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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薛海鸥 环顾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中国电影史，“山西造”是一个绕不开的标志性符号。表里山河的封闭环境令山西人与电影的接触多有不便，然而闭塞的环境阻挡不了梦想飞翔的翅膀。一大批山西籍电影导演从黄土高原中走来，在光影岁月中用精彩的故事、生动的人物独步影坛，以独特的地域文化开掘和丰富了中国电影的美学形态。他们的作品是晋派电影家族中的骨干成员，为中国电影银幕增添了一抹浓郁而醇美的“山西风味”。 乡土美学的诗意呈现 乡土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底色和本色，而农村电影是中国电影皇冠上最为耀眼的明珠。山西电影在初兴之时便开始与农村生活结下不解之缘，譬如经由赵树理、马烽等“山药蛋派”巨匠作品改编而成的农村电影，是中国最早的“主旋律”电影，引领了新中国成立后“主旋律”电影创作的热潮和风向标。改革开放以来，乡土文化的话语权逐渐被都市文化遮蔽，以都市消费文化和娱乐文化为主的商业电影迅速崛起，农村以及农村电影一度成了人们遗忘的角落。面对深入骨髓的乡村生命记忆以及社会转型期的乡村之痛，山西电影人以倔强的性格叫板波涛汹涌的都市文化，如牛建荣、韩杰、大飞等山西籍老中青几代导演，不约而同地深情回望故园风物，用《伞头和他的女人》《七儿娘》《hello，树先生》《残香无痕》等作品，将农民在社会历史演进中的尴尬处境赤裸裸地呈现给世人。他们镜头里的乡土社会充满了土腥味和怀旧感，试图在凭吊原乡中守望自己的精神家园，以悲壮的姿态为农村电影守夜或守岁……坚韧、执着和决绝的姿态令人潸然泪下。恋旧的山西籍导演内心始终燃烧着一种希望和理想，那就是不忍离开农村、不忍离开土地、不忍割断乡土文化血脉和基因。他们努力以影像的方式寻找着一方水土中的衡量和变量，以镜头亲吻土地、以影像坚守家园、以神圣的艺术方式坚守着中国电影的初心和本色。 现实主义的别样创作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善于捕捉习以为常生活背后的本质和潜流，以边缘题材挑战主流类型电影、以小视角去承担大格局、以思想型完胜炫技派，是山西籍导演创作的看家本领或镇宅之宝，其中的代表非贾樟柯莫属。从《小武》到《江湖儿女》等十几部作品里，他几乎没有走出汾阳小镇的方寸之地，始终在小城的街巷中凝视城乡社会的沉浮起落，将人性、时代性和社会性放置到转型的天平上出神端详，以此潜入和定格导演眼中另类的城乡历史，并借此嵌入和确立“第六代”导演群体的价值体系和生命坐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贾樟柯离不开山西元素，离开了山西也许就没有了贾樟柯。这些风格高度一致的贾樟柯电影带有鲜明的民间日记的烙印，以个体化的视角和个性化的镜头纪录真相，抚慰着市井小巷中沉默的恩怨情仇。贾樟柯试图以凌厉而残酷的眼神洞穿社会历史的本质真实，试图以一己之力建构中国底层的社会史和心灵史。贾樟柯“山西造”的特色十分明显：时代背景的真实还原、不着痕迹的自然表演、随心所欲营造的戏剧冲突令人印象深刻。一系列小人物从汾阳到世界，从世界到故乡，银幕中的人物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仿佛只是从生活世界闯入了故事王国之中，不动声色地诉说着一段段悲欢离合。此外，宁浩、曹保平等山西籍导演依托商业片努力开掘现实题材的可能空间，把生活中的一地鸡毛置于戏剧冲突中，将真实奉为艺术的底色。虽然专注的题材各有不同，但是骨子里都有或隐或现的山西风味，内心深处忧国忧民的血统和基因依旧清晰可见，为中国影坛贡献了最为坚韧的山西力量。 批判意识的另类表达 山西导演具有一种天然的“影以载道”传统，由此生发的批判性和反思性是山西导演的另一种美学追求。他们将这种批判性思维融入电影创作之中，运用黑色幽默、荒诞、超现实等多种策略予以表现，或审视现实的弊端、或追问人性的罪恶、或拷问体制的痼疾，彰显了一种艺术改变现实的担当和使命。