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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虎 · 文物考古》2019年第4期 焊珠工艺及中国早期焊珠制品简析 焊珠工艺，翻译自Granulation（本源自拉丁语Granum，意为“谷粒”），最初的含义为“制造金属珠粒”，业界也有学者将之称为“炸珠工艺”，即用细小的金属珠粒通过焊接而固定在基体表面之上，排列成装饰性或具象性图案的装饰技术。目前最早的焊珠工艺制品，发现于公元前2560年至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乌尔王陵。德国人Hermann Schadt在其《金工的艺术》一书中称这种古老工艺技术在公元前3000年已出现，在公元前9-前1世纪由位于今日意大利中部的伊特鲁斯坎人发展为成熟流行的重要金工手法。这种工艺及审美，在世界范围内被持续沿用了漫长时间，直到今天。 近现代，西方社会对焊珠工艺的兴趣重燃从18世纪晚期法国开始，当时的金匠和珠宝行业都尝试通过铸造和冲压工艺来仿制焊珠工艺制品。受到发现希腊和伊特鲁里亚文化珠宝饰物公布于世的影响，1913年至1936年期间，在英国和德国复兴传统工艺美术的大背景之下，这一潮流达到了顶峰。 
(金项链，叙利亚塞尔柱王朝，11世纪，纽约大都市博物馆藏）
中国有关焊珠工艺制品的考古发掘资料，最早出现在1950年代。中国学者对焊珠工艺的关注和研究，从198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现有的研究方法有以现代金银细工技术为出发点，有用精密仪器对焊珠制品进行显微观察和扫描电镜观察，以得出焊珠制品的材质和技术特点，并推导古代焊珠工艺的技术和流程。德国学者Jochem Wolters 在《The Ancient Craft of Granulation, A RE-ASSESSMENT OFESTABLISHED CONCEPTS》一文里，对“焊珠工艺”这一概念，从历史发展和技术特征方面进行了重新评估。他根据对实物和原始文献谨慎而仔细查证，认为现代研究者通过实验来确立这项技术起源和特征的尝试，对了解这项古代工艺的贡献甚微，因为他们通常忽略了古代制品的技术特征，也没有以古代人特定使用的工具、材料和工艺为基础。本文里有关焊珠工艺技术特征的内容，均翻译自Jochem Wolters的这篇文章。一、焊珠工艺的技术特征 乌尔王陵出土的焊珠制品珠粒直径为2 mm ，特洛伊的焊珠珠粒(公元前2350年至2100年)直径在0.4至1.1 mm 之间。古希腊时期(公元前510年至公元前330年)和伊特鲁里亚文化前两个时期(公元前700年至475年)的珠粒大小约为0.25 mm。唐代李倕墓冠饰上两个部件和扶风法门寺焊珠制品残样的珠粒直径在0.1-0.65mm之间不等。
（伊特鲁里亚搭扣，公元前7世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一件简单器物上的珠粒数量，少至几粒，多则高达数千粒，如一条来自卡迈罗（公元前7世纪）的希腊项链上有2600粒，一只来自塞浦路斯恩科米(公元前14世纪)的吊坠上有4200粒，一对来自塔基尼亚的伊特鲁里亚(公元前7世纪)手镯，每只都装饰着2万粒。 
所有现存古代焊珠工艺制品，通过目测，基本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合金焊接材料清晰可辨，有来自埃及中王朝时期(公元前1910年)、伊朗帕提亚晚期(1到2世纪)、北欧和中欧史前时期(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4世纪)、罗马帝国时期(2到3世纪)、拜占庭时期(3到11世纪)、北欧迁徙时期(4世纪至7世纪)的焊珠制品，以及中欧和南欧在中世纪以后都有发现。另外一种是毫无合金焊接材料遗痕可寻，大致都来自第一种类型里以外的其他文化，尤其是美索不达米亚自最早的王朝时期起(公元前2500年)、叙利亚自公元前2370年以后、特洛伊青铜时代初期(公元前2350年至公元前2100年)、外高加索公元前2128年、埃及自中王朝时期起(公元前1800年)、米诺斯中期以后的克里特文明(公元前1800年)、巴勒斯坦自青铜时代中期(公元前1625年)、伊朗在公元前16世纪以后、希腊自迈锡尼时期起（公元前1600年）、塞浦路斯在公元前1500年之后的焊珠制品，以及第一阶段(公元前700年)以后的伊特鲁里亚制品。
（手镯，来自伊朗古尔冈，11世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吊坠，来自美索不达米亚迪尔巴特，公元前17世纪，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Jochem Wolters在其文章中指出，在现代众多对此焊珠工艺进行实验性复原的尝试中，没有一个充分考虑到这些重要因素。进行调查研究开始时就存有的偏见，特别是对伊特鲁里亚和希腊文物的极度关注（这些确实没有显现任何焊料遗痕），导致了“真正的焊珠工艺在制作时没有使用焊料”这一错误的观念，以至于带有可辨认焊料痕迹的焊珠就被不恰当地认为是“伪焊珠”。 4. 工艺流程 在准备好基体后，焊珠工艺流程包含三个步骤：制作珠粒、将珠粒粘附固定以及将珠粒焊接到基体之上。Jochem Wolters在相关历史文献中，发现许多关于这些工艺流程的记载。
