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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锋 近日，山东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李剑锋教授来到“扬州讲坛”，以陶渊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义为主题，为人们打开了陶渊明的另一个世界。内容有删减。 勤恳和劳动是陶诗的底色 “勤靡馀劳，心有常闲”，这句话来自于陶渊明的一篇《自祭文》。其大致的意思是，一辈子勤勤恳恳，没有闲暇的时间，但是心中经常有闲暇，很飘逸。沉重是生命的必需，但只有沉重的人生，还不是完美的人生。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之一。通常我们从陶诗中读出的是飘逸，但要知道，陶诗的飘逸是从劳动中而来，这是它与其他田园诗的最大不同，陶诗的底色是勤恳、是劳动。 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选择“勤靡馀劳”是为了坚守自己的志趣，但归田后也要养家糊口。他有5个儿子，每个儿子的名字都有“单立人”作偏旁，是希望他们成人、成才，至少吃饱穿暖。作为父亲，他通过勤恳耕种自食其力，从中收获一种闲逸的满足。 在传统观念中，对体力劳动是有偏见的，“学而优则仕”，这种儒家观念根深蒂固。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贵族的时代，贵族严重歧视体力劳动。而陶渊明把劳动纳入审美，并从中发现诗意，突破了儒家、贵族的劳动观。 秉承曾祖父陶侃的风范 对陶渊明影响最大的是他的曾祖父陶侃。陶侃是东晋时期的开国元勋，建立了很大的功业。 陶渊明在《赠长沙公并序》中写道：“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深情地回忆了陶侃，流露出浓重的宗族情结。他在《命子》一诗中，历述陶氏先祖功德历史，还专门有一段赞颂陶侃。可以说，陶渊明的入世和功业思想主要是通过以陶侃为主的祖先而扎根心灵的。 陶侃虽然功勋卓著，但随着他的去世，陶氏家族迅速式微。陶渊明这一支不是嫡系，父亲又去世早，经济上已经沦落到贫穷的地步，所以陶渊明自谦为贫而仕。但陶渊明走上仕途，还是沾了宗族的光。仕于桓玄幕府，是因为桓玄的父亲桓温与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有旧交；出任彭泽令是因为在朝廷做太常的家叔陶夔的推荐。可见，如果没有陶侃等先辈打下的“关系”基础，陶渊明出仕做官、入世求功名的机会恐怕并不多。 濡染外祖父孟嘉的自然玄远 关于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最著名的莫过于“孟嘉落帽”的典故了。当年，桓温带着属下重阳登高，孟嘉沉迷于美景中，一阵风吹过，连帽子吹掉了也不自知。趁孟嘉起身离座之际，桓温让人捡起孟嘉的帽子，取来纸笔，在上面写了一篇嘲弄的文章。孟嘉回到座位时，才发觉自己落帽失礼，但他不动声色地拿起帽子戴好，然后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一篇诙谐而文采四溢的答词，为自己的落帽失礼辩护，显示出其自然洒脱的非凡气度。 孟嘉更推崇自然和玄远，陶渊明顺应自然、崇尚自由、“心有常闲”的精神便是受到孟嘉的影响。这从陶侃、孟嘉和陶渊明三人对待饮酒的态度上可以看出。陶侃是把饮酒严格控制在一定规范之内，孟嘉则“逾多不乱”“仁怀得意”，陶渊明是“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可见其率性品格与孟嘉近而与陶侃远。 成就天人合一审美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天人合一，而中国诗歌中天人合一的意境是从陶渊明的诗歌开始的。为什么别人没写出这样的诗？我认为有两个核心原因：一是人的觉醒，向内发现了自我；二是自然的发现，对待外物的态度从实用到审美的改变。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一个发现自我的历史时期。比如《世说新语》中桓公和殷侯有一段对话，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殷侯所说的“我愿意做我自己”，就是体现了一种自我觉醒。 有了自我觉醒，就容易摆脱僵化观念的束缚，用自己的眼睛去发现外物的特性。在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中，动物常常是他的审美对象，比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人的觉醒使他睁开了一双慧眼，发现了外在事物的美。 拟人手法是一种现在常用的修辞方式，但研究中国诗歌史后你会发现，直到陶渊明时才开始大量使用拟人手法。他在《读山海经十三首》之一中写道：“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把“鸟的窝”和“我的茅庐”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鸟的欢悦和他住茅庐的欢悦是同等的，这就是天人合一的世界。天人合一的思想从陶渊明的诗歌开始，经过发展、开拓，到后来的唐诗宋词中，这种境界不断得到丰富和深化。 虽然陶渊明距离我们有近1600年时间，但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人生永远不会过时。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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