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兴：金国天命朝谜案解析

一、引言

这里所谓金国或称大金国即俗称后金，乃是明万历四十四年(丙辰1616年)，女真(诸申)首领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称天命汗时所建。从此金国天命朝便出现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继而挺进辽沈地区，迁都辽阳，随后占领广宁，而拥有全辽，演出了有声有色的历史活剧。这是努尔哈赤雄才伟略的精彩展示，不仅是女真发展史上，更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四百年来，人们缅怀评说，深入探讨，不胜枚举。其中多有鞭辟入里，见解精到之论，人们耳熟能详，毋庸赘言。然而，亦有人们未曾留意之处，于是便有极而言之者。

诸如一些很有影响的史家，在阐述努尔哈赤指挥金国八旗大军，进据全辽，创造了惊人的历史奇迹之后，便认为至此努尔哈赤已功果圆满；更断言天命朝对努尔哈赤说来，可用一个“顺”字来概括：一切得心应手，顺畅、顺合，游刃有余而无所畏惧。努尔哈赤已由必然王国飞跃到了自由王国，进入化境，达到了生平中最为理想的境界，无与伦比。这位努尔哈赤几乎是个完人，是天人合一的杰作。然而殊不知，这并非事实。

因为只要细检史事，可以发现天命朝这段历史仍有被忽略处，特别是潜藏着诸多问题，令人疑惑而不得真相者。故存在着疑案与谜案。这就是，清官书档案语焉不详，或模糊处理，故被人们所忽略，而某些史家似乎视而不见，亦不愿提及的事实却是：第一，金国占据广宁之后，它并未发展战胜明军后的大好形势，再接再厉，而是近四年时间内，竟止步不前，乃至收缩而退；第二，天命朝中，特别是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天命汗努尔哈赤对汉人推行一系列高压政令，结果，造成了社会的极度动荡，使努尔哈赤本人、使金国皆陷入了难堪的困境。然而这本是荒谬绝伦的逆行倒施，却无任何疑义，诸贝勒对此皆缄默不言，且推波助澜，形成举国一致，均畅行无阻，令人惊诧；第三，蛰伏近四年后，努尔哈赤突然统率创纪录的十三万大军，进攻守军不足二万的宁远，却遭自其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竟而一蹶不振，含恨而逝。以上诸多堪称大不顺的情形皆成谜案，何以发生?其根由何在?说明什么?必须解答。因为这些皆是干系重大、非同小可的问题，如不能解释清楚，则不能全面完整准确地认识历史，认识金国，认识天命朝，乃至认识天命汗努尔哈赤，而成历史之缺憾。

谨于此对金国史事的上述三大谜案略加解析，以抛砖引玉。

二、释疑

(一)天命汗畏葸不前之谜——恐惧所致

努尔哈赤指挥的金国八旗兵以雷霆万钧之势，迅猛挺进席卷辽沈地区，随即于天命七年(天启二年，1622年)初，顺利夺取明之辽西战略重镇广宁，兵锋所指直向山海关。一时之间，金国大有进军关内之势。而明朝朝野上下惊恐万状，人心惶惶，亦大有关门难保之势。然而这两种情形均未发生。且奇怪的是，忽然之间，努尔哈赤竟偃旗息鼓，毁弃广宁，迅速撤兵而回。尤为奇怪的是，此后近四年间，金国竟毫无作为，不仅寸土未得，已得者竟有丢失萎缩，而内部又接连疑窦丛生，甚而人人自危。直至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方发动进攻宁远之战，却战败而馁，又止步不前，迥非敢打敢拼的惯常作风。这里面大有奥秘。究其实，是天命汗的恐惧所致。

原来，此际天命汗遇到了诸多麻烦而深陷困惑之中。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平生以大无畏著称的天命汗，攻入辽地后，遇到了意料不到的麻烦，畏惧起多人来。总体说来，这就是天命汗慑于熊经略、害怕孙阁老、懔于袁兵道，加之恐惧众汉民，竟自缚手脚，接连陷入困境，而丧失了一个个大好机会。

当天命七年正月，金兵攻下广宁后，二月初二，努尔哈赤挥军直指山海关，明辽西之军民悉数溃逃入关，金兵追逐明兵，如入无人之境，大有夺山海关而取之，甚至冲入内陆之势。然而，至第二天，即二月初三，已追逐二百里，竟“不得食”[1]。继而得报，逃跑的明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已将山海关外村堡居民及其妇孺人皆迁入关内，其庐舍尽焚烧之”[2]，便立即止步不再深入挺进，调转方向，还兵于塔山，随后班师广宁。因为没有后勤供应，且明军悉数迅速撤退之目的不明，贸然追击进攻，没有获胜的把握，只有立即止步班师，这种临事而惧，尚属明智之举。世人可以理解。

但下一步，则匪夷所思了。二月十四日，众福晋欢天喜地从辽东城被接到广宁，然而席不暇暖，三天后的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便令众福晋与己一道，又返回了辽东城。此后，便停止向辽西的一切行动，再也未组织进军。好像一切都已凝固。而畏缩之事继续发酵。

此事一年之后的天命八年(天启三年，1623年)三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

将广宁城内坚固之处一律加以破坏，房屋尽行焚毁，并严查前日焚而未尽之屋，次日再行焚烧，要烧尽了事。将木制城门上所包裹之铁皮剥下后，以火烧毁，城中粮食全部运出，驻军概令退还[3]。

至此，金国将所得的广宁城彻底放弃。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一份业绩可观的战利，竟以如此方式画上了句号。而后，仍是偃旗息鼓，没有行动。

且不止于此，二年之后的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竟又将都城由辽阳迁至沈阳，汗宣布决定后，不由分说，立即行动，两日内即迁移成功，速度之快益发匪夷所思。

事情经过是：三月初，天命汗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会议，告诉大家做好准备要从辽阳迁都沈阳。众贝勒惶惑不解，谏阻说：“东京城新筑，官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努尔哈赤遂历数沈阳之优越条件，地理位置重要，便利之处甚多。并言对迁都事，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深思熟虑已久，你们对如此决定竟然反对，不可理解[4]。努尔哈赤这番意志坚定的表述后，众贝勒大臣未再言语。于是努尔哈赤命令立即迁都沈阳。