（蜜蜂形饰件，希腊克里特岛出土，约公元前1700-1600年，大英博物馆藏） 1）制作珠粒 从事金属加工的人都熟知，金属微粒在熔融状态下呈为球形。所以，在古代球形珠粒成型并不是问题。文献里有多种便于实施的金属和合金珠粒生产方法，如普林尼（Pliny）在公元79年、比林吉安（Biringuccion）在1540年、阿格里科拉（G. Agricola）在1556年、塞里尼（B. Cellini）在1568年、法赫斯（M. Fachs）在1595年和里亚维乌斯（A. Libavius）在1597/1606年的文章里都有所记载。然而，这些方法中，只有金属微粒在熔融状态下才产生完美的球形珠粒。比林吉安（Biringuccion）描述的另外一种工艺流程，把压扁的金属丝碎粒与木炭层交替地堆放在坩埚中，加热至合金熔点之上，似乎也会产生尺寸均匀的球形珠粒。在7世纪抽拉板发明以前，金属细丝是通过碾轧金属片条制作而成。考虑到碾轧阶段所需的额外成本和劳力，7世纪之前，珠粒可能是熔融切碎的金属片条而制成。这项于公元前7世纪的发明，让制作极细微颗粒成为可能，伊特鲁里亚那些如粉尘般大小的焊珠就是这个时期的制品。从伊特鲁里亚扣针碎片的显微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到珠粒中的粗大颗粒构造，是通过熔融细小金属粒制作出来的。（伊特鲁里亚吊坠，意大利出土，约公元前480-460年，大英博物馆藏）
2）珠粒固定 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在1122/1123年和赛里尼（Cellini）在1568年都有记载，细小金属珠粒饰通过有机粘合剂粘附在基体之上。西奥菲勒斯的方法是，用面粉糊来固定珠丝饰件，因为他没有提及其它粘合剂用于这个目的，我们推定面粉糊在当时是用在焊珠制品上的。赛里尼（Cellini）的方法是，用黄蓍胶粘附固定珠粒。除了面粉糊和黄蓍胶，在古代文献中还有四种粘合剂被用于把金属部件固定在基体上：用牛皮制成的胶水，被称为“牛胶”，在6或7世纪被叙利亚人左西莫斯当作一种粘合焊料的组成部分而提及到；由高卢人首先使用的肥皂，8世纪时有相关记载，西奥菲勒斯（Theophilus）也认为其是某种混合物的部分成分；1540年比林古乔（Biringuccio）有提及温柏胶和阿拉伯树胶，后者也早为埃及人所了解。另外，西奥菲勒斯记载了在前古典时代就已经为人知晓的鱼胶，但没有称其为粘合剂，由于它是人类已知最古老胶体之一，也可认为其在古代和古典时期用在焊珠制品上。
（耳饰，公元前200-20年，孟菲斯出土，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荷鲁斯之眼，公元前332-3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3）焊接 在制作焊珠制品四千多年的历史里，许多文化特定地选用了金属焊料。本文前面所引用的例子已经表明，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都是这种情况。将带有可辨认焊料遗痕的焊珠制品认为是“伪焊珠”，再而将某一个时代特征推及至整个工艺史，即是忽视了这样的事实。有着清晰可辨认焊料痕迹的焊珠工艺制品，显然是使用当时已知的合金焊料和助熔剂制作而成（也没有证据表明，这与其他黄金制品上的有任何不同），没有焊料痕迹的焊珠工艺制品，必然是用了其他工艺流程。许多试图确定这一工艺流程的实验或者尝试，并没有理解这些情形，也就引起了不少误解。Jochem Wolters对文献资料进行了仔细查证后发现，使用非金属粘合焊料的工艺，可形成不带有焊料遗痕的技术特征，这项技术在两千年里，其实也是一直为人所知的。现代复原古代焊珠工艺里的焊接流程时，一般采用“熔化间隔”和“合金”方法进行焊接。然而，这些方法所需的高温控制与炭火的本身局限并不相符。在“合金”法里，常见的熔点抑制剂如磷、硅或铋等，在古代也是无人知悉的。得出“这两种焊接技术都不可能用于古法焊珠工艺”这个结论的理由还有，它们在文献中没有记载，事实上也不适用于古代使用的非纯合金。此外，“熔化间隔”和“合金”方法，不适用于将珠粒焊接到金属丝或复杂形状的基体上，因为当这些受体在加热时，温度分布不均匀。 
（吊坠，希腊塞浦路斯，约公元前450年，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利用小球体表面增加的能量密度，以及黄金的高度自我扩散性，烧结也被用于复原古法焊珠工艺的焊接尝试中。但是，这项技术基本上只适用于高纯度金合金配方，在古代也没有使用过的证据，并且似乎与历史上银或铜含量高的金合金也不匹配。另外一个降低这项技术使用可能性的因素是，在将完全变形、中空或金属丝基体，不同组成成分的珠粒和基体，或将金属丝和珠粒焊接到同一件基体上时，难以实现均匀加热。这项使用非金属（胶体）焊料焊接的古代技术，依赖于铜化合物的反应，应用于与有机粘合剂(也作为还原剂)混合的区域。为了形成氧化铜 CuO，反应要在100℃进行。粘合剂碳化(600℃)导致氧化物还原为金属铜(850℃)，从而与银形成共晶，与银含量高的金合金形成近共晶。与铜含量高的金合金大约在900℃发生同样反应。因此，焊接是通过表面合金化来实现的。长时间反复加热，可以导致扩散程度加深，最终会让铜均匀滲透进黄金里，而不会遗留在表面。现代分析确认，利用非金属焊料进行焊接，只有在古代样品上才有可能，因为加热时间短。
