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流域商时期文化格局变迁

以吴城遗址和新干大洋洲遗存等为代表的考古发现，揭开了赣江流域商文明的神秘面纱。经过四十多年的研究，前贤们对该区域商时期文化格局已有初步认识，这也为充分理解中原文化圈之外的地方性文明奠定了基础。近年来，赣江流域新开展了大量田野工作，尤其是九江荞麦岭、新干牛城等遗址的发掘，大大充实了我们对赣江流域商文明的认知，由此也引发了关于以往学术观点的重新思量。以此为契机，本文试图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基于对目前已有考古材料的梳理，重新解读赣江流域商时期的文化格局。

 

本文所讨论的赣江流域指的是以赣江中、下游及鄱阳湖为中心的江西省北部地区。这一区域北依长江，与安徽省划水为界；西部自北向南排列着幕阜山、九岭山、武功山等一系列近乎平行的东北—西南走向山脉和西北—东南走向的罗霄山，构成与湖北、湖南二省的省界；东部则自北向南排列着东北—西南走向的怀玉山、仙霞岭、武夷山，与浙江、福建二省相隔；南部丘陵起伏，形成与赣南的天然屏障。在边缘山地、丘陵的包围下，赣北地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赣江贯穿南北，并与抚、信、修、饶四大河流共同构成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水系。先秦时期，鄱阳湖的大面积水体位于长江北岸，南岸是一片河网交错的平原景观[1]。湖域向南的大面积扩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对先秦遗址空间分布的认知。

 

从自然地理的角度，自南向北而流的赣江将赣北分割成了西、东两块，该地区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亦可大致依赣江划分为西、东两区。

 

一、赣江流域西部地区：从石灰山文化到吴城文化

 

以往学者多将赣江流域西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统一命名为“吴城文化”，部分学者认识到赣江中游与下游商文化的差异，进一步提出“吴城类型”、石灰山类型”、“神墩类型”、“龙王岭类型”、“石灰山文化”等概念[2]。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均以地域为基础，忽视了时间、空间的动态描绘。

 

赣北地区经正式发掘的商时期遗址数量不多，遗址保存状况不一，资料零散。通过对保存状况较好的典型遗址分析有助于梳理赣江流域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的时空脉络。本文旨在阐述文化格局变迁，对具体年代的判断仅为选择性简述。由于大多赣北遗址并无碳十四测年，文中对典型遗址典型单位的分段与年代分析主要基于以陶鬲等为代表的具有较好年代标识意义的典型器类[3]。

 

赣江流域西部地区最早阶段的商时期遗存以龙王岭遗址为代表[4]。据发掘简报，该遗址堆积共计三层，其中第2层又划分为A、B两个小层，遗迹有水井一口，记为J1，开口于第2B层下。根据器物的型式演变及地层的叠压打破关系，可将遗址分为两段。1段的典型单位有J1，出土陶鬲两件，均为薄胎、卷沿、尖圆唇、鼓腹、三袋足、尖锥状实足根，腹部施细绳纹，器物的形态、纹饰特征与中原地区早商一期前后陶鬲接近，如二里岗遗址陶鬲H9∶36。2段的典型单位有2A、2B层，出土陶鬲、盆、豆、大口尊等器类。其中，陶鬲T4②B∶4、T6②A∶12、T4②A∶7仍为尖圆唇，唇面与胎体稍厚，器身素面或施绳纹，较J1出土陶鬲表现出稍晚的年代特征，与中原早商二期陶鬲更为接近，如二里岗遗址陶鬲H17∶118。大口尊T1②B∶1、T6②B∶5口径稍大于肩径，折肩明显，与中原地区早商二期大口尊形态接近，如偃师商城IVH134∶8。遗址亦采集有假腹豆一件，记为采∶2，平折沿、圆唇略外翻，假腹，腹部较浅，与中原地区早商三期假腹豆形态接近，如偃师商城D4H24∶63。综上所述，龙王岭遗址的年代约从早商一期延续至早商三期（图一）。

 

图一 龙王岭遗址出土器物

1~4.鬲（J1∶3、J1∶5、T4②A∶1、T6②A∶12）5.假腹豆（采∶2）6.盆（T4③∶2）7.盘（J1∶1）8.罐（J1∶4）9、10.大口尊（T1③B∶1、T6②B∶5）

 

