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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卫星 一 我是一个天性枯燥，缺乏浪漫情怀的人，加之我真正自觉的阅读年龄要迟至近二十岁才开始，错过了阅读诗歌的最佳年龄。所以，一直以来，我对诗歌不曾产生过浓厚的兴趣，即使在青春时代那个诗歌一般的年龄，我也没有对诗歌有过那么一份似乎人人都曾有过的狂热。于此可见，我读的诗歌之少。至于能够记下的诗歌，更是寥若晨星。我和美忠、朝阳、初阳、魏勇他们几个在一起，常常只有听的份——他们都喜欢诗歌！看到他们激情洋溢地背起那些曾经悸动过他们生命的诗句，我一方面固然是羡慕不已，更重要的是感慨万端——他们都有过青春华年，而我好像一出生就老了。 在那样的时刻，我会搜索枯肠，想努力记起一些读过的诗歌，但往往只能记起一些残缺的片断，吉光片羽的诗句。所以，我得说，诗歌阅读对我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现在，要写那些“曾经深深感动、影响过我的诗”，于我而言，自然只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罢了。 应当说，我从没有主动产生过读诗的念头，所以，我几乎不曾有意识地搜集过诗歌以供阅读。我所读过的诗歌大约只有两个来源。其一是教科书和备考资料上的，年青时候，我读的诗也就是来自从小到大的课本，后来做了老师，虽然无心读诗，课本和资料上有，还得应考，自然只能跟着学生读。其二是受美忠他们几人的影响读了几首诗。这样说来，诗歌对我生命的影响之小可想而知。我一直认为，诗歌虽然对人有巨大的塑造作用，但主要依靠直觉和感动，所以，一个人读诗的最好年龄自然是青少年阶段。一个人如果在青少年阶段读过大量的诗歌，我相信，诗歌一定会深深渗透他的生命，并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塑造这个人的人格与心性。而我在青少年阶段，几乎没怎么读诗，诗性思维几乎与我绝缘，所以，任何诗歌都很难以一种直观的简捷的力量打动我，这大约正是我能记起的诗歌少之又少的缘故。在面对诗歌时，我总是诉之以一种理性客观的态度，很难全身心投入到诗句中去，一任那些精妙的诗句与生命契合。所以，能够沉淀到我记忆中的那些诗句，一定与我的现实感相关，一定深深切合了我阅读当时强烈的现实生存体验。 二 唐诗宋词的国度，即使不识字的田夫野老，也能在恰当的时候平平仄仄抑扬顿挫地吟出几句，那是来自祖先的记忆，他们奔流在这个民族的血液里。我好歹算是一个读书人，虽然对诗歌从来都没有什么强烈的兴趣，仍然记得一些唐宋人韵律，我不把这归功于我的读书生涯和教师职业，而是归功于我是一个中国人，唐宋人的韵味跳动在我的脉搏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首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诗》，在中国，自产生之日起，几乎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过去，即使是三岁小童，也能朗朗上口。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记下这首类似于民谣的诗歌的，但我相信，一定与我的经历有关。从我有记忆开始，一直到1994年，每年的暑假都要在家里做将尽两个月的农活。农村的活计，除了用牛犁田，举凡插秧割谷、锄草播种、打药水……我可以说样样精通。读高中的时候，我甚至辍学回家种过一段时间的田，那时候，我以为我会种一辈子田，并且认为自己会是一个好农民。做农活最深的记忆自然是每年暑假搞双抢，我永远不会忘记的首先是挑草头的情景。我们那里把谷收割在田里后，拢堆扎成捆，用冲担挑到船里码好运回禾场，称为挑草头。特别是雨后稻谷积在田里，草头的重量加倍，一担有将近两百斤。从田里到船上，从船上到禾场，两趟几个小时下来，肩膀红肿，疼痛钻心。