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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阿袁，便有一种“惊艳”的感觉。以前并不知道江西有个大才女阿袁，去南昌评“中国小说排行榜”时，才读了她的《郑袖的梨园》，于是“惊艳”，于是吐血推荐，于是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写了篇《藏策评阿袁》。 写《藏策评阿袁》的时候，其实还只读过她两三篇小说，但阿袁的格局已然是看出来了。待陆续又读了她的其他小说后，更认定自己先前的印象是对的——阿袁的小说是有“来历”的。评阿袁的小说，仅评出个好坏优劣来，是远远不够的，那只是皮毛，还需大处着眼，勘破其前世今生，方能明了那华美的文本之下流转的因果。可惜现在的文学批评，大多是皮货商的本家，只会看皮毛，至于那毛皮下面的基因构成是怎样的，就一窍不通了。喜欢张爱玲的多了，可真懂张爱玲的又有几个？ 《郑袖的梨园》 阿袁 著 ２１世纪出版社 2011年06月版 话说中国人真正作起来fiction来，是有了《新青年》以后的事。现在有学者说，其实早在胡适、陈独秀鼓吹“白话文”之前，各地的“白话报”就已经在大量刊登白话小说了。这话没错，但那是只是白话小说，而非白话fiction。Fiction这种西方的叙事文体，在中国原本是没有的，所以也就找不到可以对应的汉语的词儿，只有“小说”与之相近，于是便把fiction翻译作“小说”了，但fiction与“小说”毕竟只是近义词，而不是同义词。新文化运动以后，像鲁迅那样的前卫作家们作的小说，其实都是fiction，是“西体中用”。Fiction这个“西体”是一直延用到了今天的，早已成了文学界里的主流文体，以至于“小说”这个词儿的所指也早就发生了偏移，干脆就是fiction了。原本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小说呢，海外汉学家们又不得不给它起了个新名，叫“奇书体”。 然而fiction的“中用”却没这么简单，整个20世纪中国小说的话语流变，还不大多是在“中用”上做的文章？一路呢，走的是“乡土”的路子，如废名，如沈从文，如汪曾祺……另一路呢，走的是“现代派”的路子，有些近乎于“西体西用”了，如林徽因，如凌叔华，如施蛰存，以及《现代》作家群……而张爱玲呢，则是在“中体西用”这一平衡木上舞得最好的，难度最高的。她同样是个“现代派”，但却不是个依样画葫芦的现代派，而是个能将中西打成一片的“现代派”。其实她最最现代的，还是思想观念，她既不屑于迂腐的“启蒙主义”，更没有幼稚的“理想主义”，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世道人心，什么爱恨情仇……竟让这小女子一眼就都给看穿了。 《新青年》 第4卷第5号 《狂人日记》 鲁迅 著 不过这“乡土”也好，“现代”也好，后来却纷纷夭折了。小说的“中用”成了“政用”——为政治所用。照说文学与政治本来就是脱不开干系的，让文学脱离政治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脱离政治”本身就很“政治”。其实关键不是文学脱不脱离政治的问题，而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平等的对话的关系呢，还是服从的乃至奴役的关系。很不幸，20世纪里的中国文学，先是作了政治的丫鬟，继而更降格成女奴，最后连奴仆也作不成了，竟至成了囚犯……这说的是小说的“前生”，再看“今世”呢，改革开发之后，最容易复苏的是“乡土”，贾平凹、路遥……多到数不胜数。最发展且壮大了的是“现代”，从刘索拉、徐星到余华、格非……然而能在“西体中用”这根平衡木上找到最佳平衡点的却几乎没有。写“乡土”的固然可以很“中用”，手法上甚至也不难很“现代”乃至“后现代”，但毕竟缺少现代都市的经验，不是弄成了田园牧歌式的“乡土幻像”，就是弄成了“底层叙事”式的“生死场”；而写“现代”的，又往往貌似“生活在别处”——不单单是故事的问题，而是话语，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的话语。其实这是个自“白话文运动”开始时就一直存在的问题，即现代汉语的书写，如何继承古典文化中的神韵，如何才不至与汉语悠久的话语资源断层的问题。