上述证据表明，唯一已被证实不显现任何焊料遗痕的焊珠技术，就是使用了含有铜化合物的粘合焊料。这些在文献中被明确地称为金焊料。除了使用金属焊料外，这是将珠粒焊接到基体上的唯一技术，该技术是可以与古代唯一的加热装置——明炭火一起使用的。此外，使用非金属焊料焊接，可以产生在古代焊珠制品上发现的所有技术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适用于古法焊珠工艺中所有的金属和合金组合，如各种形状和尺寸的基体，如尺寸相差很大的金属丝和珠粒。这一工艺流程也可以在不影响现有连接的情况下重复进行。另外，不同时期的焊珠制品在珠粒和基体的相连接处，经常出现铜色斑点，蚀刻和随后的分析都显示，接触面上有铜存在，这些证据也应被用来支持，焊珠工艺中使用了非金属焊料。
（项饰，黄金之丘5号墓出土）
中国唐代之前的早期焊珠工艺制品，从地域上来看，主要分布在以下三大地区：以新疆、内蒙古、辽宁和甘肃为主的西北方边疆地区，以陕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为主的中部地区和以两广地区为主的南方沿海地区。战国时期出土焊珠制品的遗址现共有六处，分别为新疆乌鲁木齐乌拉泊水库古墓、新疆阿合奇县库兰萨日乡古墓、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晚期墓葬、内蒙古阿鲁柴登窖藏、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墓以及河北易县辛庄头3O号战国晚期墓葬。总数量仅有十余件，类型上有耳饰、坠饰、管饰、扇形金饰和金珌，都为装饰品。耳饰在数量上占有绝大部分，在地理分布范围上也是最为广泛，六处遗址里都有发现。这些耳饰大体都由两部分组成，上部为圆环，但是根据不同的下部坠饰，可分为两种形制。第一种为新疆乌拉泊水库古墓出土的金耳环，此种目前只有一件，上端为不封闭的圆环，下端坠有一空心塔锥形小坠，坠面用细密焊珠作为装饰；第二种下部坠饰则较为复杂，如内蒙古阿鲁柴登窖藏的金耳坠，圆环下坠联两端包金的绿松石，包金表面饰有焊珠，再下又坠有三片三角形金片。后一种上为圆环、下有金坠饰件、饰有金质焊珠并搭配石质配珠并的结构，是战国晚期焊珠工艺耳饰的基本形式，造型优美，其他如新疆、甘肃马家塬、河北易县辛庄头30号墓和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的焊珠工艺耳饰都是如此。（新疆乌拉泊水库古墓出土） （内蒙古阿鲁柴登窖藏）（河北易县辛庄头30号墓出土） （山东临淄商王村出土） 2.其他 马家塬出土的坠饰，皆为水滴形。一件为金质，下端饰有组成三角形的三粒焊珠。另外一件坠饰由绿松石珠、金片、红石髓珠和末端的金质焊珠组成。三件金管饰类似，都为中空圆筒状，外壁上有焊珠组成三组相对的三角形，出土位置在墓主的胸部或者手部，应为人身装饰品。扇形饰是以金管焊接而成，管间排列有焊珠，或为车饰。河北辛庄头30号墓的金珌为中部棱状凸起的长条形，两端和棱上饰有焊珠，或为兵器饰品。
（坠饰，甘肃马家塬出土）
西汉时期发现有焊珠制品的遗址，目前至少有九处以上：新疆焉耆县黑格达遗址、新疆交合古城沟北墓地、内蒙古西沟畔匈奴汉墓、陕西西安北郊长安城遗址、山东莒县双合村砖室墓、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湖南长沙地区汉墓和广东广州南越王墓。数量已高达四十余件，类型上虽然也有耳饰，但只有内蒙古西沟畔出土了一件，大部分已经不同于战国晚期，有金花泡、金带扣等装饰品，也有金灶、金盾、金蟾和金鹿等模型器。1. 金花泡 广州南越王墓出土有32枚金花泡，其中有二枚金花泡的纹饰最为繁缛精细，球面有金丝组成的花瓣和极为细小焊珠构成的九组图案，是为珠襦构件。相似纹饰的金花泡，在江苏盱眙县大云山1号江都王墓、山东浮来山城阳国西汉墓和湖南长沙地区西汉早期墓葬里均有发现。 （湖南长沙地区出土）新疆焉耆县博格达沁古城遗址采集到一条八龙纹金带扣，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八条龙是在金片上压制而出，龙身上焊满细小金珠。八龙出没于激流漩涡之间，充满动感。类似的金带扣在平壤石岩里9号乐浪墓有出土一枚，在天水市博物馆也收藏有一枚。
（八龙纹金带扣，新疆焉耆黑圪垯遗址采集） （七龙纹金带扣，天水市博物馆藏）
陕西西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金灶，整体呈椭圆形，侧面看去略为扁平。顶部有焊珠堆塑，灶台灰盘的边缘、S形纹饰和流云纹均有焊珠沿边装饰。灶底有篆书“日利”两字。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有类似金灶，灶底部有金丝制成“宜子孙”铭文。同墓出土饰有焊珠的金盾，同样饰有“宜子孙”铭文，盾的正面外凸，其上用金丝镶嵌双勾连云纹，纹内用金珠填实。（金灶，西安长安城遗址出土）