而插秧的时候，炎天暑热，阳光无遮无拦地射在人的身上，往身后看，几百米之外的田梗似乎永远都到不了尽头，汗水滴在水里，腰身酸痛，手还是机械一般不停地插着，木偶般一步步往后挪，每一趟到了尽头，我总会就势瘫在田梗上，好半天不愿意从头再来。那个时候，父亲就会说，你得好好读书，不然，这样的罪你得受一辈子。 我想，这样深刻的农忙记忆一定是我记住李绅诗歌的根本原因吧。但是，我得说，现在，我想起这首诗，我更多想到的是这首诗的平民立场。李绅这首诗几千年里始终能够家喻户晓，盖因他是以农民的口吻说话，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叙事，以农民的语言，叙述农民的辛苦与悲伤，表达农民的痛苦与不平，倾诉农民对尊重与尊严的渴望。这在唐诗宋词里，也是凤毛麟角。我坚信，李绅一定做过农活，有着深刻的农村劳动的辛苦记忆，他因此得以坚实地立定在深厚的大地上民我同胞物我族类。而自红色共和国建国以来，农民一直遭受着不公平的待遇，沦为二等公民，然而，少有知识分子为农民的痛苦生活哭与怒。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知识分子哭哭啼啼也无非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没人想过，农民自建国以来，承受着更不公平的命运。如今，知识分子成了精英权贵阶层，更只把越发深重的农民痛苦作为学术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以图获取名利。至于那些从古至今的田园诗人，不遗余力地把田园风光与农村生活极尽诗化与美化，则是我最为深恶痛绝的，我从那些美丽的田园风光与所谓诗意的农村生活里分明地看到写作者内心的虚伪与冷酷，因此，李绅的平民立场，在我这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让我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主流始终保持着遥远的距离。我得说，我对这首诗的深刻记忆，更多来自于当代知识分子的冷血与自私，这首诗歌于我而言，是一种现实而悲悯的生命态度，一种与苦难的人们通感同受的精神格局，当我固执地站立在苦难的大地之上时，他提供了我以精神支持。 三 大唐诗人里最著名的自然是李白杜甫，李白的诗句我当然记得一些，但更切合我的生命之思的是杜甫的诗句。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这首《江汉》总是让我思潮起伏。其实一般情况下，我只记得两句，但不是通常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后三联，而是“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因为这一句，我还能脱口说出一些类似组合的句子：“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独夜旅魂惊。”“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样组合的句子在杜甫的诗歌里俯拾即是。我对这些句子的流连远超过对整首诗歌的热情。事实上，我几乎不对这些诗句所在的整体诗歌有所咀嚼，我感兴趣的是这些片断的诗句。这些诗句总是能让我像看电影一样，先是一个巨大的镜头，或则茫茫无尽的天空，或则缈远无际的水系，或则迤逦绵延的群山……然后是一个特写镜头，或则一叶扁舟，或则一介衰翁，或则一堆茅庐……这就是杜甫诗歌最让我惊叹的特色，他们总是极大与极小极巨与极微极空旷与极逼仄极动荡与极宁静极缈远与极切近极强大与极衰弱……的组合，如此悖反又如此协调，如此惊心动魄又如此顺理成章。 我常常想，这些诗句为什么总能让我念念不忘，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吸附着我？只有当我年龄渐长饱经风霜之后，我才能明白这些诗句里蕴藏着多么珍贵的东西！——杜甫以他的诗歌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庞大而整体的世界图景与宇宙视野。