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的成本检讨

7月1日，随着《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多年徘徊不前的垃圾分类实验，终于出现了真正突破的城市先锋。随之，46个重点城市亦将全面步入垃圾分类的“强制时代”。然而，在宏大的愿景之外，真实的生活并不轻松。网上流传的各种黑色幽默段子，其实不乏无奈、抱怨的情绪宣泄。可以说，垃圾分类对政府的公共治理、公民的行为转型等等，都构成了全新的挑战。如何以最小的成本应对这些考验，才是真正的关键所在。

垃圾分类是对生活习惯的巨大颠覆，要求公民为了公共利益让渡固有的便捷权利。因而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不仅需要秉持合法、严格的立场，更需要融入科学、便民的品质，以最大程度减少市民认同、践行新生活方式的成本。应当说，上海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但也暴露一些需要检讨的争议。

比如，“定时定点”“撤桶并点”是上海垃圾分类的关键措施。在试点初期，不少社区由于缺失内部的民主协商过程，出现了漠视社区差异性的“一刀切”做法，激起不小的民意反弹。所幸的是，管理部门随之强调，应当充分考虑居民需求，实施“一小区一方案”。这样的事实证明，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立足公众同意、人性关怀的基石，并跟进及时的评估与纠错机制，才能避免高昂的社会成本。

更应看到，此轮垃圾分类运动的核心标志是强制性，即通过立法手段将道德行为上升为法律义务，并设置严格的监管和处罚措施。在政策推行初期，这种政府主导、疾风暴雨的强大压力机制显然有其必要性，有利于快速打破停滞多年的环保僵局。但也应该看到，如果一味依赖“强制”和“处罚”，不仅可能引发公众抵触、社区损耗和官民摩擦，而且由于必须不断投入监管力量才能维持足够的压力，其执行成本也是难以持续的不堪承受之重。

从本质而言，垃圾分类的持久动力，来自公民自觉和社区自治，这是降低制度成本的真正出路。在垃圾分类最为成功的日本，正是通过两代人的努力，才培植了深入国民内心的环保信仰。因而，垃圾分类的政策实施，既需要坚定的决心，也需要足够的耐心。既需要刚性的监管压力，也需要柔性的激励机制，以引导公民逐步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同样，对于公民个体而言，不能满足于充当单纯发泄情绪的键盘侠，而是应当成为积极改变现状的行动者。自然，观念和行为的自我革命并非易事。就垃圾分类而言，从表面看只是单向度的权利受限和义务增加，所带来的是现实的、私人的生活痛感，而其内含的环保效益，却非当下就能体验的长远的、公共的利益，这就需要公民个体对公益与私权、限制与自由的冲突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好在，在人类社会的变革史上，时间永远是最伟大的作者。垃圾分类所搭建的公共参与平台，终将在个体利益与人类共同体命运之间找到共振的脉搏，逐步涵养出从“要我分类”转向“我要分类”的公民意识和集体行为，从“政府监管”转向“社会监督”的公共氛围和制度创新。从这个意义而言，垃圾分类能否从“强制时代”尽快走向“自觉时代”，才是成功的真正标志！

（文章刊发于《人民之友》201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