碛口，一百年前的传说

   

左边是湫水河，右边是黄河，隐隐约约可以看到黄河河道里的麒麟滩

    “驮不尽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

    这是吕梁地区过去流传的一句民谚，是说碛口到岸的货物多的运不完，有多少货物似乎也填不满吴城。它形象地描述了清代至民国时期碛口和吴城的繁荣景象。

 

碛口镇

当时内蒙河套地区及陕甘地区的物产通过黄河运达临县的碛口上岸，再由离石的吴城转运到晋中盆地汾阳及太原等地，是过去吕梁地区沟通东西的一条的重要通道。

碛口位于山西临县的西南角，是临县境内的湫水河汇入黄河的地方，也是临县通往外界的唯一水路。有人说，碛口得名于下游的十里麒麟滩西侧的大同碛而得名。“碛”，是指水中由沙石堆积而成的浅滩。黄河流经这里时，湫水河汇入黄河，水量骤然增大，砂石大量淤塞，河道变得狭窄，加上十余米的落差，从而形成了大同碛。据说解放后曾经整理过河道，炸掉了大同碛河道中的巨石，现在的河道远没有过去那么动人心魄了。（当地人称河水落差很大的地方为“跌碛”。） “碛口”，普通话音似“气口”，临县话“碛”读入声，音似普通话平声的“切”字。过去碛口的门牌，“碛”字写作“石七”，临县话“碛”“七”同音，读音短促。“碛口”音似“切口”。

  

    碛口的门牌“碛”字是这样写的

碛口的商埠的兴起大约在康熙末年。

民国六年（1917年）《临县志》卷七云：“碛口为县南门户，东北接县川，东南达离石，西南通陕甘，西北连河套，水陆交通颇称繁盛。”

碛口的兴起大致是在清代康熙末年。据光绪七年重修的《永宁州志》卷二十二“孝义”记载：“陈三锡，西湾村人，候选州判，勇于有为，见人危急，必竭力济之。康熙年间，岁大祲（指歉收），三锡恻然隐忧，因念北口为产谷之区，且傍大河，转运非难，遂出己赀（自己出资）于碛口招商设肆，由是舟楫胥至，粮果云集，居民得就市，无殍饿之虞，三锡之力也。至今碛口遂为巨镇，秦晋之要津焉。”

陈三锡也是因此获得永宁州候选州判的身份的。“候选州判”是个虚衔，陈三锡一生经商，没有进入政界。

据《临县志》卷三大事谱记载，康熙年间多灾难，18年（1679年）“大旱”、23年“大旱”、33年“大饥”、36年“大旱”、60年“大旱”。据光绪七年重修《永宁州志》卷三十一“灾祥”记载，康熙五十九年和六十年连着两年大旱。

陈三锡，临县西湾村人，西湾村在碛口东2里，湫水河边。陈三锡，1685年生人，1758年逝世，享年73岁。康熙36年“大旱”时，陈三锡才13岁，估计还没有能力主持商务活动。据此，碛口镇的兴起当在清康熙60年“大旱”时，或在雍正年间。雍正元年是1723年，陈三锡38岁，正值壮年。

到了乾隆年间，碛口已是很有名气了。

 

 清覺羅勒德洪等奉敕修纂的《大清高宗纯（乾隆）皇帝实录》卷25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山西巡抚刘于义上奏朝廷：“山右（山西）米价，视别省加贵。归化城（今呼和浩特）、托克托城一带，连岁丰收。应将口外米运至内陆，但归化城等处，距太原千余里，舟车挽运甚难。臣前在兰州，见百姓于黄河中，以牛皮混沌运米，最为便捷。因遣人至兰，募善运混沌水手二人，并制买牛皮混沌二十，于保德州买米三十八仓，装入试运，不过四日，已至永宁州（离石）碛口。自此陆运至汾州，每石较市价可减银四钱。陆运至太原，可减银二钱，似于百姓有益，现已照式广制，俟来春再试有效。奏请动项买米转运接济民食。”乾隆皇帝阅后批复：“得旨，卿如此留心民瘼，朕实嘉悦，已交阿里衮，令其续此妥办矣。”至于阿里衮接任山西巡抚后办没办此事不得而知。但是，黄河河套地区沿着黄河东下，经山西保德县至碛口，再由陆路运输至汾阳和太原的线路叙述的十分清楚，小小的碛口赫然出现在上奏朝廷的奏折中。

乾隆35年编篡的山西《孝义县志》“物产民俗”卷记载：“人多土瘠，虽丰岁亦不赡，一邑之食多籍外来商贩自延、榆、归化等处木筏装载，有黄河而下之永宁之碛口，复陆路运经宁乡（今中阳）至孝，商贩多止孝义，汾、介又自孝义买去，故岁籍补给，又获商人之利焉。”

碛口的繁荣应该是到了道光初年（1821年），《临县志》卷九云：“碛口古无镇市之名。自清乾隆年间，河水氾溢，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台镇，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碛口。至道光初年（1821年），商务发达，遂称水路小埠，地在湫水入河之西北岸，四至纯是临地。”

光绪年间（1871——1908年）的《保德州乡土志》记载：“东关在州城山麓黄河南岸，舟行者上由包头，下达碛口。”

