省辽阳市）反叛；公元1031年，契丹首领隆绪逝世，其子宗真继立，宗真的生母耨斤和养母齐天后争权，耨斤杀齐天后，而耨斤又因擅权被废。 宋真宗在封禅问题上的意识形态错误，直到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才得到初步的纠正： 仁宗天圣七年六月，大雨震雷，玉清昭应宫灾。诏系守卫者于御史狱。太后泣对大臣曰：“先帝尊天奉道，故竭力成此宫，今一夕延燎几尽，惟长生、崇寿二小殿存，何以称遗旨哉！”范雍抗言曰：“不若悉燔之也！先朝以此竭天下之力，遽为灰烬，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将葺之，则民不堪命，非所以祇天戒也。” 王曾、吕夷简又助雍言。中丞王曙亦言：“玉清昭应宫之建非应经义，天变来警，愿除其地，罢诸祷祀，以应天变。”右司谏范讽复言：“此实天变，不当置狱。”太后与帝感悟，遂减守卫者罪，下诏不复修治，以二殿为万寿观，罢诸宫观使。 （《宋史纪事本末》卷22） 玉清昭应宫是宋真宗赵恒为纪念天书和封禅而建筑的规模宏大的宫殿，用范雍的话说，是“竭天下之力”搞成的。宋真宗建玉清昭应宫，政治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北宋的大臣通过20余年的观察，大概已深知契丹人的社会政治状况，契丹不南下入侵，不是因为封禅和天书，而是别有原因，加上宋真宗已死，理当恢复政治上的清醒，所以坚决反对再修复玉清昭应宫，当然也反对惩办守卫昭应宫人员。玉清昭应宫被雷击毁并不再修复，标志着一种政治观念和文化心态的结束。遗憾的是宋仁宗寄希望于纳财物以求和平的方针也不是上策。需要指出的是，宋真宗的封禅泰山将原本标志历史发展变化的封禅泰山的文化心态，又倒退一步，由政本位观念倒退到“神道设教”的神本位观念，实在令人遗憾！所以，后来的历史学家认为宋真宗封禅是“不思修本以制敌，又效尤焉，计亦末矣！”平心而论，这个批评是十分中肯的，一个政权，首要是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为此要制定相对合理的政策，进行相对合理的社会再分配，国富兵强,保卫领土完整和社会稳定。反之，发展生产无方，社会再分配混乱，若缺乏调节能力，就一定会招致社会结构不稳，造成内忧外患的局面。因此，放弃富国强兵的路线，以封禅祭天的方式来谋求政权的长治久安，确乎是下策。但是，作为封禅祭祀典礼本身，宋真宗却进行得很细致很圆满： 帝之巡祭也，往还四十七日，未尝遇雨雪，严冬之侯，景气恬和，祥应纷委。前祀之夕，阴雾风劲，不可以烛，及行事,风顿止,天宇澄霁，烛焰凝然，封讫，紫气蒙坛，黄光如帛，绕天书匣。悉纵四方所献珍鸟异兽山下。法驾还奉高宫，日重轮，五色云见。鼓吹振作,观者塞路,欢呼动天地。改奉高宫曰会真宫。九天司命上卿加号保生天尊，青帝加号广生帝君，天齐王加号仁圣，各遣使祭告。诏王旦撰《封祀坛颂》，王钦若撰《社首坛颂》，陈尧叟撰《朝观坛颂》。圆台奉祀官并于山上刻石，封祀、九宫、社首坛奉祀官并于《社首颂》碑阴刻名,扈从升朝官及内殿崇班、军校领刺史以上与蕃夷酋长并于《朝觐颂》碑阴刻名。 （《宋史.礼志》7） 时隔千年，宋真宗东封泰山时期的碑刻存毁参半，赵恒亲自撰写的《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碑》在岱顶德星岩，依稀可认。王旦的《大宋封祀坛颂碑》几经迁徙，现在依然屹立在泰山南麓的岱庙里，遗憾的是，陈尧叟的《朝观坛颂》的碑刻不知下落，而王钦若的《禅社首颂碑》被马洪奎部于公元1930年砸毁。但是，北宋名臣杨亿撰写的《大宋天贶殿碑》保存完好，它的存在可确认天贶殿始建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6月至10月，其目的是为纪念大中祥符元年6月6日“天书再降于泰山，皇帝亲迎天书于含芳园”和宋真宗封禅而建。这座殿堂虽屡毁屡修，但其形制可以相信大体是宋代规格。 附：秦始皇封禅  秦始皇帝嬴政（公元前259－前210年），是在战国纷争的条件下，灭六国建立统一封建帝国的皇帝。他于公元前246年即帝位,时年13岁。即帝位后，励精图治，为建立统一大帝国东征西伐。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5年灭魏，随后,在前223年至前221年内，连续灭楚、赵、燕、齐,并于公元前221年宣告统一大帝国的建成。这个大帝国幅员之大，在此之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据《史记》记载，秦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灭六国，统一天下，靠的是武功，南征北伐：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赵公子嘉乃自立为代王，故举兵击灭之。魏王始约服入秦，已而与韩、赵谋袭秦，秦兵吏诛，遂破之。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畔约，击我南郡，故发兵诛,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乱，其太子丹乃阴令荆轲为贼，兵吏诛，灭其国。齐王用后胜计，绝秦使，欲为乱，兵吏诛，虏其王，平齐地。… … （《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是秦始皇在统一天下之后给丞相、御史命令中的话，文中连用六个“诛”字加一个“击灭”字样，可见秦统一全是武力杀伐的结果。至于原因，当然是嬴政一面之词。至少，《史记》中就有“秦灭六国，楚最无罪”的话。当然，具体地判定六国是非，是没有意义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春秋战国，五霸七雄，历经550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统一虽未必给人民带来实质性的恩惠，但免于刀枪剑戟之苦，却是现实的。毫无疑问，竞争，对失败者说，是非常残酷的；对胜利者而言，却是严峻的。在军事上消灭六国政权之后，秦始皇必须采取行政的和制度上的措施，将统一政权定型化。 废分封，立郡县。众所周知，周朝实行分封制，似乎将地块划拨在自家家族手中，分兵把守四方，江山才稳固。时间推移，血缘亲族之情逐渐淡化，而权力利益之争逐渐强化，久而久之，血缘亲情，烟消云散，而权力利益之争却愈演愈烈，历史的发展，将分封制击得粉碎。秦建国后，是重复历史的旧制？还是另辞现实社会的新规？自然有一番争执： 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两种意见，尖锐地摆在嬴政的面前。王绾的意见，显然是因袭的惯性。然而，历史的教训是深刻的。春秋战国550年的纷争,原因固然多多，但分封制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秦始皇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杰出的人物，首先是他敢于突破历史的成见，开创新的局面。当着王绾和李斯的意见相左时，他立即表示意见，总结历史的教训抛弃陈腐观念，支持李斯，另立新的规章。他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能哉！廷尉议是。”毫不夸张地说，秦始皇放弃分封制，建立郡县制,是一项历史性的改革，也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柳宗元在《封建论》一文中对“封建”（即分封制）的批评，可以看作是对郡县制的褒奖：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其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分封制，实质上是“家天下”，代代相传。代代相传的世袭制，不能保证贤人“以立于天下”，并且，必定是腐败的温床。西周分封的失败，历代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导致的后果，是尽人皆知的。因此，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是一大创举。当然，秦始皇设郡县的目的，并不是简单的“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而是为了秦王朝的“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秦王朝依据赢政的决断，将当时的中国分为36郡，奠定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行政区划的基本格局。 秦始皇的“统一”措施有几项是社会生活必需的制度： 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 我们说过，度量衡制度是联系群众、组织生产、进行交换必不可少的条件。“车同轨”和“书同文字”两项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度量衡的作用是相等的。车两轮之间的距离固定，是车的标准件，标准件可互换，这对于战争和运输都十分有利。六国的割据，造成文字的差异，统一文字可以统一政令。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自秦开始，中国文字实现了统一，而且贯彻始终。这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的经验证明，夺取政权，建立政权并不等于巩固政权。巩固政权需要在夺取政权建立政权之后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就特殊性而言，巩固政权，对秦始皇而言，尤为重要，因为秦信奉法家学说，讲法、术、势以御臣下，崇尚皇帝的绝对权威。对政治上的反对派严刑峻法，甚至是残酷镇压。更为严重的是，在镇压六国贵族反抗的同时，对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扩大了对立面，肆意制造自身的掘墓人。对知识分子的特殊性没有清醒的认识，对朋友、敌人和社会寄生力量不加分析和区别，甚至焚书坑儒，粗暴地破坏文化传统。在社会的长期纷争战乱之后，不知休生养息，不知爱惜民力，穷奢极欲，好大喜功，驱使成千上万的劳动力大兴土木工程，残民以逞，竭泽而渔，天怨人怒，立国仅12年，就在农民大起义的怒涛声中灭亡了。凡此等等，都说明刚刚建立的秦统一政权实际上存在着严重的危机。 秦始皇在政治上是十分敏感的，对秦建立后的政治状况，有清醒的认识：“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因东游以厌之”（《 史记.高祖本纪》）。所谓“东南有天子气”，就是说“东南”(主要是指楚国辖地)有反抗秦王朝并企图取而代之的政治基础和力量。“东游以厌之”的“厌”是“压”的假借字，“厌”就是“镇压”。这就是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开始东巡的重要原因。我们认真考察一下秦始皇所说的“东南有天子气”的内容，对我们了解秦始皇的泰山封禅是极为有益的。 东方反抗秦王朝的政治主要力量有两个方面： 一是六国贵族的剩余力量。《史记.留侯世家》载：“留侯张良者，其先韩人也。……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张良本不姓张，而姓姬。秦灭韩，他为韩报仇，求刺客，并且终于找到了刺客刺杀秦始皇： 良尝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贼甚急，为张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史记.留侯世家》） 张良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就目的而言，是政治性的报复，秦灭韩，被灭的韩统治集团的残余力量伺机报复，可以理解。但行为本身又过分简单化。得一力士，在秦始皇被前呼后拥、护卫如林的情况下行刺,风险实在太大。结果，不得不改姓更名，逃亡到江苏下邳。毫无疑问,张良逃亡下邳,是张良的失败。 一个有作为的人，在失败之后，就应该认真地研究失败的教训，从失败的教训中寻找成功的秘决。历史学家有时也是幽默的，用一个生动的故事来发表议论。相传张良逃到下邳后，遇到一位圯上老人。老人见张良，有意将鞋坠入圯下，令张良去拾取，又令张良给穿上。张良一一完成之后，老人笑而去。随后，老人返回，约张良“后五日平明”在圯上相会。五日后，张良如约前往，而老人先在。老人批评张良:“与老人期，后，何也？”再约，又不成。又约五日，张良半夜而往。老人大喜，送给张良一本《太公兵法》，并说：“读此则为王者师矣 。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城山下黄石即我矣。”所以后人因称圯上老人为黄石公。《太公兵法》固然是解释张良后来常有奇计的原因，但是，故事本身却告诉人们一个历史的经验，复仇要有耐心，不可急躁。耐心能出现计谋和智慧，耐心能组织和聚集力量。这个故事显然是针对着张良在博浪沙的失败而发的。张良后来能克制急躁而忍耐,是因为接受了这个教训。此后，张良聚少年百余人，投奔刘邦，终成大业。 随后在江东起兵反秦的项梁和项羽，和张良相似,属于六国贵族的政治势力。 二是六国人民不堪重压而起兵反抗： 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适戍渔阳，九百人屯大泽乡。