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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金工艺分析 商代晚期逐步形成的铜锡铅合金配比规律在西周早期得到进一步加强， 合金元素含量更趋稳定， 这一特征在叶家山铜器中体现得较为明显。经分析的299 件叶家山铜器（容器180 件、兵器85、车马器27、乐器5、工具2），均为铜锡铅合金（图一），确认了锡青铜（Cu-Sn，123 件）、铅锡青铜（Cu-Sn-Pb，173 件） 和铅青铜（Cu -Pb，3 件） 三种比较重要的材质类型。其中， 铅锡青铜（Cu-Sn -Pb） 和锡青铜（Cu-Sn） 在叶家山青铜器中占据主导地位， 占比分别为56.8%、41.1%。总体看来，叶家山乐器和工具均为锡青铜， 容器、兵器和车马器中铅锡青铜的数量最多，其次为锡青铜，铅青铜占比较小。 叶家山铜器与王幾地区以及其他诸侯国地区铜器材质构成基本趋于一致。洛阳北窑铜器以锡、铅作为主要合金元素，就兵器和车马器各自合金类型占比与合金元素含量来看， 叶家山铜器与北窑铜器的情况较为接近。关中地区窖藏、墓葬或遗址出土的铜器材质构成以铜锡铅为主，铸铜遗址出土的铜块或铜器材质构成有两类，西周早期的以锡青铜和铅锡青铜为主， 西周中晚期的以锡青铜为主。晋南天马—曲村遗址和晋侯墓地铜器材质构成均以铜锡铅类型为主， 部分兵器和车马器与叶家山的材质相同；横水墓地铜器的材质构成与叶家山铜器稍有不同，其以锡青铜为主，且含铅器物的铅含量明显低于叶家山铜器。前掌大墓地铜器材质构成以铅锡青铜为主， 锡青铜次之，铅青铜较少，但前掌大墓地铜器中铅锡青铜比例稍高，铜器的锡含量普遍较高；铅含量分布相对离散，呈无规律性。琉璃河墓地经分析的铜器多为兵器和车马器， 材质构成以铜锡铅为主， 各合金类型占比和合金元素含量与叶家山铜器较为接近。 比较发现，西周时期各地青铜器材质构成大同小异。叶家山铜器与王幾地区及其他诸侯国铜器相同，成分配比均为铜、锡、铅系统，并且对成分与合金性能的关系有一定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各合金类型占比与合金元素含量或有所不同，即便是同组器物，如叶家山“曾侯谏”圆鼎均为铅锡青铜，其合金元素含量也有所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似不能体现区域性的特征。叶家山墓地年代大致在成王至昭王晚期，铜器合金体系与王幾地区铜器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源于其处于相同时代的同一青铜文化圈内。 二 微量元素分析 微量元素研究是古代青铜器科学分析的重要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即青铜器矿料产源和群组划分研究，并均已取得较多研究结果。本工作利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ICP-AES）测试了90 件叶家山铜器样品的微量元素， 包括78 件铜器本体、8 件补铸材料、4 件铜锭， 结果见注释4 附录F。通过分析发现，不同材质中微量元素含量差别明显（图二），红铜材质各类微量元素的总平均含量为2844μg/g， 其中砷、锑、碲和铋等元素的含量相对较高， 其他各种元素的含量均较低。锡青铜微量元素的总平均含量为5186μg/g， 此类材质较红铜的铁和锑有明显增加。铅锡青铜微量元素的总平均含量在3 类材质中最高， 达到10131μg/g，此类材质的铁、砷和锑较锡青铜和红铜又有明显增加；其中铁的平均含量达2953μg/g，砷的平均含量达2241μg/g， 锑的平均含量达2944μg/g， 其他种类微量元素的平均含量差异不大。总体而言，从红铜到锡青铜再到铅锡青铜，铁、砷、锑和银四种元素含量依次增加，锌、硒两种元素含量几乎未有变化，钴、镍、碲、金和铋含量变化幅度不大，表明锡和铅的引入对铁、砷、锑和银四种微量元素含量影响较为明显；其中，锡的引入对铁、砷含量影响明显，铅的引入对铁、砷和锑含量影响明显。 基于对叶家山青铜器微量元素组成特征以及各合金类型与其微量元素分配规律的认识，本文利用受添加合金料影响较小的镍（Ni） 和银（Ag） 元素的绝对含量， 以及均受影响的砷（As）、锑（Sb）元素含量的比值， 通过散点作图解析叶家山铜器与其他地区西周铜器微量元素的组成特征。与叶家山铜器进行比较的有西周横水墓地、商末周初时期前掌大墓地铜器以及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西周铜器。使用Ni-As/Sb 和Ni-Ag 等几组微量元素含量或相对比值作散点图（图三、四）。如图三、四所示，叶家山铜器、前掌大铜器、横水铜器和赛克勒博物馆藏铜器微量元素散点重合较多， 其受添加合金料影响较小的微量元素分配规律大体相同， 表明这些遗址或墓地铜器矿料利用主体是一致的， 即暗示叶家山与其他地区西周铜器在青铜技术方面存在某种联系。 