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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清华(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助理研究员) 黄薇(景德镇陶瓷学院讲师) 英国前大维德基金会[ 1] 收藏的至正十一年(1351 年) 铭文青花云龙瓶是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瓷器珍品( 图一)。 这对青花云龙瓶器形恢弘, 工艺精良, 所附60 余字铭文尤具史料价值。 数十年前正是对其发现与认识, 开启了元青花瓷器研究的序幕, 由此延伸出“ 至正型” 这一概念[2] , 元代青花瓷器的分期体系也因之得以构建。 现据大维德基金会及大英博物馆最近公布的资料, 整理二者相关信息如下: 原大维德基金会馆藏号:B613( 封三∶ 左) 高:63.4 厘米 前任藏者:Charles Russell 首次发表时间:1931 年 取得方式: 拍卖 入藏时间:1935 年 铭文( 图一∶ 左):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 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香 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 五行铭文, 第四行“ 吉日舍”) 原大维德基金会馆藏号:B614( 封三∶ 右) 高:63.5 厘米 前任藏者:Mountstuart W.Elphinstone 首次发表时间:1929 年 取得方式: 购买 入藏时间:1927 年 铭文( 图一∶ 右):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 荆塘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舍 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 平安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时至今日, 由于景德镇窑址考古信息的缺失, 元代青花瓷器的研究较之其他更是纷繁复杂, 相关的一系列问题诸如其性质判定、 生产及钴料支配状况、 消费阶层等, 均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 笔者以为, 对元青花瓷器的深入研究, 尚须回归到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本身的再认识。 笔者对此作一考证, 以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一流传考辨 1.海外阶段 由于海外原始资料保存完善, 这对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在英国的流传情况颇为清楚。它们被运到英国后, 最初收藏者为Mountstuart W.Elphinstone(1871 ～ 1957 年)。1927 年, Elphinstone 将其中一件(B614 号)转售大维德。此人是大维德的好友, 后来他还曾将自己收藏的数百件明清时期单色釉瓷器捐赠给大维德基金会。1929年, 霍布逊(Hobson) 在Old Furniture 杂志最先发文, 对此瓶进行介绍。或许是由于他不知其变故, 文中仍将此瓶归于Elphinstone 名下。此瓶后来曾在1935 年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展出, 展品号为1476 号。 另一件青花云龙瓶(B613 号)由Elphinstone转售给Charles Russell(1866 ～ 1960 年)。1931年, 霍布逊将其发表于Chinese Ceramics fromPrivate Collections , 之后被送至伦敦苏富比拍卖行拍卖(1935 年6 月6 日), 大维德以360 英镑购得, 至此二瓶重新复合, 并由大维德基金会 保存至今[3] 。 2.国内阶段 至于二瓶在国内的情况, 以往大家熟知的说法是1929 年, 福建籍旅英华侨或古董商吴赉熙将二瓶从智化寺老僧那里买来, 送到琉璃厂求售, 当时的古董商不识元青花为何物, 皆视之为赝品, 后被英国人大维德买去。目前所知最早提及二瓶国内流散情况的是已故陶瓷专家孙瀛洲, 他在1966 年发表的《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续)》一文中说:“这一对瓶子原是北京东城智化寺的供器, 可惜四十年前已经被不法奸商盗卖到国外了。”[ 4]孙瀛洲并没有提及吴赉熙。第一次指出吴赉熙与二瓶的 关系的是美国学者何惠鉴、李雪曼(ShermanLee), 他们在Chinese Art Under the Mongols :TheYuan Dynasty(1279 -1368)图录中的第126号展品———B613 号至正青花云龙瓶的器物说明中 提及,“Ex colls :Wu Lai -his( 前藏者: 吴赉熙)” ,但是他们没有交代信息来源[5] 。耿宝昌在1995 年发表的《 元代青花瓷器鉴定》 一文中说到:“1929 年被闽籍旅英华侨吴赉熙运销到英国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原系北京智化寺的供器”[ 6] 。 