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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时期，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中原王朝的实力较强、规模较大自不待言，而在十国之中，实力规模值得一提的国家也不在少数，马殷创建的南楚（又称南楚、楚国）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只能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但是南楚却因为特别的富庶留名青史，成为兵连祸结的乱世中的一股清流。 因为南楚君臣的苦心筹划、努力经营，在烽火连天的五代十国乱世中南楚所处的湖南地区获得了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崛起成为一个经济发达、民生殷富的富饶区域，不但使得这一区域在当时富甲天下，经济上丰厚的积累又使得其在后来的宋朝继续辉煌，最终成为人文荟萃、经济繁荣的地理单元，一改之前相对蛮荒落后的局面。  自马殷被任命节度使开始割据到南楚灭亡，南楚共存世55年。 这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特殊的历史机遇。 当时，淮南杨行密集团与盘踞中原的宣武朱温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著名的战争：清口之战。清口之战的历史意义不逊于赤壁之战或者淝水之战，但是知名度相对较小，可即便如此，其作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争的地位绝不能让人忽视。 从狭义的角度，清口之战可以算是从乾宁二年（895）杨行密上表控诉朱温罪恶导致双方正式宣战开始，之后双方有一些中小型的军事冲突，直到乾宁四年（897）八月朱温派遣庞师古率7万大军来到清口，派遣葛从周率1万军队来到安丰，双方才正式展开大规模的决战，到了该年十一月，杨行密先后打败庞师古与葛从周，这么一来，也就是说杨行密集团与朱温集团之间爆发的清口之战以杨行密集团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史称：清口之战后，天下中分，也就是直到后周世宗柴荣之前，淮南地区一直不在中原王朝的掌握之中。  杨行密在清口之战中击败朱温大军，杀庞师古，打退葛从周。 这个大的战略格局的形成此处暂且不表，对当时经济带来的具体影响就是中原与江淮之间的贸易也自然而然地中断了，以茶叶为代表的江淮商品彻底失去了中原市场，换句话说，杨行密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是经济上产生的损失非常大，而且眼看着并没有趋向好转的态势。急于寻找出路的杨行密于是就想到了与朱温关系良好的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马殷（也就是后来的楚王，南楚开国君主）发展友好关系，从而能将江淮的茶叶等商品通过湖南转卖到中原地区，此时的马殷在政治上采取尊崇中原政权的政策，表面上自然不能与杨行密交好，但是对杨行密的暗示正中下怀，乐得过境抽水赚取钱财，而此时的朱温实际上也非常需要江淮商品，这么一来，就形成了三方心照不宣、各取所需、闷声大发财的局面。 可是好景不长，待到杨行密去世，马殷为了表示对朱温的『忠心』，便装腔作势地向淮南（又称南吴、杨吴、弘农）进攻，此时的吴王杨渥是杨行密的儿子，他在政治上不是非常成熟，对于马殷这种只是向中原政权表态性质的进攻，杨渥并没有当初三方默契于心的彼此谅解，也派大兵反攻南楚，这么一来，南楚与南吴真的彼此打了起来，也互有胜负，这么一来，以茶叶为主要代表的江湖商品通过南楚转口贸易到中原的生意也就无法持续下去，马殷集团过境抽水赚取钱财的财路也就被阻碍了。 南楚自然也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新的财政开源之路呼之欲出。 此时，与马殷同起于行伍，也是马殷最重要谋主的高郁以一个大智大慧的经济学家的姿态走上了历史舞台，一方面，高郁鼓励南楚境内的百姓广泛地种植、制作茶叶这一传统经济作物，即所谓的『令民自造茶』；另一方面，高郁取消了从唐朝以来原有的茶叶官营垄断的禁令，允许民间在南楚境内及跨境自由地进行茶叶贸易，即所谓的『听民售茶北客』。  南楚的茶叶自由贸易是高郁高屋建瓴的大手笔。 