赣江流域西部地区商时期第二小阶段遗存以石灰山[5]、陈家墩[6]等遗址为代表。石灰山遗址历经两次发掘，以第一次发掘为例，遗址堆积分为4层，其中第3层可细分出A、B、C三个小层，第4层可分别细分出A、B两个小层。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在此仅讨论以第4A、3C层为代表的1段遗存及以第3B、3A层为代表的2段遗存。1段出土有圜络纹大鬲T3T4隔粱④A∶10一件，方唇、折沿，个体较大，颈部施一周附加堆纹，这一类陶鬲流行于中商阶段，如盘龙城杨家湾PYWH6∶37。2段出土陶鬲T10③B∶1、T10③B∶2均折沿、方唇、袋足肥硕、尖锥状实足根，器宽约等于器高，裆部较高，腹部施中粗绳纹，与中原地区中商二、三期前后陶鬲特征一致。综上所述，石灰山遗址两段遗存的年代约当于中原地区的中商一至三期（图二）。陈家墩遗址亦历经两次发掘，以第一次发掘为例，堆积分为6层，主要遗迹均为水井，遗物也大多出土自水井中。由于水井遗迹具有使用时间长、堆积过程复杂等特殊性，主要依靠类型学研究判断陈家墩遗址的年代。J4出土陶鬲J4∶24、J4∶3，均为折沿、方唇、鼓腹、三袋足、尖锥状实足根，口径约等于器身，裆部较高，器身施中粗绳纹，与中原地区中商一期陶鬲形态、纹饰风格相仿，如小双桥遗址陶鬲VG3∶24。陶鬲J4∶15、J4∶21则袋足更为肥硕，裆部更为低垂，整体器形更为矮胖，与中原地区中商二、三期陶鬲更为接近，如洹北商城陶鬲98M9∶1、98M6∶2。综上所述，陈家墩遗址亦存在有约当于中原地区中商一至三期的堆积（图三）。

 

图二 石灰山遗址出土陶鬲

1.T3T4隔粱④A∶102.T10③C∶33.T10③C∶44.T11③B∶55.T10③B∶16.T10③B∶2

图三 陈家墩遗址出土陶鬲

1.J4∶32.J4∶243.J4∶154.J4∶21

 

赣江流域西部地区第三小段的遗存以吴城遗址为代表。有关吴城遗址的分期与年代，前贤做过详细的研究[7]，本文采纳《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的观点[8]，于此不再赘述。报告将吴城遗址划分为三期七段，其中二至三期遗存年代约当于中原晚商阶段。

 

通过前文分析，赣江流域西部地区在商时期的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这也是前辈学者多将其统称为“吴城文化”之根源。事实上，尽管该区域商时期文化的发展绵延不断，其文化内涵却发生了重要变化，因而需要区别看待。

 

从文化内涵来看，上述第一小阶段、第二小阶段可归为一大阶段，年代从早商延续至中商。通过文化因素分析，这一阶段遗存既受到中原地区的辐射，如鬲、盆、大口尊、原始瓷尊、假腹豆等均为典型的中原式器类；也接受了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影响，如出土有大量夹砂红陶缸以及鼓柄豆、敞口斝等来自长江中游的器类；此外还可以看到来自赣江流域东部地区的万年文化的因素，以甗形器及印纹硬陶、原始瓷器类为典型代表。在以上多方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自早商一期始，赣江流域西部地区形成了一支极具特色的土著文化，并一直延续至中商三期，以石灰山遗址为典型代表，可命名为“石灰山文化”。除上述遗址外，目前经正式发掘的石灰山文化遗址有瑞昌铜岭[9]、檀树嘴[10]、焦炭厂[11]、九江神墩[12]、荞麦岭[13]、蚌壳山[14]、米粮铺[15]、湖口下石钟山[16]、铜鼓平顶垴[17]、吴城[18]等，从分布情况来看，呈现出以赣西北地区为中心密集成群的特点，向西可抵铜鼓地区，向南延伸至赣江中游的清江盆地。该阶段发现有石范及青铜小件器物，未见有青铜礼器出土。

 