米家山、宁浩等山西籍导演的作品，如《顽主》、“疯狂三部曲”系列等将崇高与严肃消解，借助浪漫主义的叙事手法及颠覆认知的离奇人物和故事，揭示了颇具哲理性的生活真谛，使得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在这里实现了很好的融会贯通。曹保平导演则另辟蹊径，《光荣的愤怒》《李米的猜想》《烈日灼心》《狗十三》等几部作品，或乡村或都市、或犯罪或青春，多变的题材承载了不变的现实主义情怀，将人间的是非曲直与复杂的人性纠缠在一起，在生活的残酷、险峻和狰狞之处进行情感的安慰和人性的关怀。除此之外，韩杰、唐永康、李伽西等青年导演的作品中，也不乏对城镇、农村变迁中人的命运走向的批判性思考。他们总能够精准把脉社会夹缝中小人物的困境，以艺术家的清醒、冷静和自觉批判一切污泥浊水，构成了山西籍导演群体性思维的一种普遍特质。 民族文化的当代演绎 山西历史上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佛教文化、晋商文化、武侠文化，多种文化的深度碰撞和融合，孕育了三晋大地特有的文化谱系。这些包罗万象的文化资源，为山西籍导演们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第三代”山西籍导演李俊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致力于用影像挖掘和表现中国革命历史，创作出了《回民支队》《农奴》《闪闪的红星》《归心似箭》《大决战》系列等一大批经典作品，记录了中国人在救亡和启蒙中的峥嵘岁月，彰显了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竭的民族智慧与不灭的民族理想。“第五代”山西籍导演何平，致力于在武侠光影中弘扬光大民族文化。正邪、善恶、功过在侠义故事中进行复杂变奏，导演用侠骨柔情诠释了历史沧桑和民族审美。山西籍女导演姚树华的作品《白银帝国》，则以晋商家族的传承与人的自由解放为内核，揭示出社会变革中民族文化和民族信仰的意义和价值。依托这些优秀作品，晋派导演自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借助影像的方式实现了三晋文化的艺术传承和表达。 多元美学的奋力探索 新时代以来，山西籍“新生代”电影导演集体亮相，为山西电影吹来了一股春风。他们敢于突破老一辈晋籍导演的创作窠臼，用新故事、新影像、新美学讲述山西故事和中国故事。如牛朝阳导演对国产惊悚片的类型探索，唐永康、李珈西、吴军、张璞等一批新锐导演迅速崛起，令业界对“电影晋军”的复苏充满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新生代”导演多数是“80后”和“90后”，他们以独特的眼光审视三晋大地和中国社会的变化，多凭借个人化的视角捕捉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社会变迁和时代焦虑，努力在影像中建构新生代自己的历史观、价值观和美学观。如此看来，山西籍“新生代”导演的集体登台，本质上是他们的一场成人仪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和出征仪式，他们在告别昨天的观众角色，独步舞台中央出演自己的角色。与此同时，他们的眼界贯通中外，在市场化运作中游刃有余。电影市场化的工业美学在他们脑中已然扎根，并努力追寻艺术性、思想性、商业性之间的平衡点。此外，他们对山西元素的使用也更为自信、大胆和精准，对山西的热爱也更加热烈奔放，大院、古城、民歌、方言、民俗、神话、面食……“山西元素”正在伴随着电影镜头飞向世界，而“山西形象”在影像世界里也不再是悲情、苦涩、迷茫和灰色，更是活力、眼光、进取、开放和充满希望的，他们正试图以影像不遗余力重塑新时代山西的美好形象。 经过几代晋籍电影导演的薪火相传，山西籍导演在中国影坛已然蔚为大观，他们为中国电影贡献了独特的故事魅力、文化魅力、影像魅力和思想魅力，成为中国电影长廊中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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