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箑边竹刻即扇骨竹刻，是将竹刻技艺运用于折扇上的一门雕刻艺术。折扇起源于日本，旧称倭扇，后经高丽（朝鲜）传入中国。起初并不流行，至明代，随着日本向中国大量输入折扇，遂为国人所珍视喜好，明永乐皇帝朱棣，“喜其卷舒之便，命工匠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在皇帝的大力推广下，折扇业得以兴起。这一原创于扶桑国的舶来物迅速被中国化，经数代能工巧匠的改良创新，中国折扇更臻完美精巧，除了书画﹑造型﹑髹饰﹑镶嵌等技艺的溶入，竹刻更是由于制扇材料逐渐变为以毛竹为主而广泛运用。竹刻本来仅是雕饰工艺，直至明代中晚期，也就是与折扇兴起同时期或稍晚。由于大批文人巧匠的参与而大放异彩，竹刻也从单纯的雕饰工艺一跃而上升为供人把玩品赏的一门独特的雕刻艺术。开此风之先并作出巨大贡献的有明代嘉定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和金陵濮生（濮仲谦）。清早期的张﹑沈﹑吴﹑封（张希黄﹑沈大生﹑吴之璠﹑封锡禄）以及乾隆时的周颢﹑潘老桐等。当时形成了著名的嘉定、金陵两派，而金陵派由于本身就处于折扇兴起的皇城（南京），其浅阴刻的竹刻技法主要运用于扇骨雕刻上，因此可以说金陵派首先开创了箑边竹刻，这从前人的文献中也可以得到印证。箑边竹刻流传至今的明代实物已罕见，仅见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两柄刻有“仲谦”款的浅刻扇骨，两扇均出自河北省一座明墓，扇骨上分别用阴刻法刻梅花、水仙、兰花及诗句。据记载，濮仲谦生于明万历年间，他的竹刻当时就名噪一时，虽然最为人推崇的是他的不事刀斧，经手略刮磨即成器之竹刻，但他另一个特长便是刻扇骨，与他同时期的另一位竹刻家李文甫也擅刻扇骨，且同他风格相近，因此李、濮二人被后人称为开创“金陵派”之祖，可是，李、濮二人在明刘銮《五石瓠》、文震亨《长物志》中都讲是苏州人，是苏州人流寓金陵，还是金陵人曾寄踪吴中，很难定论，然而，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他两人均生于明中晚期，均擅刻箑边竹刻，并以此闻名于世，因而我们可以推想箑边竹刻在明中晚期已非常成熟。近人金西厓、禇德彝在其专著中都记述有曾过目或收藏过的明代竹刻扇骨，禇德彝在《竹人续录》中还详细地记录过一把明代人刻的留青扇骨；“海宁沈倬章藏旧竹扇骨，色焦黄，刻阳文留青，一面刻‘鵁鶄飞起郡城东，碧江空，半滩风，越王宫殿，萍叶藕花中。
明清以来，擅长箑边竹刻的竹刻家甚多，大致可分为二类，一类为书画金石家兼竹刻，另一类为专职竹刻家兼通书画篆刻，前者颇具影响的有：张燕昌、赵之谦、赵次闲、陈鸿寿、杨聋石﹑胡老匊、达受﹑王石香等，后者有：张辛、蔡照、方洁、马根仙﹑周之礼﹑张楫如﹑谭一民﹑黄山泉﹑支慈庵﹑金西厓、张志鱼、徐素白等，可谓群星灿烂，各逞其能。 金石家往往以刻章之法镌竹，追求金石味，字画均自为之，他们刻扇纯出新奇，聊寄雅兴而已。其中以杨聋石风格最明显，其刻字用刀深圆，能将书法艺术讲究的毛拙感和篆刻边款那种率意古朴韵味完美地在竹刻上再现出来。达受，被著名学者阮元誉为“九能僧”（诗文﹑书﹑画﹑印﹑竹刻﹑装裱﹑鉴赏﹑传拓﹑修整古器）他的竹刻，文人气息浓郁，笔情墨趣尽显刀底，属竹刻中之逸品，王石香运刀细腻文静，入刀深浅皆契合运笔之轻重，刀随笔转，深得其中三昧。 