迁都沈阳完全是努尔哈赤意志的体现，他所陈述迁都的各项理由，看来并未获得众贝勒大臣所理解和认同，从文献所载未见附议甚乃赞美即是明证。因为众贝勒大臣所谏阻之言，确有道理。然而努尔哈赤意志坚定不可动摇，尽管征询未能获得支持，竭力陈述理由，亦说服不了，出现了未获赞同与赞美这一极其罕见的状况。遂不顾众人反对，立即决定宣布迁都，且出人意料的迅速：命令既下，不稍迟疑，不做任何准备工作，立即行动。三月初三日当天离东京城启行，第二天即到达目的地沈阳。

其实努尔哈赤所言皆为托词。他之所以匆促由东京城迁都至沈阳，实为远离祸害之举。因为辽阳之地已令其心烦意乱，即当地汉人猛烈反抗及明朝现实威胁的两方面原因使其如临大敌，危在旦夕，必须马上离开，且刻不容缓。

本来，当天命六年(天启元年，1621年)三月，金国八旗兵以凌厉攻势，攻下明辽东政治中心辽阳之当天，努尔哈赤即决心迁都于此，而诸贝勒大臣皆被说服[5]。遂议定迁都于辽阳城。但迁都不久，努尔哈赤便感觉不妙，担心起防御问题，以辽阳城太大不易防守，遂又决定修筑一规模不大但更为坚固之城，乃立即驱使数万汉人民夫，昼夜不停，建起了“东京城”。虽然如此，努尔哈赤仍对防范存有疑虑，即担心此地之安全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安全问题愈加严重，他的后顾之忧与日俱增，此刻令其极为忧烦的是环辽阳而居的广大汉民，以多种形式，连续不断地猛烈反抗，致使本是“天赐”的兴王要地，顿成危险之区。

当时，努尔哈赤与广大汉人处于尖锐矛盾与对立之中，已不可调和。汉人的反抗除武装斗争，乃至大量逃亡而外，普遍存在的是对八旗官员以及女真平民的投毒与暗杀，自金国挺进辽东之日起，就不断发生这类事件，令金国上上下下防不胜防，一片恐慌。努尔哈赤已看到其所居都城周围，皆是极其凶险的是非之地，难以驻足之区。而且，尤其令努尔哈赤始料未及的是，此时明朝加强了对辽西的防守与攻势，特别是天命七年八月，明大学士孙承宗以兵部尚书原官，所谓“枢辅”身份督师山海关及蓟辽天津登莱诸处军务，坐镇山海关，部署战守，加强了辽西防线。兵锋所及已达广宁右屯卫一带，秣马厉兵，随时有出师大举东进、收复并重建金州、复州、海州、盖州等南四卫之可能。咄咄逼人之势，令努尔哈赤倍感压力巨大而岌岌可危。

为了金国国家安全，未来的大业，趋利避害，必须选择离开都城东京城，而兵贵神速，一刻也不能迟疑，遂进行防御性的战略转移。明人所说：

公(指孙承宗)渐东，奴(指努尔哈赤)惧，遂毁其宫室而北徙于沈阳[6]。

就是看穿了努尔哈赤所以抛弃东京城立即迁都到沈阳的根本原因。这些就是努尔哈赤的迁都隐情。当然，这绝对不能明言，只能意会而已。

总之，努尔哈赤自夺取广宁后，近四年间畏缩无为，完全在于其荒谬政策，激起猛烈反抗后，而害怕众汉人，恐惧孙阁老；而且，还慑于熊经略所致。此刻，熊廷弼虽不在其位，甚至已被处死，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努尔哈赤对其心有余悸，则是有历史性的。

熊廷弼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所遇到的，令其最为心烦而手足无措的对头。熊廷弼三次赴辽，即一次巡按，两次经略任上，皆令努尔哈赤深感棘手。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熊廷弼按辽期间，奉命勘查，彻底揭穿了总兵李成梁伙同巡抚赵楫，抛弃边外宽甸等六堡之地，拱手付与努尔哈赤的所谓“丧地辱国”、“弃地予夷”之罪。揭露努尔哈赤要挟贪官，借势逞凶侵占边地，并与明边官一道树立所谓互不越界之碑，使侵占合法化之荒谬行为，明确提出毁碑、令努尔哈赤退地，听约束的主张[7]。熊之义正词严，努尔哈赤之诡秘全被戳穿，使之深有无处遁形之感。

熊廷弼第二次莅辽受命为经略，是临危受命，此时明之辽事大坏，而金国连续取得攻下抚顺、清河，大胜萨尔浒，击破开原、铁岭，吞并叶赫的辉煌战绩，八旗军所向披靡，正锐气方刚之时。明之全辽岌岌可危，几乎难保，这是给金国的大好机会。如此刻八旗军乘势而进，必将大胜。然而此事并未发生。金国一举灭掉叶赫后，努尔哈赤竟然按兵不动。所以如此，原来他对熊廷弼心有余悸，摸不清底细，不敢贸然行动。而数月过去，熊廷弼一切安排就绪，特别是其周密的“南顾、北窥、东逼”的“渐进转蹙”[8]方针之制定与全面部署，努尔哈赤已无隙可乘，迟延数月后，虽一再出击而皆难奏效，这是惧怕熊廷弼而不得不吞下的苦果。努尔哈赤对熊廷弼真是捉摸不透。

熊廷弼当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事大坏之时，受命为经略第三次赴辽，虽然提出“三方布置”[9]之策，有渐次收复失地之雄心，然而由于朝中党争激烈，与巡抚王化贞矛盾甚深，龃龉不断，最后被金国所乘，明之全线溃败，熊廷弼、王化贞皆逃入关内而丢失广宁，乃至全辽。努尔哈赤既得广宁后，并未继续乘胜追击，而是毁弃广宁，全线撤退。仍是摸不着头脑，不知熊廷弼有何奥妙部署，对熊廷弼仍存恐惧所致。