这个饱经忧患的人，这个疾病缠身的人，这个终生潦倒的人，这个颠沛流离的人……他一辈子似乎总在以自己伤痕累累的脚步丈量着山河大地，他以自己的诗句把自己定格在宇宙精神的测量员位置之上，为我们保存了一个完整圆融浑一莽苍的世界地理与宇宙精神的版图。再也没有这样整体的宇宙视角了，我们的世界已经破碎精细，现代文明使人类永久地失落了整体的世界眼光与浑一的宇宙精神。我们切分了山河，也切分了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我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小天地里，以为世界就是如此。我们坐井观天，以为井就是天，如此自信也如此可笑。我们生活在一个破碎琐细的世界里，无法理解杜甫苦难中的恢弘流离中的阔大奔波中的圆融……一个整体的世界版图也是一个混沌的宇宙视野，正如一个破碎的世界版图也是一个逼仄的庸人视野。 想想吧，一个颠簸穷愁的人如何可以如此固执地心怀众生？一个缈小衰残的人如何可以如此自信地面向洪荒宇宙？一个失意潦倒的人如何可以民胞物与？然而，这一切在杜甫这里却都不是问题，他做到了，自然而磊落，自信而坚定。在杜甫这里没有什么伟大的主义、没有什么先进的思想，有的，只是那博大无极的吞吐宇宙的胸怀。这些诗句是杜甫硕大心脏的明证，他让我们显得气局如此狭小，人格如此萎缩，精神如此矮仄，人性如此分裂……我们总是屁股决定脑袋，物质决定精神，思想决定理性，立场决定感情……我们活在名词的幻觉里，把名词当成现实，理直气壮地玩弄着从名词到名词的所谓逻辑推理与所谓学术研究，不知道大地上苦难的人们因此而陷入更为水深火热的深渊，房子没了，土地没了，食物毒了，水脏了……也许，不需要很久，我们会连这个破碎的世界也难以保有！ 杜甫的诗歌于我而言是什么？是一份完整而健康的生命情怀，这份正常而珍贵的生命情怀因为圆融浑一的世界视野而得以不合时宜地跳动在这已然破碎而痛楚的大地之上。是的，我永远向往“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江涛万古峡，肺气久衰翁”那样的生命境界——不错，宇宙的确如此博大，我是如此渺小，然而，当我的思念与爱充塞心头，便充塞了宇宙，我便存在过，没有什么可以抹杀！是的，我思念，我爱，固我在！天地的确如此旷远，我是如此轻微，然而，当我行走，当我飞翔，当我追寻，当我见证，我的步履与热情便弥漫了天地，我便存在过，没有什么可以消灭。是的，我见证，我追寻，固我在！江涛的确如此恢弘壮观，我是如此衰朽残缺，然而，当我呼吸，当我哭泣，当我长笑，当我关怀，当我忧患，我便存在过，我的意志与生命便汇入了滚滚江流，没有什么可以干涸。是的，我关怀，我忧患，固我在！ 四 宋人我最喜欢柳永，他的许多词，令我一唱三叹。 冻云黯淡天气，扁舟一叶，乘兴离江渚。渡万壑千岩，越溪深处。怒涛渐息，樵风乍起，更闻商旅相呼。片帆高举。泛画鷁、翩翩过南浦。 望中酒旆闪闪，一簇烟村，数行霜树。残日下，渔人鸣榔归去。败荷零落，衰杨掩映，岸边两两三三，浣沙游女。避行客、含羞笑相语。 到此因念，绣阁轻抛，浪萍难驻。叹后约丁宁竟何据。惨离怀，空恨岁晚归期限。凝泪眼、杳杳神京路。断鸿声远长天暮。 流动的江山风物，杂乱的生活场景，念念深隐的内心情结，在这首《夜半乐》里是如此整秩又如此明晰，读来如此亲切亦如此通情，曾经有多少时刻啊，我们不也总是毫无抵挡地乐极生悲，前尘往事刹那间填塞心田，难于呼吸吗？ 更不消说这首传唱久远的《雨淋霖》：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都门帐饮无绪，留恋处、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人生某个特定时刻复杂幽微深不可测变幻不定的心理竟然如此一览无余地呈现在字里行间，汉字的表现力在此抵达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不过是普通人的遗恨思念，不过是平凡人的聚散合离，却在这曲曲折折，逶迤绵长的音韵间淋漓尽致地极其尊严地定格下来，什么时候，我们有如此贴心的代言人！ 我对那些大部头文学史的怀疑最初是由柳永引发的。