这里明确指出, 是吴赉熙将二瓶运销至英国。 然而细加考究, 这一说法恐有失实之处。首先, 外流时间不准确。 据前述海外档案记载, 二瓶至少在1927 年已经流入英国。 而孙瀛洲的陈述也不支持1929 年之说, 其撰文回忆时应该为1965 年, 所言四十年前即为1925 年或1926 年, 这是比较符合海外原始记录的。其次, 对吴赉熙的介绍有误。 吴赉熙(1881～ 1951 年) 不是福建籍, 身份也不是古董商, 而是著名的新加坡爱国华侨, 为当时北平上层文化人士。 其祖籍广东潮安, 幼年时极聪颖, 17 岁赴英国游学, 曾修读过医学。1915 年回国,“ 亲睹文物之优胜, 民风之俭朴醇厚” , 继而购宅建园定居故都。 他曾创办北京第一份英文报纸, 又为欧美同学会之骨干, 在五四运动中表现活跃, 当时向“ 巴黎和会” 的请愿书即出自其手[7] 。 后在京创立南洋华侨俱乐部, 抗战时期发动海外华侨募捐, 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吴赉熙同时又是一位收藏颇富的古物爱好者, 死后捐献给国家500 多件瓷器和数百卷 书画[8] 。 其痴迷中国古瓷器的收藏, 时人温源宁在1934 年《 中国评论周报》( 英文) 撰写的《 吴赉熙先生》 一文中有如下描述: “ 很多年以来, 吴先生爱好中国瓷器成癖,也成了终生的工作。 他乐此不疲, 到他家访问的人也受了传染: 用一个下午听他畅谈陶瓷,便可得到最大的乐趣; 瞧着他摸弄瓷器, 就是在爱的艺术上受教育, 因为他摸弄起来, 显得那么细心, 那么多情。 人们只能希望他那个内心的幻影再也不消失, 不过, 可惜呀, 谁也不敢保证。 最近, 那些熟悉的瓷瓶在他的休息室里已经看不见了, 已经被裱成 卷轴的清朝主要君王的画像取而代之了。”[ 9] 这表明, 吴赉熙至迟在1934 年以前对瓷器的收藏还是非常热衷。 虽然后来转为收藏书画, 但从其去世后仍留下500 多件瓷器的情况来看, 其所珍藏的瓷器一直伴其终身。 再从吴赉熙作为爱国华侨的身份和家庭经济状况来看, 此人生前似不大可能会变卖自己的藏品, 更不会倒卖文物至海外营利。 最后, 青花云龙瓶究竟被何人运销至英国的, 目前无法查证, 不过应可排除大维德先生。从前面所介绍的情况可知, 大维德是在英国通 过购买和竞拍方式分别取得二瓶, 入藏时间也不一致, 前后相隔六年之久。 故二瓶在中国的时候不可能与大维德发生任何联系。 孙瀛洲提到的“ 不法奸商” 所指何人不得而知, 然以他熟知琉璃厂故事的程度, 似应知道出售者的身份, 但最终若有所指却又隐去, 留给后人一个 不解之谜。 至于青花云龙瓶是否出自智化寺, 目前已无法考证, 但以孙瀛洲的经历而言, 结合当时情况, 其说法也不宜随便否定。 智化寺为明清时期北京知名的皇家敕建寺庙, 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 年), 隆盛一时, 寺内供器如现存如来殿的铁磬、 铁钟、 铁炉, 皆由信众敬奉, 乾隆初年之后日渐衰落, 延至清末民国时期已经破败不堪, 寺风日下。 为了维持生计, 住持普远和弟子卖物租屋[ 10] 。 如果二瓶确曾在该寺供奉过, 在这个时候被倒卖出来的可能性非常大。 当然, 吴赉熙与青花云龙瓶之间发生某种联系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吴家距离智化寺非常近, 吴宅在赵堂子胡同, 智化寺位于禄米仓胡同东口, 均在今日金宝街的两侧, 以目前道路实测距离, 约为1100 米。 所以, 吴赉熙应曾游过智化寺, 并见到过寺中供奉的青花云龙瓶, 而且对古瓷痴迷的他曾对它们产生过兴趣, 进而有过购藏之想, 这也不是没有可能。 或许基于二瓶的特殊性, 作为琉璃厂熟客的吴赉熙难免会与古玩商谈及, 而当青花云龙瓶被贩出国门之后, 人们又很容易将此举与有着留学英国背景的他相联系, 使其蒙受不白之冤。 二供奉地———“ 星源祖殿” 的确认 需要说明的是, 现今所见的至正青花云龙瓶并非“完美之躯” , 其肩部原各有一环, 贴附其上, 与象首组成“铺首衔环” , 后世流传中衔环均遭损毁, 只留下脱落痕迹(图二), 这一点被以往介绍者所忽略。 在南宋与元代, 肩部对称贴附铺首衔环的瓷瓶皆作为祭祀神器, 属于 早期三供中的供瓶。 铺首衔环装饰是供瓶与其他日用瓶类区分的标志[ 11] 。 至正青花云龙瓶作为供器毫无疑问, 那么, 它们所供奉的“ 星源祖 殿” 究竟在哪里呢? 据《 康熙徽州府志》 记载:“ 婺源县, 又名星源, 初治清华, 复治弦高, 后徙今治。” [12] 故铭文所载“ 星源祖殿” 应是婺源县境内的一处庙宇。作为宗教建筑的“ 祖殿” , 应指该教的中心寺庙或发源地寺庙。 考宋元之际婺源境内庙宇声名最著者, 当推“ 灵顺庙” , 它是供奉五显神的第一个庙宇, 五显神信仰即起源于此。 现存最早记述其事的, 是元人秦子晋《 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转引宋佚书《 祖殿灵应集》 中的记载: 五显公之神在天地间相与为本始 , 至唐光启中乃降于兹邑 (婺源 ), 图籍莫有登载 , 故后来者无所考据 。惟邑耆耄口以相传 , 言邑民王瑜有园在城北偏 , 一夕园中红光烛天 , 邑人麋至观之 , 见神五人自天而下 , 道从威仪如王侯状 , 黄玉皂绦坐胡床 , 呼瑜而言曰 :吾授天命当食此方 , 福佑斯人 , 择胜寻幽而来至止 , 我庙食此则佑汝亦无穷 。瑜拜首曰 :惟命 。言讫 , 祥云四合 , 神升天矣 。明日邑人来相宅 , 方山在其东 , 佩山在其西 , 左环杏墩 , 右绕蛇城 , 南北两潭 , 而前坐后大溪 , 北来萦纡 , 西下两峰 , 特秀然 , 水口良然 , 佳处也 。