一朝迟疑，步步被动。努尔哈赤而后再想出击，已绝无可能，因为孙承宗以枢辅督师辽东，以实力绝对压缩了努尔哈赤的空间。清官书《明史》载称：

承宗于辽前后修复大城九座、堡垒四十五座、练兵十一万、建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器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计达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石[10]。

这是客观的记述，是非常了不得的成就。这使明之辽东即将完全断送之际，出现了渐次恢复的曙光，孙承宗实际已是努尔哈赤的克星，使其疆土日蹙，无所作为，完全遏制了金国。所以，努尔哈赤恐惧孙阁老，数年间竟毫无作为。

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在孙承宗被攻讦离开辽地之后，以为大好时机来临，便发动了进攻宁远之战。结果被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痛击，出现了自起兵以来，从未遇过的大败，令其惊慌失措，惊恐之余，更不敢进行反击。而这时，袁崇焕的宁远已消耗严重。有记载称：

(袁崇焕于宁远大战之)次日，拾敌矢十余万枝，见城上大小穴至七十余，而查硝磺库亦已尽，危矣哉！[11]

宁远被攻，穴城至五十余窦，垂破矣……老酋宵遁[12]。

明军形势可谓岌岌乎殆矣！遭到惨败的金兵此时如果继续猛击，明军宁远城必将难保，而惨败无疑。但努尔哈赤却丢掉了惯常败而不馁，愈战愈勇，敢打敢拼之精神，而采取撤退。这完全是被袁崇焕打得蒙头转向，而失去了理智，是对袁恐惧不已所致。

以上就是努尔哈赤率金兵挺进广宁后的四年间，所以偃旗息鼓的真相所在。是其方寸已乱，处处不顺畅所致。这种情形的发生，反映了努尔哈赤精神的又一方面。

(二)诸贝勒齐喑之谜——慑于天命汗淫威所致

天命汗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后志满气骄，不经意间走上了自己的反面，推行了一系列暴政，有些堪称惨绝人寰，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更使金国、使他自己陷入了困境。然而奇怪的是这些荒谬绝伦的虐政，竟在大金国里畅行无阻，诸贝勒大臣无一异议，无任何反对，无一人仗义执言，堪称奇绝之事。何以至此，值得深思。

这些弊政，诸如：合食同住令。“诸申人、汉人同住一屯，同食其粮，同用草料喂养牲畜。”[13]即强迫汉人接纳并供养女真之令；迁移汉民令。强制驱赶汉人，即将汉人由祖居之地迁往生疏处所，凡不能迁移者，全部杀掉，宣称：“凡各处之人，尔等若不从速迁往所指地方，亦照此诛之也。”①；掠富杀贫令。即掠夺富户，诛杀无粮者。金国对治下之民，凡富裕者允许其存活，则敲诈掠夺之，而贫无食粮者则肆行杀戮，对此荒谬至极的举动，努尔哈赤毫不隐晦，公开发文，令众贝勒大臣严格执行：“有粮人入城留之”[14]，无粮者尽行杀掉，“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15]，此可谓历史奇观；追杀逃亡。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金国汉人，实在难以忍受暴政，遂不顾风险，抛家舍业，奔上逃亡之路。努尔哈赤对此绝不放过，不论逃亡者逃向朝鲜、逃向关内，或者跨海逃向山东，则一律追杀，进行残酷镇压。凡捕获之男子，“尽杀之，妇孺充俘”[16]；乙丑大屠杀。这是努尔哈赤于天命十年(1625年)十月初四日颁布的，“着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各往其屯。去后，分别屯中之汉人。”凡认定为奸细、煽惑本地乡民者、皆非我保举之官，或系原为明朝之官员，乃至书生、大臣等，皆要“甄别正法”[17]，即进行屠杀，是历史罕见的一场广泛的屠杀，此年为乙丑年，故称“乙丑大屠杀”。令下，乃遣八旗大臣分路前往，进各屯堡杀之。《满文老档》明确记载道：“经此次诛戮，贤良书生尽被杀绝”[18]；编庄。努尔哈赤宣布大屠杀之同时，决定对所留下之人，所谓“当养”之小人进行编庄[19]，实际是将国中全部土地收归国有，以强制手段将汉人世代经营的土地加以没收。一纸文下，所有辽东汉人的私产，无论贫富，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一律被金国剥夺。这是毫无隐讳的大掠夺，使封建土地关系一夜之间变成奴隶制。造成社会大颠倒、大倒退、大混乱。

总之，努尔哈赤自攻进辽沈地区之后，所强制推行的一系列政令皆属逆行倒施，造成社会大动荡，演变成大灾难的弊政，而严重威胁金国的统治，然而却又无一例外地得到身居要职的金国八旗诸贝勒大臣的坚决支持与贯彻执行。在他们身上似乎反映不出理性和良知。这是极其怪异的现象。

难道金国八旗诸贝勒大臣对汗之政令，皆心悦诚服，认识完全一致?对努尔哈赤的悖情悖理，甚至灭绝人性的仇视汉人、屠戮汉人的政策，所造成的民不安生，社会的极度动荡，而严重危及金国统治，实际亦是危及自身的恶政，皆视而不见，心安理得?他们皆是一群没有头脑的赳赳武夫，皆属浑浑噩噩，麻木不仁之辈吗?非也。

其实，过往历史已经证明，八旗诸贝勒大臣大多有自己的思想与见解，其思想敏锐，求实求真，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极少忌讳，遇事挺身而出，具有突破一切束缚的主动进取精神气概，甚至否定父汗的指令与安排，一往无前而夺得胜利。对此，努尔哈赤曾予以支持，并欣赏与自豪。

