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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中期，以古典经济学的诞生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登上学科舞台，四百年来，经济学家们纷纷从不同视角，运用不同工具与模型，对这一年轻学科进行实证与规范分析，试图解释经济现象，应对经济难题。但是，一种怪异的情形是，从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像经济学这样，在存立与质疑中交替出现，然后又以一种综合的方式将之前彼此对立的经济理论进行一次系统性融合，从而形成新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理论经典。 这种极富戏剧性的情景，在展现经济学本身学科魅力的同时，也表现了它试图全方位解读人性的科学努力。毕竟，经济发展的背后动因，是基于人性对获取财富以谋求发展的诸多行为的集合，西方经济学的前提假设——理性经济人，也因为在经济世界中所出现的短期失衡而导致某种理论在适用了几十年后便陷入失灵，以至于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背景下的理论适用也就具足了不同的现实效果，从而形成了不同经济学派的周期性演变。 具体来说，这种周期性演变的路径是：古典经济学—边际革命—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革命—新古典综合。那么，我们不妨作出推断，既然新古典综合彻底完成了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划分，那么经过时间的长期演化调整，政府与市场一旦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最终市场机制的健全成熟催生出成熟的市场力量，政府则不再逾越边界，随意干预市场调节，注重市场的公平监管，履行服务职能，那么必然的，古典经济学将完成一次回归，从而实现一次经济学理论的轮回，形成三次综合，三次革命的经济学理论闭环。 古典经济学的确立从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开始，以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为标志，古典经济学将研究从以前重商主义的注重流通领域拓展到生产领域，认为任何一个部门的劳动都是国民财富的源泉，在批评重商主义只有对外贸易才能创造财富的偏见的同时，也克服了重农主义所抱持的只有农业劳动才能创造财富的狭隘思维，从而明确了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这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确立，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有独立体系的科学，亚当·斯密也以其著作《国富论》（被认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开山之作，经济学的三部圣经之一）成为“经济学之父”。 第一次综合：约翰·穆勒的综合古典经济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了17世纪中期，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对其进行了第一次综合，他将斯密的生产费用说、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工资基金说、西尼尔的节欲说、大卫·李嘉图的地租论等思想进行融合，从生产的不同方面说明生产要素价值的决定与价格的形成：劳动的报酬是工资（综合了詹姆斯、穆勒等人的工资基金说）；资本的报酬是利润（综合了西尼尔的节欲说）；土地的报酬是地租（综合了李嘉图的地租论）。这一次，他全面系统地吸收和综合了前人成果，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第一次有着集大成意义的经济理论，被认为是继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的最大权威，他的经济学思想也集中体现在了他的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 然而，由于古典经济学对一个很小的经济问题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最终出现了危机：一瓶刚出厂的葡萄酒的价格是十几块几十块，而一瓶有着百年历史的葡萄酒，其价格可以是几万甚至十几万，如此悬差的价格差异，原因何在？ 如果按照古典经济学的标志性理论——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但是，葡萄酒的生产过程——从葡萄的采集、发酵、酿制、装瓶、出厂，这中间凝结在一瓶葡萄酒中的古人劳动和现代人劳动几乎一样，没有任何差别，那为什么二者的价值要相差成千上万倍呢？假定不存在保存成本，如果认为老酒比新酒昂贵的理由在于老酒少，体现为物以稀为贵，那显然是站在劳动价值论的对立面——边际主义——的立场上来解释问题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古典经济学从一种几乎独一无二的权威与统治地位上十分迅速地衰败下来，相对来说，对这种衰败的考察不够，这桩长久以来一直作为权威而盛行的传统理论，它的十分重要的理论核心遭到了突然的抛弃，这在经济学史上几乎是空前未有的”（特伦斯·W.哈奇森，《经济学中的革命与发展》）。 第一次革命：边际革命19世纪7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门格尔、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瑞士洛桑派的法国经济学家瓦尔拉斯（边际三杰），这三个居住在不同地方的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开始了边际革命。