张爱玲天才式的写作实践，给解决这问题寻得了一个路数，但当张爱玲成了“绝唱”后，这一路数也就日渐式微了。海外虽有白先勇承继衣钵，可在大陆却因“工农兵”文艺路线的挤压而彻底没落了，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在大陆的文学史中，根本就没有张爱玲这一号。提到现代文学大师，无非就是鲁郭茅巴老曹，就连文学“小师”也都让殷夫、柔石们占了，而张爱玲以及她的“路数”，都被从人间蒸发了。于是小说的“中用”，或曰“民族化”便从此走上了“方言化”的路子，谁的语言写得越“土”，他的小说也就越“民族化”，小说的“西体中用”，成了“土洋结合”。 张爱玲 方言写作本非文学的正途，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竟成了文学的最高标准之一。“中用”即是“土用”，在一个以土为美，以侉为雅的语境里，张爱玲一派的路数自然也就断了香火，以至于改革开放了许多年以后，“张爱玲热”席卷了大江南北以后，仍然后继乏人。虽说也有一些大陆作家纷纷成了“张迷”，也试着做起了“西体中用”的工夫，但毕竟是裹过脚又放了的，走起路来总不免有些扭扭捏捏。又好比“漂白”了的杰克逊，变了的只是表皮，骨子里的基因没变。所以在“乡土”与“现代”都相继繁荣了之后，“张派”在当今文坛中，仍是“缺一门”。明白了这些前世今生的因果，也就明白阿袁小说的妙处了，这叫大处着眼。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一个作家能空前绝后，固然是一种幸运，但谁又能说就不是一种悲哀？尤其是当这个作家的话语资源里，蕴藏着话语流变的某种可能性甚至就是一种“文脉”的时候。 我对阿袁本不太了解，只知道她是大学里的副教授，属于典型的学院派作家。从新世纪之初才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而且写的作品也不太多，只有十几篇。但读过这十几篇小说之后，引发的感想却极丰富。前面说的都是大处着眼，现在该小处落笔了。阿袁的小说看上去就如张爱玲那袭“华美的旗袍”——旗袍是什么？旗袍就是小说的叙述话语，“华美的旗袍”说的是叙述话语的锦心绣口。按西方老派的叙述学理论，话语就是用来讲故事的，“华美的旗袍”就相当于小说的“扮相”……这话其实也对也不对。从话语的表层看，这话在理：“旗袍”华美，讲的故事就好听，反之呢，就蹩脚。不过若从话语的深层看，就不是这个理儿了——故事难道就不是话语？难道会有脱离话语而存在的“纯故事”？所以按我的观念，话语非但不是服从于故事的，反倒是故事要服从于话语。因为决定了故事构成的，恰恰就是话语深层的语义选择。比如语义上陷入了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那由此生成的故事也就好不到哪儿去了，无非也就是些好人与坏人、正义与邪恶、“广大人民群众”与“少数腐败分子”之间的斗法和道德说教而已。而一旦语义丰富了，故事也就丰富了，所以我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观点：文学的最高境界，不是驾御语言，而是解放语言。 语言解放了，故事也就解放了，而最最重要的其实是——思想也就真正的解放了。 张爱玲 20世纪的现代汉语写作，始终有一个瓶颈，就是与汉语的悠久传统相“隔”的问题。“五四”一代的小说家没能打破这个瓶颈，于是“伊”啊“呀”的，仿佛咬着舌头在说话。旧学的箱底子打乱了，欲说还羞，吞吞吐吐……西式的呢，也才刚刚操练，还远没运用自如。前一阵有80后作家质疑冰心等作家的语言水准，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 话语方式有局限，思想深度自然也就有局限，莫名其妙的感伤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呀，有时幼稚得就像青春期里“斯人独憔悴”的大孩子…… 张爱玲是突破了这瓶颈的，她靠的是古典白话小说，也就是“奇书体”小说的滋养。她把“奇书体”的话语方式，与fiction式的小说文体打成了一片，西体中用，贯通了中西古今。张爱玲织就的这袭华美的袍，可不是单用来摆样子的，而是用来——呵呵——爬虱子的……把华美的袍与虱子撤在一起，张爱玲在语义选择上的复杂程度也就可见一斑了。如此复杂的语义当然也就决定了她的故事，于是什么家国天下，什么主义思潮，到了她的笔下也不过就是些饮食男女的“传奇”而已。