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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金贵，1939年生，上海人。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古代汉语和文化词义学的教学与研究。多次应邀赴欧合作研究。主持教育部、省、校社科课题多项。发表名物训诘论作170余篇。著有《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古代文化词语考论》、《古汉语同义词辨释论》、《训诂方法研究》、《解物释名》、《古汉语文化百科词典》等。 一、星占学与政治运作 1．天命的转移：劝进与谋反 星占学常为统治者争夺王权所利用。江晓原指出：“‘天命’观念，实际上可以说是中国星占学的‘立身之本’——中国星占学最根本的功效，就是在事先预测‘天命’的转移，在事中（夺取王权的过程中）尽力昭示天下‘天命’已经归己；在事后则阐释‘天命’何以抛弃前朝并转而眷顾我朝。”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指出：“为了组织人的政治的、社会的和道德的生活，转向天上被证明是必要的。”如《竹书纪年》：“三十二年，五星聚于房。”这一天象被周人利用来证明周朝取代殷商是必然的。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十引《春秋元命苞》：“殷纣之时，五星聚于房。房者，苍神之精，周据而兴。”意思是，商纣王时，出现了五行星会聚于房宿的星象，而房宿为东方苍龙之精，房宿的分野为周的所在地，所以周据此而兴盛，灭掉商朝。 三国时代魏、蜀、吴三国为了争夺正统，也都纷纷以天上的星象来加以论证。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星象家们还常篡改天象。《汉书·天文志》：“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以历推之，从岁星也。此高皇帝受命之符也。”据学者研究，五星聚东井是刘邦军霸上以后十个月才出现的，这说明古人为达到政治目的而篡改星象。但统治者篡改天象的事实并不能表明统治阶级已经摆脱星象学的束缚，成为星象学的操纵者。实际上，他们也盲目地迷信星占学，也是星占学的奴隶，如《汉书·王莽传》记载，天凤末年，刘玄军队攻入长安时，王莽不去指挥作战，而是“旋席随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但是上天没有眷顾他，他被杀死了。 篡改星象的人，常常是一些别有用心的星象家。《隋书·袁充传》：“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太史令袁充为了取悦隋炀帝就曾多次篡改星象。 2．天垂象，见吉凶：对人间政事的警告与嘉许 星占学还有警示政治的作用。宋张方平《上仁宗答诏论地震春雷之异》：“上天无言，示人以象。人君省躬，应天以实。是故考政者必求于天端，弭灾者必推于人事。天人之际，其应甚明。”《汉书·天文志》：“阴阳之精，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淮南子·泰族》说：“天之与人有以相通也。故国危亡而天文变，世惑乱而虹霓见，万物有以相联，精祲有以相荡也。”陈遵妫先生说：“占星术的基本内容是，凭着那时看来是反常或变异的天象，预言帝王或整个国家的休咎以及地面上灾祸的出现，从而尽了提出警告的责任，使之预先有所警戒或准备。”人们认为天象异常是对人君的警示，所以当天上有变异现象出现时，帝王常感到恐慌。如《魏书·崔浩传》：“三年，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络紫微，犯天棓，八十余日，至汉而灭。太宗复召诸儒术士，问之曰：‘今天下未一，四方岳峙，灾咎之应，将在何国？朕甚畏之，尽情以言，勿有所隐。’”异常天象出现时，他们常反躬自省，及时采取措施以图补救，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要素服、避殿、拆乐、减膳，在政治上往往大赦天下或减免赋税，有时还举行祈祷仪式。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六六：“二月丁卯，彗出虚，晨见东方，西南指，历紫微至娄，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没，诏自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食所供常膳，亦宜减省，中外臣僚极言当世切务。”又清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九二：“九月壬子，以星变，避殿，减膳，罢秋宴，诏公卿悉心修政，以辅不逮，求中外直言。” 大臣们也常借星象来讽谏帝王。《汉书·谷永传》载，“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发”，谷永于是借此批评成帝：“意岂陛下志在闺门，未恤政事，不慎举错，娄失中与？内宠大盛，女不遵道，嫉妒专上，妨继嗣与？”东汉时蔡邕也借星象灾异来谴责警告汉灵帝，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才能延续统治。面对至高无上的天子，大臣们能够毫不客气地指出其过失，就在于他们很好地利用了上天的威慑力。 星象家还认为贤明的君主会得到上天的眷顾，即使出现异常天象，也会逢凶化吉，如宋景公时有一次“荧惑守心”的天象。