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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叶至清代道教劝善书的流传与兴盛以《三圣经》和功过格为主流表现出来。日本学者酒井忠夫将此期这些劝善书分成两类：一是基本的善书：《感应篇》、《阴甥文》与《觉世经》，三书合称《三圣经》，加上其注释本，与《太微仙君功过格》 (1171 年成书）可说是“古典善书”；二是继《感应篇》及《功过格》之后产生的善书，多依据这些善书的写法与模式编成，并以扶乩启示的形式著造为主流，可称为“新善书“。（参见游子安：《善与人同一明清以来的慈善与教化》，北京：中华书局 2005 年版，第 21-22 页。） 《三圣经》特指《感应篇》、 《阴竖文》与《觉世经》三文，但民间“三圣庙”则因地或因善信而异。民众心目中的“圣经”还包括吕祖等仙圣经文。明清时期，可谓善书遍布各地，其中尤以江浙和四川刊刻甚多，相当盛行。光绪二十九年 (1903）江苏 一份杂志说：“《感应》、《阴甡》之文，惜字放生之局，遍于州县，充于街衢。”（光绪二十九年江苏同乡会创办发行《江苏杂志》第9、10期合本《社说：江苏人之信鬼》．东京：江苏同乡会重印，第 157 页。） 《三圣经》在清代更是成为中国传统的蒙学读物。《感应篇》被视为教人去恶从善的童蒙教本。清代的家塾课程或祠堂小学的塾规，都将《三圣经》、朱柏庐《治世格言》和家训及其他一些启蒙读物放在一起讲授，或者作为业余的辅助性课程。郑观应说：“然著述之最易感人者，莫如多著善书；善书之最著者，莫如《太上感应篇》、《帝君阴甡文》、《朱子格言》、《颜氏家训》。”（夏东元：《郑观应集》下册《训俗良规序》，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162 页） 而功过格最初指道士逐日登记行为善恶以自勉自省的薄格，后来流行于民间，泛指用分数来表现行为善恶程度，使行善戒恶得到具体指导的一类善书。中国的功过思想最早可追溯至《易经》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到了《太平经》则发展为“承负说”。 1171年成书的《太微仙君功过格》属南宋净明派首创的功过格，是道士自记个人善恶的簿册。功过格这类劝善书所奉行的是一种积极的“立命之学”，有的外国学者评论说：“功过格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人认识到，可用自己的手段改变自己的命运，改变吉凶，这是他们精神生活中划时代的成果。 '（[日］福井康顺监修：《道教》第 2 卷，朱越利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46 页） 到了明代末叶至清代，功过格类善书的印行，不仅仅是某些知识分子个人积功修德所为，而且更是受到了善会、善堂及一些地方性相关团社的积极推助。如《汇纂功过格》的宣传和推广即与兴善堂、云起会、云间团社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以下為廣告本人經營的產品 中秋茶礼，选张天福有机白茶，有里有面。 无化肥，无农药，无添加，色泽翠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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