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字经》中说“养不教，父之过”，似乎教子只是父亲的责任，但实际上，在我国传统社会家庭结构中，父亲往往为谋生而长期在外奔波，与儿女待在一起时间最长、接触最多的是母亲，所以教子的责任也就更多地落到了母亲的身上，久而久之，便形成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职责分工。在教子方面，历代贤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母亲教子从春秋时期就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列女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末期，晋国大夫赵襄子的家臣佛肹反叛，赵襄子把他母亲抓起来，要处以死刑，罪名是“母不能教子，故使至于反”。佛肹母不服，申辩说，我听说“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长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但我儿子小时候勤而不怠，长大后又能为官任职，我有什么罪责呢？“君有暴臣，妾无暴子”，难道不是你这位领导的责任吗？赵襄子感叹：“佛肹之反，寡人之罪也。”于是释放了这位母亲。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在春秋时代，孩子幼小犯错，母亲是有责任的，甚至为此要受到惩罚。 古人云：“孝廉出于寒门，圣贤在于母教。”历史上很多圣贤更是年纪轻轻便失去了父亲，在贤淑母亲的辛苦哺育、教导下成长起来的。孔子三岁丧父，相传孟子同样幼而丧父，欧阳修四岁丧父，范仲淹是三岁丧父，岳飞、张载等历史上风云人物虽然不是幼年丧父，但也都是在十二三岁左右的少年期丧父。正是在历代贤母的艰难教养下，才造就了我国古代历史上一大批圣哲先贤，留下了大量史诗般的不朽壮举和历史遗迹，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历史发展，正如古人所说：“闺阃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 历史上有些贤母在大义面前，说理精当，以身示范，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教子为国尽忠，堪称节义之母。如西汉王陵的母亲，楚汉战争时，王陵为汉臣，项羽劫持她来招降王陵。她对汉使说，“希望你转告王陵，好好为汉王做事，汉王是谨厚之人，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而怀有二心”，说罢，“遂伏剑而死”。王陵的母亲为了不使项羽用自己作为人质来要挟王陵投降，不惜以死勉励儿子为汉王尽忠。在母亲的激励下，王陵“从汉王定天下”。汉朝建立后，位至丞相，封安国候。 王陵母伏剑勉子的事迹，对后世影响很大。东汉赵苞母不惜牺牲自己生命勉子为国尽忠，便是一例。赵苞任辽西太守时，派人迎接母亲和妻子至其任所，途中，其母和妻子不幸被鲜卑部队劫为人质。赵苞母虽深陷敌阵，但为保全儿子的忠义，她大义凛然地对赵苞说道：“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昔王陵母对汉使伏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意思是生死有命，不能因为互相照顾而亏损忠义大节，当年王陵母亲对着汉使伏剑自尽，以坚定儿子尽忠汉王的志向，你应当以此自勉。听了母亲的话，赵苞义无反顾地率军进攻鲜卑军队，大获全胜，赵苞的母亲和妻子却被杀害了。 王陵母和赵苞母用自己的生命保全儿子的忠义，她们的事迹为后世所传颂。被周恩来称为“中国巾帼英雄第一人”的梁、陈、隋三朝的冼夫人，更是一生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己任，且规劝丈夫、训诫子孙忠君爱国，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她一生经历三朝，总是把国家统一摆在第一位，在陈国亡国时，她率众痛哭后才归降隋朝，之后又为平定岭南作出了贡献。冼夫人把梁、陈、隋三朝所赠礼品，分三库保管，每逢过年过节，她便取出这些物品陈列在庭中，向子孙们展示，并教导他们：“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冼夫人通过展示三朝赏赐物品，使子孙们懂得忠君爱国之道，她用实物展览的方式对子孙现身说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谓母教史和家训史上的一个创新之举。 清初官员田雯的母亲张恭人，也是一位教子有义方的贤母。张氏三十多岁时丈夫即去世，她边靠纺纱维持生计，边勤读经史，抚教幼子，遇事常以经传中的传统道义教导儿子们。她常常告诫儿子：“官于朝，宜晓大体，其详思礼意以安老人之心，为我先事百婉辞之，惟勿忽也。”张氏教子有义方，因而其子田雯、田需、田霡个个成材。 