这一理论反对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是取决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客观的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人们对商品效用的主观评价。 显然，这是一种与古典经济学家持截然对立观点的理论思想。 门格尔“革命”的矛头指向古典派是无可置疑的。对劳动价值的批判贯穿他著作的始终，从价值的本质和起源、价值尺度到生产资料的价值决定等，无一例外。他认为，耗费劳动决定价值这一命题是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基本谬误中“第一位的谬误”，“应断然加以排斥”。 边际主义者强调产品和生产要素在市场上的定价与消费者主观的边际效用相关，由于存在边际效用递减，因此对各种产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就会存在递减。这种主观、心理的评价决定商品的价值，是对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一次革命。 按照边际效用理论，老酒比新酒昂贵是因为老酒的数量少，心理上的边际效用高，刺激强度大，所以人们买老酒愿意出很高的价钱，而新酒由于可以大规模生产，对人们心理上的刺激强度低，自然出价就低了。 很显然，边际效用价值论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经济学分析方法——边际分析法，即增量分析，这一概念“不仅被看作是经济分析工具的一次补充，还被看作是经济科学研究方法上的一项极重要的革新”（E.罗尔，《经济思想史》）。 第二次综合：新古典经济学马歇尔在1890年出版的第二版有着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中，提出了具有首创意义的均衡价值论，使他成为经济学史上第一个真正的集大成者，所谓“All in marshall”，从而成为经济学说史上的“一代宗师”。 马歇尔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归结为决定需求、消费、买方的力量。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会考虑该商品值不值？这个值与不值是一种主观心理评价，因为同样的东西，有的人觉得值，有的人觉得不值。所以，买者决定是否购买一个商品是由主观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决定的，商品越少，消费者的边际效用越高，愿意支付的价格就越高，随着购买商品数量的增加，消费者的边际效用递减，愿意支付的价格也就降低下来，而决定生产、供给、卖方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生产者对成本的衡量，归结为客观存在的劳动价值论的力量。当两种力量完全相等时，就形成相对静止、不再变动的均衡状态，从而形成均衡价格。 马歇尔把主观的、心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和客观的劳动价值论综合为一体，形成均衡价值论。这一理论，将原来完全对立的经济理论思想综合起来，在坚持李嘉图演绎推理的同时，也广泛运用了边际分析，因此马歇尔的综合是一次更为宏大的、集合前人所有理论思想的大综合，使边际主义学派和古典经济学派从对立互斥变成互补融合，把经济理论重新团结在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旗帜下，虽然仍将自由放任作为最高准则，但已不像古典经济学那样，只重视对生产的研究，而是转向了消费、需求，把资源配置作为经济研究的中心，论述了价格如何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是古典经济学的延续，但又以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来论述自由放任思想，所以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 第二次革命：凯恩斯革命在马歇尔的综合之后，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种正统的经济学理论，一直在经济学中处于主流地位，并且持续了60年时间。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居于正统地位、起着支配影响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坚信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市场上的自由竞争中会自动调节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因此不可能发生普遍性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琼罗宾逊在1957年曾说过，3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学习的是普遍接受和公认的完整经济理论体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然而，她将是对这种情况信以为真的最后一代学生，因为时过不久，看起来十分巩固的理论基础就要开始动摇了。 1929—1933年，面对长期的萧条，面对近40%的社会生产力损失，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既在理论上难以给出解释，又在政策上拿不出解决危机的措施，“大萧条”导致了社会思潮的巨大变迁，新古典经济学也面临着大厦将倾的理论危机。 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出版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它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开山之作，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产生。 