第三小段遗存年代为晚商时期，《吴城报告》根据文化因素分析法将吴城遗址器物群分为六组：甲组陶器有鬲、甗、甑、盆、大口尊、爵、斝等，受到商文化因素的影响；乙组主要为折肩类的罐、瓮、尊类，是本地文化因素；丙组代表性器物是大口缸，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盘龙城类型的影响；丁组器物主要是鼎、釜、瓿形器，是赣西和湘东特有的文化因素；戊组以硬陶为主，是赣东地区的万年文化因素，同时与浙西、环太湖地区及浙东北地区关系密切；己组以带把和带系作风的平底盂、平底钵等平底器，是宁镇地区湖熟文化因素。在多方文化因素的影响下，吴城遗址形成了风格特征明显的文化面貌，尤其是圈点纹、燕尾纹等装饰，具有束颈、瘪裆等特征的陶鬲以及铜器器耳立凤鸟或虎的作风成为吴城遗址的代表性符号。以往“吴城文化”之概念常被用来指代整个赣江西部地区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通过前文分析，该区域商时期的文化是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不宜将“吴城文化”的内涵无限延展。本文沿用“吴城文化”这一概念，指代以吴城遗址为代表的赣江流域西部地区晚商阶段考古学文化。除上述遗址外，经过正式发掘的吴城文化遗址有：牛城[19]、彭泽团山[20]、德安陈家墩[21]、德安石灰山[22]及新干大洋洲遗存[23]等。从遗址的分布情况来看，吴城文化以清江盆地为中心，北可抵长江南岸，西界尚不明晰，东在进贤曾采集有一片带圈点纹的陶鬲残片[24]，表明吴城文化的影响已然东越赣江。除青铜小件外，锄狮垴遗址发现有年代约当于吴城遗址二期的两件青铜鼎[25]、宜丰、修水发现有晚商时期的青铜铙[26]、都昌县发现有吴城遗址二期的一件铜甗[27]、大洋洲商代墓葬随葬有百余件青铜礼器[28]、新干中堎水库出土青铜礼器群[29]以及吴城遗址出土多件青铜礼器[30]。

 

石灰山文化是商文化南下与赣北地区的首次接触，以陶鬲为代表的炊器强势入侵，部分替代了本地鼎、釜类器，说明中原地区的饮食习俗已然影响赣北地区。铜器铸造技术也在这一阶段由中原传入赣北地区，青铜小件、石范等多有发现，从器物的形制与装饰风格来看，与商文化铜礼器无异[31]，表明中原青铜文明在赣北地区实现了从技术到思想礼制层面的飞跃，但石灰山文化尚处于对商文化的被动接受阶段。石灰山文化的发展态势是与中原商文化早中商阶段向南方地区强势扩张的历史背景相吻合的。在石灰山文化阶段，遗址集中分布于赣西北地区，遗址面积多在1~2万平米之间，除黄牛岭遗址发现有一处具有集聚、祭祀功能的双层长方形土台遗迹外，尚未发现高等级建筑设施，亦未发现中心聚落。此阶段长江中游的盘龙城遗址发展兴盛，作为商王朝在南方地区的据点，很可能承担了资源转运的重要功能[32]，其强势的政治、军事、文化地位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周邻地区，处于盘龙城类型的辐射圈之内，赣江流域西部地区文化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进入晚商时期，中原地区在南方地区势力呈现出了消退之势[33]，标志性事件即盘龙城遗址的衰落。在这一历史契机下，赣江流域西部地区的吴城文化兴起。事实上，在中商二期前后，石灰山文化便自北向南扩张至清江盆地，以吴城遗址一期混杂的部分石灰山文化阶段遗存为代表，开启了孕育吴城文化的先声。吴城文化以清江盆地为中心，发展出了大型城址聚落吴城和牛城，发现有多座铜器墓及性质颇有争议的大洋洲铜器群。同时，地域文化特色也在此阶段得到了丰富，具体体现在器物种类和装饰风格等方面。此阶段的青铜器地域色彩显著，如圈点纹纹饰带、燕尾纹纹饰带、器耳立鸟、虎造型等。以上均说明通过石灰山文化阶段的学习与模仿，吴城文化在物质、技术、礼制层面开始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文明。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对商时期赣江流域西部地区考古学文化格局作一个动态描绘：该区域在商时期历经了一次文化中心的时空更迭，以中、晚商之际为节点，其商文化可以划分为早中商、晚商两个大阶段，早中商阶段分布着以龙王岭、石灰山、神墩等遗址为代表的石灰山文化，这一阶段是商文化波及之始，文化中心在赣西北地区；晚商时期分布着以吴城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吴城文化，这一阶段，在商文化势力从南方撤退的历史契机下，文化的中心由赣西北地区转移至清江盆地，区域文明兴起。