诸如，天命三年(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四月，金国首次向明发难，十四日夜，八旗兵已临近抚顺时，忽然遇雨，努尔哈赤则以阴雨，不便前进，决定回兵。大贝勒代善当即提出反对意见说：“兴师已至其境，若回兵，吾等更与大明和好乎，抑为敌乎?且兴兵之名谁能隐之?天虽雨，吾军有雨衣，弓矢各有备雨之具，更虑何物沾濡乎！且天降之雨，乃懈大明之人，使不意吾进兵。此雨有利于我，不利于彼。”努尔哈赤赞许其言，遂继续进兵。而抚顺战役后的四月二十一日，八旗兵已班师出边，忽传明广宁总兵张承胤率兵追来，代善及皇太极得报，立即率兵迎战至边，并报告天命汗。努尔哈赤以“彼兵非来与我为敌，必不待我兵也。”下令停兵回撤。代善则说：“彼兵若待，我兵则战，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势袭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20]反对回撤而坚持迎击，获准。终以锐不可当之势，击败明兵，击杀张承胤等众多明之兵将，而获得大捷。天命四年(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大战时，当三月初三日晚，已取得西、北两路胜利后，忽得南、东两路明军，向都城赫图阿拉袭来之报。努尔哈赤即令侍卫扈尔汉领兵先行前往迎击。自己则率诸贝勒大臣等领大兵至界凡，行谢天祭祀典礼。这时，代善考虑既有险情，不能置敌于不顾，遂主动提议说：“吾领从者二十人，扮作小卒前探消息，待祭旗后，汗可率众兵而徐进。”获准后，遂率众起行。四日晨，努尔哈赤又令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皆率兵前行。皇太极见状，乃请示汗亦欲与大贝勒同行。努尔哈赤说：“汝兄扮作哨探，前听消息，汝可随我同行。”皇太极却不同意而坚持说：“大兄既已独往，吾等何故留后。”[21]说罢不待准许，便率兵行动，直奔前方。这种有思想、有韬略，遇事直抒见解，甚至违背汗意，敢想敢为的主动进取、敢于负责的精神，是金国的优良传统，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十分可贵。

然而此刻这种精神面貌竟荡然无存，一切黯然，呈万马齐喑的状态。其实，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完全是努尔哈赤造成的，是其淫威之下，已彻底毁坏了金国的政治生活。造成人们不得不自缚手脚，而噤若寒蝉。因为，就在萨尔浒大战获胜不久，金国政治生活发生巨变，接连出现许多大案、要案，搅动得金国统治高层人心惶惶，政治空气骤然间窒息与凝固。

天命五年三月，大福晋阿巴亥被小福晋塔因查揭发与大贝勒代善有暧昧事称：“大福晋曾二次备办饭食，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且大福晋一日二三次差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也。福晋自身深夜出院亦有二三次。”天命汗闻听此言，随即派遣达尔汉侍卫、额尔德尼巴克什等四臣调查核实而回报属实。汗随即说：“我曾言，待我死后将我诸幼子及大福晋交由大阿哥代善抚养。因有此言，大福晋倾心于大贝勒，闲来无事，一日遣人来往二三次矣。”说罢颇为恼怒，且“不欲加罪其子大贝勒”[22]，遂借故以大福晋隐匿并随意赐予村民财物之事，而将其休离。但对代善却耿耿于怀。汗没事找事，弄巧成拙，自找难堪。嫌怨于并无过错的代善，毫无道理。半年后的九月，便在代善虐待并欲加害前妻之子硕托事上，大做文章。随即下令严惩代善：剥夺其太子名号，即废黜其储君地位②。其实，代善次子硕托放荡不羁，与一群同病相怜的纨绔子弟，互相勾结，寻欢作乐，多有一些荒唐淫乱之事，且非止一日。代善对其极其厌恶，而父子矛盾不可调和。代善甚至请示父汗要亲手除掉这个逆子。硕托为躲避惩罚，乃与同伙逃亡入明境旋又逃回。努尔哈赤将此事完全归罪于代善。此刻竟召集会议，以父汗与代善孰是孰非，令诸贝勒大臣立即站队表态。除莽古尔泰开始就与汗站在一起外，阿敏、皇太极，及侍卫扈尔汉等齐齐站起，移到汗这边来，至此彻底孤立了代善。显然这种处理方式，过于感情用事。从代善所遭的无妄之灾中令人深感汗之喜怒无常，臣下动辄获咎，罪不可测。诸贝勒受此负面刺激，得出教训：为保身固位，只有小心再小心。

而且自代善丢储君之位后，金国诸皇子即诸贝勒间觊觎太子之位者大有人在，为夺得此位，皆在明争暗斗，以求一逞。当金国挺进辽沈地区后发生了谋臣阿敦被杀事件，清官书说阿敦获罪之名是，“调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言调唆其他小贝勒”[23]。这虽然从侧面反映了诸贝勒彼此之间各个较劲，争斗激烈之情形，但语焉不详。朝鲜史书却道出了详情。原来，自代善被废太子后，努尔哈赤以未再立接班人而不释于怀。一日，出于对谋臣阿敦的极大信任，乃密问道：“诸子中谁可以代我者?”阿敦说：“知子莫如父，谁敢有言。”努尔哈赤一定要他明确说出自己的看法，阿敦乃说道：“智勇俱全，人皆称道者可。”努尔哈赤说：“吾知汝意之所在也。”朝鲜史书说这是指皇太极。实际上阿敦所瞩目的也正是皇太极，只不过未明言而已。然而，阿敦行动不慎而将此事泄露，造成代善与皇太极、莽古尔泰，乃至阿济格间的矛盾加剧。进而导致努尔哈赤责问阿敦，随“以为交构两间，锁扭而囚之密室，籍没家赀”[24]。旋被幽杀。显然，阿敦成了汗的诸子争夺储君的牺牲品。然此事之发生，又深刻教训了诸皇子，使之力图避免出现政治错误，而断送前程，故多三缄其口，而少说为佳。而紧接其后出现的严惩扈尔汉、冤杀额尔德尼及惩治乌尔古岱等事件，更无疑向诸贝勒敲起警钟，令其不寒而栗而得出反面教训：绝对不能违背汗意，不可稍有闪失，必须处处留神，谨小慎微，绝对谨遵汗命，否则必将有灭顶之灾。