乃相与子来斩竹草作为华屋 , 立像肖貌揭虔妥灵 , 四远闻之鳞集辐辏 。自是神降 , 格有功于国 , 福佑斯民 , 无时不显 。先是庙号止名五通 , 大观中始赐庙额曰 :灵顺 。”[ 13] 《祖殿灵应集 》今日虽佚 , 依其内容判断 , 显然就是专门记载婺源灵顺庙的起源及其发展历史的故事, 书名明确以“ 祖殿” 称呼婺源灵顺庙, 可见“ 祖殿” 是宋元时期信众对婺源灵顺庙的通俗叫法, 故婺源境内可称祖殿者也唯有灵顺庙。 另外, 《 新编连相搜神广记》“ 前集· 五圣始末” 条除了记载婺源灵顺庙五显正神外, 还罗列了15 位随庙供奉的从神, 其中一位就是 “都打供胡靖一总管 ”(图三 )。同样的记载亦见于明初罗懋登六卷本 《搜神记 》[ 14] (图四 )。两处文献均可证实 , 婺源灵顺庙里供奉的从神 “胡靖一总管 ”与青花云龙瓶铭文中的 “胡净一元帅 ”所指为同一人 , “净 ”字为 “靖 ”字的谐音 , 或许是当时民间对 “胡靖一 ”之名的习惯写法[ 15]
灵顺庙又名五显庙, 位于古婺源县城闻善坊内, 邻接泽民坊( 图五)。 对应今日地图, 其所在地就在婺源县城西边儒学山的北坡。 直至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 因江苏巡抚汤斌奏毁天下五显庙, 灵顺庙遂改为关帝庙。 这一变故在《 康熙婺源县志》 有记载:“ 关帝庙, 在城北, 原 为灵顺庙, 以祀五通神。…… 自是至明屡毁屡创, 春秋致祭不绝, 康熙丙寅奉旨毁像改设今庙。” [16]《 康熙徽州府志》 所绘“ 婺源县治城垣图” 中, 也随之将原先“ 灵顺庙” 改换为“ 关帝庙” 。 咸丰年间, 关帝庙毁于杨洪之乱, 一直没 有重建, 荒毁至今[ 17] 。三供奉起因———五显神与民间信仰的流行 五显神的信仰起源于婺源, 宋元时期流传甚广, 在以婺源为中心的徽浙赣一带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图六)。 对此, 南宋以来的文献史料多有记载。 南宋《 婺源山万寿灵顺五菩萨庙记》 曰:“ 五显神, 在徽之婺源, 吴 楚闽越间皆祀之, 累朝封号甚尊显。” [ 18] 明代《 敕建五显灵顺祠记》 载:“ 逮至于宋, 益显厥灵, 累朝加封, 五神同被, 曰: 显聪, 曰: 显明, 曰: 显正, 曰: 显直, 曰: 显德, 以昭其德, 总而称之, 故谓之五显。”[ 19] 又元代吴师道《 婺源州灵顺庙新建昭敬楼记》 云:“ 婺源五显之神闻于天下尚矣…… 每岁夏初, 四方之人以祈福会集祠下者, 上穷荆越, 下极扬吴, 御舟塞川, 重雾翳陌, 百贾列区, 珍货填积, 赋羡于官, 施溢于庙, 浃旬日乃止, 尤为一邦之盛。”[ 20]可见, 对五显神的信仰是宋元时期南方地区最具特色的民间宗教现象, 于后世影响深远[ 21] 。 五显信众的崇信行为除了平时施捐之外, 另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婺源灵顺庙历次兴 建的热衷支持。 据《 弘治徽州府志》 记载, 灵顺庙自唐代光启年间(885 ～ 888 年) 建庙以来屡毁屡建, 香火不断: “ 德元年庙毁。 元至元十三年, 徽州路治中汪元龙与弟知州元圭复创, 六乡上户助之, 又捐田二百亩名曰福景庄, 以备修造。 至元十四年中使降赐绣、 银香合。 二十四年降赐佛绘像。 至大四年庙毁像悉存, 元圭之子良臣、 良率本州上户重创…… 延元年赐万寿显顺庙额…… 至正壬辰庙毁, 浙江省平章政事三旦八重建。 国朝洪武二十年邑人王显同奏奉勘合, 听民间乐助修理, 正庙两廊及华光楼一如旧规, 有司春秋致祭。”[ 22] 由上可知, 灵顺庙在元代兴毁尤为频繁,其中最后一次被毁是在至正十二年(1352 年), 也就是至正青花云龙瓶被供奉到该庙的第二年。 由于元末农民战争的兵火连绵至徽赣之际, 灵顺庙亦难逃厄运。 后来浙江省平章政事三旦八重建, 重建时间应在至正十三年(1353 年) 春元军驱逐义军、 收复婺源城之后和至元十五年(1355 年) 十二月天完义军占领婺源之前。 这种毁后迅速重建的情况, 充分表明了五显神在当时民众心目中的神圣地位。 虽然婺源灵顺庙今已不存, 但是我们还可以通过民俗去还原这段历史的记忆。 时至今日, 五显神的信仰在徽赣地区依然盛行, 信众以农村百姓为主。 笔者在走访时发现, 过去婺源乡村的每个水口皆设有五显庙, 规模大小不一, 前后已经延续数百年。 虽然在“ 文化大革命” 期间大量被毁, 但“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又被重建, 在今日婺源的武口、 晓起、 江湾、 岭下等地皆设有五显庙, 香火兴旺, 庙内满挂信众的酬神旌旗。 显然, 信众对五显神的敬畏和崇信历近千年丝毫不减, 我们仍然能够穿越时空去感受这股强大的神秘信仰力量的存在[ 23]( 图七)。