张爱玲是个直觉的解构者。 从古典白话小说里找到了叙述灵感的，在当代还有个贾平凹。他那部被讥为“贾不贾，文化作衣性作马”的《废都》，虽说毛病不少，但就叙事话语论，却也是打破了瓶颈的。《废都》堪称是半部杰作，但就只这半部，价值也在他获了奖的《秦腔》之上。这是题外话。 《废都》 贾平凹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年05月版 阿袁的小说像极了张爱玲，但细看之下却又分明有几分钱锺书的做派。阿袁也织了华美的袍，但织袍的丝却不像张爱玲那样是从旧小说里抽来的，而是如钱锺书般任才使气，用各种“喻”连缀在一起的。钱锺书善用明喻，是有口皆碑的，钱氏用“喻”，讲究的是“共时”，是不同文化与语言间的翻筋斗云。阿袁用“喻”，讲究的是“历时”，是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间玩时空穿梭。阿袁的叙述语言就像莲藕，又像拔丝苹果，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总能把当下的人和事，与诗经，与唐诗宋词，与京剧昆曲打成一片，从而极具张力。钱锺书式的明喻，在她那里也被用得得心应手，比如小说《郑袖的梨园》（《小说月报·原创版》2008年5期）里，把性爱场面就比喻成“如《诗经》的句式一样，一唱三叹，回旋往复”。诸如此类的妙语，在阿袁的小说里可谓连珠，《汤梨的革命》（《中国作家》2009年1期）写汤梨看大龄单身女郝梅的笑话，说： 明明知道所谓要过单身生活只是人家的绣花帘子，帘外是“采菊东篱下”，帘内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帘外是《短歌行》，帘内是《牡丹亭》。然而汤梨偏装作看不懂郝梅的帘里帘外的戏文。这是汤梨的邪恶处，亦是女人的邪恶处。 这些技法的奥秘无他，其实就是这个“喻”，这个“喻”到了阿袁手里后被作出了大文章，成了她打破现代汉语写作瓶颈的看家法宝。阿袁的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属于汉语的雅正的叙述语言，看到了已被欧化了的现代汉语与自己的远祖打成一片的可能性。当然，就如洞见与盲目总是结伴而行一样，阿袁的“得”也意味着“失”。阿袁在织就了这袭华美的袍的同时，也把小说所携带的时代信息多少给模糊了一些。好在她写的多是大学，多是大学老师，是围墙里的生活，毕竟与外面的花花世界不大一样。不过阿袁若是写围墙外面的故事，恐怕就要面临挑战了。比如她写的《锦绣》（《青年文学》2007年8期）和《西货》，主人公就都是乡下女人，把乡下女人和唐诗宋词扯在一起未免有点不搭调，于是阿袁便来了个大俗大雅大红大绿的年画笔法，总算在“旗袍”和“花袄”间找到了平衡。不过我看时，还是替她捏了一把汗。 《梨园记》 阿袁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4年01月版 阿袁小说里写的，大多是人的欲望，也就是“饮食男女”，这一点也像极了张爱玲。但张爱玲的“饮食男女”是对家国天下血缘亲情等宏大叙事的消解，所以有《金锁记》有《色·戒》；而阿袁的“饮食男女”只是对世态人心的描摹，至多也就反讽了一下爱情，所以阿袁像的只是写《倾城之恋》的张爱玲，而不是写《金锁记》和《色·戒》的张爱玲。这是阿袁最不及张爱玲的地方。 就算是写《倾城之恋》的张爱玲，阿袁也只学像了一半。张爱玲的小说里既有白流苏，也有范柳原，而阿袁的小说里却只见白流苏，不见了范柳原。《汤梨的革命》里的孙波涛算是最像了几分范柳原的了，也仅仅就是个有资格陪汤梨演对手戏的小配角而已，最后还不是演砸啦！张爱玲固然把女人写成了“精”，男人又何尝是傻子？哪个不是情场上的斫轮老手，不是惯会和女人斗智斗法的？可阿袁小说里的男人，却一个个像极了行为心理学家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完全屈从于“刺激-反应”这样一种简单的模式。在《郑袖的梨园》里，郑袖一双妖艳的小手就能把男人们迷得缴械投降甘入毂中，这在我看来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但凡成功点的男人，哪个不是有点修为的？哪个不是即精明又世故的？又怎么可能轻易被郑袖的那点小手段呼来唤去？男人毕竟不是公牛，看见了红布就会不顾生死地向前冲。