达尔汉侍卫扈尔汉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努尔哈赤养子，竭诚效力三十余年，权倾一时的总兵官、掌握实权的第一都堂扈尔汉，天命八年三月，仅因其胞弟首告纳贿，便被革职，降为三等总兵官，又降为副将。最后身死亦不得宽恕。何以如此?努尔哈赤指责其“居心奸慝”[25]，《满文老档》称其“晚年心变，因悖逆而降其职”[26]。所谓“奸慝”“心变”“悖逆”何所指?原来是天命六年闰二月，努尔哈赤追究上一年即天命五年八月，进攻蒲河城，追击沈阳明兵时，因右翼大贝勒代善及达尔汉侍卫扈尔汉曾派遣人员前往阻止，贻误了战机，下令审议定罪。众审事官遂根据实情将所拟定惩处条款奏报于汗。汗则怒责众审事官未按其意图处理，是“以非为是”，并加罚银。扈尔汉听罢气愤地对汗说道：当时是汗派遣名叫阿都的执旗往传禁令，大军才听令停止进攻的。这种顶撞实际上道出事情的真相，无疑暴露汗在说假话，很令其难堪，努尔哈赤当即厉声怒责：“以是为非，变色强辩，欲何为耶?”[27]当即令于法司内画地为牢，将扈尔汉羁禁二日。但此事并未就此完结，随后对其惩处便不断加码，终致严惩后，绝不宽恕。很显然，这是冒犯了汗的绝对权威而招致严惩，终生不得翻身。

额尔德尼之获罪被杀，更属离奇。为满洲崛起、金国发展，竭诚奉献毕生精力的一代杰出人物的额尔德尼，创制满文、开创记档先河、谋划政权建设、编纂法典成书等诸多成就，在金国无人企及，是努尔哈赤最为倚重的智囊人士。然而天命八年五月，被控告受贿及藏匿东珠等物，努尔哈赤当即发话道：有藏匿等物，即献出。献则无罪。额尔德尼直言回绝道：东珠是我个人所买，没有受贿，没有藏匿，拒绝认罪。但最后还是遵照汗令交出了自己的东珠等物，然而，努尔哈赤还是自食“献则无罪”之言，下令将其杀掉[28]。随后汗在众人惊诧中，对此举作了长篇辩解，不仅反证了额尔德尼确实无罪，更泄露了所以诛杀额尔德尼的奥秘，在于不能容忍其与四贝勒皇太极联系密切，其有参与汗诸子争位事之嫌，这更令人悚然，益发深感动辄获咎，罪不可测。

接连的惩处已充分说明在努尔哈赤那里，已没有什么真理、正义，有的只是蛮横与霸道。对他来说已无所谓里表，他说一是一，错误也是正确，一切已不容商量，完全无理可讲。如果执意求实较真，轻则遭到谴责、严惩，重则丢掉性命。对天命汗的一切措施、政令，毋庸思考，毋庸置疑，而忠心进谏亦不可，只有绝对服从。严酷、惨烈的现实令诸贝勒大臣心有余悸，真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人人自危。这深深地教训他们，让其惊悚地看到，动辄取咎，言则获罪。还是明哲保身，少说为佳。于是在天命汗的淫威之下，皆但求保身，什么社会安定，金国前途，已全然不在话下。所以，至此之后，金国里便无一点活气，众皇子，众贝勒大臣便死一般地沉寂，面对荒谬，不仅熟视无睹，集体失声，无一异议，任其恣肆，且推波助澜：积极贯彻。于是天命汗努尔哈赤的一切荒谬举措，便没有任何阻挡地一路畅行。

金国里，这种舆论一律的现象是极其危险的。多年来经战争洗礼，培育养就的八旗勇武精神，临场尽情发挥的聪明才智，不断完善的能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诸贝勒大臣念兹在兹的责任心，至此已一概皆无。这时只剩有天命汗一人的思想与政策，至此，努尔哈赤大施淫威，言出令行，自以为得计，其实已完全脱离实际，得不到忠言规劝，完全被架空，完全自我孤立，陷入了寸步难行的荒诞陷阱，已无任何顺畅可言；他违背规律，逆势而行，处处不顺到了极点，这是他自己的大不幸；自然导致金国危机重重，这更是金国的大不幸。

(三)宁远败馁之谜——天命汗思想僵化所致

天命十一年初，即蛰伏四年后，努尔哈赤又指挥八旗兵向明朝大举进攻，猛攻宁远。然而，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失败，对其可谓创巨痛深，数月间再难振作，竟在疑恨交加间愀然而逝，留下了不尽的遗憾。

本来，金国自从辽西撤退后，明军便蚕食而入，特别在枢辅督师孙承宗坐镇指挥与支持下，已拓地四百里，甚至兵临广宁，致使金国无所作为。然而，天命十年(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最令天命汗疾首蹙额的这位大克星孙承宗，竟被攻讦去职离开辽地，而继任掌权者，采取退缩政策，努尔哈赤顿觉机会来临，故兴师出征。经过两个月的备战后，乃于次年即天命十一年(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亲率十三万兵，号称二十万，声势浩大，直指明宁前兵备道袁崇焕筑城据守而守军不足二万的宁远，进而趋向山海关。这是努尔哈赤起兵以来，征战出兵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欲以泰山压顶之势夺取宁远。十六日行至东昌堡，十七日开始渡三岔河即辽河。十余万大军遍布旷野，南至海岸，北越通广宁大路，平推而进，如风扫残云般地迅速占据右屯卫(今凌海市东南右卫)、大凌河(今凌海市)、锦州，以及小凌河、杏山、连山、塔山。因为在明辽东经略高第弃地收兵撤退令下，此七城军民早已焚烧房舍、谷物仓皇撤逃。唯有袁崇焕坚守宁远不动。二十三日，八旗兵至宁远，越城五里至城南，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将宁远与关内联系切断。准备瓮中捉鳖，一举夺下。努尔哈赤对此有十足把握。然而，实际上却出乎预料遭到了厄运，连攻宁远两日，不仅不下，却被城上所发炮火痛击，损失不轻，不得不败退而返。所谓大炮一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29]