陈胜、吴广皆次当行，为屯长。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陈胜、吴广乃谋曰：“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陈胜曰:“天下苦秦久矣。吾闻二世少子也，不当立，当立者乃公子扶苏。扶苏以数谏故，上使外将兵。今或闻无罪,二世杀之。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为楚将，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今诚以吾众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为天下唱，宜多应者。”吴广以为然。 （《史记.陈涉世家》） 这里讲了两个问题，一是六国人民与秦统治集团的矛盾。秦建国之后，北修长城，咸阳大修宫殿，其工程之浩大，令人瞠目结舌。范文澜先生在所著《中国通史》第2册中说:“秦时全中国人口约二千万左右，被征发造宫室坟墓共一百五十万人，守五岭五十万人，蒙恬所率防匈奴兵三十万人，筑长城假定五十万人,再加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十五。使用民力如此巨大急促，实非民力所能胜任。虽然形式上不发闾左，但刑法苛暴，很多农民被称为罪人去服各种劳役，实际上等于部分的发闾左。秦始皇末年，农民起义已经接近了爆发点。”这个结论是完全正确的。《 陈涉世家 》中说的“会天大雨，道不通 。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就是说明秦的刑法苛暴。劳役要按期到达，如不按期到达，皆斩，连大雨的耽误，也算入犯法之内，实在不近情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相从者风起云涌，可见秦王朝与人民的矛盾严重到了何种程度。二是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严重。秦始皇信奉韩非的学说，韩非的学说十分重视皇帝的权威，从价值观念的取向上,向上层统治集团倾斜，皇帝是最受尊宠的人。另一方面对人民，对臣下，又严刑峻法。历史的辩证法常常与统治集团的荒唐愿望相反。秦始皇以为设郡县，销兵器，御臣下，就可以长治久安，王朝万世。殊不知权力越集中，越容易产生争权的矛盾，皇权越专有，越容易产生政变。秦始皇之世存在两大内部矛盾。知识分子集团在秦中央集权制下非常不适应。本来，七雄并世，知识分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政见不合，拔腿就走，另谋高就。俗话说，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苏秦、张仪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例子。到了秦一统天下，政见不合，要受到纠缠。六国灭亡，另谋高就只是一句壮胆的空话，此处不留人，就再也没有留人处了。习惯于百家争鸣的士人，只能改腔变调，附和一家之言。这其间免不了种种矛盾和斗争。焚书坑儒是秦始皇采取的苛刑暴政，以此来解决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有人说，坑儒不是“坑”的知识分子，只是一批方术之士，其中不乏不逞之徒。这话当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不过秦杀了一些不同意见的士，也是不争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一位士也没杀，但焚书却是无可否认的真实。史书上说过，马上得天下，并不能马上治天下。夺天下要武人也要文人，治天下也要文人也要武人。秦始皇建国之后，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是他一生的重大失策。其次，权力过分集中，必然导致权力腐败。举一个很小的事例：秦始皇的一大功绩是“行同伦”，力求统一全国的人伦风俗和道德观念。他在东巡浙江时，有《会稽刻石辞》，称“防隔内外，禁止淫佚”,“夫为寄豭, 杀之无罪”。这当然是一个维持社会良好风尚的决定，但是，秦始皇建国后大修宫殿，在咸阳仿六国宫殿形式，修建宫殿145处， 藏美女万人以上。最为奢侈的当是“阿房宫”：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乎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雩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 妃嫔媵嫱，王子皇孙，辞楼下殿，辇来于秦。朝歌夜弦，为秦宫人。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雷霆乍惊,宫车过也；辘辘远听，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尽态极妍，缦立远视，而望幸焉；有不见者，三十六年！… … （杜牧《阿房宫赋》） 文人的笔墨虽不免有细节的夸张，但阿房宫确确实实是“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阁道绝汉抵营室”的宏伟建筑。惟此，秦始皇是伟大的创业者，又是罕见的腐败分子，而且这种腐败象瘟疫一样，在统治集团内部扩散、蔓延，直至不可救药。秦代的腐败，迅速化为内部的权力之争，秦二世和赵高勾结，利用种种手段，获得政权，杀长兄扶苏，又杀秦始皇子女22人。为了巩固权力，“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因此，秦政权虽有创始之劳，但同时又是一个内外交困、运转畸形的的政权。 《陈涉世家》所反映的问题，是秦始皇在世的时代就存在，秦始皇作为政治家，极富于敏感性，并不迟钝。他一生自始至终注视着东方问题。 从公元前219年开始东巡，第一件事就是封禅泰山： 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生议，刻石颂秦德，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刻所立石，… （《史记.秦始皇本纪》） 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祠驺峄山，颂秦功业。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上下。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扫地而祭，席用葅稭，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而遂除车道，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从阴道下，禅于梁父。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 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 这是我们目前能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秦始皇封禅泰山的权威性见解。但是，出于司马迁一人之手的这两段材料，又不那么权威，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疑窦。首先，秦始皇上泰山和下泰山的路线就不清楚。按《封禅书》，秦始皇上泰山是阳上阴下，即从山南上山，从山北面下山。《 秦始皇本纪 》则不说上下路线。但是，上下路线不清，“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在南在北，则是问题。如果我们确认《封禅书》正确,则“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的大树则在泰山之阳,即山之南。那么,《秦始皇本纪》的“下，风雨暴至，休于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中的“树”，则当在泰山之北。历代记载的“秦松挺秀”之松皆在泰山之南， “树”成为“松”如此说来，《封禅书》和《秦始皇本纪》在秦始皇上泰山的线路问题上 ，必有一误。较大的可能是，《秦始皇本纪》中的 “下，风雨暴至”之“下”乃后世误刻。其次，“立石”，“刻所立石”。按《秦始皇本纪》，将“立石”和“刻所立石”分写，甚至是“刻所立石”一句在“禅梁父”之后，人们很容易认为在泰山上“立石”，而在泰山下梁父山“刻所立石”。按《封禅书》，“上自泰山阳至颠，立石颂秦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则当是在山顶立石刻字。于是，问题产生，秦始皇在泰山之颠既立石又刻石呢，还是“立石”和“刻石”是一回事？非常有趣的是，泰山上既有所谓“立石”（今存，许多人称为“无字碑”，指为秦始皇所立），又有“刻石”（已废，今人据拓本重刻）。 岳顶无字碑，世传为秦始皇立。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书，高不过五尺，而铭文并二世诏书咸具。不当又立此大碑也。考之宋以前，亦无此说。因取《史记》反复读之，知为汉武帝所立也。《史记?秦始皇本纪》云：“上泰山，立石，封，祠祀。”其下云：“刻所立石”。是秦石有文字之证。今李斯碑是也。《封禅书》云：”“东“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按，汉武帝刘彻）遂东巡海上。……四月，还至奉高”，上泰山封，而不言刻石。是汉石无文字之征。《续汉书?祭祀志》亦云：上东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然则，此无字碑明为汉武帝所立，而后世之不读史者，误以为秦耳。 （《日知录.泰山立石》） 顾炎武的推论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宋以后的文人相传已久，特别是明人公然刻碑于其侧，为秦物，是亦各习难改。顾炎武在同书中进一步从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体制和史家文字之严密证明泰山顶之“无字碑”非秦物，乃汉物，是颇有说服力的： 始皇刻石之处凡六，《史记》书之甚明。于邹峄山，则上云“立石”，下云“刻石颂秦德” ；于泰山 ，则上云“立石”,下云“刻所立石”；于之罘，则二十八年云“立石”，二十九年云“刻石”；于琅琊，则云“立石，刻颂秦德”；于会稽，则云“立石，刻颂秦德”,无不先言“立”,后言“刻”者。惟于碣石，则云“刻碣石门”。门自是石，不须“立”也。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使秦始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记？使汉武有刻石，汉史又安敢不录乎？ （同上）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修史的人，无论官修或私修，都必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否则，就不成体系。顾炎武从秦始皇东巡刻石的修史体例着眼，有说服力。不管立石刻石的结论如何，李斯小篆保存在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上，使后人一睹真迹，从文字学的角度说，确乎令人赞赏。 我们已经概述过秦建国以后的社会政治状况，也指出秦始皇东巡的目的（其实也是泰山封禅的目的）和他要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密切相关。这当然不是我们的臆说，而是有确实可靠的历史文献作依据。秦始皇东巡的社会政治目的应该从他的东巡文告中概括出来。《史记》一书所载东巡刻石共7块，实际收文6则： 泰山刻石 琅琊刻石 之罘刻石 附《东观》一则 碣石门刻石 会稽刻石 纵观全部刻石文词,主题大同小异，无非歌颂秦功德，声讨六国罪恶。秦统一有理,六国灭亡应该。推行秦的法令，宣扬中原文化人伦。力求社会稳定，有秩序运转。泰山刻石辞如下：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只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史记.秦始皇本纪》） 毫无疑问，泰山刻石辞是政治性的，是秦始皇的政治文告。秦始皇十分崇信法家的学说，他以为准备了充足的军队，加上他的政治文告，天下臣民就会“罔不宾服”。只要“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就一定能“化及无穷”，永世太平，长治久安。秦始皇以为,他不断地东巡视察,不断地发布永久性的政治文告，就可以消除东南的“天子气 ”。相传秦始皇巡到今江苏省南京市附近时，人称南京市南之穆陵关有“天子气”。这个民间传说，也不完全是无稽之谈，秦始皇在意识形态上，确也有令人遗憾的地方： 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治，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刻削毋仁恩和义，然后合五德 之数。