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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随笔四十六
005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
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
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
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凤凰：李白的妙处在于与物无隔，无论是月亮，河水，大江，西风，敬亭山，都像兄弟一样。李白与自然是共在的关系，很像印第安人在丛林里的。这种共在关系在诗人中并不多见。李白并不被称作山水田园诗人，但在我心目中是的。对比王孟就知道，王维孟浩然的诗歌，是对自然或自然精神的忠实描写，在描写的时候是取消自我的。尤其是王维。正是取消了自我，自然才显露自身的幽深出来。但李白并不是，李白的诗歌中，人与自然共在，相知相与。这是差别。
对比英国的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对比德国的荷尔德林就知道，同样是山水田园诗，却有完全不同的精神实质。在荷尔德林那里，山水是一种泛神的神灵的体现，是一种宗教。
另外，这首诗不过写平常的世故交接，写日常生活。对现代诗的启示也很大，就是如何写日常生活而不落入俗套，还诗意盎然。现代诗不一定非得走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路子，实实在在描写也一样可行。
006李白：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凤凰：醉态大有意思可寻。醉态和梦态一样，自我意识松弛，心灵深处原始的感知浮上来。我们看到，日益发达的自我意识虽然是文明的进步，但也压抑了诗性，或说压抑了原始的体验方式。在我的理解中，日常的自我意识也是一步步建构起来的。心灵深处的体验式的诗性，同样是一种建构起来的东西。两种东西分道扬镳，各有其用。同时也有水火不容的一面。诗性舛入现实的建构，曾产生巫术/宗教等荒唐之事。现实理念太强压抑诗性，人的生命会日益干枯。
如西川所言，诗歌要有诗想。我倒认为，诗性的言说，或说诗性的建构本身，就是对现实逻辑的对抗。诗歌并不是反现实，只是说现实也是一种理念而已，是一种各门学科用符号语言建构起来的意识而已。只不过它是针对外物的言说，所以我们将它奉为现实。反过来，你也可以将各学科当作关于物的文学。
而诗歌无论何时都是关于人的，关于生命的，关于存在意义的。诗性的衰微，一方面来源于科学的兴盛，对物意识的盛行，使我们屈从于物体的逻辑。，而从压抑了人本身的灵性。本质上是物对人的压迫。比如说，我们在印第安人的生活中，就看到了诗性。。这不是写在纸上的诗歌，而是现实生存的诗性。但这样的生存状态，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不复存在了。这也是《阿凡达》《与狼共舞》感动我们的原因。
我们不反对文明的进程，而是说两种现实应该并行发展。对物的认知，对生命的体验，应该并行发展。任何失衡，都会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灾难。
我们也看到，科学式的知性也侵入了诗歌领域。就如艾略特/奥登那一派的写作一样。这种知性诗歌，虽然就如艾略特所强调的，给思想以感性。但我们仍可以将之认作是科学对诗性的入侵。本质上仍是感性的匮乏。
我们在李白前现代的诗歌中，看到了人与物和谐相处的诗性。这种诗性其实是一种文明的产物，而并不仅仅是个人精神。是人类，或说中国人，走到了唐代，才形成了人与自然共生的状态。它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客观。就是说不是说人与自然本来就是共生的，李白只是把它写下来。不是的。自然虽然不变，但人的实践，人的心灵总处于变动之中。我们可以把李白，当作人与物关系的发明家。对比当下人与物尖锐的矛盾，就知道李白那个时代，人与物多么和谐。也就是说，人与物的关系，不是客观在那儿的，而是人不断努力达成的生存状态。
在远古，人实践能力不足，让自然显得异常强大，在那时不可能产生李白这样的诗性，因为自然以无法掌控的自然力，对人类的生活构成威胁和破坏。这时候，自然在人那里只有两种形象，一种是不得不崇拜祭祀的神灵，一种是法力无边的魔鬼。两种东西都不可能产生李白。人只有到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的能力足以安居乐业，这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改变了。人就可以与自然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产生相应的自然哲学和诗意。
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马克思，马克思说，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又有能动作用。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基础。从这里我们得到了证明。这种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这样宏大的叙事，而是渗透在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就像李白的这首诗歌，不过是写从山上下来去朋友家做客的日常生活，我们看到都是意识形态塑造的。
