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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起，中国就流传一句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还有一句话叫做：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两句话有一个共性：对知识分子都存在歧视或嘲弄。同时，也揭示了一种现实情况。不由得让我深思：秀才（这里的秀才，其实是文人的代名词）造反，为何十年不成？觉得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知识分子没有极强的号召力。大凡历史上的起义成功者，往往具有一定的人格魅力，而这人格魅力往往与勇武、豪放，不拘小节、讲义气、粗犷、敢想敢干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知识的多寡无关。比如，汉高祖刘邦，年轻时不学无术，无赖成性，好赌嗜酒，乱搞男女关系。。。。。。可以这样说，这家伙在品德方面无一可称道之处，在一般人眼里，无非是个无赖，以至于当时这家伙年近而立仍讨不到老婆，连老爹刘太公都骂他。可是，偏偏就是这家伙，成就一代帝业，最终打败了勇武过人、不可一世的项羽，奠定汉家四百年的江山。为什么？这就是在乱世，他的缺点恰恰成了他的优势：正由于他豪放，讲义气，胆大，才团结了夏侯婴、樊哙等等一帮武夫，使他们把刘邦视为知己，愿意为其卖死力，也使有谋略的萧何认为他可辅佐，以建功立业。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试想，论才干，他与韩信、张良、陈平等无法相比，可是，后者都缺乏这样的人格魅力，以致无法形成巨大的凝聚力，让大家团结在自己周围。刘项原来不读书，大功业往往是具有匪气的不学无术的无赖建立的，这也许是历史跟一向推崇“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民族开的天大玩笑吧？ 二，知识分子往往做事优柔寡断，缺乏魄力。乱世之中，要想造反成功，必须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否则容易丧失大好战机。可是，由于知识分子读书太多，考虑问题往往较全面，前思后想，唯恐有缺漏之处。这固然有一定好处，但恰恰也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世事往往难以十全十美，有时必须两害相权取其轻，大胆决策。等你考虑得万无一失时，最有力的时机已丧失殆尽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败而何？韩信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当他的实力达到顶峰时，别人劝他背弃汉王，他优柔寡断，思之再三，认为汉王有大恩于己，不肯背叛；当刘邦要收拾他以消除对自己的威胁时，他兵权明明已旁落，却想造反，结果落得身首异处的可悲下场。从这一点来说，知识分子只能做别人的谋士，为他人做嫁衣裳，不能独立为王也。不亦悲夫？ 三，知识分子最爱窝里斗，互相瞧不起，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即指出了知识分子自命清高的毛病。俗话说：两人智慧胜一人。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知识分子虽懂得这个道理，但在实际生活中，明明自己脱离实际，纸上谈兵，却往往目高于顶，自以为是，谁也不服谁。用老毛的话说——知识分子的臭毛病。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就自然界来说，一种旋转的天体，一旦自身有了巨大能量，就会产生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知识分子多读了一些书，自身“能量”大增，能不如此？《三国演义》中水镜先生司马徽说：伏龙凤雏，二人得一可安天下。可是，刘皇叔把二人全得到了，却最终未能得天下，为何？原因固然多方面，但恐怕也与两人不能真正充分合作有关吧（尤其是庞统自以为是，非与诸葛一争高下）？这一点，在袁绍阵营表现的最为充分：袁绍手下不乏许攸、审配、田丰、沮授、逄记、郭图、辛评、辛毗、陈琳、崔琰等杰出谋士，他们都有真才实学，可是大家不能同舟共济，而是离心离德，互相吵架、算计，各负其能，最终使兵强马壮的袁本初兵败身死，可悲可叹！事业的成功要求一个集团必须团结如一，知识分子有这一缺陷，焉能成功？ 四，知识分子大多不够残忍，缺乏权术。中国的历史早已证明：成大事者，必须有“忍”的功夫，这“忍”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忍耐”，也叫韬光养晦；二是“残忍”。不具备这两个素质者，绝难成功。君看越王勾践，把这两项功夫练到了绝顶：他在吴王夫差面前再三装孙子，为表“忠心”，甚至不惜品尝夫差的粪便；当取得成功后，他不惜杀害建立大功且一直忠心耿耿的文种。其他如曹操、司马懿、武则天、朱元璋、朱棣、雍正、、、、、、哪一个不具有心狠手辣的特点？反面的例子就是水泊梁山的头领白衣秀士王伦，这位老兄不想接纳晁盖、吴用等好汉，却又心慈手软，不忍对他们下手。结果吴用看出了问题，便煽风点火，利用林冲杀了王伦，这位王秀才只落得身首异处，鹊巢鸠占，还落了个心胸狭窄的恶名，贻笑千古。知识分子为什麽大多不残忍？因为他们自小学习的是儒家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是他们的最高灵魂之一，于是他们成了谦谦君子，品德高尚，胸无渣滓，更不会用缺德手段害人，只能成为历史上的代代忠臣，奋不顾身，极力死谏昏君，最终被小人和昏君害死，成为专制祭坛上的牺牲品。不亦悲乎？ 五，知识分子大多脸皮薄，自尊心太强。俗话说：脸皮薄，吃不着；脸皮厚，吃个够。稍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大凡能够推翻前朝或政治上成功者，大都精通厚黑学。在这些人的心中，权利、富贵、成功最重要，至于脸皮、人性、道德，要不要都可。唐朝的安禄山，脸皮厚似城墙，竟尊称比他小十几岁的杨贵妃为干妈，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厚着脸皮叫出口的。再看后晋皇帝石敬瑭，这位老兄不但将燕云十六州献给契丹，使中原地区丧失了北方屏障，另外每年纳岁绢三十万匹，并向比他小10岁的辽太宗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称耶律德光为“父皇帝”。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那些人一不满意，就派人责备石敬瑭，石敬瑭总是恭恭敬敬，赔礼请罪。晋朝使者到了契丹，契丹官员傲气十足，说了许多侮辱性的话。使者受了气，回到汴京，把这些事传了开去。朝廷上下都觉得丢脸，只有石敬瑭毫不在乎。我敢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即使统治者用杀头来要挟，他们也不会无耻到如此地步，因为人格尊严在他们心中重如泰山。 于是乎，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中，只能做流氓无赖头子的谋士，一旦成功，也往往脱不了狡兔死走狗烹的可悲下场，文种、李斯、刘伯温、、、、、、而社会却没有多少实际的进步，依然在专制的阴影下蜗牛式爬行，百姓则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本来是救民于水火之中，可他们的实际作用却不过是使一个个专制的屠夫坐稳了江山，这难道不是一代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吗？ 如今，知识分子作为改朝换代工具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那么，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的真正使命是什么？我以为应当像鲁迅、柏杨等人那样，做国家肌体上的牛虻，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针砭社会时弊，监督官员和政府，呼唤公平正义和良知，为国家的文明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如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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