于是急法，久者不赦。 （《史记.秦始皇本纪》） 《汉书.郊祀志》说，“齐人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始皇采用”。五德说和五行说是一致的，所谓“五德终始”，就是五行之德终始相递传。五行说，又称“阴阳五行”，是战国时期的一个哲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邹衍。《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介绍邹衍及其学说，称： 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 大圣 》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这一段记载最为重要的是两句话：“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古人以为，阴阳是事物正反两个方面，向日为阳，背日为阴；暖为阳，冷为阴，因此，阴阳是一对哲学范畴。阴阳的聚合、消长就形成事物的发生、发展和变化。阴阳之说，又充实以五行。所谓五行就是金木水火土。中国古代流传五行相生相克观念，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相生相克说明事物之间的关系，或相互促进，或相互排斥。所谓五德 ，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一派学人将阴阳五行和人类社会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金德、木德、水德、火德、土德不仅周而复始地转移，而且是一个王朝政治运作的特殊标志。将神秘的天人合一或神道设教搞到政治生活中来。秦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说周朝是火德，秦代周，自然是水德，因为按五行说，水克火。于是改十月为正月，因为从十月开始为冬季，冬是水的标志。此外，旗旄上黑，黑是水的标志。水主阴，阴则刑杀，所以“刻削毋仁恩和义”，才合乎水德的要求。凡此等等，说明秦始皇虽然崇尚着法家学说，但内心深处，却又深刻地受着“天人感应”、“神道设教”等迷信思想的影响。 问题是，秦始皇的东巡，泰山封禅,除了前边阐述的社会政治因素而外，是不是还包含迷信的因素？回答是肯定的。 既已，齐人徐?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卢生说秦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药仙者常弗遇，类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时为微行以辟恶鬼,恶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陵云气，与天地久长。今上治天下，未能恬倓”。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也。”于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 （《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两条记载，说明了秦始皇的精神状态。就个人而言，秦始皇在消灭六国，建立统一政权之后，个人欲望开始膨胀，个人的精神素质开始改变。简单地说，个人的享乐、长生、权势等要求，越来越强烈，甚至到了心理变态的地步。派徐?去求仙，派卢生求不死之药，就是这种变态心理的反映。秦始皇不仅单向地派徐市、卢生等人求仙、求不死之药，而且还为求仙长生闹内部矛盾。当卢生等人说“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和“愿上所居宫毋令人知，然后不死之药殆可得”的话后，他宣布，有言说他住处的，“死罪”。有一次,他在出巡中,看见丞相车从过多，表示不满。有人将此意见告诉丞相，丞相就减少了车从。秦始皇得知丞相减少车从，以为“此中人泄吾语”，将当时在旁的人，统统杀掉。可见他追求做“真人”和求不死之药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就社会环境而言，神仙迷信之说，由来已久，西周末年，就有成仙之说，前文引述的徐、卢生，以及见于史书的韩终、侯公、石生，皆以求仙、求不死之药以干谒帝王，倘非当时社会迷信之风盛行，焉能有此等现象。《史记》说秦始皇封禅泰山时“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大概是因为秦始皇个人有求长寿成仙之请，故而如此。 总而言之，秦始皇封禅泰山，是当时政治的需要。他东巡的目的是维护政权的统一，当然也包含消除东方人民的反抗情绪。可以说，他终生的憾事是并没有正确地解决东方问题。为他殉葬的兵马俑，严阵以待，面向东方，可见东方问题，是他死不瞑目的情结。秦始皇不懂得，以武力得天下，必须伴之以文治，一味严刑峻法，将武力夺天下的办法延长为治国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秦始皇更不懂得个人的欲望和消耗，必须与社会生产水平与人民大众的承载力相适应，穷奢极欲，残民以逞，必然导致社会的动荡和结构的崩溃；秦始皇又不懂得，六国的死亡，统一大帝国的形成是一次社会结构的大变动，大变动必伴之以大稳定。质言之，要变动六国政权，必须稳定六国人民，否则，不加区别，六国的政治力量和六国生产力量一起变动，社会必然陷入动荡和混乱。因此，秦始皇不在政策上加以调整部署，而企图用政治文告宣扬自身功德和神道设教的封禅来解决社会问题，只能是缘木求鱼，毫无结果。但是，他封禅泰山，不仅留下了李斯小篆碑让后世人赞赏，不仅留下了五大夫松（今已不存）遗迹，让人留连忘返，发怀古之幽情，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创了有正史记载的帝王封禅泰山的先河，使后世有名望的帝王心向泰山，将泰山正式引入帝王生活的政治圈，在历代王朝的历史上起过不大不小的作用，留下了引人注目的一页，使泰山的名望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绵延而绵延！ 唐高宗、武则天封禅  唐高宗李治（公元628年－公元683年），继李世民为帝。李世民共14子，属长孙皇后所生者三子，长为承乾，次为泰，三为治。在李世民14个儿子之中，最有可能立为太子的，当是长孙氏所生三子；在长孙氏所生三子中，最先被立为太子的是长子李承乾。遗憾的是，李承乾被立为王储15年，终因品行太坏而被废为庶人。这是李世民执政期间，皇室内部一次不大不小的权力纷争。 李承乾8岁时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史称李承乾“性聪敏”，很受李世民的宠爱，但是，李承乾稍长之后，品格日坏： 初，太子承乾喜声色及畋猎，所为奢靡，畏上知之，对宫臣常论忠孝，或至于涕泣,退归宫中,则与群小相亵狎。宫臣有欲谏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辄迎拜，敛容危坐，引咎自责，言辞辩给，宫臣拜答不暇。宫省秘密，外人莫知，故时论初皆称贤。（《资治通鉴》卷196） 这里讲的“退归宫中， 则与群小相亵狎”，是指李承乾建造大铜炉，“六隔大鼎 ”， 然后盗取民间牛马，亲自烹煮，与下属分割共食。又常常扮作突厥人的模样，装作可汗死状，让下属痛哭……公开宣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毫无帝王气象。更为严重的是，李承乾与亲弟弟李泰之间，有权力之争： 承乾先患足，行甚艰难，而魏王泰有当时美誉，太宗渐爱重之。承乾恐有废立，甚忌之，泰亦负其材能，潜怀夺嫡之计。于是各树朋党，遂成衅隙。有太常乐人年十余岁，美姿容，善歌舞，承乾特加宠幸，号曰称心。太宗知而大怒，收称心杀之，坐称心死者又数人。承乾意泰告讦其事，怨心逾甚。痛悼称心不已，于宫中构室，立其形象，列偶人车马于前，令宫人朝暮奠祭，承乾数至其处，徘徊流涕。仍于宫中起冢而葬之，并赠官树碑，以申哀悼。承乾自此托疾不朝参者辄逾数月。常命户奴数十百人专习伎乐,学胡椎髻,翦彩为舞衣，寻橦跳剑，昼夜不绝，鼓角之声，日闻于外。 （《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承乾酷好男风，因男宠而构恶于父亲和弟弟，其卑琐之状，令人可笑。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齐王李祐因不服李世民管教，公然反叛。李承乾乘机企图刺杀李世民。李承乾对刺客纥干承基说：“我西畔宫墙，去大内正可二十步来耳，此间大亲近，岂可并齐王乎？”企图配合齐王李祐，一起对付李世民。齐王败，纥干承基原与齐王瓜葛，被捕入狱，一并交待李承乾的阴谋，李承乾被废为庶人。生活作风的差异，政治修养的差异以及对权力的心态失衡，导致父子、兄弟之间的种种矛盾。李承乾和李泰的矛盾，使得李世民重新物色太子： 太子承乾既获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许立为太子,岑文本、刘洎亦劝之；长孙无忌固请立晋王治。上谓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怀云：‘臣今日始得为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当为陛下杀之，传位晋王。’人谁不爱其子，朕见其如此，甚怜之。” （《资治通鉴》卷197） 这就是说，立太子产生了不同意见。长孙无忌等人坚决主张立晋王李治为太子，李世民和一部分大臣主张立魏王李泰。李世民转述李泰的意见，让他做皇帝，将来杀死儿子，将皇位转让给弟弟李治。这个意见遭到褚遂良的反对，他说：“陛下言大失。愿审思，勿误也！安有陛下万岁后，魏王据天下，肯杀其爱子，传位晋王者乎！”这个反驳是有力量的，当李世民活着的时候,李承乾、李泰尚且争斗不休，待李世民死后，李泰有可能杀子让位吗？当然不能！褚遂良逼进一步,直接批评李世民，说：“陛下日者既立承乾为太子，复宠魏王，礼秩过于承乾，以成今日之祸。”将李承乾与李泰争权位、争宠幸之罪，一古脑儿加在李世民身上。褚遂良的意见虽然委婉，但却严肃而认真，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事实上，李世民与承乾和李泰之间确乎有复杂而微妙的权力纷争。所以褚遂良一步不让，向李世民提出了严肃的警告：“前事不远，足以为鉴。陛下今立魏王，愿先措置晋王，始得安全耳。”李世民当然不可能为了立李泰而处置李治，再说也没有任何理由处置李治。此时，李泰的不轨行为又被李世民发现，才后悔立李泰的主意。决心立晋王李治为太子： 群臣俱出,独留长孙无忌、房玄龄、李世勣、褚遂良，谓曰：“我三子一弟，所为如是，我心诚无聊赖！”因自投于床，无忌等争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夺刀以授晋王治。无忌等请上所欲，上曰：“ 我欲立晋王。”无忌曰：“谨奉诏，有异议者，臣请斩之！”上谓治曰：“汝舅许汝矣，宜拜谢。”治因拜谢。上谓无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议何如？”对曰：“晋王仁孝，天下属心久矣，乞陛下试召问百官，有不同者，臣负陛下万死。”上乃御太极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谓曰：“承乾悖逆，泰亦凶险，皆不可立。朕欲选诸子为嗣，谁可者？卿辈明言之。”众皆欢呼曰：“晋王仁孝，当为嗣。”上悦。 （同上） 这就是高宗李治被立为太子的经过，甚至也可以说是李承乾、李泰鹬蚌相争，李治是渔翁得利。另外，立李治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起了关键作用。这对李治封禅泰山以及携带武则天一起去泰山,都起了极微妙的心理作用。 关于立李治为太子，《新唐书》颇有非议,以为“以太宗之明，昧于知子，废立之际，不能自决，卒用童昏。高宗溺爱袵席，不戒履霜之渐，而毒流天下，贻祸邦家。”这当然是旧的正统观念看问题，以为武则天不该当皇帝，而武则天之所以能当皇帝,错在高宗李治身上，连类而及，太宗立李治为太子，自然也大错特错。其实，问题并不如此单纯。武则天当也并非十恶不赦，其实李世民的错误，在立李承乾时就发生了。贞观二年立李承乾为太子，时年仅8岁。虽然李世民派了得力心腹管教，但李承乾日益骄纵。后来，李世民以重视李泰来平衡抑制李承乾，事实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李承乾的骄纵不仅没有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李泰又萌发了夺太子之位的贪心。等到李承乾企图刺杀李世民的阴谋败露之日，李世民左右为难。所以褚遂良指责李世民，说是李世民在处理李承乾与李泰之间的关系上,行为不当，以成大祸。其实，李世民也确实知道李治“仁厚”。所谓“仁厚”是客气之词，实际上就是“无能”，因而在李承乾失败之后，他提议李泰。但是，长孙无忌等人坚决反对。李世民有错在先，李泰又有过失在后，长孙无忌是近亲、忠臣、影响大，在朝廷中颇有实力，他力主立李治,可以说李世民是被逼迫的。说李世民“昧于知子”，大概冤枉。立李治为太子时，李世民对李治说，“汝舅许汝矣,宜拜谢！”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治被立为太子，是长孙无忌的主张，而不是李世民的主张。