四 供奉神———“胡净一元帅”考释 “ 打供” 意为“ 供养” , 宋人鲁应龙《 闲窗括异志》 云:“ 盖寺有神姓施, 封护国公, 为之打供, 僧徒得以济。” [24] 从至正瓶的铭文“ 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 可知, 此对瓶是专为胡靖( 净) 一制作的供器。 那么胡靖( 净) 一何以受到如此尊崇呢? 关于胡靖( 净) 一的生平事迹, 以《 弘治徽州府志》 的记载最为详细: 胡检察, 讳发, 世居城北种德坊福泉井畔, 颖悟过人, 入庙事神, 远游募化, 灵迹昭著, 殁随庙食, 张天师封为检察将军。又忠靖胡提点, 名德胜, 乃检察之子, 生而神异, 长有慧性, 有术者相之曰, 生不封侯, 死当庙食。 尝昼寝, 觉则汗流浃背, 所穿履尽弊, 且言某处风浪覆舟, 某处城池失火, 后累验之果然。 及卒, 御灾捍患, 有祷辄应, 四方之人奔走祠下, 惟恐或后。 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赐号忠靖灵远大师胡提点, 赐七星剑。 元至正间镇南王奏封忠靖灵应护国胡总管, 其剑犹在[ 25] 。 由此可知, 胡靖一俗名叫胡德胜, 为检察将军胡发之子, 父子二人生前侍候于灵顺庙, 死后成为该庙的从神。 他们生前居住在婺源县城北的种德坊福泉井的附近。 福泉井是婺源县城里的一处佳泉, 史载“ 泉水清冽, 以之酿酒, 甘芬为邑中诸井之最” 。 虽不详胡氏父子具体为宋代何时人, 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元代以前, 他们已经深入信众之心。 而且胡靖一“ 御灾捍患, 有祷辄应” , 较之其父名声更隆。 在元代, 他是婺源灵顺庙唯一先后得到道教和朝廷双重赐封尊号的从神, 受到信众无比的尊崇, 以致在元代后期似有超越五显正神之势。 明嘉靖以后, 胡靖一再由灵顺庙的从神演化为独立的神灵, 信众分别为之在 灵顺庙左侧和种德坊福泉井畔建“ 忠靖庙” 和“ 忠靖祖庙” 专祀。 至清初, 婺源境内已出现5 处专祀胡靖一的祠庙, 乾隆时期增至10 处, 甚至连邻县绩溪也有“ 总管庙” [26] 。 在康熙二十五年全国毁五显神庙风潮中, 前述诸庙依然备受尊崇, 未受波及, 可见其影响之深。 促成蒙元朝廷对胡靖一赐封的主角是镇南王。 镇南王是元朝诸王之一, 第一代镇南王是忽必烈第九子脱欢, 至正间奏请赐封的镇南王为孛罗不花, 镇扬州, 其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 年) 继袭王爵, 至正十六年(1356 年) 于淮安战败被俘自杀。 而至正十二年(1352 年) 灵顺庙毁于战火, 所以, 朝廷的赐封应该发生在至正元年(1341 年) 到至正十二年(1352 年) 年之间的某一年, 笔者以为是至正八年(1348 年)。 据《 元史》 记载:“( 至正七年十一月) 甲寅,徭贼吴天保陷靖州, 命威顺王宽彻不花、 镇南王孛罗不花及湖广、 江西二省以兵讨之。” [27] 这是镇南王孛罗不花唯一一次出兵徽、 赣地区,很可能是因为孛罗不花感恩于胡靖一的灵佑而战事取胜, 所以平乱后有了“ 奏封忠靖灵应护国胡总管” 一事。 显然, 朝廷的此次赐封令赣、 徽地区的信众对胡靖一的崇信空前高涨,“ 四方之人奔走祠下, 惟恐或后” 。 信士张文进的敬奉行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敬奉供器是信士的大事, 往往选择良辰吉日入奉, 张文进也不例外, 故而至正青花云龙瓶的铭文为“ 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 和“ 至正十一年四月吉日舍” 。 为何选择四月良辰吉日呢? 因为农历四月初八为佛教之浴佛节, 亦是灵顺庙一年一度的祈福斋会。 据《 弘治徽州府志》 云:“ 宋雍熙间, 邑大疫, 知县令狐佐梦神教以禳送之说, 因四月佛生之日即庙设斋, 遂为斋会故事。” [28] 祈福斋会是灵顺庙一年之中最隆重的祀典活动, 吸引许多信众前来捐施敬奉。 正如回《 桐江续集》 卷三六《 辅德庙碑》 所载, “ 五显王者, 始以九月二十八日降神, 四月八日庆佛诞者, 走庙下无虑百万众” 。 其情形往往是“ 珍货填积, 赋羡于官, 施溢于庙, 浃旬日乃止, 尤 为一邦之盛” 。所以, 张文进作为虔诚的信士敬奉这一套青花供器, 应该是选择在四月初八这一天安放在胡靖一案前。 这个敬献时间也反证这对青花云龙瓷瓶与五显神信仰存在不可割裂的联系。 五、供奉者——— 张文进的身份推测 供奉者张文进曾经是这对青花云龙瓶的主人, 其特殊性在于他是目前所知的唯一一位元青花瓷器的拥有者, 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呢?弄清楚这一点对研究元青花瓷器的消费阶层颇有意义。 铭文记载张文进为“ 信州路玉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圣弟子” 。 在对此解读之前, 必须先对该铭文中“ × 县× 乡× 里×社” 的地望表达形式稍作了解,因为它是五显神信仰文化沿袭至今的传统表达形式。 笔者在婺源江湾一处五显庙中见到一位信士贴附的寄名帖( 图八), 其文起始 为“ 江南徽州府婺源县万安乡大容里旃源祖社信仕弟子×××” , 敬奉时间为戊子年(2008 年) 农历十月。 表达形式上与至正青花云龙瓶一样, 祈祷目的也是为了子女平安。 这种地望表述形式应当源于当时的行政区划制度。 元朝行政 区划分路、 府、 州、 县四等, 大率以路领州、 领县。 信州始立于唐乾元元年(758 年), 割以衢之玉山、 常山, 饶之弋阳及抚、 建二州之地而成。 宋因之, 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 升为路, 隶属江浙行省。 张文进所在的玉山县与今上饶市玉山县相当。 顺城乡是玉山县十个乡 之一, 由三十六都、 三十七都、 三十八都、 三十九都、 四十都组成, 延续至清末。《 同治玉山县志》 记载:“ 顺城乡, 在县治西三十六都至四十都, 属之里一, 德教里。” [29] 若与今日行政地图对应, 其涵括横街、 文成二镇的大部分和冰溪镇、 南山乡的一部分。 根据元代行政区划, 荆塘社应是当时德教里最基层的乡村单位。“ 社” 为元朝沿袭金代制度而设置的, 是以自然村落为基础而结成的民间乡村组织。 