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李鸿章（八）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875年2月21日，英国驻华副领事马嘉里赶赴云南迎接一支英国勘探队时，在中缅边境遭遇伏击身亡。

马嘉里事件让英国政府怒不可遏，李鸿章重又陷入了外交旋涡中。庆幸的是，他经过上次事件后，外交手段施展得游刃有余，不久便平息这场外交风波，并与次年9月与英国方面在山东烟台达成协议。

协议中规定，清政府必须派使团到英国为马嘉里遇害道歉。

此时，刚登上外交舞台的李鸿章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如今的国际关系都是在条约的基础上建立的，中国固有的王朝天下观已经不适用了。

当时已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说，“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之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李鸿章已经觉悟过来，他认为仅仅在工业军事上求强，并不能彻底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换言之，他已经开始考虑如何为中国“求富”。从此兴电报，修铁路，开煤矿这些富民强国的议事日程摆在了李鸿章的案头。

马嘉里事件后，按照《烟台条约》清政府要向英国派遣道歉使团。在当时的中国出洋即被视为流放，更何况又是道歉的使团，所有官僚唯恐避之不及。李鸿章此时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的同年进士志同道合的湖南人郭嵩焘。

就这样，郭嵩焘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以至于背负“汉奸”这各罪名数百年之久。

早在1856年，郭嵩焘就曾跟随曾国藩办军务到过上海，他对西方器物和制度有感性的认识，并倾心西学。谁知，当郭嵩焘准备接受任命时，他的湖南同乡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守旧气氛极浓的湖南士绅对郭嵩焘的出洋之举，群情激愤。士绅们一致认为他丢了湖南人的脸，要开出他的省籍，并砸了他老家玉泉山的宅院。

面对满朝文武的非议，李鸿章力排众议公开支持他。他对友人说，“当世所识英豪，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郭嵩焘为最。”为了安抚郭嵩焘此举，他让自己的哥哥，时任湖南巡抚的李翰章为郭嵩焘接风。李翰章不愿在此事上招惹是非，只好把郭嵩焘安排了一艘小轮船。谁知，船还没有离岸就被湖南士绅给砸了。

1877年2月，郭嵩焘顶着国内的巨大舆论压力带着使团来到英国。2月8日，他把清帝的道歉信呈送给了维多利亚女王。之后，他在伦敦建立起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驻外公使馆。

郭嵩焘到英国后，对英国社会进行了全面的考察，在考察过程中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提出了一套与洋务派主导观点不同的主张。他不再认为，“船坚炮利”是西洋强盛的主要因素，而学习西方的政治经济相比于“制器”更为重要。他说，“窃以为中国与洋人交涉，当先究知其国政军政之得失，商情之利病，而后可以师其用兵制器之方，以求积渐之功。”他还给李鸿章写信，提出富民是国家强大之根本。国家再强大，民生枯竭也于事无补。专制国家只知道“富国强兵”，而西方各国却知道“富民”的重要性。他反对李鸿章只让留学生学军事，迷信“坚甲利兵”的做法。提出中国应该开矿、筑路，造就新的人才。

李鸿章看到郭嵩焘的信后，曾给他人说，“筠仙虽有呆气，洋务实有见地……然鸿章也岂敢相信邪教，也不敢高谈阔论，只是量力踏实去做。”

李鸿章的见解是，洋务需要循序渐进，不可贸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他给郭嵩焘了“无人敢主持”这样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

就在中国为如何走向世界犹豫不决的时候，在欧洲一个叫马克思的哲学家，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书中写道：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所以当这种隔绝被外国的侵略粗暴地打破时，中国的抵抗难免带着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和偏见、愚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

郭嵩焘在伦敦建立起了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馆后，中国的驻外公使馆又分别在巴黎、柏林、华盛顿等地建立起来。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才在屈辱中醒悟过来，被迫走向了世界，开始了与西方零距离接触的行程。

此时，一个新的强邻正在东方崛起，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目光盯住了中国，李鸿章遇到一个新的贯穿其一生的强大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