基于对柳永的偏爱，我翻看了相当多的古代文学史，在我看来，没有一部古代文学史给予柳永应当的尊重。在那些大部头文学史里，没人会把柳永与苏轼相提并论，柳永至多也就是一个对婉约词的发展有所贡献的词人，而苏轼其他方面的成就就不说了，单是他开创了豪放词这个流派，就不是柳永可以比肩的，柳永之于苏轼，那是一般作家与大师的区别。然而，在我的个人文学史里，柳永是不世出的天才，无与伦比的大师，又岂是苏轼可以比肩的！由柳永，我意识到我们的文学史，很多时候，其实不过是道德评价排行榜，而且还是极其势利的道德评价排行榜。想想，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此崇高，到底有多少是源于他的创作实绩呢？难道不更多的是因为他满足了主流文人们对自身各种所谓高雅趣味的想像吗？ 然而，我喜欢柳永。喜欢柳永，基于我对词与诗的本质差异的理解。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非常清楚地阐明了我对诗与词的理解和态度，我愿意重新放在这里，并非我得意于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只是想说，经过这么多年，我对自己当初的想法更坚定了：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诗是被诅咒的诗。被孔子诅咒的诗。他说，诗三百首，一言以蔽之：无邪。用这二个字所粹炼的屠刀，他展开了中国历史上绝不亚于始皇焚书坑儒的文化大屠杀。除符合他所谓的“无邪”逻各斯指令的现存《诗经》三百首外，此前历史上的所有诗作都灰飞烟灭，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没有人不诅咒始皇帝焚书坑儒毁灭文化的行为，但孔子却被尊为圣人，历史的糊涂实在让人无话可说。在孔子的诅咒下，诗歌的发展从来就没能偏离所谓无邪的轨道。从四言到五言到七言，从古风到歌呤到律绝，诗歌言志，则言建功立业之志，心心念念无非了却君王天下事；诗歌咏情，则咏功业受挫不得施展抱负之情，念兹在兹无非不为君王所用之悲苦。屈原不例外，李白不例外，杜甫不例外，苏轼又何尝例外，及至当下，新左、右自由主义仍不例外。很明显，诗歌作为文学正统，事实上是排斥日常生活与个人私秘情怀的，而排斥了这两点，实际上就排斥了对人性对精神对生活其他可能性的追问。诗歌还是诗歌吗？ 如果说，在唐代，那个中国文明的年轻时代，唐诗还能体现一些由于青春冲动而无法遏抑的人性向度与肉身气息，那么，到了宋代，随着中国本不开阔的思想意识形态流入理学狭窄的水沟，诗歌就完全沦为干禄经济之术，思想不止是无邪，而是纯粹了，但却没了一点人的活气。然而，人性的欲求是无法完全扼杀的，这股无法遏止的人性欲望在被官诗廷策毒害的汉语中曲折潜行，竟汇为了词的洪流。人的喜乐悲苦，人的娱乐嬉游，人的聚散合离，人的梦思奇想，人的深隐测幽，人的淫秽邪僻……无不在词的宫殿里灿然勃发。记住这些伟大的人之子吧：温庭蕴、宴殊、宴几道、秦观、李清照……他们是真正的人，有感官体验，有生命驿动的人。而柳永，则是这些人之子中最为不可企及的一个。他把自己放逐在与庙堂对立的江湖之中，把自己放逐在与官衙对峙的勾栏院里，他与那些违背上帝的旨意而拥抱人间生活的夏娃们为伍，他以这些生活的母亲与女儿为师为友，在她们的教导下打造着一种完全属于生活与人性的语言——词。汉语言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从未能达到如此的纯粹与美丽。然而，苏轼出现了，词，从婉约分枝，越来越多的进入豪放旷达的河床，最后，又步入了无邪的以君王之事为情感与思虑之归宿的狭窄轨道。一切都劫数难逃，汉语言几代人，尤其是柳永的努力而打造出来的一片纯粹的生活空间再一次丧失了，而人们却说，那个叫苏轼的人，大大提升了词的品味，大大开拓了词的空间……可是，当词不是以自己的生活本体情怀而是以诗的宏大叙事与诗并列正宗时，词已非词矣。词，诗之余，真是一语成谶！ 婉约与豪放，岂止是风格差异，是生存论上的差异啊。豪放词里的人生是一览无余的人生，除了君王天下事，还有什么呢？豪放词里的人性与生活，除了建功立业的渴望和不得其志的排谴与宣泄，还有什么呢？