再说男人的欲望也是多种多样的，有喜欢手的，更有恋脚的，有喜欢幼齿的，可也有迷恋熟妇的……没有比欲望这东西更复杂，更说不清道不明的了，哪里像阿袁写的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里，人们的欲望早已异化了，早已不是“饮食男女”那么朴素那么原始那么简单了。阿袁看透了女人，所以写得精彩，写得入骨；可阿袁毕竟还看不透男人，她对男人的想象貌似还停留在唐伯虎那个时代。 《倾城之恋》 张爱玲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年06月版 《郑袖的梨园》是写复仇的，是女人对女人的复仇，是以彼之道还诸彼身式的复仇。复仇的动力是郑袖早年挥之不去的后母“情结”，而复仇的终极武器就是“欲望”。从这点上说，《郑袖的梨园》对以往的《长门赋》（《上海文学》2002年6期）、《虞美人》（《上海文学》2004年5期）等是有所突破的，但同时问题也暴露得更多了些。“美人计”在今天无疑会赢得“一夜情”，赢得“性交易”，但在婚姻的江山易主上，是否还能百战不殆，就是个问题了。所以这件“武器”看起来实在有点可疑，反不如看着《长门赋》、《虞美人》塌实。从深层意义上说，《郑袖的梨园》似乎也如《倾城之恋》般勘透了性爱的奥秘，但却没能像《金锁记》那样堪透家庭血缘的孽根。郑袖的悲剧其实是被镌刻在了血缘基因里的，后母陈乔玲充其量不过是个道具而已。在这点上阿袁实在没有张爱玲悟得透。若让我写《郑袖的梨园》，我会反着写，写郑袖的失败，写西式、貂禅们的古老神话在当代社会里的被颠覆……当然，我不是阿袁，阿袁也不是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阿袁写不好风流倜傥的范柳原，但写起中年委琐男来，却在行得很。《老孟的暮春》（《上海文学》2008年7期）写的是现代版的“众女争夫”故事，被众女争来争去的现代“ 郎君”老孟，可不是老戏文里的少年才俊，而是个既无才又无貌，窝窝囊囊乏味干瘪委琐不堪的中年男。本来这样的男人对女人是不可能有任何吸引力的，但在婚姻市场一边倒，中年男奇货可居的行情下，老孟在“暮春”里居然迎来了“烟花三月”。离婚中年女，大龄女博士……一个个如花似玉冰雪聪明风情万种，为了得到一个注定不美满却稳定的婚姻，纷纷放下身段，乃至死皮赖脸地投怀送抱，而最终竟都败在了本无心插柳的小保姆脚下……这是个倒置了的求爱故事，写男人不堪，反讽的其实是女人的“贱”，而反讽中透出的则是无奈和悲凉，女人的无奈和悲凉。 《上海文学》2008年7期 婚姻是女人的江山，打江山固然不易，守江山其实更难。《俞丽的江山》、《虞美人》等，就都是讲婚姻中的女人是如何“墨守”的。俞丽是得了江山的，而且是自信江山永固的，可一个疏忽大意，却立刻就面临江山不保的险境了。于是从严防死守到斗智斗法，直至自己也红杏出墙……而《汤梨的革命》（《中国作家》2009年1期）没有写“墨守”，写的是汤梨的“意淫”，写的是“熟”女怀春……阿袁的小说是绝佳的心理小说，最善于写女性极为隐秘的内心，表面上不过是家常琐事嘻嘻哈哈，内心里却早已千军万马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了。写心理过程，西方作家固然高手如云，可中国作家也是自有一套路数的，如《红楼梦》。阿袁深谙其中妙谛，既不煞有介事地弄出好几个叙述者来，也不只是一头扎进人物内心，只顾滔滔不绝地独白而忘了出来，而是在“聚焦”中时而入乎其内，时而又出乎其外，且惯会在场景中，在人物对话中，在一颦一笑的细微处，呼风唤雨，撒豆成兵。这是张爱玲的绝技，亦是阿袁的拿手好戏。阿袁写心理，好就好在触到了女性的隐秘意识，触到了意识与潜意识，天使与魔鬼共卧一榻的内心中的深闺。阿袁的小说，完全够格作男人了解女性心理的教科书，在这方面她倒真的不怎么输给张爱玲。 虽说阿袁现在写的小说还比不上张爱玲，也比不上白先勇，至多是像了半个，但骨子里的基因却是靠谱的。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初读阿袁就“惊艳”的缘故，不是惊其皮毛，而是惊其内里。用老话说这叫“前世今生”，用我的话说，叫“话语流变”。 本文发表于2009年，标题有改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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