三 铅同位素分析 铅同位素研究是探讨青铜物料流通和原料产地的重要方法。本文选择47 件叶家山带铭标准器，并结合其他地区西周遗址或墓地铜器铅同位素数据， 着重讨论西周青铜物料管理、使用和流通等相关问题。这些青铜器既包括“曾”“曾侯”或“侯”等铭文铜器，亦包括20 多种其他方国或族属铜器。为便于讨论，以下将带“曾”“曾侯”或“侯”等铭文的铜器称为曾器，其余统称为非曾器，包括其他方国、族属以及日名和不明族属的铜器。叶家山曾国铜器均属于普通铅同位素组成范围（附表一），铅锡青铜的铅同位素指示铅料信息，锡青铜的铅同位素主要指示铜料信息。由图五结合附表一可知，叶家山曾国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分布于三个区域，即锡青铜区、铅锡青铜A 区和B 区，其中铅锡青铜B 区与锡青铜区重合。对于非曾器而言，部分器物与曾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区域叠合，其他非曾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分布于这三个区域之外。 叶家山曾器与非曾器矿料利用信息值得关注。由图五结合表一可知，三个区域内的器物均有曾器和非曾器，其中与锡青铜曾器铅同位素比值重叠的非曾器都是锡青铜，与铅锡青铜曾器重叠的非曾器都是铅锡青铜，这表明分布在锡青铜区的曾器和非曾器使用铜料相同，分布在铅锡青铜区的曾器和非曾器使用铅料相同，铅锡青铜器物分布于两个区域，说明它们的铅料可能有不同的来源。这三个区域外的非曾器与曾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未有叠合，这部分器物锡青铜和铅锡青铜均有，但不管其是哪种合金类型，它们使用的矿料与曾国铜器均不相同。 由此可见，叶家山曾器与非曾器之间青铜技术联系密切。图五所示锡青铜区、铅锡青铜A、B 区中曾器和非曾器使用矿料相同，如果这些曾器和非曾器在一个作坊里制作，说明同一作坊使用稳定矿源为多个族群制作产品；如果在不同作坊里制作，说明同一处矿源为多个作坊供料。这三个区域外的非曾器与曾器矿料不同，如果它们在同一个作坊里制作，说明同一作坊有多渠道的矿料来源，同时为多个族群制作产品；如果在不同作坊里制作，则说明西周时期，存在多个作坊，而且每个作坊都可能拥有独立的矿源渠道。 这些非曾器各自代表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铜器与曾器共同随葬在叶家山墓地（表一）， 其背后体现了西周早期青铜物料流通方面的信息， 其既有青铜料的流通， 又包括青铜器物的流通。锡青铜区、铅锡青铜A 区和B区域内非曾器（ 图五）， 尽管与曾器矿料相同， 但由于它们是其他族群的铜器，不管其铸造地位于何处，与曾器有何联系，其均有可能是通过某种途径流通到曾国的，如亚禽父丙觯M46 ∶ 11、朿祖乙卣M46 ∶ 12、冉爵M92 ∶ 19、鱼伯彭尊M27 ∶ 14 和庚丙冊尊M126 ∶ 10 等， 其中亚禽地望在今河南驻马店闰楼， 其族属铜器出现在叶家山墓地， 两者之间的联系可见一斑。三个区域外的其他非曾器物，不管其铸造地位于何处， 其通过某种途径流通到曾国更易于理解，如M1 ∶ 010 叶家山曾国铜器与其他地区西周铜器铅同位素的比较对深入认识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具有重要意义。用于比较的铜器材料，既有来自王幾地区的， 也有来自各地方国的，还包括铸铜遗址出土铜块，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将叶家山曾器铅同位素比值分别与其他地区西周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数据散点作图，如图六所示，叶家山曾器铅同位素比值，与随州羊子山墓地、宝鸡石鼓山墓地、洛阳北窑墓地西周铜器铅同位素比值散点重叠度较高，与北京琉璃河墓地、山西晋侯墓地、晋国邦墓区、横水墓地、大河口墓地，陕西周原周公庙、孔头沟、李家铸铜遗址和云塘—齐镇建筑基址出土铜器或铜块铅同位素比值有一定程度的重叠，这表明西周时期大多数遗址或墓地出土青铜器制作使用的原料均有一部分是相同的，其为探讨西周青铜物料管理、流通和使用等奠定了基础。