但是，李治“愚”有“愚福”，上承父亲李世民的余绪，内有干练的武则天相助，虽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伤害了不少不该伤害的人，但从历史社会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尚无大过。过去的历史学家称他有“永徽之治”，虽不是他个人的作为，至少是承家风而不败，似不应毁之太过。 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最大的特色是他带皇后武则天，并且允许武则天参与祭祀典礼活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地悠悠，一大创举。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人。关于她进入宫帏，《资治通鉴》在贞观十一年条下说：“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闻其美，召入后宫，为才人。”将武则天选入后宫，完全是李世民的主意，李世民时年38岁。武则天入宫，李世民似乎特别兴奋： 文德皇后崩，久之，太宗闻士彠女美，召为才人，方十四。母杨，恸泣与诀后独自如，曰：“见天子庸知非福，何儿女悲乎？”母韪其意，止泣。既见帝，赐号武媚。 武媚在宫中为才人，与李世民相处13年。史书、笔记未见有记载。大概在宫中无出格之举动。李世民逝世，她被李治注目，引入宫中： 及帝崩，与嫔御皆为比丘尼。高宗为太子时,入侍,悦之。王皇后久无子，萧淑妃方幸，后阴不悦。它日，帝过佛庐，才人见且泣，帝感动。后廉知状，引内后宫，以挠妃宠。 （《新唐书.武则天传》） 从唐太宗李世民开始，即皇帝位后，就大赦天下和出宫人。所谓出宫人，就是将老皇帝搜罗到后宫的宫女放出宫廷。李世民即帝位时，一次就放出3000人。《新唐书?武则天本纪》说“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 ”，大概也属于这种情况。武则天再与李治结缡，主要责任似乎也不在她身上。高宗身为太子时，就对武则天垂涎。高宗皇后请武则天入宫，一方面讨高宗李治欢心，一方面用武则天来抵消萧淑妃的宠幸，遏制萧淑妃的势力。当然，武则天也利用高宗李治、王皇后和萧淑妃，利用他们的矛盾来谋求自身的利益。我们不能只承认王皇后、萧淑妃有利用武则天的资格，而不承认武则天有利用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资格。在政治游戏中，谁的手段高明,谁就是胜利者。《新唐书》作者的历史观念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将武则天列入《本纪》，以帝王的资格对待武则天，一方面又将武则天视为“女祸”，视同周幽王之褒姒： 《小雅》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此周幽王之诗也。是时，幽王虽亡，而太子宜臼立，是为平王。而诗人乃言灭之者，以为文、武之业于是荡尽，东周虽在，不能复兴矣。其曰灭者，甚疾之之辞也。武氏之乱，唐之宗室戕杀殆尽，其贤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 且不说西周的结束是不是真的因为褒姒，也不说“女祸”说在中国政治史中的历史价值如何,单就武则天而言,无论如何也不可以将她与褒姒画等号。诚然，武则天确实做过许多不该做的事，也确实伤害过许多不该伤害的人：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无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神人之所共疾，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 这就是骆宾王著名的痛诋武则天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除了情绪性的词语而外，就叙事而言，大都是有依据的，只有“弑君”一词，未知何指。我们不想重复骆宾王所指陈事件，只想指出，上述事件，有时也是不得已的。父子同爱，是父子的事，不能全推给武则天，因为此“父”此“子”均非常人，都是一代帝王，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抗拒是相当困难的，与其抗拒，不如利用。所以武则天就充分利用了李世民父子的弱点，为自己谋求帝王之尊作铺垫。政治家看重的是目的。在追求目的的过程中，使用一些权术，势所难免。历史学家的着眼点应该是社会生产力。如果政治游戏的规则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破坏，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就是失败的,反之,就是成功的。抽象地评述政治家的某些个人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充其量是孩提之见。说起来,完全正确，但对历史却毫无意义。武则天无论是在辅助高宗李治的年代里，还是好垂帘听政乃至干脆做皇帝的年代里，并未导致生产力的破坏，并且维持了唐太宗李世民创造的良好政治经济局面。 武则天亲近高宗李治之后，由昭仪而皇后，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又进号“天后”。此时，武则天提出12条建议： 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益禀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这12条，是高宗李治在位，她实际掌权的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提出的，从标目看，这12条是有利于当时的朝廷政治稳定，特别是“ 劝农桑薄赋徭”、“息兵，以道德化天下”、“省功费力役”数项，对发展社会生产，繁荣社会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是较为重要的措施。“广言路”、“杜谗口”诸项，对政治稳定有益。当然,任何一位统治者，他（她）的“广言路”和“杜谗口”都有政治性利益、自身利益、社会利益三个方面，只是由于统治者本人的素质不同，价值取向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最昏庸的统治者就是依据自身利益的价值标准，来“广言路”、“杜谗口”，其结果，奸言、媚言、诬言横流；忠良之言、谏诤之言、批评之言销声匿迹，于是，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自取灭亡。当然，也有的统治者在三者之间作不同程度的调节，出现不同侧面的价值取向,取得不同程度的社会效果。其中最佳的应当是以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为价值取向的标准，不断地遏止自身利益的欲望，出现上历史所谓“太平盛世”。屈指算来，唐太宗李世民堪当其任。至于武则天，我觉得她能够在三者之间进行依违调节，比较巧妙地运用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杠杆，最终达到自我利益的目标，虽不无权诈之嫌，亦不无狠毒之态,但毕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将历史的车轮向前推进了一步，是应当肯定的。武则天的12条建议，是体现了这个政治运行规则的。 后来，高宗李治逝世，武则天由垂帘听政而登上皇帝宝座,公开地做皇帝。不过，武则天是很聪明的，她深知，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特殊性，女人要做皇帝，比男人有加倍的困难。因此，就必须有非常的措施，有非凡的手段。我想最有特色的是两条,一是延揽人才，二是听取意见。 请看《 新唐书.后妃传》的记载： 太后不惜爵位，以笼四方豪杰自为助，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寻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又畏天下有谋反逆者,诏许上变，在所给轻传，供五品食，送京师，即日召见，厚饵爵赏歆动之。凡言变，吏不得何诘，虽耘夫荛子必亲延见，禀之客馆。敢?若不送者，以所告罪之。故上变者徧天下，人人屏息，无敢议。 这一段文字,表述了武则天两件事，一是搜罗人才，二是查寻反对派。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只不过一反一正而已。中国古代封建意识形态的特色之一是重男轻女，而且根深蒂固。一个女人企图在政治格局中发挥作用，十分艰难，若想做皇帝,就是“难于上青天”。武则天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登上皇帝宝座。武则天面对的是李唐王朝的后裔及其强大的有深刻影响的臣僚体系。因此，武则天要维持和巩固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就必须有非凡的措施。这其一便是搜罗人才。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政治格局中，“一朝天子一朝臣”，几乎是一个普遍的规则，说不可以一朝天子一朝臣，不过是句客气话，说给他人听的，造造舆论而已，真正运作起来，还必须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不如此，不是政权不能巩固，便是运作不灵，障碍重重，矛盾重重。武则天深谙此理，为巩固权位，就着意搜罗人才，或者说培植党羽。《新唐书》作者，虽然意在贬抑，但符合事实，说“虽妄男子，言有所合，辄不次官之，至不称职，亦废诛不少纵，务取实材真贤。”“言有所合”是武则天的取人标准，“至不称职”，则必诛废，决不因“言有所合”而苟容，所以就一定能选拔到“实才真贤”。有了“实才真贤”，就可以和李唐王朝的不合作大臣相抗衡。收拾山河需要人，而这人，必须是有真才实学而又观念相似的人。其次，天下之大，人员之众,要加强统治,就应该信息灵通。在特殊的情势下，信息灵通，将各种反对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所谓防微杜渐，可以减少重大政治反叛发生的概率，因此，武则天的第二大措施就是“诏许上变”。“上变”就是允许各地向皇帝告发变乱事象。“上变者遍天下”，使得政治上的反对派侧目而视，不敢轻举妄动，确乎起到了震慑作用。遗憾的是，她心态失衡，也杀了不少不该杀的人，但是，一遇到此类事态发生，她又毫不留情地杀掉告发者和行刑者，以平民愤。表面上看，是玩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术，但实质上，却是武则天巩固帝位所不可缺少的。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政治派别的成败是非，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停滞与发展。因此，武则天以“上变”来加强统治，巩固政权，无可厚非。 武则天即帝位之后，另一项措施是“铜匦”： 乃冶铜匦为一室,署东曰“延恩”，受干赏自言；南曰“招谏”，受时政失得；西曰“申冤”，受抑枉所欲言；北曰“ 通玄 ”，受谶步秘策。所谓“铜匦”，就是意见箱。接受意见，分门别类。如果人们反映的意见都能被重视，在封建社会亦是幸事，总比求告无门，无处申冤的好。其次，“铜匦”制在沟通朝廷上下之间的意见，听取民情民意方面都有积极作用的一面。中国封建社会中的政治家或思想家，都有防止“塞壅蔽” 的意见， 他们以为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是政治清平的标志。尽管武则天设“铜匦”，也有消灭异已的的意味，但毕竟也有了解下情的作用。凡此等等，都使武则天的权力日趋巩固，反对派不是被消灭，就是被遏止了： 始，武承嗣请太后立七庙，中书令裴炎沮止，及敬业之兴,下炎狱,杀之，并杀左威卫大将程务挺。太后方怫恚，一日,召群臣廷让曰：“朕于天下无负，若等知之乎？”群臣唯唯。 太后曰：“朕辅先帝踰三十年，忧劳天下。爵位富贵,朕所与也；天下安佚,朕所养也。先帝弃群臣，以社稷为讬，朕不敢爱身，而知爱人。今为戎首者皆将相，何见负之遽？且受遣老臣伉扈难制有若裴炎乎？世将种能合亡命若徐敬业乎？宿将善战若程务挺乎？彼皆人豪,不利于朕，朕能戮之。公等才有过彼，蚤为之。不然，谨以事朕，无诒天下笑。”群臣顿首，不敢仰视，曰：“惟陛下命。” （《新唐书.后妃传》） 这件事发生在徐敬业讨伐武则天失败之后。武则天对臣僚的训话，是极富于挑战性的，而“群臣顿首，不敢仰视”，也是真实的。综观武则天一生，无论是辅助高宗执政时期，还是在高宗身死之后自行执政时期，武则天都堪称御人有术，能维持政治格局的稳定与运行。因此，我们可以说，武则天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最成功的女政治家。 据《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记载，麟德元年（公元664年）7月，“诏以三年正月有事于泰山”。其实，唐高宗李治做皇帝,事情总是由武则天办理。