民国初年，碛口依然很繁荣，民国六年《临县志》卷七云：“就合邑城之商业较，….城内与三交远不逮也。”可见，当时连临县城里都不如碛口繁华。

 

黑龙庙俯视黄河

碛口只是晋陕黄河段其中的一个码头。

有人说因为碛口以下黄河狭窄而流急，无法航行，故此上游的货船只能在此上岸转运陆路。此说值得怀疑，因为下游的壶口瀑布更为艰险，只有航船到那里，才会有了“旱地行船”的壮观景色。老人也说过，当年在碛口坐船，好骡子好马都哆嗦，只有好艄公，在行船跌入跌碛的时候，能把船扳起来。所以说碛口只是黄河在山陕大峡谷中的一个码头，下游还是有很多码头的。

碛口不是北上口外的码头

有人说：上游的船只满载着粮食、麻油、碱、盐、药材和皮毛等商贸物资通过黄河水运送到碛口，回程时，又把布匹、绸锻、茶叶、陶瓷和洋货等通过碛口转水路逆流而上，运送到陕、甘、宁、蒙等地。

    此说只是作者的自己的推测臆想。1926年山西出版的《商业课本》第一册第二十八课“碛口”云：“碛口所来去的货物，约计如下：南路，来货无，去货小米、麦、豆。北路，来货油盐、鄂套碱、杂粮，去货无。”这就是说“南路无来货，北路无去货”，继续南下可以，送去粮食等物，下游没有送上来的货物；北路有送下来的杂粮、油盐，没有货物北上河套地区。因为黄河水运晋陕峡谷段落差太大，木船上行是很艰难的。所以，有学者说：上游下来的船只多是木筏和简易的木船，到货后，就地变卖木筏和船只木料。我也曾想过：过去临县人走西口是不是有从碛口坐船到内蒙河套地区呢？答案是否定的。

    山西人走西口往往是走陆路的。北上保德、河曲度黄河到内蒙；走水路，也不是乘船沿黄河北上，而是在碛口渡河，北上榆林，经榆林的神府走黄甫川，再到达黄河边的府谷。山西人这样绕一个大圈，还不如直接北上河曲方便。也有人，很少，经榆林，直接穿越毛乌素沙漠，经今天的鄂尔多斯、达拉特旗，再到包头，这段路虽然不是山路，但是沙漠地带没有人烟，饮食住行是得不到保障的。

 

这是挂在碛口镇上的讲解图

解放初期，我姥姥带着我妈和我五姨去包头，则是从离石出发，经薛公岭到汾阳，乘火车绕道太原、石家庄、北京到包头的，可见人们为了方便，宁走十里远，不走一步险。我当时还不理解，绕这么一个大弯，如果从碛口过黄河，到榆林，穿过毛乌素沙漠，直接就到包头多省道儿啊。前几年乘车从包头，走高速，经鄂尔多斯、榆林、佳县到临县，也就是6个多小时。但是，在过去没有公路的年代，从榆林徒步走到包头那是有着难以想象的困难的。

碛口商业贸易具有季节性。

我们都知道现在每到入冬都会看到黄河上游包头段结冰的报道。也就是说黄河在冬天是无法航运的，每年只有六七个月的行船期，估计到了冬天，碛口也就进入冬眠了。

可以说碛口兴亦黄河，衰亦黄河。

去年回老家，特意去了趟碛口，导游告诉我：碛口镇原来有三道街，现在仅存一道街供游人观赏了，据当地人说，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说1976年）黄河大水，把碛口镇的三条街冲走了两条。历史上河水泛滥为害不小。据《临县志》，雍正元年（1723年）的黄河大水，当时临县堡子峪村人，康熙二十四年进士王永春作《河溢记》云：“雍正元年，岁在癸卯，六月十九日，黄河大水，满川而下，两岸俱塞，澎湃骇人，汨没居民庐舍、田园树木、坟茔以万万计。瞬息之间漂入吾乡，楼房屋宇一扫而空。其余旁沟小巷，无不涨入。泥高数丈，涂路成渠。”堡子峪村就在碛口上游，估计同在黄河边上的碛口一带也免不了这场灾难。类似的黄河水害很多，据光绪七年重修《永宁州志》卷三十一“灾祥”有关碛口的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日，碛口黄河水涨十余丈，沿河淹毙人畜、冲塌民房无数。”“道光二十六年，碛口黄河水涨。”“光绪元年六月十五日，....碛口黄河水亦异涨，壅遏逆流二十里。”

又《临县志》卷九云：“碛口古无镇市之名。自清乾隆年间，河水氾溢，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台镇，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碛口。”

碛口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碛口的命运，行船艰难，多有险滩跌碛，（据统计山陕峡谷段有20多个“碛”。），危险性极大；只能南行，不能北上，运输成本很高；再加上黄河水害无数，航运期短，随着公路、铁路的快速发展，碛口这样的老码头是注定要衰落的。具体的原因始于1921年汾阳至柳林军渡公路的建成。

碛口繁荣的历史大概也就是200多年吧，经过近一百年的寂寞，今天的碛口作为旅游景点吸引了各地的游人，也算红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