叶家山与其他地区遗址或墓地青铜料利用的比较结果，折射出西周青铜工业生产组织方面的信息。以上分析表明，西周时期多数遗址或墓地铜器原料部分可能有相同的来源；若如此，就会引发新的学术问题，如西周时期，是不同的诸侯国在同一矿源地采矿、冶炼、自作青铜器？还是周王室统一采矿、冶炼、制作青铜器配置给各诸侯国？或是周王室直接把矿料赐给诸侯国，由其自作青铜器？ 四 叶家山与其他地区青铜文化的联系 西周青铜文化内涵丰富，各地区之间联系密切、交流互动频繁。“新建立的西周王朝，在所占领的土地上实施分封，使得周王朝在其控制地域内的文化居于主导地位，各诸侯国青铜文化基本面貌相同”。各地青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原地区保持共性的基础上，开始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区域性特征，这些区域性特征的形成则伴随着技术、文化、物料甚至工匠的交互流通。 叶家山青铜器与西周王幾地区青铜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其既有文化技术上的联系，也不乏成器直接流通。叶家山铜器，尤其是部分带“曾侯”铭文容器与周原、镐京和洛邑地区同类器物制作工艺近同，在大小、形制和纹饰方面亦相近。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地处西周王幾之内，遗址出土的陶范等铸铜遗物反映着西周早期王幾地区的铸造技术， 其T3 灰坑中出土的鼎外范（T3H84 ∶ 1）上腹部饰一周云雷纹、涡纹和龙纹组成的纹饰带，与叶家山“曾侯谏”圆鼎上腹部纹饰带近同，而且叶家山墓地出土方鼎腹部凤鸟纹、铜甗足上部兽面纹、圆鼎领部四目瓣纹、涡纹、蝉翼纹、尊腹部兽面纹、簋领部和腹部饕餮纹、尊腹部夔纹、觯下腹部雷纹等，在北窑铸铜遗址陶范上都能找到相应纹饰；部分叶家山兵器，如三角援戈、两穿戟等，在宝鸡和洛阳等地区十分常见， 制作工艺相同，即显示诸侯国地区与王畿地区青铜文化的直接联系。 叶家山青铜器与王幾地区以外的其他诸侯国青铜文化联系密切，其不仅体现在文化技术的相似性上，也表现在成器的交流上。叶家山墓地出土较多其他族属铜器，这些铜器与曾器在技术上存在诸多相同之处，即已表明曾国与这些族群或方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青铜技术和文化联系。曾侯墓出土的“曾侯谏作宝彝”圆鼎、“曾侯作田壶”、虎纹戈与宝鸡竹园沟“鱼季”墓出土的圆鼎M4 ∶ 11、父乙壶M4 ∶ 8、Ⅶ式戈M4 ∶ 109 形制、纹饰近似，渊源至深。叶家山墓地出土的5 件“曾国谏”圆鼎大小、形制、纹饰类似琉璃河墓地M251 ∶ 17
五 西周青铜工业生产组织 叶家山铜器分析结果为研究西周青铜工业生产组织提供了重要资料。西周时期青铜原料流通是普遍的、常态化的社会行为，青铜器物的大范围流通亦是明确的， 是当时社会生产生活中最重要的物流实体， 为深化认识西周早期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提供了支撑材料。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西周青铜工业发展的脉络和规律， 需注重以下问题。 首先，西周早期各诸侯国青铜文化与王畿地区青铜文化面貌基本一致。“诸侯国青铜器和周王朝的相比，很多在器形、纹饰和工艺上看不出明显特点，共同性是主要的，由于地域性的不同，差异也是有的”。随州出土过商代铜器，其形制、纹饰类似盘龙城二期。叶家山墓地年代大致在成王至昭王晚期，跨度约五六十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土著青铜文化积淀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独立完备的青铜工业体系和具有地方特色的铜器风格。叶家山曾国铜器原料利用、合金系统、部分铜器成型与加工工艺，以及铜器组合、纹饰、形制和器用制度等基本与姬周保持一致，其可能是成器输送的结果。然而，叶家山墓地出土青铜器来源复杂，文化内涵丰富，既包括王室分配（王室掌控的作坊铸造），也有地方生产（诸侯或族群掌握的作坊）及“分器”或从其他方国或族群流入的器物。 其次，从考古出土和各地青铜文化比较来看，尽管西周早期王室管控的铸铜中心集中生产青铜器，但是不少王畿和诸侯国地区可能有铸铜能力甚至铸铜活动。目前，经发掘的西周早期铸铜遗址有洛阳北窑铸铜遗址和关中周公庙铸铜作坊。其中洛阳北窑地处西周王幾之内，铸铜遗址面积达10 余万平方米，出土的陶范等铸铜遗物反映着西周早期王幾地区的铸造技术。此外，在不少地区发现有零星的西周早期铸铜遗物，如陕西丰镐遗址发现了少量铸铜遗物，长安张家坡西周早期居址中出土了陶范、芯和浇口等，马王村西周早期灰坑H10 中出土了若干陶范残块，北京琉璃河遗址F10、F11 区西周早期居址中发现有容器范等。这表明部分王畿和诸侯国地区有铸铜能力甚至铸铜活动。需要指出的是，西周早期王室管控的铜器铸造中心可能不止一个，由于受到铸铜工匠技术储备和金属原料占有量等因素影响，即便铭文内容、纹饰风格相同的组合器物，其工艺细节上也可能有所差异。 第三，各区域青铜文化系统是由封国集团构建的，并与王畿地区的青铜文化系统互动交流。西周早期，周王朝在淮汉地区分封了多个诸侯国，叶家山曾国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封国中心， 与其他封国及族邑共同组成一个封国集团，屏蕃周王室对江汉地区的统治。