元政府置社始于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 年), 以“ 劝课农桑” 为目的,“ 其合为社者, 仍择数村之中, 立社长以教督农民为事”[30] 。社不但在农业生产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而且在公共祭祀方面的影响颇大, 每一社均有社庙, 设在该社的附近, 供奉地方之守护神, 以期“ 保村佑民” 。 而社庙的祭祀影响往往不随改朝换代的变化而变化, 尤其在南方农村地区具有恒久的稳定性, 从而令社庙成为本地民众对神灵膜拜的基本场所。 那么荆塘社现在何处, 是否还存在? 令人欣幸的是, 笔者在玉山县走访过程中, 找到了荆塘社的社庙——— 荆塘福社。 它就在今玉山县冰溪镇七里街龙王庙旁, 面积约10 平方米( 图九), 供奉的是土地公公和土地婆婆, 神位碑刻 中间为“ 荆塘福社公、 婆神尊位” , 左右为“ 有求必应, 保村佑民” 。 笔者从管理该社庙的四位老人那里了解到, 荆塘社历史悠久, 旧的荆塘社庙在1958 年因当地建糖厂被毁, 庙碑亦不知去向, 因此荆塘社的具体历史已难以追溯, 旧址后被民宅占用。 今日的“ 荆塘福社” 为一简易瓦房, 是2001年村民们在其旧址附近择空地而建。 重建后社庙虽简陋, 但香火兴旺, 每年的农历正月十六是该社的传统祈福庙会, 颇为隆重, 信士多为来自七里街一带的村民, 可见, 社庙祭祀一直是当地民众的传统民俗信仰。 被毁前的旧社庙是清代建筑, 大门正上方为青石额匾镌刻“ 荆塘社” 三个大字, 其规制与附近现存的荆德社 庙一样。 荆德社庙是距离荆塘福社不到一公里的清代建筑, 至今保存完好, 仍然接受附近村民的敬奉( 图一0)。 两庙距离相近, 名字排序相关, 应该同为一时期因社而立的祠庙。七里街位于信江上游的冰溪北岸, 属于古代的四十都, 距离今玉山县城约一公里, 为该县历史文化最为悠久之地, 现存古民居的规模依稀可辨当年的繁华, 人口主要由张、 董、 蔡三个大姓居民构成, 是玉山张氏最早的聚居地之一。 由此可以推断, 古代荆塘社的范围就在今七里街一带, 至正青花云龙瓶的供奉者张文进就是今天玉山县冰溪镇七里街一带人。 遗憾的是, 在调查中笔者未能找到记载张文进的族谱。 关于张文进本人的情况, 通查《玉山县志 》和 《怀山张氏族谱 》, 均 无记载 , 而现存历代 《浮梁县志 》、《饶州府志 》、《江西通志 》中 “职官志 ” 、“人物 ”或 “选举 ”之卷等 , 亦无对应之人 。这些情况似乎表明 , 张氏的身份并不显赫 , 没有功名 , 不属于当时的官勋阶层 , 故不可能出任官职 , 更不会像今日有人推测的那样 ,担任过至正年间的浮梁磁局督陶官 。至于张氏的身份 , 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 : 第一 , 张氏为 “荆塘社 ”的一名上户 。一般情况下只有家境殷实者 才会专门订造供器以敬奉寺院 , 祈保家庭平安吉祥 。前揭 《弘治徽州 府志 》记述 , 灵顺庙两次重建时提到“六乡上户助之 ” 、“元圭之子良臣 、良率本州上户重创 ” , 可见 , “上户 ”在当时是灵顺庙五显神的虔诚信众 。 第二 , 张氏是一个商人 。在元代徽 、赣一带五显神信众当中, 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 在灵顺庙每年最大的节日——— 祈福斋会时, 商人尤 为活跃。“ 四月八日, 四方民五显神为佛会, 天下商贾辏集” [31] , 故有“ 百贾列区, 珍货填积,赋羡于官, 施溢于庙” 之盛况。 荆塘社位近玉山 县城, 有着优越的经商环境, 因为唐宋以来玉山就是赣、 浙、 闽三省的交通要冲, 素有“ 两江锁钥, 八省通衢” 之称, 商业一向发达。 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测, 张氏是当地一名商人, 经常往来于赣、 徽、 浙三地。 而根据该套供器制作工艺的精良程度, 也不排除张氏寓居景德镇经商,甚至是与瓷业密切相关的瓷商或窑户的可能, 如此方有订造之便。 六结语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是一对专门订 制的庙宇供器, 它的产生与宋元时期南方地区特有的五显神信仰的流行密切相关。 其最初供奉地是距景德镇约68 公里的婺源县灵顺庙, 供奉对象是当时流行于徽、 赣地区的五显神之从神“ 胡靖一” , 其供奉者张文进是来自距离景德镇约110 公里的玉山县荆塘社的一位虔诚信士, 无显要身份。 承造这一套青花供器的肯定是当时元青花瓷器生产的中心窑场, 其地点很可能是在今景德镇市区内[ 32] 。鉴于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在古陶瓷研究史上的重要意义, 笔者以为, 在弄清该器的来龙去脉之后, 有必要对元青花瓷器的观察和思考再作一延伸。 1.元青花瓷器的性质 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作为民间信士敬奉的供器, 应属民窑产品而非官窑器。不过,对于如此高品质的瓷器而言, 这一定性仍不免令人困惑:元代官窑与民窑区分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元代官窑是否不包括青花瓷器?如果张文进的身份确如我们所推测的那样, 只是一个地方上的“上户”或商人, 那么他只能通过买卖方式获得这一套供器。这就表 明, 至少在元至正十一年以前, 景德镇已经存在作为商品的高品质青花瓷器了, 它们的制作者似乎可以自由地为消费者制作所需要的瓷 器。 