（金灶、金盾，山东莒县出土） （1）金鹿，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汉墓出土 ，由两块金片对接而成的金鹿，鹿角饰以焊珠。（2）金蟾，山东莒县双合村汉墓出土，器型扁平，用金丝勾出两目、鼻及背部，再用金珠作为填充。腹部3个环形纽中部用金丝横嵌4道弦纹，两侧也填有小金珠。
（金鹿，新疆交河故城出土） （金蟾，山东莒县出土） 东汉时期出土焊珠制品的遗址，有广西合浦地区汉墓、广东广州西湾路M35墓葬、安徽合肥乌龟墩汉墓、湖南长沙地区汉墓、江苏邗江甘泉广陵王刘荆墓、河北定县43号中山穆王刘畅夫妇墓和辽宁大连营城子东汉墓。前期的器物类型部分不见，如金花泡；部分存留，如“宜子孙”铭文饰件和金带扣；也出现了很多新品种，如大量的金球饰、金胜、金戒指、片形饰，以及金龙、金辟邪和金羊群等等。 （“宜子孙”金钟，安徽合肥乌龟墩汉墓出土）（十龙金带扣，辽宁大连营城子东汉墓出土）（1）多面金珠，现在发现的有12面、14面、30面。12面金珠由12个金圆圈和金粒焊接成空心珠，在每个圆圈周围各焊有5组三角形小金粒；江苏甘泉刘荆墓出土的14面金珠与12面金珠类似，而30面金珠由30个三角形组成的空心金珠，每个三角形的三边均有两行极细小金珠，20个角的尖端也焊有一颗金珠。（2）花蕊状纹金珠，圆形，大小稍有差异。花纹分为纹饰相同的上下两部分，各有6组花蕊纹，每组花蕊由双线和焊珠构成，在双细线的末端各焊有1颗小焊珠。珠的中部焊有16颗金珠，每颗金珠周围再焊有一圈较小金珠。（3）鱼子纹金珠，1959年长沙五一路延长线M9出土一枚，椭圆形，全身布满鱼子状金珠粒。同地出土一条的项钏上，另有50颗由三圈细小金珠焊接而成的金球饰，也或可称为鱼子纹金珠。
（下左1-4为12面金珠，上左1为30面金珠，上右1-5为花蕊纹金珠，下右1为鱼子纹金珠。长沙五一路延长线M9出土）金球饰在东汉时期大量出现，仅湖南长沙地区就出土六十余件，其中湖南长沙五一路延长线于墓主人右手臂中部出土四枚12面金珠、五枚花蕊状纹金珠、一枚30面金珠和一枚鱼子纹金珠，应为一条臂钏。类似以上各种形制的金球饰，在广西地区的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墓葬里，也均有发现。
（合浦九只岭出土）
（湖南郴州骆仙岭北湖区出土）
（金手钏，广西合浦环城乡出土） 也有称为“亚型饰”、“壶型饰”等，根据扬之水的研究，胜的造型为“中间如鼓，上下各有一个梯形与圆鼓相对。”长沙五一路延长线M9出土的金胜，中间圆鼓为椭圆，上下梯形较高，两面鼓中均饰六瓣梅花形纹，焊珠布满全身。江苏邗江甘泉二号汉墓出土的二件焊珠“品形饰”，其实就是三个金胜相连。它们两面装饰相同，细小焊珠构成重环纹。甘泉二号墓出土的三件两端贯通的圆形鼓泡形，也应是为胜，其两端平齐，两面有相同的金丝配焊珠花瓣形图案。（金胜，长沙五一路延长线M9出土） （金连胜，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 （1）金羊群，底部金片上直立着四只小巧玲珑的绵羊，两前两后排列。羊身装饰有焊珠和绿松石。
（2）金龙，龙首用掐丝法制成，腹部用金片镂空成鳞片，卷做筒状，嵌在龙颈上，腹部以下残缺，首部和身体部位都有焊珠作为装饰。
（3）金辟邪，共出土两件，一件为双角，一件为独角，均作昂首长啸状。两件辟邪大小相同，金片制成躯体，其上用金丝布成羽翼及花纹，周身用焊珠、绿松石和红宝石加以装饰。
4. 金戒指 湖南长沙地区的三座东汉晚期墓中出土了14件焊珠工艺金戒指，戒面皆为菱形，有的是菱形戒面的周围一周小焊珠，有的是戒面中间圆孔两侧各焊有一颗焊珠，还有一侧焊有一颗焊珠。
（金戒指，湖南长沙地区汉墓出土） （1）桃形片饰，曾名“金帽花”，湖南长沙黑槽门东汉早期墓葬出土，中间镶嵌一颗绿松石，器周边饰有双金丝线，线外则有一周极细的焊珠，饰片主纹为卷云纹，纹与纹之间焊有金珠。
（2）龙形片饰，江苏邗江汉墓出土一件，原可能是附着在器物表面的片状饰物，尾部断缺，只有豆粒大小的龙头上，用细小的金丝、金珠制出眼、鼻、牙、角、须和龙身上的鳞甲。河北定县43号中山穆墓种也出土一件类似片饰。
（龙形片饰，江苏邗江甘泉汉墓出土） （1）“王冠”形金圈，为一金片卷成的环形饰，大小如同指环。上缘呈八角形，每个角上都应是嵌有绿松石，再用掐丝、焊珠装饰，形状类似欧洲古代王冠。
（2）挂锁形饰，器身如一短圆棒贯串的三个算珠，算珠间有两个小环，用以系挂。算珠表面均有两周焊珠和一周绿松石镶嵌物，其中多数已脱落。
（3）嵌水晶金圈，为圆箍形，金丝构成卷草花纹，卷草纹间和两端边沿都装饰有焊珠。所镶嵌的水晶泡体，可以放大物体4-5倍。
（四）魏晋 西晋时期出土焊珠工艺制品的遗址共有四处，数量只有六件，分别是江苏宜兴晋墓出土的一件金簪头，湖南安乡刘弘墓出土的一件嵌绿玉龙纹带扣，内蒙古凉城小坝子滩金银器窖藏的一件跪兽形饰件，以及河南新乡卫辉大司马墓地出土的二片残缺饰件和一件原称为“圆形六瓣花纹片形饰件”的金华胜。
东晋时期除了辽宁朝阳田草沟墓葬、山东临沂洗砚池晋墓、湖南长沙黄泥塘墓葬，大部分遗址位于江苏南京地区，出土数量上较西晋时期有了大幅度增长。除了一件“金华胜”和大量的各种形状片形饰件外，也出现了之前从未有过的新类型，如金珰、“金竿”、金花饰等。两汉期间的多面金球，这个时期在湖南和南京地区再次有零星发现。山东临沂洗砚池出土，顶部起尖，底部稍窄，面上用金丝和金珠饰出蝉纹，年代为西晋晚期到东晋中期。南京仙鹤山东晋名臣广陵高崧家族墓也出土有1件形制与此接近的金珰，纹饰上稍为复杂，周边还有金珠整齐排列制作了三角形的纹饰。辽宁北票北燕官僚贵族冯素弗墓出土的二件金珰，两面都镂刻花纹，在一面焊细金丝和金粟作蝉形图案。冯素弗墓还出土有同样以金丝和金珠为纹饰的管状镂空金器和喇叭管形金器，可能是侍中用来插貂尾的“金竿”之类，性质上与金珰类似。