以叶家山铜器群技术、文化特征为代表的周文化系统领衔构建了这一地区的青铜文化系统，随着时间推移，江汉区域青铜文化兼容并蓄、融合发展，与王畿地区的青铜文化逐步双向互动交流。其他地区的情形大致相似，如晋南天马—曲村晋国为周初封国，张天恩认为横水倗国和大河口霸国均应属晋国的采邑，其构成了一个封国集团共同维护周王室对晋南的统治。李伯谦注意到西周晋国青铜文化与宗周存在差异，西周早期晋国青铜器的面貌与宗周基本保持一致。各地由于土著文化势力的强弱不同，导致区域青铜文化发展有所差异，但总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是相似的。 第四，西周中期以降，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的管控力降低，各地青铜文化在与土著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 区域性特征逐步增强。曹玮从西周礼制的角度，李朝远对青铜器上所见西周中期的社会变迁， 罗森（Jessica Rawson）从艺术史角度对西周铜器的研究，均认为西周青铜文化在中期前后，发生了显著变化，毕经纬进一步指出这种变化是质变。笔者认为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的控制力上，西周中期前后，不少地区可能已开始规模不等地铸造铜器，在土著文化的影响下，各地不同程度地开始出现一些区域性特征，这些特征形成的背后伴随着技术、文化、物料甚至工匠的交互流通，如随枣地区各时期铜器的变化已明确体现在青铜技术与文化等方面。 六 结语 本文从合金工艺、微量元素、铅同位素和青铜文化特征等方面，结合相关田野考古新发现和研究新结果，对西周时期青铜工业生产的技术特征和组织机制进行深入阐释。结果表明，叶家山铜器与王幾地区及其他诸侯国铜器合金均为铜锡铅系统，并且对成分与合金性能的关系有一定的认识；微量元素和铅同位素分析均显示，西周遗址或墓地铜器原料利用主体是一致的；不同遗址或墓地铜器，在组合、纹饰和风格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性。这些均为西周早期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的支撑依据，在周王室统筹下开展青铜冶铸生产并分配给各诸侯国，可能是这一时期青铜工业生产体系的主要形式。这一认识仍需要青铜器考古类型学、金文和古文献方面的系统梳理，需要有青铜矿冶遗址、铸造遗址等方面的调查、发掘与整理，需要有青铜器、铜锭等冶铸遗物的检测分析，也需要有大数据的科学统计与解释。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随州叶家山西周曾国墓地考古发掘报告”（编号14ZDB051）、“先秦时期中原与边疆地区冶金手工业考古资料整理与研究”（17ZDA219）和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2014226）的资助。本文是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关于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金属文物综合研究的成果之一。研究工作得到上述单位诸多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在此致以诚挚谢意。 （作者：郁永彬 景德镇陶瓷大学艺术文博学院；陈建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梅建军 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常怀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黄凤春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文物》2019年第5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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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RK588 > 《古玩收藏、鉴宝和文物考古资讯》
乙爵、M3 ∶ 6 亚
簋和M55 ∶ 4
父乙尊等。部分非曾器以组合的方式埋葬在叶家山墓地中，表明有部分西周铜器可能是以成器组合的方式流通的，如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