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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书，其实是热爱人生 一年一度徜徉书海的盛会，又来了。对于许多爱书人、藏书人来说，读书是生命中除了安全与饱暖外，头一等重要的事情。即便世易时移，载体在变，包装在换，可还是有那么多温热的手一触及墨色，便爱不释手。世间依然爱书者众多，这是一重令人感动的景观。本期朝花专题，我们请90（岁）后、70（岁）后和60（岁）后的三位作家、评论家，就爱书与读书、藏书，读书之乐与读书之道破题，分享他们几十年来的感悟与心得。 文/ 陈丹晨 六十年前，我还在大学读书，听到过周扬的一次讲话。他是来给我们中文系作报告的。虽然他是高官，但他也是读书人，文艺理论家，讲长话不用讲稿，引经据典，随手拈来，不仅滔滔不绝，而且带着感情色彩，很有感染力。其中讲到一个段子，说他不久前在天津遇到一个女学生问他：“劳动苦还是读书苦。我认为读书很苦，有时比劳动还要苦。”周扬讲这段对话的背景正是宣传要走红专道路，谁若埋头读书，就会被批判走“白专道路”。“白专”的意思就是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时的口号是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于是经常下水利工地、去农村麦收，到工厂劳动，强调只有通过参加体力劳动才能改造资产阶级思想，这才会有那个女学生之问。周扬显得很开明，认为她的说法有一定道理。 我想，体力劳动很艰苦，只要是被动的、被迫的，甚至是惩罚性的，这样的劳动一定是很苦的。读书也是这样，如果是被动的、被迫的，甚至是强制性的，也会引为苦事。如果出于自觉的、有兴趣的，无论劳动还是读书，既是很辛苦，又是非常有乐趣的。就在周扬讲话那个时期，尽管面临种种压力，只要有机会，我们仍然会偷偷地利用一切空隙读书，因为我们爱读书。 我想起上小学三年级时就着迷看课外书、小人书，大人发现就会不高兴地说“又在看‘闲书’了”。但是，我还是在大人不注意时偷偷地看。上了大学，念了中文系，读书还受限制，怎么会甘心！冬天早晨六点，天还没亮，人们就起床赶着去图书馆等开门占位子。有的人吃早餐都没心思，匆匆到食堂里买个馒头，就直奔阅览室。那种读书的热情是无法抑制的。这时谁来分清红的还是白的。 那时，一个寝室里住六个同学。我懒得上图书馆，同学都走了，就剩我一个人很安静很专心地看书，效率很高。有同学回来说我太舒服，下次他也不去挤图书馆。但是，只过了一天，他还是忍不住去图书馆了。在图书馆，可以随意借阅想看的书，可以选看新出的各种杂志，还可多交朋友，包括外系的男女同学。我知道关在寝室里冷冷清清是要耐得住寂寞的，虽不会像古人说的“悬梁刺股”，却还是要有一点精神。既不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也不是为了未来的一个饭碗。没有功利目的，仅仅是喜欢，因喜欢而成了习惯。这时的读书才算进入一个境界，甚至沉醉其中，不仅不再感到辛苦，反倒觉得是一种享受了。 常常看到报纸上鼓励和劝导人们多读书。读书可以长知识，学本领，提升学养，于人生有益。读书也标志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古人说“开卷有益”。《读书》杂志就是以“读书无禁区”为题创刊，还有的杂志名字就叫《博览群书》，都是一个意思。我想起苏东坡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也说到读书枯燥得有时会让人精神恍惚发愁，但是“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入了门就会觉得其乐无穷。鲁迅却说“人生识字糊涂始”。他们的话都另有深意，此处不赘述，但是告诉人们，读书是有益的，更是有乐趣的。因为人生有限，借助书可以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更纷繁多彩的人间喜剧，就像人生一次探险之旅，会让人变得有智慧。 让读书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即使如我辈一个平凡的俗物，这样的习惯还是可以养成的。以前有一位前辈作家，又是领导同志，既创作小说又每天上班，还参加各种活动。我问他：“您很累吧？您怎么还有时间写作呢？”他说：“我不是跟你一样一天只有24小时吗？你在玩的时候，我就在读书写作。”真爱读书的人，随时随地都是他的读书时空。那时，我所在的单位一片混乱，有一位同事总是手不释卷读他的书。他不参与那些打打闹闹的事，每天上班坐近一个小时公交车，他站在拥挤的乘客中也忘情地读。他就是现在外文研究所法国文学专家、翻译《红与黑》的罗新璋。没有人逼迫他这么艰苦读书，他却乐此不疲。 大家都知道钱锺书饱学、渊博。有同事和他聊天时，说起当年抗战时钱先生随学校西迁，长途颠簸艰险，问途中“一定很艰苦吧”。钱锺书说：“艰苦是艰苦，但手中拿本书的话，就不艰苦了！”后来问话的人遇到和钱同行的友人，证明那时“钱先生每天手不释卷”。杨绛先生更是说，他们夫妇“生平最大的乐趣是读书，可谓‘嗜书如命’。不论处何等境遇，无时无刻不抓紧时间读书，乐在其中”。我以前到钱先生家去，总看见他和杨绛先生坐在各自书桌前埋头读书写作。他们不用上班，也没有硬派的任务，但却像朝九晚五族一样，每天上午九点就坐在那里读写，终年如此。因为他们的读书早已脱离和超越了功利目的，完全是沉浸在智慧里的对话，是心灵的交流，是精神的愉悦和享受。哪怕在特殊时期，没有书读，随手抓一本字典，他们也会读得津津有味。 钱锺书与杨绛 我还想起另一位已故作家、画家、藏书家叶灵凤，他在三十年代与鲁迅曾打过小小的口水仗。叶灵凤与钱锺书博览群书却家无藏书不同，早在上海时，他就已藏书万卷，却在战时散失殆尽。后来，他移居香港又重新铢积寸累，仍成了当地文化人中藏书最丰富的一位。他的寓所虽宽敞，却被书完全占领了。他写了大量读书随笔。其中讲到藏书，不是像有的人当作古董文物，有的人当作摆设装点门面。他曾描写自己读书时的心情：“对于我，书的钟爱，与其说由于知识的渴慕，不如说由于精神上的安慰。因为摊开了每一册书，我不仅能忘去了我自己，而且更能获得了我自己。”“书籍对于我，便成为唯一的无言的伴侣。他任我从他的蕴藏中搜寻我的欢笑，搜寻我的哀愁……”他还说：“在这冬季的深夜，放下了窗帘，封了炉火，在沉静的灯光下，靠在椅上翻着白天买来的新书的心情，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搜寻着新的伴侣。”八十年代初，我第一次到香港见到他的女儿、《大公报》记者叶中敏。她告诉我，她把父亲的藏书六千多册悉数捐给了香港中文大学。虽不见其书，然而，我却深深记住了她父亲读书时的状态，联想起三十年代的图书封底，有时会印上那样一句话：“天下第一乐事，无过于雪夜闭门读书。”看来爱读书的人都知道“其中有至乐”！ 叶灵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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