金国于宁远之战中损失兵丁数目，各书记载不一，或谓三千[30]，或谓数千[31]，或谓一万[32]，或谓一万七千[33]，或谓数万[34]，虽皆难以确指，但金国损失重大则确定无疑。至于清官书所谓此战“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显见是极力缩小后的数字，而绝非事实。尽管强攻宁远不下，二十六日，金兵渡海攻下明朝储备军粮之地觉华岛，击杀明守岛将士，数万石粮草及所有战船皆被焚毁，使明朝损失不轻，使其宁远之胜大打折扣，而金于回军途中又将右屯卫明囤积之粮草亦加焚毁，可谓意外的战果，但总体说来，此次金国出师则是惨败。

不可一世的努尔哈赤蛰伏四年，一朝发出前所未有的十余万雄兵，竟不敌不足二万之明兵，遭到如此失败，可谓狼狈已极。这对其可谓致命打击，其内心极为沮丧。尽管取得觉华岛之辉煌战果，但不足以抚平其遭到重挫后之烦躁，他无心恋战，乃不稍停留，急速下令撤兵，于二月初九日，返回沈阳。清官书评论道：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惟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35]。

这是实情。努尔哈赤遭此失败，可谓羞愤交加，竟至乱了方寸，他一改愈挫愈勇，从不言弃，奋斗不息的一贯作风，自败归沈阳之后，并未及时汲取教训，整顿兵马，组织力量，再次向明朝发起攻势，甚至再未言谈及攻明之事。对明朝可谓偃旗息鼓起来。宁远之败已令其百思莫解，无比惶惑，陷入难以自拔之地，而遗恨终生。

努尔哈赤主动出击宁远，志在必得的大战，竟出乎意料的大败；而明朝当权者，几乎皆以为袁崇焕以孤军守宁远必败无疑，竟获得令其意想不到的大胜利。二者反差之大，皆令世人震惊。仔细评量不难发现其中缘由。

明朝宁远获胜最根本一点是知己知彼，采取婴城固守之策。即凭坚城用大炮，实行坚壁清野。这是从实际出发，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战略方针。而此方针的制定与坚决贯彻者就是袁崇焕。明军统帅人物袁崇焕，是能够取胜的关键所在。他不仅具有强烈的爱国意志，献身边疆，誓复失地，敢打敢拼，坚持到底的英雄气概，更深谋远虑，极富韬略，有周密完整的克敌制胜的战略部署。他清醒认识与把握现实，最知己知彼，面对强敌，深思熟虑，研究对策，特别是精研兵法；他关心时事，留意并及时捕捉、掌握最新的信息，学习、吸纳最新的战略思想，早就定下了切合实际最为得宜的战略方针，而坚持不懈。这其中对他影响最大最深，他最为服膺的则是徐光启的战略思想与主张。

对付气焰已炽的金兵，应该凭坚城用大炮，实行坚壁清野的主张，正是徐光启新近提出的。徐光启，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进士，选庶吉士，此时官至河南道御史，他不仅是博学的科学家更是一位战略军事家。他跟随西洋人耶稣会士利玛窦学天文、历算、火器，尽得其法。而精研军事，研制火器，关心时事，提出诸多有关御虏、练兵、屯田、守城、治历等主张，颇有见地。

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徐光启鉴于辽左接连溃败，开原陷落，将士覆没，辽阳、广宁岌岌不保，人心惶惶毫无应对之策时，上疏提出：

亟造都城万年台，以为永永无虞之计。《易》称“设险守国”，平居且然，况值门庭之劲寇乎。臣历考前代兵政之弛，兵势之弱，未有如今日者也。居必战之地，无可战之兵，而求万全无害，非有度外奇策，曷克有济?臣再四思维，独有铸造大炮，建立敌台一节，可保无虞。造台之法：于都城四面切附门垣，用大石垒砌。其墙极坚极厚，高与城等。分为三层，下层安置极大铳炮，中层、上层以渐差小。台径可数丈。每台约用惯习精兵五百人。其最大炮位，平时收藏内府，第二三等，藏之戎政衙门。闻有警急，即行修整安置。贼寇攻围，相机施放。虽有大众，一时歼灭矣。

随又指出，因“见在边腹兵马，皆非奴敌”，即现状是明朝内外之兵力孱弱，已非金兵对手，对擅长野战的金国八旗兵不可直接交手硬拼，只有采取“婴城固守之策”。所谓婴城固守，即据城、环城而守之意。他主张的办法是：

大修守御之备，而坚壁清野，使贼退无所掠，进必被歼。即守在辽东，贼必不敢蓦越数城长驱深入[36]。

以此来对抗敌人，消耗敌人。天命六年(即天启元年)四月，当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东战事败坏加剧，徐光启奉召言事，再次强调其婴城固守之策。上疏指出：当力不如敌，难以与之野战之时，“便合婴城自守，整顿大炮，待其来而歼之”。并指出应将大炮置于城上，绝不可置于城外。他说：

奈何尽将兵民炮位置之城外，一闻寇至，望风瓦解，列营火炮，皆为敌有；返用攻城，何则不克?陴无守兵，人知必败，合城内溃，自然之势，是讳婴城自守之名，而甘丧师失地之辱，臣不能为在事诸臣解也。

绝不可讳言防守，要理直气壮地大谈防守，防守不是怯懦，防守即婴城固守恰恰是制敌胜策。他认为“今奴之胜势，已十倍于昔矣。只宜坚壁清野，整备大小火器，待其来攻，凭城击打。”所以要“建立附城敌台。以台护铳(这里指大炮)，以铳护城，以城护民，完全无害之策，莫过于此”[37]。他又反复强调火器之重要：

今时务独有火器为第一义[38]。

火器者今之时务也。……今日之战守而无大小铳炮，犹空手遇虎狼也；有铳而无台，无坚甲利兵，犹手太阿之剑而无柄也[39]。

至此，徐光启提出了婴城固守的完整战略防御体系：凭借坚城使用大炮，坚壁清野，坐以待敌，迎而歼之，且消耗敌力，终致其败。

善于用兵，具有超前意识的袁崇焕正是及时学习掌握，深得此法之奥妙，而完美地应用于战争实践。而且，一经认定便积极准备，且得到了当年枢辅督师孙承宗的坚定支持，目标得以实现：不仅在其亲自督催下修筑了坚不可摧宁远城，并有预见地将全国仅有的三十门西洋大炮，除京城已安置十九门外，其余十一门，全部安置于宁远城上，并周密部署其他配套火器。于临战之前实行坚壁清野。这是最实实在在的备战，为婴城固守创造了充分的条件。显见凭坚城用大炮，是针对实际，避开金国八旗兵善于野战，冲锋陷阵，勇不可当的凶焰，使其无所施其技，而扬长避短，足以消耗敌人、战胜敌人的长策。