 

二、赣江流域东部地区：万年文化

 

万年文化是在万年县诸遗存调查的基础上命名的，用以指代赣江流域东部地区的一支土著文化[34]。万年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以典型遗址为例分别叙述。

 

第一阶段以角山窑址为代表[35]。据发掘报告，遗址可分为二期四段，各期段年代辅以碳十四测年数据为佐证。其中，一期早段的相对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一期或更早，绝对年代为2030BC~1760BC；一期晚段相对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三期至四期偏早；二期早段相对年代为二里头文化四期至二里岗下层一期早段，绝对年代为1610BC~1430BC；二期晚段相对年代为二里岗上层一期偏晚，绝对年代为1540BC~1410BC。报告对角山窑址的年代判断基本正确，角山窑址二、三期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早、中商阶段。

 

第二阶段以婺源茅坦庄遗址为代表[36]。据发掘简报，遗址堆积分为两层，商时期遗物出土于第2层及各遗迹单位中，其年代相近。万年文化的主要炊器甗形器较上一阶段已发生明显的形态变化，主要表现在上腹部。根据甗形器的上腹部形态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弧腹近直，如H1∶16、H1∶18，与吴城遗址1993ZW采∶5形态接近；一类圆弧腹，如G1∶43、G1∶标8，与牛城遗址出土甗形器形态接近。两类甗形器的年代约当于吴城遗址二期，即晚商阶段。据此，茅坦庄遗址的年代约当于晚商时期（图四）。

 

图四 婺源茅坦庄遗址出土甗形器

1.H1∶162.H1∶183.G1∶434.G1∶标8

 

第三阶段遗存以都昌小张家遗址为代表[37]。小张家遗址出土器物主要有外附耳甗形器、联裆陶鬲、旋断绳纹陶鬲、带扉棱陶鬲、鸟喙状鼎足等，其甗形器带角状外附耳、陶鬲器身施旋断绳纹等作风，受到位于该遗址上游地带的湖北阳新大路铺遗址的强烈影响，年代应约当于商末周初（图五）。

 

图五 小张家遗址出土陶器

1、2.鬲（G4③∶2、G4③∶3）3、4.甗形器（G4②∶8、M2∶2）

 

除上述遗址外，目前经正式发掘的万年文化遗址还有广丰社山头[38]、万年肖家山、送嫁山[39]等。另抚河流域[40]、上饶县[41]、浮梁县[42]等地开展了系统的区域调查，均发现有万年文化遗址。万年文化的分布范围北至都昌、西至赣江沿岸，南至乐安、宜黄一带，东至上饶，散布于整个赣江流域东部地区。

 

相比于赣江流域西部地区的兼容并包，万年文化自早商至商末周初，始终保持自身强烈的地域风格，以甗形器、三足盘、各类印纹硬陶、原始瓷器为主要特征。角山窑址的发掘表明该区域窑业技术的成熟与兴盛，尤其是以印纹硬陶及原始瓷尊为代表的器类，在盘龙城、郑州商城等大型高等级商文化聚落多有发现，表明赣江流域东部地区陶、瓷产品向中原地区的流动。

 

三、小结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新界定了“吴城文化”之内涵，指代分布于赣江流域西部地区晚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并提出“石灰山文化”之概念，指代分布于赣江流域西部地区早、中商阶段的考古学文化；万年文化则是分布于赣江流域东部地区的一支约当于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赣江流域商时期的文化格局大体可依照赣江分为西、东两大区域。赣江流域西部地区经历了从石灰山文化到吴城文化的变迁，两支文化在年代上前后相继，分布地域基本重合：早商二期至中商一期阶段，赣西北地区分布着石灰山文化；中商二期前后，石灰山文化向南拓展至铜鼓平顶垴、清江盆地；中晚商之交，该区域文化面貌发生突变，吴城文化兴起，覆盖整个区域，并在清江盆地形成区域文明中心，直至商末消亡。这一变迁是在商文化南下继而又规模性撤退的背景下发生的。赣江流域东部地区始终以万年文化为主导，可细分为分别以角山、茅坦庄和小张家遗址为代表的三个阶段。尽管东部地区受到商文化的影响较弱，但以印纹硬陶、原始瓷为代表的文化输出却显得十分强势。

 