凯恩斯的《通论》，是当时新古典经济理论危机的产物，它在理论、方法和政策三个维度都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的观点和主张，因此被称为凯恩斯革命。 和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不同，凯恩斯认为，第一，人不是趋利避害的完全的理性人，尤其在突发紧急状况下，人会丧失理性，产生从众心理和羊群行为。第二，信息不充分，凯恩斯特别强调信息是不完全的，由于垄断的出现导致价格机制不能快速、准确地传递全部的供求信息，他认为价格刚性排出了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供求的作用。 在政策上，凯恩斯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极力主张国家的积极干预，他在应对危机上的政策特点是：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是前提，财政政策是重心，举债支出是手段。换句话说，就是主张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恢复均衡。他的理论，为国家干预经济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并形成影响后世极具影响的国家干预经济范式。 第三次综合：新古典综合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一部有着划时代意义的经济学教科书《经济学》，这部经济学著作迅速风靡全世界，成为经济学说史是第三本有里程碑意义的经济学经典，并开始了经济学上的第三次大综合。 他的理论思想表现为，如果经济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就应该用凯恩斯的理论，用国家干预财政、货币的手段来恢复均衡。在经济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就应该用新古典经济学来研究问题，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供求，发挥作用。“如果现代经济学能够很好地完成任务使得自由社会大体上能够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那么它的重要性将会减退，而传统经济学则将第一次真正获得成功。”（萨缪尔森，《经济学》。） 在萨米尔森的心目中，以凯恩思理论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不过是恢复传统经济学充分就业假设前提的手段，一旦实现充分就业，两者的相对地位就要转化，凯恩斯理论将逐渐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会被传统理论体系所代替。“经济理论就恢复了原有地位，经济学家也就重新树立信心来陈述经典理论和社会经济原理。”（萨缪尔森，《经济学》。） 这样，凯恩斯理论不仅不是攻击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反而是把它从死亡线上拯救过来的恩人，萨缪尔森阐明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凯恩斯理论的逻辑联系：这是适用于两种不同条件下的理论，因此两者可以并存，，因此他的理论又被称为新古典综合。 新古典综合论的出现，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平息了《通论》出版以来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的理论分歧，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的认识似乎都统一到新古典综合的理论认知上，新古典综合了几乎就等同于凯恩斯主义，成为战后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并且成为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基础。 正如明斯基说：“在60年代早期和中期……当时虽然有各种持不赞成态度的人存在，但是绝大多数职业经济学家对于凯恩斯的创新和传统分析工具和结论结合在一起的新古典综合，都同意它是指导理论研究和实际研究，进行经济政策分析和提出具体措施的恰当的理论结构。” 第三次革命：古典经济学的回归从古典经济学的确立，发展成为古典经济学的第一次综合，再到古典经济学的危机，引发经济学的第一次革命——边际革命，再到经济学的第二次综合，形成新古典经济学，继而引发经济学的第二次革命——凯恩斯革命，最终到经济学的第三次综合，形成新古典综合，经济学总是在“危机—革命—综合—新的危机—新的革命—新的综合”这一逻辑框架下交替发展，呈现出由低阶到高阶，由粗放到精细的不断完善与周密的发展过程，从而不断夯实经济学理论应对社会危机的政策应对基础。 可以推断，随着经济学理论的日臻成熟，政府有条件干预与市场机制自由放任的不断健全，二者在分工合作与职能划分上将日益成熟。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与健全，将催生出成熟的市场力量，政府将看到自身在市场管理上的先天缺陷与工作重点，从而放弃随意性干预，转变市场监管与社会服务，确立以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经济发展宏观框架，充分发挥市场在调节经济发展中主导作用，培育人们在市场化条件下的价格跟随机制，不盲目跟风，做理性经纪人，最终依靠市场预期让价格回归均衡。同时，商会、商业准则的有效崛起，让扰乱与破坏市场运行的人无以立身，约束人们自觉从事经济活动。 这种在不断发展、完善而建立起来的日益稳固、完备的成熟市场机制，通过人们意识上的日益觉醒，从而回归古典经济学的自由放任，“随心所欲，不逾矩”，实现古典经济学的回归。只是，这一个轮回，经历了太长的时间，用以培育人们的理性经济行为。 这，就是经济学理论上第三次革命，从起点再回到起点。只是，这一次已经站在了更高的历史起点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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