这是因为李治多病而又无能，武则天精明强干而又野心勃勃。所以说，如果以为高宗李治下诏封禅泰山，不如说是武则天要到泰山去封禅祭天。在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伦理的影响下，武则天要到泰山，参与封禅大典，应该是一个艰苦的历程。《旧唐书》卷23《礼仪志》说“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是可信的。显而易见，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武则天要实现上泰山封禅的愿望，就首先要借高宗李治这杆旗帜。“密赞”是武则天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当高宗李治决定封禅泰山之后，武则天又提出了第二项措施，要参加泰山封禅仪典过程，实现武则天本人封禅泰山的目的：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光。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哉？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期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省俗，意在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已。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苹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祇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今属崇禋，届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梁郊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积此微忱，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大礼。冀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全唐文.请亲祭地祇表》） 武则天的这则短文，对唐高宗李治是动之以情，说之以理，有极强的说服力。众所周知，李治被李世民立为太子，实在是依靠了“ 母党 ”的政治势力，舅舅长孙无忌是坚决主张立李治为太子的人。李治即帝位之初，也全赖长孙无忌的辅助。武则天以为,祭祀天地、祖宗，自然要祭祀父母。而“推尊先后，亲飨琼筵”，怎么可以用一般男性大臣来进行典礼？这个做法实在是违背世故人情与典章制度的，既然一般的男性大臣不应该参与祭祀女性祖先的活动，那么，祭祀李治母亲长孙皇后的典礼，就只有处于“ 椒闱 ”的现世皇后武则天来主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更有甚者，武则天还自称“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讲求孝道，子女辈于父母辈,要早晚请安,时称“晨昏定省”。所谓“早乖”，是和武则天的生活经历有关，也和高宗李治个人行为有关。就身分而言，武则天14岁入宫廷，为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和长孙皇后虽有主子、奴才之分，但却不是婆媳关系，无需乎“晨昏定省”。太宗李世民逝世,武则天通过削发为尼改变形象，和高宗李治结合,终于成为李治的皇后。此时此际，倒应该认真地尽孝道，进行“晨昏定省”。然而，长孙皇后早已逝世，所以说“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昏”。唯一补救的办法，趁高宗封禅泰山，祭祀天地、祖宗、父母的时机，与高宗一起赴泰山,“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之仪”，以尽孝道，以叙婆媳关系，以正名分。而这，高宗李治是不可以不认可的。由此可见武则天之精明能干，智慧超群。 那么，武则天是不是真心诚意、心一意地去祭长孙皇后并确认婆媳妇关系呢？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很可能是“显号”、“觊名”，为走向皇帝宝座铺设红地毯。武则天深知，唐太宗李世民才人、感业寺比丘尼、高宗李治的昭仪、皇后的经历，虽然节节登阶，但每一个台阶都耗费了翻江倒海的力气。要以女人的身分登上执政宝座的最高层，是十分艰难的，前人的教训，自身的体验，都使她明白，必须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矛盾，必须抓住每一个应该抓住的机会，必须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必须玩弄一切可以玩弄的心计，不懈地努力，才能达到实现自身价值的目的。武则天不仅在朝廷大臣间利用矛盾，而且在意识形态上利用佛教、道教，乃至泰山封禅。按照有关部门的建议，“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由于武则天的上述短文，“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实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史上一项创举，女人第一次在封禅泰山的盛典中取得了与男子同等的地位。最为有趣的是，细读武则天的《请亲祭地祇表》，她在道德伦理上承认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政治伦理，承认等级制,承认男女有别的文化心态，然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不平等的男女观念来达到平等的男女地位，为自身走向与皇帝平等的地位铺平了道路，闪耀着智慧的光辉！ 高宗李治的封禅泰山，经过认真的准备，随从封禅的队伍十分庞大，李治曾命令各地的重要地方官员,聚集泰山，参加盛典： 宜以三年（按，指麟德三年，实际上是乾封元年，下此诏时，尚未改元）正月，式遵故实，有事于岱宗。所司详求茂典,以从折衷。其诸州都督、刺史，以二年十二月便集岳下。诸王十月集东都。缘边州府襟要之处，不在集限。天下诸州，明扬才彦，或销声幽薮，或藏 器下僚，并随岳牧举送。 （《举行封禅所司集岳下诏》） 高宗李治的诏书，文如其人，无才华之语，有谨慎之心，无权威之势，有实在之诚。都督刺史集岳下，为封禅大典之盛；边远州郡安居不动，以防不测；诸王定要集中洛阳，随驾东行，既显亲情，亦显尊贵。高宗李治和历代帝王封禅泰山一样,事前都要作一些准备，特别是礼仪制度上的研讨。高宗时的礼官、博士所陈述的礼仪制度无非是祭坛的规模大小，形式的方圆,石料的品种而已，虽然变化多端,但大体不出旧有的规格。只是这一次封禅仪注，对斋戒有较详的记叙：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其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于外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中国古代，“斋”和“斋戒”的内容大体一致，一般说来，“斋”、“斋戒”是指祭祀、典祀之前的清心洁身，例如沐浴更衣，不吃荤菜，不饮酒，清心寡欲，戒除妄念，以示虔诚。具体细节，各种宗教，不同祭祀仪式，不同的典礼要求并不相同，但是，身心清洁，诚心诚意,却是一致的。从上述文字看，李治封禅泰山,所有参与的官员、侍从、使节，都必须进行斋戒，可见其虔诚程度。 麟德二年，10月，李治从洛阳出发，赴泰山进行封禅： 上发东都，从驾文武仪仗，数百里不绝。列营置幕,弥亘原野。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诸国朝会者，各帅其属扈从，穹庐毳幕，牛羊驼马,填咽道路。时比岁丰稔，米斗至五钱，麦、豆不列于市。 （《资治通鉴》卷201） 这段文字，提供了许多背景材料：李治封禅，连年丰收，斗米值五钱，天下丰裕。在封闭性的自然经济条件下，粮价低贱，说明粮食充足，粮食充足，就天下太平。因此,李治封禅,就经济而言，是天下富足而安定。“东自高丽，西至波斯、乌长”的朝会使者，各帅领下属随李治封禅泰山。高丽,今朝鲜；波斯，今伊朗；乌长，亦作乌苌，今印度。在如此广大的范围，或属于唐王朝的少数民族，或属于归顺唐王朝的独立国家，或属于与唐王交往密切的友好国家，一言以蔽之，这个事实说明当时唐王朝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十分强大，在周边国家中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据史书记载，高宗李治在到泰山的路程中，十分愉快。当他到达“濮阳”（今河南县名）时，问窦德玄：“濮阳人称‘帝丘’，为什么？”窦德玄不知究竟，无言可对。许敬守回答说：“古时颛顼住在这里，所以称为帝丘。”李治听了十分高兴。许敬宗走了之后，李治说：“当大臣不可以没有学问；我看窦德玄回答不了我的问题，内心里替他羞愧。”窦德玄听了这话不服气，进行反驳，说：“人有能话不能，我不知道不勉强回答，这正是我的优点。”李勣做总结：说许敬宗知道得多，很好；窦德玄的话也十分有理。这一则故事，说明李治和大臣在路上心情轻松，十分愉快。李治在路上办的另一件事是给寿张张公艺祝贺： 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上过寿张，幸其宅，冲所以能共居之故，公艺书“忍”字百余以进。上善之，赐以缣帛。寿张是山东县名。张公艺“九世同居”，靠的是一个“忍”字。张公艺说的也许是实话，但九世同居，靠“忍”字维持，确乎艰难不易。众所周知，维系家庭关系，人们可能有许多办法，但说到底，家庭的命根子是经济。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可以维持，丧失共同的经济利益，家庭就解体，父子、夫妻概莫能免。道德伦理、文化心态……只是一贴贴酸甜苦辣的调味剂。张公艺抛开其他因素，突出一个“忍”字，十分新鲜，李治对乃父与叔伯父之间的关系、自身与兄长李承乾、李泰之间的关系深为了解，深感能“九世同居”之不易，所以感慨良多，大加称道，并“赐以缣帛”。 《旧唐书》卷23记载唐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用取水火之器取火于日，取水于,甚为新鲜。秦汉封禅，未见此举。兹抄录如下：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明水。但比年祭祀，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依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这一段文字叙述冗长,其实很简单。封禅泰山，举行祭祀，需用水火。但水火不是人间通常水火，必须是明水明火。所谓明水明火，即今日之天水、天火。取天火之法是阳燧，即以金锡各半制成圆镜形器具，聚焦成火。实际上可能类似今天的太阳灶。所以说“取火于日”。这个圆镜形器具，人称“阳燧”。同理，古人称有阴燧，亦用同样的材料方形镜器具，但试验不得水。于是考查古书，郑玄注释错误，应该改从《淮南子》的说法，不用金锡各半制成的阴燧,而用大蛤。试验结果，果然得水。于是，向高宗李治建议，不用郑玄说的“阴燧”，改用《淮南子》上说的“方诸”。“方诸”,就是大蛤。郑玄是东汉的大儒，他的《五经注》被后世儒生奉为经典性的解释，要改变，要纠正，自然要费很大的周折。对于这件事,高宗李治下了一道很开明的诏书： 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土位，先设稿秸。瓦?、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襑罍，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宜准此。 从字面上看，这个诏书并不是针对前边说的明水明火问题，也不是针对阳燧和方诸问题，而是针对封禅典礼的仪式，但是，《旧唐书》的作者在《礼仪志》中确实将它放在明水问题之后，并且以“是日”相连接。因此，我们以为封禅之前高宗李治研究的问题甚多，诏书从简，只涉及瓦?秸席之类，其精神实质是不必一切从古，今人不用“瓦?”， 而用“罍爵”， 所以改用“罍爵”。不言而喻，阴燧或阴鉴不能取明水，用方诸才能取明水，那就不用阴燧或阴鉴，就改用“方诸”，本属正常。但是，秦汉之际，儒生往往食古不化，不敢按实际情况便宜行事，一味信古崇古，甚至引经据典，议论纷繁，难衷一是。所以,秦皇、汉武皆不用儒生之论。唐太宗李世民虽然用儒生研究问题，但决定问题，只由少数人拍板。李治更是提出“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 的观念。 并且进一步指出，不随代改革是不对的，是“自处于厚，奉天以薄”，是不尊敬天地神祗的行为。所以，高宗李治虽然仁厚少能，却能因时适势，不固执偏见，却也是个优点。 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事件过程，《资治通鉴》描述清楚而简洁，麟德二年十二月，“车驾至齐州，留10日。丙辰，发灵岩顿，至泰山下，有司于山南为圆坛，山上为登封坛，社首山为降禅方坛。”