（山东临沂洗砚池出土）（江苏南京仙鹤山出土）
（冯素弗墓也出土） 江苏南京仙鹤山东晋墓出土的九件六瓣花形金饰件，直径1.5-2厘米，花蕊中央有圆形穿孔，花瓣及花蕊四周满饰细小金珠。其他如南京幕府山出土二件金花、江苏郭家山出土了二十五件、以及在江苏镇江东晋画像砖墓出土的八件，在形制上都为相同，也都使用金珠排成连珠纹装饰花瓣。
（五）南北朝 南北朝时期出土焊珠工艺品的遗址有六处，分别为陕西大同迎宾大道和七里村的北魏墓葬群、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和包头美岱村墓葬、河北磁县茹茹公主墓和新疆伊犁波马古墓葬。其中，达茂旗和波马古墓出土的焊珠工艺最为丰富。这个时期的新种类有包括步摇在内的头饰、项饰、面具、罐、杯、剑鞘等，耳饰也出土一件。
1. 步摇等头饰 （1） 步摇：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出土了牛首鹿角金步摇冠饰、马首鹿角金步摇冠饰各两件，在牛首的头部，焊珠勾勒出牛耳、牛眼、牛鼻等部位，马首的双耳和其上桃形金叶也是用焊珠勾勒出轮廓，马鼻和鹿角则以两条并列的焊珠作为主体装饰。
（2） 其他头饰：大同迎宾大道北魏墓群出土二件焊珠工艺头饰，一件花冠形金头饰，截面呈弧形，背焊条形插槽，正面中心椭圆和左右桃形纹饰的外沿周边焊有金珠。另外一件长条形金头饰，为金箔锤鍱而成，首部圆形，外轮周边也饰一圈金珠。 （山西大同迎宾大道出土）
（新疆伊犁波马古墓葬出土） 内蒙古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一条龙身，两个龙头。龙头为形象相同由金片卷成的圆管状，所有纹饰外围均用焊珠作为装饰。金丝编缀而成的绞索式龙身上也用焊珠作为填充。龙身上附加的盾、戟、钺、梳等七件饰件上，均饰有焊珠。
（金龙项饰，达茂旗西河子窖藏出土） 3. 金面具 新疆伊犁波马古墓葬出土，面具大小与真人面孔相差无几，口鼻、目及面颊为金片锤鍱成形，眉目、眼睛、胡须用金和镶嵌的红宝石来表现。胡须所饰红宝石周围均焊有一周金珠，形成小巧精致的联珠纹。
4. 器皿 （1）金杯：器物因挤压而变形，敛口，外卷沿，鼓腹，平底，虎形柄。器身内外通体模压出菱格，每格内镶嵌椭圆形红色玛瑙。口沿外卷后与器身焊接，然后切出一周小长方形凹槽，镶嵌宝石，其下有焊接一周金珠作为装饰。虎形柄焊接在口沿下至中腹部。器底为凸起的同心圆纹，中心捶出八瓣花纹。 （2）盖罐：广口，束颈，圆鼓腹，圈足。器盖圆形，模压出7朵宝相花，并在每朵花中央镶嵌滴水形宝石（已佚失），罐身肩颈部焊接一周锁锈状装饰，其下镶嵌椭圆形红宝石30颗，其下再有由颗米珠状红宝石组成的三菱形镶嵌纹饰。圈足与器身焊接，边缘焊有金质连珠。
（金杯、盖罐，新疆伊犁波马古墓葬出土） 剑鞘为短剑剑鞘外的包金部分，有残缺，已从焊接处开裂。一面有纹饰，一面素面，有纹饰的一面，沿鞘身边缘，焊接两道金珠，中间以小金珠左右对称组成出半月形、月牙形、心形、勾玉形宝石座，内嵌红宝石。在宝石之间，也焊接有金珠组成大小三角形、菱形图案。
（剑鞘，新疆伊犁波马古墓葬出土） 内蒙古包头市美岱村出土的嵌松石立羊金戒指，戒指面饰一直立的盘角羊，羊的五官及身体各部位有金珠及红、绿宝石表示。新疆伊犁昭苏波马土墩墓金戒指的戒面为椭圆形红宝石，戒面周边缘外绕两周焊珠，指环两侧是由小金珠构成三角纹，与戒面相对的底面亦有小宝石座。
（六）隋唐 隋唐时期的遗址，除了甘肃泾川大云寺遗址、河南伊川齐国太夫人墓和吉林贺龙渤海古墓葬，绝大部分在陕西地区，有西安地区的李静训墓、韩森寨雷宋氏墓、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法门寺地宫、李倕墓、窦臾墓以及咸阳贺若氏墓。数量上已近百余件，类型上有前期出现的耳饰、金花、金球、腰带和各种形状饰件，更有新型的冠饰件、金杯、铜镜、宝函和棺椁等。
1. 项链： 隋朝李静训墓出土，由28镶嵌珍珠的金球组成，每个金球由12个小金环焊接而成，每个小环上又有一圈小焊珠和5颗大焊珠，再各嵌有10颗珍珠。项链下部居中为镶嵌有鸡血石的金饰，鸡血石四周嵌有24颗珍珠，两侧则各有一四边内曲的方形金饰，它的四边、圆环、对角线都是连珠形的小焊珠。项链的最下端为心形金饰中镶嵌着青金石。
（金项饰，李静训墓出土) 陕西咸阳机场贺若氏墓出土的金梳背平面为梯形，用金丝组成纹饰，再以金珠作为填充，一面为双鹊戏荷，一面为荷花双梅图，并镶嵌各色宝石。西安东郊韩森寨唐墓和何家村各有一枚半月形金梳背，梳背中间主体花纹的空白处都用金珠作为填充纹饰，韩森寨的金梳背上面圆弧边缘也以金珠为连珠纹饰。
（金梳背，陕西咸阳机场贺若氏墓出土，现藏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金梳背，何家村窖藏出土） 李倕墓出土，冠饰结构繁缛，由大量金、银、铜、铁、玛瑙、珍珠、琥珀、玻璃、螺钿等不同材质的大约508个零部件组成，制作工艺极为精美复杂。复原后的冠饰在顶部和中部各插有一只金质凤凰，冠饰的黄金部位表面基本都焊有直径为1毫米到1.5毫米到金珠。贺若氏墓也出土有一顶冠饰，由320余件不同材质的小饰件构成，其中至少有20余件小型金饰件上均焊有金珠。另外，陕西西安金乡县主墓中出土的金珠饰件，也或为冠饰上的装饰物。