关于赣江流域商时期文明兴衰的动因，以往多认为与资源关系密切。中、晚商之际赣江流域西部地区历经了文化中心的更迭，铜岭遗址商时期目前仅发现石灰山文化阶段的开采证据，赣江流域的青铜礼器年代也多集中在中商时期，种种迹象表明赣江流域文化格局的变迁与中原王朝对当地资源需求的变化保持几乎同步的节奏。以角山窑址为代表的部分万年文化印纹硬陶、原始瓷产品在商文化的高等级聚落中多有发现。东西两区域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发展态势与其分别拥有的铜、陶瓷资源具有相关性。这揭示了资源背景下，中原文明与地方性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也为我们今后深入探讨资源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案例参考。

 

 

注释：

[1]张修桂：《中国历史地貌与古地图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62~180页。[2]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71~172页；彭明瀚：《吴城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16~117页；豆海锋，《长江中游地区商代文化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196页。

[3]此处关于商文化的分期标准采用社科院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之观点。

[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九江市文化名胜管理处、九江县文物管理所：《九江县龙王岭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5]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试掘》，《东南文化》1989年第Z1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石灰山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8年第4期。

[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县陈家墩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5年第2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德安县博物馆：《江西德安陈家墩遗址第二次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000年第9期。

[7]李伯谦：《试论吴城文化》，《文物集刊》1983年第3辑，第133~143页。

[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391~425页。

[9]江西省文物研究所、瑞昌博物馆：《铜岭古铜矿遗址发现与研究》，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1~90页。

[10]朱垂珂等：《江西瑞昌檀树嘴遗址试掘》，《南方文物》1994年第4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瑞昌市檀树咀商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0年第12期。

[11]崔涛、刘薇：《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新发现与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12]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九江神墩遗址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7年第4期。

[13]资料待发表。

[14]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西德安蚌壳山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4年第3期。

[1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德安米粮铺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3年第2期。[16]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石钟山文管所：《湖口县下石钟山遗址调查记》，《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1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铜鼓县秋收起义纪念馆：《江西铜鼓平顶垴遗址发掘简报》，《文物》2012年第6期。

[1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樟树市博物馆，《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19]江西省文物工作队等：《江西省新干县牛头城遗址调查与试掘》，《东南文化》1989年第1期；朱福生：《江西新干牛城遗址调查》，《南方文物》2005年第4期。

[2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彭泽县文管所：《江西彭泽团山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21]同[6]。

[22]材料未发表，现存江西省所库房。

[23]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博物馆、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24]江西省文物工作队、进贤县文化馆：《江西省进贤县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东南文化》1988年第Z1期。

[25]江西省博物馆、清江县博物馆：《近年江西出土的商代青铜器》，《文物》1977年第9期。[26]王子初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II·江西卷、续河南卷》，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19页；徐长青：江西永修发现商代青铜铙》，《南方文物》2002年第2期。

[27]同[25]。

[28]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8~141页。

[29]彭适凡、李玉林：《江西新干县的西周墓葬》，《文物》1983年第6期。

[30]同[18]。

[31]唐际根、荆志淳：《商时期赣江流域的青铜文化格局》《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236~246页。

[32]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盘龙城——1963~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502~504页。

[33]孙卓：《论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34]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六一年江西万年遗址的调查和墓葬清理》，《考古》1962年第4期；江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一九六二年江西万年新石器遗址墓葬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63年第12期；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万年县博物馆：《江西万年类型商文化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89年第Z1期。

[35]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鹰潭市博物馆：《角山窑址——1983~200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7年。

[3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婺源县博物馆：《江西婺源县茅坦庄遗址商代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南方文物》2006年第1期。

[37]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都昌县博物馆：《江西都昌小张家商代遗址发掘简报》，《南方文物》1999年第3期。

[38]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广丰县文物管理所：《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发掘》，《东南文化》1993年第4期；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广丰县文物管理所：《江西广丰社山头遗址第三次发掘》，《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39]同[34]。

[40]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抚州市文物博物管理所等：《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报告I：安乐县、宜黄县》，文物出版社，2015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抚州市文物博物管理所等：《江西抚河流域先秦时期遗址调查报告II：金溪县》，文物出版社，2017年。

[41]江西上饶县博物馆：《江西上饶县古文化遗址调查》，《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

[42]刘慧中：《江西浮梁两处古文化遗址调查记》，《南方文物》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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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江汉考古》2019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