至此，似乎万事俱备，只待举行正式的封禅祭天祀地大典： 春，正月，戊辰朔，上祀昊天上帝于泰山南。已已，登泰山，封玉牒，上帝册藏以玉匮，配帝册藏以金匮，皆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玉玺，藏以石?。庚午，降禅于社首，祭皇地祇。上初献毕，执事者皆趋下。宦者执帷，皇后升坛亚献,帷帟皆以锦绣为之；酌酒，实俎豆，登歌，皆用宫人。壬申，上御朝觐坛，受朝贺；赦天下，改元。文武官三品已上赐爵一等,四品已下加一阶。先是阶无泛加，皆以劳考叙，进至五品三品，仍奏取进止，至是，有泛阶；比及末年，服绯者满朝矣。这里讲了三件事。一是封禅泰山典礼的全过程。二是皇后武则天参加降禅社首的仪式，程序列为“亚献”。采取的措施是以宦者执锦绣帷帟以阻隔内外，皇后在帷帟之内，大臣随从在帷帟之外。《新唐书.礼乐志》说，当武则天在帷峦之内举行祭祀亚献时，“群臣瞻望，多窃笑之。”三是随从封禅泰山的官员，皆加官晋爵。 高宗李治与武则天封禅，与秦皇汉武相比， 虽然在个人功业上难以抗衡，但在思想境界和文化心态上却大大前进了一步。秦皇汉武的封禅泰山，除了政治因素而外，勿庸讳言，他们个人心灵深处都有迷信神仙，祈求长生不老的因素，而李治和武则天，除了政治企图相同而外，在个人心态上虽不无迷信的成分，主要还是利用封禅追求个人的政治目的，在李治，是通过封禅“告成功于天”来“显号”、“觊名”；在武则天，则是通过封禅祭天，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和地位，为走向皇帝宝座作舆论准备。这和她利用佛教《大云经》的做法是一致的，当有人发现《大云经》中有女性佛时，她兴奋备至。女性的地位提高，武则天的地位也提高；女性可以成佛，武则天当然可以做皇帝。只是武则天的愿望无法写在封禅祭祀的《玉牒文》里，不过高宗李治的愿望却明明白白写在《玉牒文》里。秦皇汉武求长生不死，是个人秘请，所以《玉牒文》不便公开，只好隐秘。高宗李治的“显号”、“觊名”，是通过宣扬祖宗的功德和个人政绩来进行，正大光明，所以就敢于公开。公开《玉牒文》是高宗李治封禅泰山的一大特色，值得一记： 嗣天子臣治，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位极颠危，天数穷否，生灵涂炭，鼎祚沦亡。高祖仗黄铖而救黎元，锡元圭而拯沉溺。太宗功宏谏石，定区宇于再麾，业比断敖，饮沧溟而一息。臣忝奉馀绪，承威积庆，遂得?山请燎，炎海韬波，虽业茂宗祧，实降灵穹昊。今 谨告成东岳，归功上元。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代，陶化八纮。 （《全唐文.泰山玉牒文》） 所谓《玉牒文》是专指封禅祭天刻在玉石片上的祈祷性的文字。这种文章一要简短，二要明确，三要句式整齐。高宗李治的《泰山玉牒文》主要称颂高祖李渊灭隋建唐有功,太宗李世民治世有绩。至于他本人，叙述倒也客观，“忝奉馀绪，承威积庆”。李治确乎能承先人之馀绪，不是败家之子。高宗李治的愿望是四句话：“大宝克隆，鸿基永固；凝薰万姓，陶化八。”前两句说李唐王朝的皇运兴隆，江山永固，社稷永保。后两句说李唐王朝的恩泽遍布天下，施及万姓。就一般性而言，高宗李治的这个愿望比起秦皇汉武的个人秘请来，似乎光明磊落得多。这种玉牒文字刻在玉石片上，将玉石片叠放在一起，然后用金绳或银绳将玉石捆绑起来，封以金泥，加盖皇帝玉玺，埋在泰山。遗憾的是，泰山至今未曾发现这种地下文物。 李治封禅泰山， 将封祀坛命名为“舞鹤台”，将登封坛命名为“万岁台”，将降禅坛命名为“景云台”，以纪祥瑞。今天保存下来的文物有“双束碑”一通。双石条并套，同额同座，人称“鸳鸯”。碑上有武则天创制的文字：天，印刷体作“天”，碑作“?”。地，印刷体作“地”，碑作“埊”。日，印刷体作“日”，碑作“?”。月，印刷体作“月”，碑作“?” 等等。近人查证，是碑作于显庆六年（公元661年）。 据《旧唐书?高宗本纪》，正是显庆六年，武则天由昭仪晋升为皇后： 冬十月已酉，废皇后王氏为庶人，立昭仪武氏为皇后，大赦天下。那么，是否可以据此判定，双束碑上题记的最早时限是显庆六年2月。碑文是： 显庆六年二月廿二日，敕使东岳先生郭兴真，弟子陈兰茂、杜知古、马知止奉为皇帝、皇后七日行道，并造素像一躯，二真人夹侍。 （《泰山历代石刻选注》） 准此，双束碑初制于显庆六年二月，时高宗李治的皇后是王氏，武则天是显庆六年十月才由昭仪晋升为皇后，不当提前8个月搞这个碑。但是，历代传说，双束碑为武则天制造。可能是看到碑上有武则天时的题记，又有武则天改制的文字，未加深究的缘故。其实，双束碑上的题记，其时限从显庆六年二月，到唐德宗李适建中元年（公元780年），甚至宋代尚有题刻。不过，最有意义的是最早的题刻。因此，双束碑是王皇后精心构想以固宠？还是昭仪武则天别出心裁以邀宠？还是道士们的异想天开以媚上？不得而知。但双束碑的形制确乎独具一格，启人幽思，令人遐想。 汉武帝封禅  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6－前87年，西汉第七位皇帝。 他于公元前141年即位，时年16岁。在位54年，史家有“雄才大略”之誉。汉武帝不是开国之主，但讲他的功绩，却应该从开国之君讲起。 高祖刘邦建国之初原拟南征北讨，以巩固大汉的版图。刘邦即帝位后7年，北伐韩王信，至代地，与匈奴遇：“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顶；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汉书·高帝纪》）刘邦在平城被围，并中箭负伤。7日不敢战。那么陈平用什么计策才让刘邦突围？查《汉书·陈平传》，亦仅称：“平从击韩王信于代，至平城，为匈奴围，七日不得食。高帝用陈平奇计，使单于阏氏解，围以得开，高帝既出，其计秘，世莫得闻”。陈平奇计，在陈平传中不加细述，令人纳闷。检《汉书》颜师古注引应劭的话，说：“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已宠，因谓单于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这条注释，引起学者的非议，或谓此 “计鄙陋”，或谓此说乃出自桓谭《新论》，是桓谭本人的臆测之词，并非真实。请看《汉书·匈奴传》的记载：“高帝乃使使厚遗阏氏，阏氏乃谓冒顿曰：‘两主不相困。今得汉地， 单于终非能居之。且汉主有神，单于察之。’冒顿与韩信将王黄、赵利期，而兵久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言，乃开围一角。”显而易见，《匈奴传》记载的事实较为可信。需要指出的是，平城之战以后，刘邦派刘敬与匈奴“结合亲之约”。中国历史上中原汉族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和亲政策”，大约开始于此。“和亲三约”不久，冒顿单于“常往来侵盗代地”，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心腹之患。最后，刘邦让步，“使刘敬奉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才稍稍暂时遏止了冒顿的贪欲。终刘邦之世，和和闹闹，闹闹和和，始终是胶着状态。 刘邦既然能战败称霸一时的项羽，为什么对匈奴人如此软弱，一战即休呢？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原因。秦对东方各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加上刘邦反秦和反项羽的战争，可谓战祸连年，民不堪命。西汉政权建立后，人民希望休生养息，发展生产。而西汉财政状况，也确实令人忧心： 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车。（《汉书·食货志》） 匹一种颜色的马拉车，宰相、将军只能坐牛车，可见清苦。老百姓就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卖儿女，逃亡，甚至人吃人 … …在这样的社会经济条件，刘邦委实没有力量再与边境上匈奴人较量。 “和亲”、“让步”是必然的。换句话说，刘邦虽然是开国之主，面对着如此局面，真也构造不出一个强大而富裕的盛世来。他所能干的只能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但是经过了70年的努力，休生养息，发展生产，社会经济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谊而黜愧辱焉。（《汉书·食货志》） 两相对比，汉武帝的经济状况和汉高祖刘邦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诚然，西汉的经济繁荣不是汉武帝的功劳。西汉的经济繁荣是刘邦肇其始，文帝刘桓和景帝刘启贯其终，“文景之治”给武帝刘彻提供了历史的机遇： 春，诏问公卿曰：“朕饰子女以配单于，金币文绣赂之甚厚，单于待命加嫚，侵盗亡已。边境被害，朕甚闵之。今欲举兵攻之，何如？”这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事。刘彻17岁即帝位，至元光二年，已7年，年24。少年气盛。立即组织军马，和匈奴人作战。在他手下出现一批杰出的将领：李广、卫青、霍去病……等等。其中，霍去病18岁任汉武帝侍中，开始打仗，至24岁死，身经6战，将匈奴一部追至大漠以西，“封狼居胥山，禅姑衍，登临翰海”而还。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十分伤感，命令投降的属国军队穿上黑色的铠甲，送葬的军队自长安一直排列到茂陵（今陕西省兴平县）。给他营造的坟墓形状象祁连山。史称霍去病“开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可见他在开拓疆土和安定边陲方面所起的作用。通过汉武帝的努力，通过众多将军和士兵的苦战，汉王朝基本上解除了边境上数十年的困扰，加强了与边陲各少数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不仅给中原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而且也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最著名的当是张骞通西域，唐蒙使夜郎了。 张骞出使西域，一共是两次。第一次是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出使的目的是寻找与匈奴有仇的月氏王，以期结成联盟，共同对付匈奴，完成汉家大业：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陇西。（《汉书·张春传》） 张骞这次出使，随从100多人，文中的“堂邑氏奴甘父”是胡人，又简称堂邑父。遗憾的是，当时通西域的必由之路是河西，而河西恰恰被匈奴人占领。因此，张骞一到河西，就被匈奴人捉住。匈奴人对张骞说，月氏在我们北边，我不会放你过去；就象南越在你们南边，我想通使南越，你们乐意吗？于是，将张骞扣留。让张骞娶妻、生子，但张骞终不改汉节。10多年后，张骞终于逃到了大宛（今乌兹别克），历经康居、大夏，找到了月氏，大月氏王已被匈奴所杀，“立真夫人为王”，几经商讨，月氏已无力无心报仇。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因为“单于死，国内乱”，张骞才逃回长安。第二次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在一次战争中失败而被免去“博望侯”的封号，乘汉大败匈奴，与汉武帝讨论边境问题。张骞言及乌孙、大月氏和匈奴之间的关系。本来，乌孙和大月氏都曾居住在敦煌一带。因为大月氏曾攻杀乌孙王难兜靡，难兜靡的儿子昆莫被匈奴收养。昆莫曾依借匈奴的力量攻击大月氏以报父仇。后来，昆莫的力量壮大，收养他的单于也已去世，不肯朝事匈奴，与匈奴发生战事。于是张骞向汉武帝建议： 今单于新困于汉，而昆莫地空。蛮夷恋故地，又贪汉物，诚以此时厚赂乌孙，招以东居故地，汉遣公主为夫人，结昆莫，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汉书·张骞传》） 张骞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赞赏，拜张骞为中郎将，率300人前往西域，虽未立刻奏效，但与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加强了联系。乌孙也派数十人数十匹马到汉朝廷报谢。元封年间，汉武帝派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嫁给乌孙昆莫为妻。这就产生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首著名的歌谣：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 远托异国兮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汉武帝通西域，不仅有军事上的意义，而且在文化、经济上有积极的意义。汉武帝在西域屯田，西域的核桃、葡萄、石榴、蚕豆皆传入中原。西域的音乐对中原音乐也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汉书·西域传》说：“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通西域，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单于失援，由是远遁，而幕南无王庭。”