有些贤母公私分明，富有远见卓识，以忠正、清廉教子，在利益面前，善于晓明大义，使儿子提高警惕，克己奉公。历史上有很多名臣能够为官忠清，勤谨廉洁，都得益于母亲的训诫，比如田稷子母、陶侃母等，都是教子廉洁的典范。 春秋时期齐宣王的相国田稷子，有一次接受了下级官员的贿赂，拿回家交给母亲。母亲训诫他说，为人臣如同为人子，应当“尽力竭能，忠信不欺，务在效忠，必死奉命，廉洁公正，故遂而无患。”你现在这么做是反其道而行，不忠不孝。不义之财，不是我该有的；不孝之子，也不是我的儿子！母亲的训斥让田稷子感到无比羞耻，他立刻退还了财物，并主动向齐宣王坦白自首。齐宣王被田稷子母亲的义举所感动，赦免了田稷子的罪行，并奖励了田母。 一生以勤勉、清廉著称的东晋名将陶侃，年轻时曾经担任过一个分管渔业的小官。有一次，一位下属送了一坛腌鱼给陶侃，陶侃便托人带给乡下的母亲。陶母收到后，原封不动退回给他，并写信训斥儿子说：“尔为吏，以官物遗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忧矣。”你身为官吏，用公家的东西送给我，不但对我没有益处，反而增加了我的忧虑。陶母一番话旨在教育儿子做官要控制欲望，守住底线，保持清廉。陶侃收到母亲退回的鱼鲊和回信，羞愧万分，从此下定决心，一生遵循母亲教导：清白做人，廉洁为官。陶母封坛退鲊的事迹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教子清廉的经典案例。 唐代名臣崔玄暐，年轻时曾担任过管理朝廷物资的官员，其母崔卢氏时常教诫他，做官之人要生活俭朴，还要懂得避嫌。如果家财富足，穿绸缎、骑肥马，在别人眼中花的就可能是不义之财。同时，做官之人要懂得“不能忠清，何以戴天履地”之道。入朝为官，“坐食俸禄，荣幸已多”，如果不能保持忠诚清廉，怎能立身于天地之间？崔卢氏告诫儿子，要始终“修身洁已”，保持清廉的作风。崔玄暐谨奉母训，介然自守，不受私谒，官至宰相，“以清谨见称”，其子孙也传承了清廉的门风，其孙崔涣亦官至宰相。 历史上，很多贤母尤为注重培养子孙高尚的气节和坚定的志向，在生死面前，她们往往深明大义，教子要忠君爱国，勿贪生怕死，勉子舍生取义，为国尽忠。东汉范滂之母就是这样的典范。范滂为官刚正清廉，因遭人陷害，要被朝廷处以死刑。行刑前，范滂的母亲前来诀别。范滂没有在母亲面前大哭，而是讲了一番劝母亲不要悲伤的话：“母亲大人，儿子要追随黄泉下的父亲而去了，我们生死存亡各得其所。希望母亲能忘掉骨肉深情，不要再增加哀伤。”范母则大义凛然地回答说：“儿子，你现在能够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了又有什么遗憾！已经有了忠臣的好名声，还想要长寿，这怎么能兼得呢？”（李膺、杜密皆为当时忠义之士）范滂跪下接受母亲的教诲，叩头和母亲告别，从容就义，年仅33岁。路边百姓们见此情景，无不伤心流涕。 范滂和范母的故事成为后世人们效仿的榜样。北宋大文豪苏轼小时候读了范滂的故事，就问母亲说，“如果我长大也当范滂这样的人，您同意吗？”苏母回答说，“如果你能当范滂，我为什么不能当范滂的母亲呢？”看似简单的一句话，教会小苏轼，忠义和气节是排在生死之前的。 苏轼一生尽管起起落落，但他始终活得光明磊落，正直不屈，洒脱豁达，有气节，这些不得不说跟他母亲伟大的人格教育有很大的关系。苏母教导两个儿子要“立乎大志，不辱苏门，也不悔于国家。”她教授子女诗书的同时，还经常给他们讲古今成败治乱的故事，培养他们的品德、情操和气节。苏母去世后，司马光在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古之人称有国有家者，其兴衰无不本于闺门，今于夫人益见古人之可信也”，称赞她是“勉夫教子，底于光大”的一代贤母。 南宋名将岳飞之母岳母，更是教子精忠报国的母教典范。岳母也被尊称“姚太夫人”，她出身乡野，识字不多，却是一个极有主见、为人刚直、思想开明的母亲。她对岳飞施以严格的家教，教育儿子要学会吃苦，而且要有担当。在国家危亡之际，她大义凛然，主动鼓励儿子从军，报效国家。为了让儿子永远铭记大丈夫当“尽忠报国”的训诫，她用针把这四个字刺在岳飞的背上。励子从戎、精忠报国的岳母，被后世传为佳话，世尊贤母。 古人云，“观一君而知国运，观一人而知其家，观一母而知子之德行。”母亲是家庭风气的主要引领者。中国传统历来重视女德和母教文化，自古以来，母教就是家庭教育的重中之重，是孩子童蒙养正的根本保证。历朝历代，有见识的女性都以把子女培养成圣贤为目标，以做贤母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和责任担当，为成为贤母而全面发展、提升自己，使自己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政治素质和良好的道德修养，并且胸怀大志，节操高尚，终始把家国情怀贯穿于子女教育的全过程。“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正是中华历史上这些伟大的母亲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品格，使得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于媛 文化大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