专职竹刻家，他们以刻竹为生，往往毕其一生从事箑边竹刻创作，虽偶或涉猎其他艺术，但终以竹刻家面目名世。这些人大多兼通书画，且与同时代一些著名书画家交往密切，例如，清周之礼出自篆刻家王云门下，又常住在书画家兼收藏家顾麟士家中，顾氏“过云楼”所藏书画，当时名冠吴门，清·同治时人蔡照，与画家任熊同里，二人为知交，任熊许多人物画册之刻版均由蔡照担当，二人合作的箑边竹刻也非常多，据传有一个藏家曾请渭长画扇百柄；花卉、人物、山水、佛道无所不具，均由蔡照奏刀刻就，近代竹刻家金西厓和金城，徐素白与江寒汀、唐云等画家合作，留下了许多箑边竹刻名作……书画家和竹刻家联袂创作这是晚清以来竹刻高手创作箑边竹刻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流的书画大手笔和一流的刀功刻技相结合，于是创造出一流的箑边竹刻精品。 另一个现象就是摹刻金石文字，清嘉道以来，金石考据学﹑碑学大盛，文人偏嗜金石文字，在扇骨上摹刻钟鼎石鼓遂兴，发展到极致竟能将全文毛公鼎，十石鼓数百字用阳纹刻于扇骨上，且与原拓本相较，不差累黍，叹为鬼斧神工。为追求石碣﹑青铜﹑泉币斑驳之感，又创造出了各种糙地刻法，开前代竹刻之未有。纵观诸家所刻金文：扬聋石、周之礼﹑金西厓以工雅古拙取胜﹑张楫如﹑支慈庵、沈筱庄以精细绝伦称奇﹑而谭一民﹑蔡照﹑黄山泉等则以刀法精妙轶众。 箑边竹刻刻法有以下几类： 一，阴刻： 刻印章可分阴文、阳文。箑边竹刻也可分阴刻、阳刻，将图纹刻去，使之凹陷于竹面之下者为阴刻，反之，将图纹四周竹材雕去使图纹凸显者为阳刻。阴刻又可按进刀的深浅，轻重，粗细分为毛雕，浅刻，深刻几种。 （1）毛雕： 毛雕又称模雕，最早见诸记载的毛雕竹刻为唐代德州刺史王倚家中的一支毛笔，据宋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笔管中间，“刻《从军行》一铺，人马毛发，亭台远水，无不精绝。每一事刻《从军行》诗两句，若‘庭前琪树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还’是也，似非人功，其画迹若粉描，向明方可辨之。”清早期制箫名家车衮在箫上用毛雕法刻“潇湘八景”及“十八罗汉图”（李放《中国艺术家徵略》），晚清江都于硕，苏州章桂三，沈筱庄等人在箑边上用毛雕法微刻书画，令人惊叹，可见毛雕刻法由来已久。毛雕所用刀具过去刻者均秘不示人，因此众说纷纭，有的说用锋利的鼠牙；有的说用打珍珠孔的尖针；也有的说用刻象牙微刻用的多棱钢锥。孰是孰非，要看刻出之效果，多棱钢锥一说也许较实用些，先将锋钢或白钢细条在砂轮上磨成三棱或四棱尖锥，然后在油石上磨出锋口（也可用弹簧钢磨出尖锥，淬火后磨制）。毛雕一般为划刻，执刀如执笔，起刀略重，走刀轻捷，运刀仅靠指力，由于毛雕多为刻微细之白描书画以及刻人物之须发，禽鸟之绒毛。要求刻者成竹在胸，随意随手刻出，线条圆转流畅，或如高古之游丝描，或如飘逸之蘭叶描，这种刻法往往不先画好图稿，然后依样摹刻，因此没有深厚的书画功底是刻不了的。 中国书画之线条，它不仅只是粗细一致之白描，它具有粗细、顿挫、转折，加之墨色的干湿、浓淡、枯毛，可谓千变万化，由此构成了奇趣妙韵之书画艺术，毛雕仅能刻出细劲的线描，不能正真刻出书画之神韵，要达到刻画合辙，那只有运用浅刻和深刻的竹刻技艺了。 （2）浅刻、深刻： 浅刻和深刻区别仅在深浅，而所用刀具以及刀法并无二致，浅刻由于刻痕浅，刻件必须侧着，靠光线投射到竹面上之反光方能观赏画面，而深刻往往靠正视便能一目了然。深刻用刀深浚，所刻字画，神采夺目，尤其是刻书法，日久字口圆浑，韵味十足，深刻并非刀刀皆深，譬如刻画往往深浅并用，光毛兼施，它是阴刻中最具表现力之刻法，过去凡有成就的刻扇竹刻家都精此技。浅刻是相对深刻而言的，进刀较浅，它的特点是圆转灵活，刻出的线条飘逸自如。浅刻、深刻的基本刀法为二类：一，双刀法：用单刃平口刀或双刃平口刀，依照画稿线条外侧边线来回两刀，然后用起底刀出清线内竹屑，走刀原理如同篆刻阴文双刀法，金石家刻竹一般就用刻章之双刃平口刀（楔角选小一些的），而竹刻家往往喜用单刃平口刀。两种平口刀在竹面上走刀，各有优点，双刃平口刀刻线浑朴自然，圆转灵活，刻字尤佳。单刃平口刀，刻线劲挺老辣，深浅自如，刻画颇妙。二，单刀法：山水画中山石之皴笔，树木之出枝，用特制圆弧刀或槽刀一刀镌出，此法乾隆时周芷岩最擅长。另画稿上大块之墨色，则可自制各种形状刀具，然后按笔姿一刀刀直接披刻。用刀总的要点是：“用刀如用笔”，这个概念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用刀代替毛笔在竹上绘写，而是要求刻者深谙画理，使刻痕之深浅，光糙，捷涩完全契合用笔之提按，翻转，逆涩，生动变幻全凭灵犀，若一味追求不籍画稿，信刀刻划，尤似表现杂技般当众献技，自诩“用刀代笔”，此为自欺欺人，非竹刻之正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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帘卷水楼渔浪起，千片雪，雨濛濛。’另一面刻，‘极浦烟消水鸟飞，离筵分，几时送，金卮渡口，杨花狂雪任风吹，日暮空江波浪急，芳草岸，雨如丝。’调寄江城子，草书狂纵类张东海（张弼）……”，由于箑边竹刻不易保存，明末清初之实物已是难觅芳踪，目前我们能见到的最多的是清嘉道以来的东西。以前许多竹刻史论家，常感叹晚清民国以来竹道衰微。不复有明末清初那般技高韵古，诚然，在文房雅玩和案头清供领域。后者难望及前人之项背，但走前人未走之路。另辟蹊径，在箑边竹刻上大显身手，正是嘉道以来竹人正确的选择。扇骨既薄且窄，用武之地极其有限。然这方寸之地经二百余年无数竹人的不懈努力探索。却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竹刻新天地。其间另一个关键要素：自明代中晚期开始，城市繁盛，尤其是江南一些城市随着手工业、商业的兴起，经济富庶，文风蔚然，市民阶层开始形成壮大，他们需要和喜爱象折扇这样精致而文化内涵丰富的手工艺术品，特别是嘉道以来玩扇赏扇之风日盛，官绅士人互赠书扇之风盛行，文人出门应事，朋友聚会，手执一扇，舒卷谈笑，尽显自身儒雅。如果折扇上有名人书画，名家雕刻那更是脸面生光，折扇成了一件标榜自己身份地位的展示品……在经济这一活水的滋养下，于是造就成全了大批刻扇名家的萌生。由于玩扇赏扇者当时主要集中于文化经济发达的地方。因此，晚清民国期间，刻扇竹刻家最活跃的地方是江浙二地和京津地区，苏州作为文化名城，又是巧匠辈出之地。明中叶有以吴门画派引领域内。箑边竹刻自然独领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