明宁远守将及广大军民的上下一心，同仇敌忾，是获胜的保障。所有军民在袁崇焕敢打敢拼精神鼓舞下，皆具有抗敌的决心与勇气，而满桂、赵率教、左辅、朱梅、祖大寿、何可纲、金启倧等将领，皆意志坚定，勇于负责，同心同德，共担抗敌大任；且防守分工明确，军纪严明。尤其是袁崇焕亲督内丁“专一城内搜拿奸细”[40]，彻底粉碎敌人从内部策应之图谋。终于击败远道而来的强敌，取得完胜，固然在情理之中。

金不知己彼，糊涂浪战。关键是天命汗努尔哈赤思想僵化，反常所致。金致败之因则与明朝截然相反，是莫名其妙地毫不知己亦不知彼状态下，糊糊涂涂地投入战斗，终致惨败。

本来努尔哈赤一向知己知彼，用兵如神。当临战之际，无不以各种侦察手段，全面彻底地掌握敌情，权衡利弊，召集众贝勒大臣，据以制定战略战术方针，细商切实可行之对策。更以充分准备，甚至全民动员，趁时趁势出击，而一举制胜。战时，更充分发挥众人才智，往往四大贝勒、众小贝勒，乃至八旗将领，皆能奋勇当先，独当一面，战胜攻取，实现总体目标。努尔哈赤可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然而，此际努尔哈赤竟完全背离此惯有做法，已完全不顾众人，不与众议，而纯属一人动作。

努尔哈赤自金国夺取广宁旋即撤退而归的四年间，并未蓄积力量，秣马厉兵，以备再次出击攻明。而是忙于处理内部诸多棘手的问题。他杀入辽沈，挺进广宁，可谓一路顺风，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切敌人皆不在话下，而志满气骄，莫可谁何。但又困于立储，其诛杀重臣阿敦及谋臣额尔德尼、严惩养子达尔汉侍卫扈尔汉、严惩治第一都堂额驸乌尔古岱、惩戒四贝勒皇太极；乃至变本加厉地推行荒唐政策，诸如掠富杀贫，乙丑大屠杀，将贤良诸生几近杀绝，搞社会大倒退的编庄，等等，皆在此时发生。以致金国国内，淫威之下，尽皆失声。他耳边已听不到任何不同声音。他陷入了困境。而当突闻明枢辅督师孙承宗一朝去职，便自行决定出击，实是毫不知己彼的懵懵懂懂的行动。

闭目塞听，对敌情全然不清。努尔哈赤对明朝此际的变化，对袁崇焕非比泛泛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丝毫不知。特别是袁崇焕发誓万众一心守宁远，并筑坚城，备置大炮的最新事态竟全然不了解。金国本来善于广布谍者、细作对明朝进行侦探，然对袁崇焕更新的战略部署，筑坚城、用大炮、婴城固守、坚壁清野的诸多举措，似乎竟毫无所见，毫无所报，或者即有所见，因不懂最新的战略战术，特别是新式火器为何物，而以惯常思维判断，亦不明其奥妙所在。所以即便笼统上报，努尔哈赤亦不以为然。这样，不知敌情，不知有重大变化的敌情，便无应变措施，无针对性的准备。故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重重碰壁：

奴攻宁远两昼夜不下，环城挖掘六七十处，城根脚俱大石竖砌，入地深五尺许。城外矢尽粮绝，城上火炮齐发，钩梯战车尽行烧毁，红巾裹尸，哭声震地[41]。

藐视轻敌，打无准备之仗。努尔哈赤自恃八旗军所向无敌，乃神武之师，而明军皆属不堪一击之辈，战胜攻取皆不在话下：“丙寅春，奴以十万众薄城下，视宁城为辽、广故事，直欲靴尖踢倒”[42]。遂高枕无忧，有兵不练，而军事呈荒废状态。战后敢言的汉人谋臣刘成学上书道：

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不恋战也。且车梯藤牌朽坏，械不锋利，汗轻视宁远，故天降劳苦于汗也[43]。

虽措辞婉转却点到了问题的实质。

思想僵化，以短击长。努尔哈赤正因为不了解变化的敌情，仍想当然，以守旧思路、按老办法备战出击，绝无认真研究形势已经变化了的对策，自恃并陶醉在八旗之骑射武功：“睨过坚城，冲犯内陆，倏往倏来”，“横行冲突，莫可与敌者”；“铁骑奔驰，冲突蹂躏，无不溃败”[44]等惯常优势，仍旧以为用铁骑、弓箭、大刀、长矛，猛势出击即可解决一切问题。结果这些老办法、老旧武器在新战略、新火器面前，完全失效，明之大炮“一发决，血渠数里，伤数百人”[45]，而自取其辱。

一人独断，众无作为。汉谋臣刘学成上书中有：“今汗与诸大臣等，若父子一心，上合天意，下顺民心而行，焉有不可”[46]之句，实是对金国当时存在上下不和谐，彼此思想壅塞等问题表示担心的委婉说法。以往，努尔哈赤挥兵作战，无不调动方方面面之积极性，特别是诸子侄、八旗贝勒众大臣之积极性，出现人人献计献策，奋勇争先之热烈景况，“出兵之时，无不欢跃，其妻子亦皆喜乐”[47]，人的积极性得以充分发挥，其中多有创造性之举，故战事进展往往出乎想象的顺畅。然而此次自金国建立以来出兵人数最多的征战，竟未出现这些场面。清官书对此重大战事，皆语焉不详。纪事翔实广泛的《满文老档》对此事竟然一字不记，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满洲实录》，乃至《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亦皆仅仅记述努尔哈赤“率诸王统大军征明”，或“率诸贝勒大臣统兵征明”的简略过程，不见任何诸贝勒大臣之表现，显见这只是努尔哈赤一人行动，众人皆无条件地被动服从。惯常所见的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发挥众长之事，完全不见，可谓是努尔哈赤一人在唱独角戏。而且是不知己彼，严重脱离实际，懵懵懂懂地糊涂浪战，终致大败。清官方典籍这种处理方式，实是极力遮掩乏善可陈的难堪之事，为尊者讳。宁远大败更充分暴露了天命汗努尔哈赤逆势而动的不顺畅，达到登峰造极。