（冠饰，李倕墓出土） 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窦皦墓出土的一副金镶玉腰带銙，以青白玉为框架，内有金板，金板上有掐丝制成的花卉图案，花蕊和枝叶上镶嵌有各色宝石和珍珠，再铺以细小金珠作为填充。
（腰带，西安窦皦墓出土） 西安韩森寨出土，直径4.8厘米，镜背面为金壳，用扁平的金丝做成花卉枝叶，再镶嵌绿、白色料珠，而其他中空部位用金珠填实。
6. 金杯 何家村窖藏出土，团花纹，侈口，器壁内弧，有圈足。杯外壁用金丝构成四朵六瓣团花纹，在纹饰的外沿用一圈金珠作为连珠纹装饰。金杯口沿下与底足上焊接有对称的八个云头纹饰，其外沿也用金珠做连珠纹装饰。
7. 宝函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为八重宝函的第三重。纯金雕铸而成，函身镶嵌大量宝石、珍珠等，函盖顶部和四周有红绿二色宝石镶嵌成大小不一的莲花纹，盖顶和盖边缘有大量四瓣花纹，在这些花纹的边缘均有金珠作为装饰。
8. 金棺 陕西临潼庆山寺出土，为金棺银椁套件之一，下有长方形镂空底座，盖为弧形，盖中央纹饰为鎏金宝石莲花，花蕊以白玉做成，玛瑙珠为蕊心，周围又用小花相拱卫，金焊珠作为点饰。甘肃泾川大云寺遗址出土的五重舍利宝函的金棺表面除了有绿松石、珍珠等装饰外，也饰有金丝和焊珠。 （金棺，陕西临潼庆山寺出土）（五重舍利宝函之金棺，甘肃泾川大云寺遗址出土） 以上中国境内的早期焊珠制品，不论珠粒还是基体，根据相关检测，都是不同组成成分的黄金合金材质，如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北燕时期的蝉形金冠饰的金珠成分为金91.293%、银6.472%、铜2.235%，基座成为为金86.230%、银11.387%、铜2.383%；再如李倕冠饰上某粒金珠的组成成分为金49.9%、银48.5%、铜1.6%，基座成分为金58.2%、银40.3%、铜1.5%。所以，此种工艺在我国通常被称为金珠工艺。然而，如来自马西格利亚纳的7世纪胸针是金珠粒焊接在镀金银基体之上，公元前2350年至公元前2100年之间的特洛伊针饰是金珠粒焊接在铜基体之上，文献资料里又有记载来自希腊、欧洲中部和北部的银质焊珠工艺制品，还有15世纪西班牙马具上是为铜质焊珠。因此，对应Granulation这个起源于西方的工艺，中文翻译为焊珠工艺，或更为准确。 三、中国早期焊珠工艺制品简析 1. 战国晚期 1984年河北兴隆县西沟庄发现两处战国时期金矿遗址，这或意味着战国或稍早时期，中国已经开始采掘金矿和冶炼黄金。这个时候的黄金制品也开始大量出现，出土范围、数量、种类都更加广泛和丰富，除了小件装饰品，还有金质容器和金质货币。也就是这样的大背景下，焊珠工艺制品开始出现。最初的焊珠工艺制品绝大部分出现在西北边疆地区，在与北方相邻的诸侯国中只零星出现。 西北边疆地区是我国早期耳饰非常集中的区域，不同形制耳饰在这里几乎都有发现。新疆乌拉泊水库遗址族属为古车师人，是最早见于我国历史的阿尔泰居民分支，这里出土的焊珠工艺耳饰，在图瓦共和国境内出土了大量饰有焊珠的人身装饰品、时代为公元前7世纪左右的国王谷阿尔赞2号墓葬中可以找到类似器物。
内蒙古阿鲁柴登窖藏是为匈奴人遗址，出土遗物的动物纹造型，无论从题材、结构和风格来看，与阿尔泰地区的巴泽雷克墓出土遗物都非常类似。张家川马家塬墓群属于西戎部首领及贵族，是甘肃地区出土金银器数量最多的一批墓葬，金管饰上焊珠组成相对三角形的纹样，在欧亚草原中部和西部的斯基泰文化和阿尔泰文化里也都有迹可循。河北辛庄头30号墓和山东临淄商王村一号墓均属诸侯国国君级别大墓，辛庄头30号墓地处燕国，与和阿尔泰地区频繁交往的北方临近，这里除了焊珠工艺耳饰，其他黄金制品与内蒙古阿鲁柴登窖藏文物也有着非常相似的因素。山东地区属于典型意义上的中原地带，主要流行各种错金银带钩和车马器，其焊珠工艺耳饰在年代上迟于阿鲁柴登的商王村金耳坠，在形制和装饰风格上与阿鲁柴登的耳饰却很类似。2. 两汉时期 随着秦汉时期全国的大统一，金银饰品在出土区域、数量和类型上都进入到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地域上，中原地区的黄河流域以及南方的长江流域逐渐超越北方边疆地区，成为金银制品最重要的流行区域。焊珠制品在西汉时期主要分布新疆、内蒙古、陕西、山东、江苏、湖南以及广东，东汉时期时则在辽宁、河北、江苏、安徽、湖南、两广地区。类型上，虽然仍以装饰人身和器物的各种装饰品为主，但是之前的器物类型基本不见，出现了全新的焊珠工艺制品。风格上，大致可分为草原风格、典型中原风格和可以在境外找到类似品的金球饰。 战国晚期有焊珠工艺制品出土的边疆地区，到西汉时期有新疆交河古城的鹿形饰件和内蒙古西沟畔出土的带有长方形鹿纹金饰牌耳饰。动物纹或动物形象是草原游牧民族固有传统纹饰，因此依然为草原风格。