可生活终归是婉约的。婉约是人生的生死散聚，婉约是人生的爱恨情愁，婉约是人性的曲折迷离，婉约是欲望的伸缩张合，婉约是本能的九曲回肠……豪放对婉约的僭越，实际上是对生活的删刈与戕除，对丰富繁复的人性的简化与规训，是生活正常表达渠道的得而复失。这就是诗与词的历史，也是生活与表达生活的艰难而溃败的历史。当然，这是属于我个人的诗词变迁史，我从来都认为表达抒写日常人生乃是宋词的天命，是他先天的美学属性，所以，婉约才是词的正宗。 词在诗之外别立新宗不是偶然的，原因当然很多，比如唐诗对宋人造成的影响的焦虑可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但我以为，生活才是最根本的原因。大唐飞扬跋扈的时代精神使唐人内心深处固然弥漫着不可一世的豪情与积极进取的气质，却也不免与日常生活多有隔膜。唐人诗歌里更多的是一种高蹈凌空的精神生活，日常人生几乎很少见诸于唐诗平仄之间。宋代却是一个特别适合文人表达日常人生的时代。无论什么时代的人都在生活着，都有着特定的日常人生，然而，诗以言志的美学要求使大宋以前的诗人们不自觉地排除了日常人生的表达，可是，到了宋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大宋是一个在政治军事上极其失败的时代，山河破碎，外患不断，两宋军事上的大规模行动无不以失败告终，在政治外交上也只能低声下气贿赂事敌，近三百年，文人的内心深处无不有着根深蒂固的失败主义情绪。大唐的壮志逸飞再也不可重来了，这种无所作为的时代氛围使得文人们建功立业的雄心抱负难以生长发育，但是，有所失必有所得，当他们不得不把眼光投向以前少有人探视的日常生活，努力经营个体的日常人生时，他们发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的世界，比之于建功立业不知复杂繁复多少倍的世界，那便是个体的日常人生。另外，宋代虽然政治军事上一塌糊涂，但经济上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宋代市民生活之丰富多样即使是盛唐之人也无法想像的。日常生活的繁复丰盈为创作提供了巨量的土壤。再者，两宋对文人的优待，也为文人的创作提供了宽松的内心自由。 显然，时代在呼唤，而孔子诗以言志的诅咒决定了宋诗没办法挣脱窠臼去抒写日常人生，宋词于是因应时代的召唤发展起来，并迅速成熟，一如唐诗一样蔚为大观。我这段简单的梳理虽然空洞粗陋，却绝非无的放矢，他正说明了宋词有自己的天命，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词一出现，就是婉约的，而通览所有宋词，我们会毫无意外地发现，被历代文学史统摄在豪放风格下的词，其数量不到婉约词的百分之一。 在我固执的内心，柳永也是应天命而生的，他注定要把宋词从深宫床帏的狭窄河床里拖出来送入平民日常生活的浩浩江流。这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当然做到了，而且做得多么漂亮！在他之前，词虽行走在个体伦理叙事的正确道路上，但却是那样地浅薄狭窄艳俗，只有到了柳永笔下，个体伦理叙事才焕发了强大的生命力，变得纯正深刻博大，变得厚重绵长繁复。落魄士子，飘零浪人，沦落歌伎……所有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歌哭哀乐，爱恨欲死，才有了自己贴心的代言人。柳永慢词的意义正在这里，她不是一种词作形式，更非一种词作技巧，而是个体日常生活的本体需要。于我而言，柳永是他个体的，也因而是平民的；是自性的，也因而是生活的。柳永以他的词作定格了也守卫了生活。在柳永笔下，平凡人们刹那的情绪、细微的心理、卑微的欲望、隐忍的爱恨、沉默的生死……无不被淋漓尽致地极尽尊严极富魅力地展现了出来。 我爱柳永，因为我爱我以及如我一般的人们，我爱我们平凡琐碎毫不宏大的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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