意识形态并不是虚假，只是说具有历史性。是人当下生存状态的体现。相应的，不同生存状态就产生不同的诗性。而不是有一种诗歌亘古不变的形态。这样也让我们无条件的朝拜古典诗歌失去了正当的理由。正如商君所说，时变而事异。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充分的正视伊沙/沈浩波/于坚/韩东给现代诗做出的开拓。
现代诗歌的焦虑是，时代已经变了，我们的诗歌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应。我们很难在反映当下的时候，同时保证它是诗的。
一种反映是彻底的仿古，虽然写的是现代诗，但里面全都是春花秋月的影子。这样的诗歌不是不可以，不是不美，只是它不属于我们的时代。这只是对古典美学的招魂，这只是对当下生活的无能。另一种则是激进的先锋派，下半身/垃圾派/口语派等等。他们的确做出了现代意识的开拓，但我们也看到整体诗格的降低。相比较而言，后者更为可取。
从理论上预见，现代诗应该是写当下生活，写当下的个人生存，写当下的时代精神。从诗意上来说，它势必造成一种与唐诗宋词风格迥异，感受不同的新诗意。这种新诗意不仅仅是写法上的变革，最为基本的是生存状态的差别。就像李白能写出他那个时代的诗性一样，当代诗人也应写出这个时代的诗性。两种诗性都能够成立，但是措辞和精神韵味必然不同。相同的话就是现代诗的失败。
2
《史记》里追溯了从汉代到黄帝两千多年的历史，但里面有多少是真实的史实，有多少是传说，有多少是司马迁的虚构，那就很难说了。这段两千年的历史，其实就是司马迁建构起来的。这就是建构的意思。
我们可以认为，一切历史都是这样建构起来的，或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它不是故意歪曲和遗漏，只是说我们只能做到这种程度。
其实，所谓的现实也是我们依据同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
就连物理学为我们描述的客观物理世界，生物学为我们描述的生物世界，也都是建构起来的。
不是说不真实，只是说，它只是尽量追求真实的建构。就像太史公写史记一样。
真实的就是真实的，我们都可以想象。但是何为真实的，却是由我们。我们每个人头脑中的世界，头脑中的他人和自己，都是建构起来的。真实的真实在它本身，建构的意识，却有历史性，变动性。这种建构的历史，看起来也没有结束的一天。
巴尔扎克曾说，每一个艺术家都应该是一种宗教。我们看到博尔赫斯是一个世界，尼采是一个世界，卡夫卡是一个世界，马尔萨斯是一个世界。其实，不必成为专门的文学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建构者。我们的生存，我们当下头脑的意识，都是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和建构的产物。所谓的作家思想家，只是将这种能力发挥到了一定的高度而已。本质上并无差别。
诗歌，就是这样一种建构的行为。它既是人生存的一面镜子，本身也是生存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一个人也许可以没有诗歌，但不能没有艺术。一个人也可以没有艺术，但不能没有语言。一个人甚至可以没有语言，但是不能没有思想感情。有思想和感情，就不可能只是像初生的婴儿一样，他的思想和感情，必然是许许多多印象的整理，并进一步复杂化。这就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复杂到一定程度，就是哲学艺术科学。就是我们当代人的生存方式。
对这种人类意识建构历史的追索，就不会像形而上学的方法一样，只是追问本质是什么，或求出一种结构，一种模型。还包括，从无到有的发生学的追索。这个发生的过程，必然不是线性的，而是跳跃的，有机的，生长的。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研究中，就不能只是追索从四言到五七言，从古诗/乐府到近体诗，从唐诗到宋词这样文本形式的嬗变。还要追索诗歌内在精神的传承演变。因为诗歌的演变有两条路线，一是语言符号体系的，一是表现内容的。而它表现的内容，有着活生生的人存在的历史进程。这样，诗歌就不仅仅属于狭义的文学，而是历史学。或说是人的生存演变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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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人生存演变的历史呢？
就是人从开天辟地之初，从蒙昧开始，是如何学会生火，创造出语言文字，学会铸铁，学会战争，产生道德婚姻，产生哲学，产生群体组织，等等。只有找寻出诗歌与这个进程密不可分的相适应的关系，才能真正的理解诗歌的嬗变。
这样，诗歌就不单单是娱乐的学问，也不单单是一种狭义的文字的艺术。而是生存至大的学问。是人生存的核心。它既是记录者，也是发明者。因为人的意义涵盖其中。
诗歌也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记录者，还应该是一种存在的介入者。我们在惠特曼那里发现了这种诗歌与人生一衣带水的关系。卡夫卡说，“我对他作品的了解比不上对他生活的了解，因为生活就是他的主要作品，他写的东西，他的诗歌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生活和劳作的信仰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卡夫卡说的是惠特曼本人，其实也适用于诗歌本身。在这里，你可以把惠特曼替换成更个人类。
人类的诗歌和文章，只是一个坚定生活和劳作的信仰者的火把，留下的闪着火星的灰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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