古焉耆国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汉神爵二年（公元前六十年），中央政府在那里设立西域都护府。新疆焉耆博格达沁古城遗址的八龙纹金带扣，外轮廓呈前圆后方形，扣针较短，穿腰带的孔呈扁弧形，孙机认为这是“汉代腰带带扣所一贯保持的特点。”据《汉书》记载，公元前174年汉朝皇帝曾增厚礼与匈奴单于，其中便有“黄金犀毗一”。而安徽寿县的八龙纹金带扣，则是东汉光武帝刘秀之子、首任阜陵王刘延之物。汉代是龙形象空前活跃的时期，见诸于石、玉、漆、帛、砖、瓦等各种载体。
陕西西安和山东莒县出土的金灶与汉代大量出土的陶灶、铜灶在造型上基本一致，细小焊珠堆塑而成的粟米，让其在视觉上更加直观、形象。根据《汉书·五行志》：“灶者，生养之本。”先秦时期就有祭灶的传统，祭灶神可以驱使鬼神。用黄金器皿放置食物，据称也可以延年益寿。“宜子孙”铭文当时已是社会普遍习用语，在汉代砖文、铜器铭文、汉镜、汉印以及玉器中常见，居延汉简中也出现“宜子孙”简文，就是汉代人民共同的美好愿望表达。蟾的形象在汉代壁画、画像石、雕塑里都有出现，根据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篇》里的记载，“早时取五蟾蜍置方池中，进酒、脯祝天，再拜请雨。”金蟾是为一种祥瑞。《说文》里记：“羊，祥也。”秦汉时期用羊装饰的生活器具丰富多样，如有西安博物馆藏得鎏金羊灯、山东地区画像石上有刻的羊头等。而盾作为手持武器和“六小舞”之一干舞的执具，在汉代时是为辟邪驱鬼的利器。
湖南长沙五里牌东汉墓出土的金胜，与朝鲜乐浪古墓中出土的玉胜近似，是汉代流行的妇女首饰之一。根据《释名·释首饰》：“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西王母戴胜的形象在汉画像等汉代装饰艺术中，也已固定为一种程式，如江苏仪征出土的西汉西王母玉兔博局纹镜上西王母头发戴胜，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刻有“玉胜”字样和图形，富含吉祥寓意。胜在东汉时被纳入舆服制度。
金花泡是与以上两种风格焊珠制品不一样的焊珠制品类型，至今没有在西北边疆地区出现过，出土金花泡的山东山城阳国墓葬、江苏江都王刘非墓和广东南越王墓等，不仅年代上也差不多为同时期，而且都是诸侯国王级别大墓。与金花泡上这种将焊珠堆焊成立体感的装饰方式相似的，而且也没有在北方边疆地区出土过的各式金球饰，其中以广西合浦地区和湖南长沙地区出土量最多。类似的球饰在越南南部古海港奥埃奥、印度东海岸的古马地都卢遗址以及印度河流域的呾叉始罗遗址也都有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长期的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社会经济遭受破坏。历史记载中金银数量锐减，目前考古出土的金银器物也是数量有限。内蒙古凉城窖藏嵌有宝石的跪兽为帽顶饰件，是西晋时拓跋鲜卑遗留物，仍然是传统的草原文化风格。湖南安乡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墓出土的嵌绿玉龙纹带扣与西汉时期的八龙纹带扣相比，在造型和装饰手法上极为类似，制作上却更为精细巧妙。河南卫辉大司马西晋墓中的金华胜，相比东汉时期的金胜或者金叠胜，胜的组合更为繁复、制作更为精良，应是在东汉金胜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而江苏宜兴的金簪头是两汉期间没有出现的焊珠工艺器型。
（金带扣，安乡西晋镇南将军刘弘墓出土）
年代约为西晋晚期或东晋早期的山东临沂洗砚池1号墓，一共出土了九件饰有焊珠的金珰。根据《后汉书·舆服志》：“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珰，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这些代表了身份等级标识的饰物最早出现在汉代，是舆服制度的组成部分。同样出土了二件金珰的十六国时期北燕贵族冯素弗墓中有以金丝和金珠为纹饰的管状镂空金器和喇叭管形金器，可能就是侍中用来插貂尾的“金竿”之类，性质上应与金珰类似。除了金珰以外，东晋时期的焊珠制品的大宗为片形饰件。片形饰件自东汉时期就有发现，如江苏邗江甘泉二号墓中的龙形片饰，河南大司马西晋墓中也发现有两件，而在东晋时期大量出现，其中以花瓣形最有特色，南京仙鹤观曾为侍中的高崧家族墓出土的17件、镇江出土的8件、南京幕府山东晋皇室成员墓葬出土的2件以及除了帝族司马氏以外最大的豪族王氏家族的某一支系的族葬区的郭家山出土的25件焊珠金花饰件在形制上基本相同，都是利用金珠勾勒出花瓣和花蕊，时间上从东晋早期延续至晚期。这些六瓣形花饰，应是“钿”，自东汉时，就有以头上插戴花饰的数量来区分贵族女性等级的做法。
（羽人驭龙金饰，苏州东晋张镇墓出土，南京博物远藏）
（六瓣金粟花形饰 东晋隆安二年墓出 镇江博物馆藏）