这对汉王朝扩大版图，巩固中央集权，消除边患， 安定社会，发展生产，都有积极作用。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番阳令唐蒙因枸酱，询蜀商人，得知夜郎所在，“夜郎者，临牂柯江，江广百馀步，足以行船。”后向汉武帝上书言西南边事： 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汉书·西南夷传》） 很显然，唐蒙通夜郎的目的是为了“制粤”。建元六年正是大行王恢击东粤，“东粤杀王郢以报”之时，因而王恢令唐蒙告诫南粤。事实上，西南（包括今广东、广西、贵州、云南）与中原汉族政权的关系是相当松散的，汉武帝要将边境问题解决，就采纳唐蒙的建议，派他以郎中将的身份，带领千余人出使夜郎。唐蒙从巴苻关入夜郎，见夜郎侯多同，夜郎附近的地区也归附。设夜郎为犍为郡。据《汉书·西南夷两粤传》，自唐蒙出使夜郎之后，西汉政权和西南地方的关系，虽有矛盾，但却日益加强。 西南广大地区实际上控制的版图，其范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综上所述，汉武帝虽不是开国之主，却开创了西汉政权的辉煌时代。 据《史记·孝武本纪》说，汉武帝刚一即位，就有人主张封禅。以为“天下安”，可以通过封禅来改正一下国家的制度。汉武帝好儒术，通过赵绾、王臧等人的议论，准备立明堂朝见诸侯，并且起草巡狩、封禅、改历法、服色等制度。但是，汉武帝太年轻，窦太后还掌握着部分权力，窦太后不喜儒术，宗尚黄老，因此，对赵绾、王臧不满，结果赵、王二人自杀，封禅之事被搁置。但是，《汉书·武帝纪》则以为是“赵绾坐请毋奏事太皇太后”，才与王臧一并下狱，自杀。本来，喜儒尚老，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但在政治圈内，意识形态常常被认为是政治问题。到了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济北王以为汉武帝要封禅，上书献泰山及其附近地域，汉武帝接受，并以其他地方偿还济北王。汉武帝正式封禅泰山，是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在正式封禅泰山之前，君臣之间有一番议论，这在《汉书·郊祀志》中有所记载： 自得宝鼎，上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体，而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齐人丁公年九十余，曰：“封禅者古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上于是乃令诸儒习射牛，草封禅仪。数年，至且行。天子既闻公孙卿及方士之言，黄帝以上封禅皆致怪物与神通，欲放黄帝以接神人蓬莱，高世比德于九皇，而颇采儒术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辩明封禅事，又拘于《诗》《书》古文而不敢骋。上为封祠器示群儒，群儒或曰“不与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诸生行礼不如鲁善”，周霸属图封事，于是上黜偃、霸，而尽罢诸儒弗用。由引文可知，所谓封禅，是一个不规则的活动，历史上既无成说可循，现实中又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唯一的办法是自行其是。汉武帝刘彻元封元年三月，东幸河南，登中岳嵩山。随从人员称，在山上听到有喊“万岁” 的声音。“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算是大家默认。汉武帝以此为祥瑞，下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毋伐其山木，以山下户凡三百封崈高，为之奉邑。”于是，兴致勃勃，“东上泰山”。到达泰山时，泰山草木未生，就派人上石立泰山之巅，自己去巡行东海。到四月，才返回泰山举行封禅仪式。汉武帝封禅经过，《汉书·郊祀志》有简要的叙述： 四月，还至奉高。上念诸儒及方士言封禅人殊，不经，难施行。天子至梁父，礼祠地主。至乙卯，令侍中儒者及皮弁缙绅，射牛行事。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泰一之礼。封广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则有玉牒书，书秘。礼毕，天子独与侍中奉车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阴道。丙辰，禅泰山下址东北肃然山，如祭后土礼。天子皆亲拜见，衣上黄而尽用乐焉。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诸物，颇以加祠。兕牛象犀之属不用。皆至泰山，然后去。封禅祠，其夜若有光，昼有白云出封中。从这一段记事中，我们得知如下信息：祭祀泰山，有“射牛行事”；“衣上黄而尽用乐”；以“江淮间一茅三脊为神藉”；用“五色土益杂封”；“纵远方奇兽飞禽及白雉”。与《史记》记秦始皇封禅相比，自然《汉书》具体得多。《郊祀志》还提到“玉牒书”，可能是在玉石片上刻上祷词。因为事出诡秘，故不公开宣布。汉武帝特别赏识年轻将领霍去病。霍去病死后，汉武帝又看重霍去病的儿子霍嬗。史称“上爱之，幸其壮而将之”。嬗字子侯，后为奉车都尉，从封泰山。因此，奉车子侯，就是霍去病的儿子霍嬗。遗憾的是，霍嬗从封泰山之后，随汉武帝去东海寻蓬莱诸神时，暴病而死。 汉武帝封禅泰山还有几件事值得记述： 第一，东封泰山，下令改元，更年号为元封。汉武帝从即位起，建号为“建元”，至“元封”共6个年号，每个年号皆6年。“元封”的“封”，自然是“封禅”的标志。 第二，东封泰山，令诸侯在泰山建房舍，说：“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将汉代有封爵的人和泰山联系在一起，增加泰山的影响。是所谓地以人名，人以地名。 第三，在泰山修筑明堂。明堂是古代天子朝见大臣、议论政事的地方。原来泰山下有明堂，汉武帝嫌其不敞，重建。这在当时，被认为是重大事件： 初，天子封泰山，泰山东北址古时有明堂处，处险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环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入，以拜祀上帝焉。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及是岁修封，则祠泰一、五帝于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对之。祠后土于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毕，尞堂下。而又上泰山，自有秘祠其颠。而泰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黄帝并赤所，有司侍祠焉。山上举火，下悉应之。检《汉书·孝武本纪》，修建明堂在元封二年是第二次泰山封禅。从元封元年至汉武帝死前2年，共22年间，汉武帝到泰山举行封禅祭祀8次，平均不足3年一次，实在引人注目。 汉代的都城在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和泰山相距千里之遥，在20余年间，汉武帝和泰山发生如此频繁的联系，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应该说是空前的壮举，当然也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社会现象，值得探究。 汉武帝即帝位30年以后开始封禅泰山。这30年里，他的主要精力放在边境上，却匈奴，通西域，结好西南，是他的主要功绩，确乎功盖开国之君。封禅泰山，确有“成功”可以告诉上苍。这一点，我们已在前文作了充分的叙述。现在需要探讨的，是“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汉武帝特敬鬼神，司马迁和班固的意见一致。看来也是事实。不过，作为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尤敬鬼神之祀，是有深刻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也有社会和个人的原因。 “尤敬鬼神”是历史与现实的存在。远古的迷信且不说，就秦汉之际现实而言，此时确乎迷信成风。西汉的开国之主刘邦就借神鬼怪异来组织社会力量，从事反秦斗争：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也，姓刘氏。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父太公往视，则见交龙于上。已而有娠，遂产高祖。生得不寻常，是为“龙”种。中国世俗以皇帝为真龙天子。故有“交龙于上”、“有娠”之说。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骊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亭中，止饮，夜皆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蛇。蛇分为两，道开。行数里，醉困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妪何哭 ，妪曰：“人杀吾子。 ”人曰 ：“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苦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汉书·高帝纪》） 这个故事是精心设计的，还是偶然的巧合加非正式流传所增加的情节，无法考证。但是，说人因龙而孕，又将斩蛇演化为赤帝子杀白帝子，显然是十分荒唐的。我们看重的是社会性效果。高祖斩蛇的社会效果是“诸从者日益畏之”。在文盲加愚昧的条件下，“畏”是权威的一种标志。被人“畏”的人，常常就是具有权威性的人，尽管这种权威仅仅来源于愚昧。秦末汉初，这是一个普通的社会现象。当陈胜、吴广起义时，也借鬼神的力量，来组织群众，从事抗秦的战争。根据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关材料，秦汉之际，是我国原始宗教迷信思想的泛滥期。到东汉时国产的道教开始形成，印度的佛教亦开始传入中国。宗教尚未形成前的原始宗教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不仅影响着普通人的世俗生活，而且国家的政治生活和严肃求实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严重的影响。武帝刘彻虽然“雄才大略”，他也是现实生活中人，也免不了受到原始宗教迷信的困扰：“二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畴。”（《汉书·武帝纪》）这里说的“二年”是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汉武帝举行的祭祀五帝的活动。《郊祀志》则记载具体：“明年，上初至雍，郊见五畴。后常三岁一郊。是时，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磃氏馆。神君者，长陵女子，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亦往祠，其后子孙以尊显。及上即位，则厚礼置祠之内中。闻其言，不见其人云。”祭五帝，从汉高祖开始。所谓‘五帝’即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在祭五帝时，汉武帝同时崇拜一位女神。这个女神原是一位普通女子，因乳病而死。死后向自己的妯娌宛若显神，从此被尊为神。汉武帝也“厚礼置祠之内中”。并且，“闻其言，不见其人”。由此可见，汉武帝在原始宗教迷信的思潮中，兴趣广泛，既重视“五帝”大神的祠祷，又重视长陵女子这样小神的祭祀。其心理状态，显然带着浓浓的个人因素： 少君言上：“祠灶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食臣枣，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也，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汉书·郊祀志》） 文中的少君，姓李，原是深泽侯的下属，是方术之士。中国古代的方士，是不确切的概念，包括的内涵极广。医生、神巫、占卜者、炼气功者、炼丹者等等，皆可称方术之士。李少君以方药炼不死之药，所以史书上说他“ 主方”。以各种药物冶炼不死之药，在中国流传久远，最盛行的当是魏晋隋唐，唐代上层社会中许多人（包括皇帝、官僚、文人）都服长生不死之药，求长生者而短生、求不死而速死者比比皆是。汉武帝时，李少君以讲祠灶炼丹、辟谷（不吃粮食）求长生的法术，进行社会交际活动，煽动得一些权贵和官员心花怒放，纷纷馈赠金钱衣物。李少君在当时的上层社会里，迅速扩大影响。在一次宴会上，李少君对一位年已90余岁的老人说，他曾和这位老人的祖父一起在某地做过游戏，而这位年事已高的昏聩老人居然证明不误。