《史记·宋微子世家》：“三十七年，楚惠王灭陈。荧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忧之。司星子韦曰：‘可移于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于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于岁。’景公曰：‘岁饥民困，吾谁为君！’子韦曰：‘天高听卑，君有君人之言三，荧惑宜有动。’于是候之，果徙三度。”贤明的宋景公感动了上天，荧惑星随之移动三度。这则例证同时也反映了古代有天子把上天的惩罚转嫁他人或他事的做法。 3．星占学与大臣的命运 星占学有时还能决定臣子的仕途和命运。如《旧唐书·尚献甫传》：“长安二年，献甫奏曰：‘臣本命纳音在金，今荧惑犯五诸侯、太史之位。荧，火也，能克金，是臣将死之征。’则天曰：‘朕为卿禳之。’遽转献甫为水衡都尉，谓曰：‘水能生金，今又去太史之位，卿无忧矣。’其秋，献甫卒，则天甚嗟异惜之。”尚献甫任太史时，出现了荧惑犯太史的天象，他认为这一星象是他将要死去的征兆，于是武则天调他任水衡都尉。又《宋史·吴及传》：“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阴侵阳之戒。在人事，则臣陵君，妻乘夫，四夷侵中国。今大臣无姑息之政，非所谓臣陵君，失在陛下渊默临朝，使阴邪未尽屏也。后妃无权横之家，非所谓妻乘夫，失在左右亲幸，骄纵亡节也。疆埸无虞，非所谓四夷侵中国，失在将帅非其人，为敌所轻也。’因言孙沔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饮无度；庞籍前在并州，轻动寡谋，辄兴堡砦，屈野之衄，为国深耻。沔繇此坐废。”吴及根据日食的天象，认为灾异现象的出现是孙沔“苛暴不法，燕饮无度”造成的，于是孙沔被罢免。又据《汉书·翟方进传》，翟方进为成帝时的丞相，在“绥和二年春”，出现了“荧惑守心”的天象，这时有人上奏皇上，提到了天上的异常天象和地上的内忧外患，指出“上无恻怛济世之功，下无推让避贤之效，欲当大位，为具臣以全身，难矣”，并趁机说：“阖府三百余人，唯君侯择其中，与尽节转凶。”让皇帝把灾难转嫁给大臣。皇帝于是召见了翟方进，委婉地告诉他自己的意旨，“方进即日自杀”。又《汉书·王莽传中》：“戊子，晦，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大司马陈茂以日食免。”大司马陈茂也当了王莽的替罪羊，被罢免了。 4．星占学与军事决策 星占学还常影响国家在政治军事上的重大决策。如清姚之骃《后汉书补逸·王立传》：“初，天子败于曹阳，欲浮河东下。侍中太史令王立曰：‘自去春太白犯镇星于牛斗，过天津，荧惑又逆行，守北河，不可犯也。’由是，天子遂不北渡河，将自轵关东出。”汉献帝根据太史令王立对天象的分析改变了出逃路线。又《魏书·晁崇传》：“天兴五年，月晕左角，蚀将尽，崇奏曰：‘占为角虫将死。’时太祖既克姚平于柴壁，以崇言之征，遂令诸军焚车而反。”晁崇对星象的分析则让北魏道武帝改变了作战计划，并且后文还提到晁崇的分析的确应验了，军队的数百头牛同日死于路旁。又《魏书·崔浩传》：“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魏太武帝根据崔浩对星象的分析，决定出战，并取得了胜利。 星占学也极大影响了社会意识形态，如文学、史学、经学等。 古诗文中常有星占学的内容，如《诗·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人认为日食和月食都是上天对黑暗腐朽的统治阶级的警示。 史书中也有很多星占学的内容，司马迁说他编《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如《史记·天官书》：“秦始皇之时，十五年，彗星四见，久者八十日，长或竟天。其后秦遂以兵灭六王，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因以张楚并起，三十年之间兵相骀藉，不可胜数。自蚩尤以来，未尝若斯也。”司马迁就认为秦汉时频繁的战乱跟当时频繁的异常天象有关系。后代史书作者常用星象来分析历史，故史书中记载了大量星象与人事相印证的例子。然而这并不能说明星象的确很灵验，主要原因有下面一些：（1）异常天象比较频繁，选择余地较大。（2）星象的解说比较灵活，对同一星象有时能作出不同解释。（3）星象还常被别有用心者篡改。星占学对经学的影响表现在，古代治经学者多联系星象来解经，如董仲舒、刘向、京房等。董仲舒治经学，以《春秋公羊传》为主，发展出一套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灾异说和天谴说。刘向将《尚书》的《洪范》一篇与阴阳五行及星象学结合起来，写出了《洪范五行传》。京房也是经学大师，曾著《京房易传》，其中也大量运用星象来解经，《唐开元占经》就多次援引。 星占学对社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军事等国家大事上，而星命学的影响则主要表现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毒害上，它使得人民群众安于天命，消极遇事，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摘自 黄金贵 《中国古代文化会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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