南北朝时期的焊珠制品均出自长江以北地区，大部分为鲜卑族所有，如山西大同出土的北魏时期的头饰和耳饰，内蒙古包头市美岱村墓葬和达茂旗西河子窖藏遗物也为鲜卑族属。鲜卑是以狩猎、畜牧为主的民族，工艺装饰品以动物纹饰为主，既有鹿、马、兔等现实动物，也有龙、由现实动物组合而神化了的动物形象，比如达茂旗西河子的金龙项链、牛首鹿角金步摇冠饰和马首鹿角金步摇冠饰。根据孙机的《步摇、步摇冠和摇叶饰片》，步摇装饰起源于西方，步摇冠大约在公元前后正式形成，然后向东传播，横跨欧亚大陆到达我国。汉代时，根据《后汉书·舆服志》里的“假结、步摇、簪、珥”， 步摇是汉代皇后谒庙时的首饰之一，“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在魏晋和北朝时期，步摇已是相当流行，如顾恺之《女史箴图》上的女史们，皆有两件为一套的步摇垂直地插在发前。
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葬为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一直生活在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族乌孙遗存，这里出土的焊珠工艺制品中的大部分均为前期从未出现过的，如金面具、金杯、金罐和金剑鞘等。根据考古调查者研究，金面具在伊犁河流域尚属首见，但与吉尔吉斯斯坦伏龙芝地区出土的一件4-5世纪的金面具，在工艺技术特征上有相似之处。镶嵌宝石、焊接金珠的剑鞘，与俄罗斯埃米尔塔什美术馆藏出于于波尔塔瓦市4-5世纪的包金带柄长剑风格接近。宝相花纹金盖罐的圈足底部用焊珠做成连珠纹饰式样，与萨珊时期、粟特金银器装饰接近。而虎柄金杯的风格，与俄罗斯出土的1-2世纪的虎柄银器和一些陶器装饰风格相似。金戒指与哈萨克斯坦西部列贝德渥卡古墓出土的3-5世纪的鎏金银戒指装饰风格接近。4.隋唐时期 经历了前期分裂和内乱，隋唐时期再次统一，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和朝贡的兴盛，唐代金银器制作达到了中国工艺史上的辉煌时期。《唐六典·少府监》提到金银加工工艺: “凡教诸杂作工，业金、银、铜、铁（之）铸、（范金也）、鑿、镂、错、镞所谓工夫者，限四年成。” 明代杨慎引《唐六典》也概述了唐代的十四种用金方法：销金、拍金、镀金、织金、砑金、披金、泥金、镂金、拈金、戗金、圈金、贴金、嵌金、裹金。即传统工艺术语中的锤鍱、錾刻、鎏金、铸造、花丝、镶嵌、平脱、铆接、切割、编织等多种技术，通常一器上多种手法并用，繁缛精美。 杨军昌、党小娟、柏柯几位陕西学者对法门寺和李倕墓出土的唐代焊珠工艺制品的残件曾作了显微考察和分析，为这项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唐代的焊珠工艺被唐人形象的称为“金粟”或“粟金”，通常和“金筐”等崁包手法混用，即“钿筐交胜金粟”（温庭筠《归国遥》）。诸多文献诗句多有记述，如“越罗蜀锦金粟尺”（杜甫《白丝行》）、“粟金腰带象牙锥”（王建《宫词》）等，唐人乐史的《杨太真外传》、郑处晦的《明皇杂录》等杂记类也曾记录女伶谢阿蛮入宫献舞《凌波曲》，被赏赐杨贵妃旧物“金粟装臂环”的典故。几成富贵堂皇的代名词，其时金粟作器的名贵可见一斑。此外，隋李静训墓出土的金项链也采用了类似宝筐镶崁+焊珠的工艺。这个时期的焊珠文物遗存极少，远远不比錾花等其他金工器物。存世所见甚至，如下面几例：
（“金筐宝钿”金花饰，金乡县主墓出土） （鸿雁衔枝纹金梳背，韩森寨唐墓出土） （头有插梳的唐代妇女，《捣练图》局部）
唐 金筐宝钿金粟杯（崁钿的宝石、珍珠惜已剥佚） 德远堂藏 四、小结 黄金是古代最流行的贵金属之一，黄金制品因华贵质地和精细工艺，成为世界各地人民都非常推崇的艺术珍品。自安德罗诺沃文化或阿凡纳谢沃文化起，中亚草原古部落开始打制并使用黄金制品，耳环、手镯等是日常流行的人身装饰品。中国北方地区在夏商之际因受中亚地区影响，开始模仿制作同类物品。西周时期一些中原贵族已经接受用黄金制品装饰人身这一习俗，并制作出一些中原风格带饰。随着中亚地区游牧部落的兴起和南北方文化交流的频繁，春秋战国时期的北方许多地区，流行起萨彦-阿尔泰艺术造型的金银人身饰品、武器和马/车饰件。临近北方的中山、赵、燕等国模仿并将草原风格和题材，融入到中原造型艺术之中。秦国和赵国也开始制作动物纹的人身装饰品，并向鄂尔多斯等农牧交错地区输出。
从目前的考古成果来看，焊珠制品约从战国晚期开始在中国出现，两汉期间已经产生大量具有浓厚中原文化特色的器型和纹饰，如金灶、金盾、金胜，如金龙、辟邪、羊群以及“宜子孙”铭文等等。虽然经历了西晋时期焊珠制品数量上的突然减少，东晋时期的数量上有所回涨，但是两晋时期的焊珠工艺制品在风格类型上，与两汉时期大体上保持了一致，在制作上是更加精巧细致。南北朝时期，中原风格器物基本消失，草原文化因素占取了大部分，并在南方地区基本没有发现焊珠制品。隋唐时期的焊珠制品发展至高峰，不仅数量上大幅增长，除却外来制品和模仿外来文化的器物，更是在类型上增多本土时代特色。综上所述，或可初步推断焊珠工艺起源于西方，经由中亚地区后传入至中国境内，传播路线或至少有草原之路和海上之路两条。最初可确定本土掌握了这项工艺的时间，应是在西汉时期。对于这项工艺，中国早期各族人民也不是简单地接受和使用，而是将自身传统文化融合进去，创造出特有的器型和风格，而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焊珠工艺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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