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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书法史研究以古代书法教育研究为根基，现今社会，关于书法教育史的研究仍尤为不足。明朝时期的书法教育，在组织构架和教学内容上沿用了前人书法教育的精华，同时又融入了新潮的理念和教学方法，故有必要对明代书法的断代问题进行相关探讨与研究。本文从明代书法的教育环境着手，对我国书法传承的基本规律进行相关研究。
建朝之初，明太祖朱元璋确立了『夫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将教育放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一三八一年(明洪武十四年)，明王朝在鸡鸣山脚改建国子学，并于次年改名国子监。一四二一年(永乐十九年)，明都正式由南京迁往北京，原京师国子监改称南京国子监，北京国子监则改为京师国子监，由此形成南、北两个国子监。《明史》载：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 柳诸帖为法。 在明代，除国子监，地方府、州、县学等处都设有书法课业。此外，明代的内阁中书科和翰林院也兼有书法教育功能，明代官学中的书法教育制度初现雏形。
在我国古代官吏选拔机制中，科举取士制度前后经历一千三百余年，是延续时间最长的选拔人才办法。明朝年间，科举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日臻完善，该制度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故而能较为全面地反映书法艺术的发展。《明史·选举志》：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因此，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明代科举制度对书法发展的影响，对研究明代乃至整个书法教育史的变迁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明朝年间，士人占据了科举考试和书法创作的半壁江山，文人也大都是进士出身。在科举考试中，书写是否端正和美观直接影响科举名次的高低，书写水平低劣的考生难以通过科举入仕。所以，士子们必须在书法上投入较大的精力，才能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选拔优秀的人才用以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是科举考试的终极目的，故对考生书写能力的考察更强调实用性。明代，印刷术尚未普及，官员向帝王递交的奏折以及机构间往来的公文皆采取手写形式。在繁重的书写任务下，小楷毫无意外地成为从政人士的一大必备技能，而擅写小楷的官吏受到提拔和重用的机会自然更多。此外，楷书法度谨严，品评标准也容易确立。因而，适应明代政治需求的小楷书法逐渐成为官方和士子们的共识。科举考试对小楷的重视，促进了明代小楷的普及。小楷书法自魏晋以后逐渐衰落，及至明代复兴繁荣。经过明代科考锤炼的士子皆写得一手工整秀美的小楷。明代的书法家，无论主攻何种字体，擅书小楷的大有人在。科举的存在使得仕途和书法有机融合，催生了要入仕就得写好字的这一现象。科举对书法艺术的负面影响归根到底是由于束缚了士人们的思想将鲜活的书艺变得千篇一律，对于有造诣的书法家而言，应试仅是磨炼意志、扎实功底的必修课，断无法阻碍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探索与追求。明朝之前，学堂教育仅是为朝堂选拔人才的一个途径。到了明代，学堂和科举紧紧捆绑在一起。学堂教育成为科举应试的必经之路。朱元璋十分重视具有育才和教化双重功能的学校教育。一三六五年(至正二十五年)，朱元璋在前朝的集庆路儒学旧址上创建了国子学，由此开启了明代国学之路。朱元璋令中书省同礼部颁布了《学校格式》十四款。各地方政府机构根据这项命令纷纷开设儒学，因战乱久而荒废的教育体系又重新恢复起来。国子学因创建时规模比较小，后来朱元璋几次下令增筑学舍。洪武十五年，位于南京的太学落成， 国子学迁往新址，改名国子监，从此国子监成为明朝的最高学府。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于永乐十九年将原北平府改为国子监。中央设两京国子监，地方的府、州、县学以及军队系统的卫所学构成的层次分明、类型多样、 规制严整的学校体系建立起来。《明史》说：明制，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学校则储才以应科目者也，其径由学校通籍名，亦科目之亚也，外此则杂流矣。 学校教育是科举制度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明朝建立初期便开始在中央及府、州、县各级学校中设立『书学』一科，并选取『年高有德』者任教，以颜、柳等为范本，以楷书为主要内容，以工整规范的台阁体书风为目标。这和唐代以来的『永字八法』和『九宫』理论等如出一辙，通过对楷书架构的整理与归纳，以书写一手规范漂亮的楷书为目标，从而达到应付科举考试的目的。《明史》说:每日习书一幅二百余字，以羲、献、智永、欧、虞、颜、柳等帖为法，各专一家，必务端楷。 明代学校中的书法教育主要以端正的楷书为主，这样的教育方法主要是根据科举考试的需求制定的。明代科举对卷面书写有严格的要求：考生在答写试卷时，除起草文字外，无论籍贯、姓名、履历、题目、正文等等全部用楷书写，不许潦草，字迹不能越出考卷的界格之外。试题上，不允许加奉试字，而其正卷务依所出题次第楷书，也不允许草书作答。有道是『科场文字，务要平实典雅，不许浮华险怪，以坏文体』。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学校教育自然要以楷书为主以务求与科举接轨，从而确保学生在会试、殿试乃至入仕为官时能娴熟书写台阁体。明代的应试书法教育，普及了学生书法基础教育，并提升了士人整体书法水平。同时，这种教育又完全是为科举服务的，所以比较明显的反映了科举书法的审美价值取向，尽管这种取向是有悖艺术规律的，但在政策压制和名利诱惑的双重作用下，对明代书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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