三、启示

金国天命朝谜案的解析，让人们看清了全面完整的金国天命朝历史，看到了全面完整的努尔哈赤形象。本来，天命朝这些谜案皆是客观存在，是金国总体历史的构成部分，只是由于人为的忽略或遮掩，似乎并不存在。所以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呈模糊状态，而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然而隐蔽一旦暴露，问题一经挑明，随而深挖细究，揭示史事之原委及诸多相关联之真相，则诸疑冰释。人们于是得以清楚看到金国发展竟有如此复杂的历程，清楚看到努尔哈赤并非完人，他有功有过、有顺有逆的真实状况，而获得了完整的历史认识。人们通过这次质疑解惑，所获教训深刻、启示深刻，更加明晰了史家该如何治史、如何汲取历史教训。

必须从全局、从整体中观察与探讨问题。人们，尤其是一些论者之所以对天命朝谜案视而不见，或见不深究，不以为然，实因缺乏整体、全局意识，而囿于片面之见所致。任何事物都有各自完整的历史，即相对独立的完整演变过程。研究历史不可离开特定历史的总体环境。即便所探求是某些问题，或某一方面之事，亦必须将其置于总体、全局之中加以认识。否则仅据片面的、局部的、孤立不完整的历史，所做的考察，得不出准确的结论，甚而南辕北辙。诸如，面对金国占领广宁后努尔哈赤畏葸不前之事，乃至众贝勒失声现象，必须认真思索：有否先例?因为只有这样在纵向连贯比较中，才能发现问题而确定其性质。考究个案，亦不能仅仅就事论事，还须横向考察诸多关联，乃至问题的来龙去脉。而宁远之战何以惨败，不仅考察金国历来之战略方针，更考察当时明金双方战略之异同，则自然会清楚暴露出此时天命汗未能与时俱进的思想僵化问题。此皆是从全史角度出发，全面深入探求，进而认识其所展示的历史真谛，而得出真实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获得历史启迪。

必须详尽占有史料。全面占有史料，结论必须以坚实可靠的事实为根据，这本是常规常理。然而问题又往往出现在这里。某些史家评论金国天命朝及天命汗时之所以得出与事实背离的结论，其症结就在于不经意间迷信一方文献、一种史籍，过于注重清人之档案、史籍，而忽视其他，且未能深究清人典籍固有的欠缺与问题，竟而被其左右而出现偏差。只有利用多方文献、多种史籍，旁搜博采，深入挖掘，比照研究，追根溯源，方能实事求是，准确还原完整的历史，弄清真相。此次解析金国天命朝诸谜之过程，再次验证这个普通的道理。即不仅须要重视清人之典籍，更须充分重视与利用相关的明人及朝鲜典籍；很多情况下，明人及朝鲜典籍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揭示出重要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才避免认识的片面性，人们方能得窥天命朝的历史全貌。否则孤陋寡闻，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可不慎。

必须严肃客观地对待历史，不可偏颇。此次解析再次告诉人们，尤其是治史者之治史态度必须端正，行为要有规范。有人之所以无视金国天命汗自攻进辽沈地区，特别是占据广宁之后已陷入困境，呈现了诸多“大不顺”的事实，却危言耸听地做出“大顺”的结论，如此持偏执谬，就在于太感情用事，随心所欲，不能客观正确地对待历史，不能科学辩证地认识天命朝与天命汗，而存在绝对化的偏颇倾向。以为天命朝天命汗一切皆好，不能非议。殊不知，这种认识完全背离实际。天命汗是位伟大的人物，但其伟大、恢弘的同时，又有渺小、狭隘与狂虐，可谓英明与不智集于一身。如果出于偏爱，表述时对凡不利于金国及天命汗之史料皆视而不见，加以忽略，甚而故意遮掩真情，隐恶扬善，便不是信史。而以此得出的结论绝不可信。过犹不及，实是步入歧途、深陷谬误的自欺欺人，无异于反面教材。它警示人们，治史者必须凛然史家之操守，端正史心，严肃史责。即以客观公正的态度，以严肃、严谨，积极奉献社会并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历史，深入审慎研究，认真梳理辨识，以辨明是非，展示真相，寻求真谛。唯其如此，方能向人们展示出完整准确的历史、总结出真实有益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注释：

①《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117页。按《满文老档》将此条上谕置于二月初三日，而所谓“照此诛之”，指大贝勒发兵攻拒不迁移的义州城，屠戮三千人之事，乃在二月初六日。这样，这条上谕是事先谈论事后之事，此悖谬不通。天命汗之此谕只能在二月初六日之后，而非之前。显见《满文老档》文献排列出了错误，谨此订正。

②据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清太宗继位考实》论述，此《考实》载台北《故宫文献》第三卷第二期。按，冈田英弘《考实》乃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景印刊行的《旧满洲档》中《昃字档》末尾四页残篇，及用此《旧档》中的《藏档子》《无编号残档》的“错简断片”，加以研究印证，以所发现之材料归纳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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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M].北京：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1932.9.

[36]徐光启.辽左阽危已甚疏[A].徐光启集·卷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11-112；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卷四八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2.5382-5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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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徐光启.与杨淇园京兆[A].徐光启集·卷一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470.

[39]徐光启.略陈台铳事宜并申愚见疏[A].徐光启集·卷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207、208.

[40][41]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一五、卷一六[A].续修四库全书(第437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386、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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