因此，参加宴会的人都认为李少君是得了仙家长生之术而享有高寿的人。以讹传讹，李少君名声日著，终于被介绍给了汉武帝刘彻。汉武帝虽说糊涂，但毕竟不昏聩，他总得试一试李少君： 少君见上，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按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 齐桓公十年，是公元前375年，至汉武帝时代，已近300年。 大家自由推理：李少君一定当年见过此器，否则，怎能一眼认出？不仅见过，而且记忆犹新。继续推理，既然亲眼见过，那一定生活了300余年。既然寿命300余年，定是神仙无疑！李少君十分奸诈，和官僚贵族一周旋，便深知他们的心理病态：我们前边说过，汉武帝时的皇帝、贵族、官僚，已不是高祖刘邦时代那么贫困凄凉了。那时，高祖没有整齐一色的马拉车，萧何为他修了座未央宫，他十分生气，说：“天下匈奴，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只修了一座未央宫，他就十分难过，原因是太穷。那时，宰相将军坐牛车，无马车可坐！如今个个宅第连云，马匹成群，连牝马都不用了！人一富贵享乐，便求长生，古今通理。所以李少君就用“却老”、“益寿”、“不死”这三颗炮弹，向皇帝、贵族、官僚进攻，真是弹无虚发，弹弹皆中。什么是“却老”？“却老”就是保持青春，或者青春常在。什么是“益寿”？“益寿”就是长寿，越长越好。三者之中，唯“不死”最明白最彻底。人人都明白不可能，人人都希望可能，这就叫“困惑”。这个“困惑”自人类有生命意识以来就一直缠绕着人类，不知何时才了结。只是这个“困惑”对汉武帝及其同时代人纠缠得过了分而已。既然追求“却老”、“益寿”、“不死”是人类共同的心理愿望，汉武帝也不例外。于是他深信李少君的“祠灶”炼丹炼黄金的法术；自然可以从事封禅，追求象黄帝那样成仙不死；也应该派方士入海去找安期生的大枣子以便青春常在，长生不死。汉武帝比通常人的条件优越，自然可以不懈地追求。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他又建“柏梁、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据说汉武帝在建章宫中的铜柱，“高二十丈，大七围，上有仙人掌承露盘”。承露盘中收接到的露水，“和玉屑饮之”，“必性命之可度”。检索汉武帝与原始宗教思想相关并掀起他心灵的波澜的，是两件事： 一是李夫人事件。汉武帝李夫人是所谓“妙丽善舞”的佳人，她的哥哥李延年曾为她作了一首歌：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汉武帝听歌之后，问“世岂有此人乎？”平阳公主介绍说，李延年的妹妹，便是此等人物。汉武帝召见，果然名不虚传！由此得武帝宠爱。后生一男，就是昌邑哀王。遗憾的是，这位李夫人年寿不永，“少而早卒”。当李夫人病重之时，汉武帝去看她，李夫人以被蒙头，对武帝说，我一生病，一脸病容，就不好看了， 不可以见您，希望您好好照顾我们的儿子和我的兄弟。汉武帝反复请求，李夫人反复拒绝。汉武帝终不悦而去。李夫人的姊妹责备李夫人，李夫人回答说：“所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这一段话将以男权为核心的社会条件下，女子命运的真谛说得透底而又透底。一切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的不过是男人的需要和欲望！李夫人死后，汉武帝念念不忘，“图画其形于甘泉宫”。封李夫人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海西侯。封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方术之士，最善钻营，亦善迎合。齐人少翁以能“致神”之术见武帝，为武帝召李夫人：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齐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乃夜张灯烛，设帷帐，陈酒肉，而令上居他帐，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还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视，上愈益相思悲感，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 立而望之。 偏何姗姗其来迟！ 令乐府诸音家絃歌之。 上又自为作《赋》，以伤悼夫人。 （《汉书·外戚传》） 汉武帝不仅“雄才大略”，亦有文采，他的诗亦小有名气。相传他建造柏梁台，以香柏为梁。台成，召文人作诗。世有“柏梁体”。他为李夫人写的《赋》较长，中有“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裴回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之句，对李夫人有无限的怀念，对李夫人早逝有无穷的伤感。最后以“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录兮”作结，有说不尽的情思。李夫人事件给汉武帝以极大的心理满足，增强了汉武帝对神仙方士的信任。 二是汉武帝疾病。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也是世俗的现实问题。生与死的困惑中，常常是生的欢乐和死的哀痛。生、老、病、死之中，老、病与死的联系最为紧密。因此，死的困扰，常常就是老和病的困扰。在人类无法得知死的真谛，对死怀着伤感甚至恐惧的情绪的时候，常常对防止衰老、治愈疾病产生合理的探求和奇异的幻想。汉武帝生病，医而无效，求问“神君”而得痊愈，对他震动甚大。 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医无所不致，不愈。游水发根乃言曰：“上郡有巫，病而鬼下之。”上召置祠甘泉，病良已。大赦天下，置寿宫神君。神君最贵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皆从之。非可得见，闻其音，与人言等。时去时来，来则风肃然也。居室帷中。时昼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后入。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又置寿宫、北宫，张羽旗，设供具，以礼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毋绝殊者，天子独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史记·孝武本纪》） 《汉书·郊祀志》的文字和《史记·孝武本纪》大同小异，但《史记》文字易懂。文中的文成死明年，大约是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 文成，即方士齐人少翁。在前引李夫人事件中，这位少翁因满足了汉武帝的心理需求，被封为文成将军。少翁接近汉武帝后，让汉武帝将宫室衣服装饰更换，以满足“与神通”的要求。于是画云气车，作甘泉宫，画天、地、泰一诸神像……等等，搞了一年多，“神不至”。又搞“帛书以饭牛”，杀牛得书，但汉武帝认出了文成将军的笔迹 ，于是“诛文成将军而隐之”。汉武帝在搞迷信鬼神的事情上，确有失败了再干，屡败屡干的劲头，少翁死后，他又相信游水发根的建议。这一回是“巫”神结合。细详这个故事，大约是女巫下神。至于汉武帝的病，或许是文成之死的心病，或许竟是病不严重，女巫一折腾，便兴奋而病除。所以司马迁以神秘的口气说，“其事秘，世莫知也”。这是写史书的人贯用的一种隐讳的方法。 汉武帝从巫言中祛除疾病，又在夜晚与巫相处，“因巫为主人，关饮食。所欲者言行下。”自然，心理上也得到新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神君”，可能是前文提到的“长陵女子”。“长陵女子”也称“神君”，汉武帝早就供在上林磃氏馆中。汉武帝对女神的崇拜也是很认真的。 细细检索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汉武帝的这类“鬼神之祀”实在书不胜书，他在一个原始宗教思想盛行的社会气氛里，扮演了一位原始宗教迷信的虔诚信奉者角色。他封禅泰山，是否有个人因素的秘请，史无明文，不敢妄加推测。 但说他8次到泰山封禅祭祀带着浓重的原始宗教迷信色彩，并不过分。 当然，如果将汉武帝东封泰山，仅仅归结为汉武帝本人的原始宗教迷信，亦并不十分完备。封禅刻石，也就是说举行一定的祭祀天地神祇的仪式，并刻石纪念，似乎是秦始皇以来的一种社会习尚。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击败匈奴，霍去病就搞过一次封禅活动： 骠骑将军去病率师躬将所获荤允之士，约轻赍，绝大幕，涉获单于章渠，以诛北车耆，转击左大将双，获旗鼓，历度难侯，济弓庐，获屯头王、韩王等三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执讯获丑七万有四百四十三级，师卒减什二，取食于敌，卓行殊远而粮不绝。以五千八百户益封骠骑将军。 这是汉武帝给骠骑将军霍去病增封的嘉奖令。“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汉武帝认可。狼居胥山，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西北黄河北岸，一称狼山。姑衍山地望不详，可能在狼居胥山附近。显而易见，“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可能是霍去病打败匈奴之后的一次祝捷活动。准此，我们也可以说，汉武帝的封禅泰山也和战争存在着某种联系。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武帝于汾水得宝鼎，随后大臣们又议论封禅，齐人公孙卿认为汉武帝得宝鼎与古代黄帝得宝鼎是一样的祥瑞。公孙卿以札书为证，说札书是齐人申公所传，而申公与安期生通。伪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又说“汉帝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公孙卿借申公之口，宣传华山、首山、太室山、泰山、东莱山是“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黄帝且战且学仙。”他们还描绘了黄帝成仙的具体经过： 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拨，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书·郊祀志》） 汉武帝对黄帝游天下名山，上泰山封禅甚感兴趣，说：“嗟呼！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黄帝封禅的方式：“黄帝且战且学仙”。我们的这个揣想，在汉武帝的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 的诏书中得到了验证： 南越、东瓯咸伏其辜，西蛮北夷颇未辑睦，朕将巡边垂，择兵振旅，躬秉武节，置十二部将军，新帅师焉。（《汉书·武帝纪》） 元封元年，正是汉武帝封禅泰山的时候。这一年，刘彻真的勒兵18万骑，旌旗径千余里，自云阳，经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威震匈奴。因此，我们认为汉武帝是学黄帝且战且学仙。将封禅和战争联系在一起，理由是充分的。 汉武帝封禅泰山的仪式结束之后，发表了文告： 朕以眇身承至尊，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礼乐，故用事八神。遭天地况施，著见景象，屑然如有闻。震于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后升禅肃然。自新，嘉与士大夫更始，其以十月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历城、梁父，民田租逋赋贷，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四县无出今年算。赐天下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的封禅诏书和秦始皇的封禅泰山刻辞相比，秦始皇态度严厉，以为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告示臣民，遵循秦王朝的法律制度，就会天下太平。汉武帝的态度似乎与秦始皇相反，他以一种谦虚虔诚的态度，小心翼翼地说明心迹，努力自新，以求更好的未来。并且向人民施行恩惠。之所以有这个区别，是因为秦失败之后，汉代许多政治家、思想家都曾经研究过秦失败的教训，以为秦失败是威严过苛，仁义不施之故，所以汉代的统治者就是接受教训，改变一副面孔，以谦恭仁义的态度对待臣民。这个变化是富于启迪性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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