当时高级的瓷土原料以及珍贵的钴料都可通过市场获得。 这种情况也就说明, 至少在至正十一年前, 高品质青花瓷器的生产还并未被 皇权所控制。 而现存的这类“ 至正型” 青花瓷器也无一可以证明它们属于元代官窑的产品。 如果元代官窑中没有青花瓷器, 那么就意味着元 青花瓷器只是作为当时景德镇商品瓷当中的新颖一类而已。 2. 元青花瓷器的市场价值 既然高品质的元青花瓷器不一定就是官窑, 那么我们就可以推测当时它们的市场价值。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 或有必要说明两点: 其一, 今人视元青花瓷器为稀世珍宝, 但这并不代表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也是如此。 其二,元青花瓷器的外销价格与内销价格存在较大差异。 以土耳其、 伊朗为代表的中东地区现存元青花瓷器是当年元朝跨国贸易的商品, 当时 外销价格应非常昂贵, 甚至在金银之上。 但国内销售价格与之相比, 可能相去甚远。 在古代, 由于地理交通问题, 商品在某区域内外价格悬 殊甚巨的情况不乏其例。 因此, 我们不能用当时外销价格比附或等同国内使用的青花瓷器。 这样, 我们就容易推测出元青花瓷器在当时的市场行情了。 像张文进这位民间信士, 他在当时只是一个“ 上户” , 不大可能倾家荡产来定制这一套青花供器。 当然, 他为此也花了一笔钱, 以向神灵“ 胡靖一” 表示诚意敬奉, 但该花费应不会影响他的正常生活。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 在当时即使是高品质的元青花瓷器, “ 上户” 阶层也消费得起, 目前所见国内元青花瓷器遗物较少, 其原因不在于当时市场价格的高低, 而是受社会审美风尚制约所致。 3. 元青花瓷器消费者的身份 以往一些研究者认为, 元代的青花瓷器当时在国内有着特定的消费对象, 即只能为皇室及权贵阶层所拥有。 然而时至今日, 并无任何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相反的是, 至正青花云龙瓶表明, 在元代至正十一年初, 身为一介平民的张文进却可以买到如此高品质的青花瓷器, 作为供器敬奉于神庙之上。 相同的例子, 还见有四川三台县窖藏出土的青花折枝菊花双环象耳瓶、 安徽青阳县出土的一对青花三兔带座净瓶和江西萍乡市窖藏出土的一对青花梅花纹带座净瓶等[ 33] 。 它们与至正青花云龙瓶一样, 均为元代的供器, 反映出元代的瓷制供器流行使用青花装饰。 不过, 这种流行或许多在“ 俗世” 。 明初人曹昭《 格古要论》 中有“ 青色及五色花者, 且俗甚” 之语, 这说明, 当时青花瓷器在文人士大夫眼中还是很俗的东西。 再者, 供器作为庙堂用器, 亦不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欣赏的“ 雅” 的范畴。 所以, 青花瓷器很难进入当时上层社会的生活器用范畴, 更不可能像后世永宣青花御瓷那样备受推崇。 由此及彼, 当今日我们重新审视国内另外两处重要遗存——— 高安和保定元瓷窖藏时, 便会发现对其主人的认定或许存在其他可能, 即这些青花瓷器的消费对象可能更多地与张文 进属于同一社会阶层, 而非统属达官显贵。 以往我们在对元青花瓷器及其消费者的认识和判定上, 可能存在着主观想象与误断, 如认为元青花瓷器无比昂贵, 只有得到皇帝赏赐才可能拥有, 故而将高安窖藏主人认定为“ 元驸马都尉伍兴甫” [ 34] , 保定窖藏主人则被认定为当地三朝元老张[ 35] 。 笔者以为, 这恐怕有“ 高攀” 之嫌, 我们不宜以今日之情形比附当年。 反思当前元青花瓷器研究所面临的困局,笔者期求藉此至正青花云龙瓶为突破口, 举一反三, 引入新的视角去观察、 思考问题, 从而真正推进研究的深入。 当然困局的最终解决还须回归到对窑址的考古调查与科学发掘之上。 附记: 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 得到玉山 县方志办公室刘丕云先生和玉山县博物馆叶 亲松副馆长的热心帮助, 在此深表谢意。 [ 1] 大维德基金会已于2007 年底永久关闭, 其藏瓷现长期借与大英博物馆, 并从2009 年4 月起, 在该馆亚洲部的何鸿卿爵士陶瓷研究中心(Si r Joseph Hotung Centre for Ceramic Studies)长期公开展出。 [ 2] Hobson , Robert Lockhart , “Blue and White Beforethe Ming Dynasty , a Pair of Dated Yuan Vases ,”Old Furniture , London , 1929 , pp.2 -7.Hobson ,Robert Lockhart , “ The Charles Russell Collection” ,Chinese Ceramics in Private Collection , London :Halton and T.Smith , 1931 , pp.161 -165.Pope ,John Alexander, 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 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 Istanbul , Occasional Papers , Volume 2,Number 1, Washington D.C.:Freer Gallery of Art , 1952. [ 3] 有关这对至正青花云龙瓶在海外的流传资料, 承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林业强馆长提供, 在此深表谢意。 [ 4] 孙瀛洲《元明清瓷器的鉴定(续)》,《文物》1966 年第3 期。 [ 5] Sherman E.Lee and Wai-Kam Ho , Chinese Art Underthe Mongols:The Yuan Dynasty (1279 -1368),Cleveland: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 1968,no.126. [ 6] 耿宝昌《元代青花瓷器鉴定》,《收藏家》1995 年第2 期。 [ 7] 李燕朝、刘志强《历史上的欧美同学会——— 五四运动中的欧美同学会》,《留学生》2007 年第5 期。 [ 8] 赵光华、吴炳琳《记旧京爱国华侨吴赉熙先生》,《北京观察》1996 年第11 期。吴炳琳为吴赉熙之子。 [ 9] 温源宁《吴赉熙先生》, 见于《一知半解及其他》,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年。此文最早刊发于1934年《中国评论周报》的“ 亲切写真” 栏目, 后收入温氏杂文集《一知半解》。温源宁(1899～ 1984 年),广东陆丰人。英国剑桥大学法学硕士, 钱钟书的老师。1925 年起, 历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1946 年起任国民政府驻希腊大使。1968 年以后定居台湾。 [ 10] 20 世纪30 年代, 寺僧将智化寺以南的殿房出租, 以维持生计。1931 年前后, 又将万佛阁的藻井和智化殿的藻井分别盗卖给古董商, 后被美国人购得, 二物分别现存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和美国费城艺术馆。藻井为庙宇建筑要件尚可变卖, 神前诸式供器更不在话下, 估计在此之前已有多次变卖行为, 故孙先生所言应该符合当时情况。 [ 11] 铭文中“ 香炉、花瓶一付” 的表述, 正好符合《元史》卷七十六志第二十七上《祭祀五》中“ 其牲齐器皿之数……陶器三, 瓶二、香炉一” 的礼制规定。这表明, 至少在元代祭器使用当中,“ 三供”模式已经相当普遍。 [ 12] (清)丁廷楗等修《康熙徽州府志》第一卷舆地志(上)《建置沿革》,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八年刻本(典藏号:NC/3199/243/81)。 [ 13] (元)秦子晋《新编连相搜神广记》前集“ 五圣始末” 条, 元建安刻本影印本, 载《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外二种), 第493～ 498 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 14] (明)罗懋登《搜神记》卷二“ 五圣始末” 条, 见《道藏》影印明万历刻本, 第三十六册, 第265、266页, 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年。 [ 15] 该瓶铭文中谐音现象不止一例, 如“ 一付” 应为“ 一副” , 另外简化写法也出现, 如“ 炉” 写为“ 炉” 。 [ 16] (清)蒋灿纂修《康熙婺源县志》卷五《建置· 祀典· 关帝庙》,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典藏号:SB/981.7626/4497)。 [ 17] (民国)葛芬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县志》卷七《建置四· 祀典· 关帝庙》:“ 关帝庙, 建祀甚多, 惟在北关行礼, 咸丰间贼毁, 址存待建。…… 庙在北关者, 原为灵顺庙, 康熙丙寅改奉帝像,岁三祭, 有司朔望拈香。” 又见该书卷七《建置四· 祀典· 灵顺旧庙》条:“ 灵顺旧庙, 在城北,王瑜捐地并输租建造。康熙丙寅毁像改奉关帝。按此庙今既改奉正神, 旧志引红光烛天及梦神云云语亦不经并削, 今庙毁, 存铁缸。”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民国十四年刻本(典藏号X/3200/143/913)。 [ 18] (南宋)程文海《雪楼集》卷十三《婺源山万寿灵顺五菩萨庙记》, 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第1202 册, 第170 页, 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年。 [ 19] (明)宋纳《西隐稿》卷五《敕建五显灵顺庙记》,《明人文集丛刊第一期》影印万历刊本, 第207页, 台北文海出版社。 [ 20] (元)吴师道《礼部集》卷十二《婺源州灵顺庙新建昭敬楼记》, 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第1212 册, 第152 页, 台湾商务印书 馆, 1983 年。 [ 21] 五显神信仰是民间宗教研究的重点, 也是民俗学关注的热点, 近年对其研究的代表文章可参见《山神通灵——— 宋、元代的“ 五显神” 形象反映》, 载于王著《古代文化史论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皮庆生《他乡之神:宋代张王信仰传播研究》,《历史研究》2007 年第3 期。 [ 22] (明)彭泽、汪舜民纂修《弘治徽州府志》卷五《祀典· 祠庙· 婺源灵顺庙》,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影印明弘治刻本, 第42～ 44 页。 [ 23] 今日婺源武口村的五显宫与城隍庙、佛庙建在一起, 但彼此香火差异悬殊, 五显宫的兴旺与后二者的冷清形成鲜明的对比。据当地长者介绍,五显独尊的状况一向如此, 延续至今不变。 [ 24] (宋)鲁应龙《闲窗括异志》, 载《笔记小说大观》三编第二册, 台北新兴书局, 1981 年。 [ 25] 同[ 22] 。 [ 26] (清)蒋灿纂修《康熙婺源县志》卷五《建置· 祀典· 忠靖祖庙》载:“ 忠靖祖庙, 在种德坊福泉井畔, 胡侯世居曰:祖庙。万历壬寅遭毁, 里人户部郎中王廷举撰文募建, 国朝顺治丙戌赵良柏遵侯梦输地众募创后寝, 祀侯父检察将军发。行祠一在灵顺庙左, 一在七都旃坑, 一在二十五都东坞口, 一在下槎, 一在高安。”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康熙三十三年刻本(典藏号:SB/981.7626/4497)。另外,(清)俞云耕修《乾隆婺源县志》卷 八《建置四· 祀典· 忠靖庙》载:“ 忠靖庙, 祀忠靖侯胡元帅, 一在旧灵顺庙左, 王瑜后裔建, 一在李坑, 一在旃坑, 一在十一都东源, 一在龙腾 里人俞必縻创建, 一在廿五都东坞口, 一在下槎, 一在高安, 一在十九都桃园, 一在二十一都锡林程子冲。”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85 年台北 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年刻本(典藏号:X/981.7626/8015)。(清)较陈锡修《乾隆绩溪县志》卷五《祀典· 二氏祀· 总管祠》载:“总管祠, 在天王寺西即景福会所, 歙人胡德胜殁为神, 天师张与材赐号忠靖灵远大师胡提点,赐七星剑。元至正间封镇南王忠靖灵应护国胡总管, 邑有 冤屈盟神者多赴此质。”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85 年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乾隆二十一年刻本(典藏号:X/981.7628/5078)。 [ 27] (明)宋濂《元史》卷四十一本纪第四十一《顺帝 四》,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28] 同[ 22] 。 [ 29] (清)黄寿祺、俞宪曾修, 吴华辰、任廷槐纂《同治玉山县志》卷二《地理· 都图》, 同治十二年刻本影印本,《中国方志丛书· 江西省》第038 册,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83 年。 [ 30] (明)宋濂《元史》卷九十三志第四十二《食货一》, 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 31] (元)方回《饶州路治中汪公元圭墓志铭》, 《新安文献志》卷八五《行实》, 清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 [ 32] 近年来, 随着景德镇市内旧城区的改造, 对景德镇元青花瓷器烧造地点的调查得以全面开展。笔者过去数年的调查与其他学者调查的结果一样, 所获得的信息均表示, 市区戴家弄、落马桥一带是元青花瓷器的生产烧造中心。而湖田地区也有元青花瓷器遗物发现, 为当年刘新园先生调查所得。当时市区尚没有大规模改造, 所以只有公布湖田的调查结果, 以致一些学者以为湖田地区是景德镇唯一发现高品质元青花瓷器 的烧造地。今日所见戴家弄、落马桥一带出土的标本, 种类丰富, 质量精良, 数量浩大, 可见当年烧造之盛况, 为湖田地区不可比拟。笔者在此也收集到与至正云龙瓶画法一致的云龙纹残片,故笔者认定, 此地区为元青花瓷器生产烧造的中心窑场。 [ 33] 钟治《元代青花双环象耳瓶和三足鼎式炉》,《文物》1998 年第10 期;桂金元《安徽青阳发现一对元代青花带座三兔瓶》,《文物》1986 年第8 期;肖一亭《萍乡市发现元代青花瓷器等窖藏文物》,《南方文物》1986 年第1 期。 【 34] 刘裕黑、熊琳《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江西文物》1990 年第2 期。 [ 35] 林梅村《元朝重臣张与保定出土元代宫廷酒 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 年第3 期。 (责任编辑 :郑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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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解读和对照 , 可以确认 , 英国前大维德基金会所藏至正十一年铭青花云龙瓶的最初供奉地 “星源祖殿 ” , 即为婺源灵顺庙 。
在元代, 五显信仰的影响早已深入玉山、 婺源、 景德镇三地, 属于信仰传播的核心区域。 张文进在铭文中自称为“ 奉圣弟子” , 表示他是五显神的虔诚信士, 他前往祖殿朝圣供奉,往来甚为方便, 因为玉山和婺源均临近景德镇, 正是对五显神的虔诚和地理交通的便利, 促成了这对青花云龙瓶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