高郁的经济政策是一套组合拳，除了上述政策之外，他还让马殷下令免收关税，以招徕各国商人来南楚，并鼓励进出口贸易，这么一来，『是时王关市无征，四方商旅闻风辐凑』，『由是属内民皆得摘山收茗筭，募户置邸阁以居』，来到南楚的茶叶商人被称为『八牀主人』，他们纷至沓来，大发利市，赚得盘满钵满的同时，南楚与之相关的财政收入也水涨船高，『岁收数十万，国用遂足』。 同时，马殷又以每年进贡后梁茶叶25万斤为条件争取到急需茶叶的朱温的支持，在汴、荆、襄、唐、郢、复诸州设置名为『回图务』专营茶叶的商业机构，以湖南所产的茶叶换取中原的丝绸制品（缯纩）与战马，既牢牢占据了中原地区的茶叶市场，也源源不断地换来南楚急需的财富与各项战略资源。  南楚『乾封泉宝』铁钱。 高郁还有一个大招，那就是在南楚境内用铅铁铸钱，其中铅钱以十当铜钱一、铁钱名叫『乾封泉宝』九文为一贯以一当十，这些铅铁铸造的钱币不是当时天下通行的铜钱，在南楚境外无法作为货币通用，于是商人便在南楚境内购买大量商品与农产品，再在出境后换取天下通行的铜钱，这也大大地刺激了南楚的商业与经济——这个大招与很多人想象的不同，不是说耍了一个这样的心眼，各国商人们就出于无奈不得不如此，要知道当时各国林立，南楚并不能靠强力迫使商人们如此这般，商人们能够接受这个货币政策，说到底是因为信任南楚以国家信誉背书的货币价值，而在南楚境内，也有足够的适销对路的商品能够作为货币转换的媒介，其实就是一句话，南楚能够让商人们踏踏实实地赚到钱，这才是高郁经济与货币政策能够获得成功的唯一原因。 总之，在以马殷、高郁为代表的南楚君臣执行的超越时代、精妙绝伦的经济政策下，南楚一跃而成为五代十国最富庶的国度，经济发达，民生改善。说句题外话，直到今天，湖南仍是中国重点产茶省之一，产茶量居全国第二位，这个优势地位的基础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楚所打下的。 而在南楚君臣中，马殷在很大意义上只是垂拱而治，真正大智大慧的谋主是高郁，他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广阔恢弘的视野，成为五代十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 然而，劳苦功高的高郁的结局并不好，马楚天成四年（929，后唐天成四年），马殷的次子马希声（后来南楚的第二任君主）指使人诬告高郁谋反，然后假传马殷的命令将其杀死，同时诛灭其族。  马殷保境安民，很少主动对外交战，对内发展农业生产，减轻百姓赋税，使得湖南经济得以繁荣。 马殷这时已经78岁，因为年迈已经不怎么管事，也不知道高郁被儿子杀死的事情，只是看到突起大雾，便对左右说：
后来高郁的死讯传来，马殷拍着自己的胸口放声痛哭，念叨着老伙伴高郁被杀自己恐怕也不久于人世了，但是，要么是顾念父子亲情，要么是觉得已是既成事实做什么也无益，马殷根本没有处罚马希声。 以高郁被冤杀为标志，南楚军中的事务变得混乱无序，史称『识者痛之』，后来也有人说看到高郁的鬼魂作祟，说明有很多人为高郁不平，高郁之死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南楚的人心瓦解。 然而，高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算是一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功臣，但是其本人有许多花样作死的行为。 高郁居所的水井中的水不是很清澈，高郁想要找一个办法澄去汰除水中的泥滓、沙砾让水变清，照理说这也有不少可以采用的办法，可是高郁却突发奇想，搞出了一个奇特的方式——他命令手下用银子打成薄片，将水井的井栏的里里外外都包上，称之为『拓里』——说起来这样做了大概也确实能使井水清一些，但是大哥性价比这个问题你考虑过没有？！ 所谓『拓里』，也被称之为『托里』，实际上就是以金属衬托器物的里层，比如衣服、冠、履的衬里或者器物的夹层，如果用银子这样的贵金属来做『拓里』，通常是表面积不大的器物，整个水井的水井用银子来做『拓里』，既是奢侈无度的行为，也透着跋扈张狂的气息——老子有的是钱，连井都要用银子铺满。  唐代银盒，可以联想高郁就是这样做了一口水井，其奢靡可想而知。 这样的行为对高郁来说并不是绝无仅有的单独事件，史称『其奉养过差，皆此类也』，可见高郁的吃穿用度、衣食住行，都是怎么奢侈过分怎么来。 如果说生活奢靡在当时对官僚而言只是小节，高郁做的另一件事就更离谱——据说后梁末年，辰州有一个姓向的百姓因为烧荒惊起一龙，四周风雷急雨，却不能扑灭火焰，结果将龙烧得干干净净，只有龙角留存了下来，莹白如玉。姓向的百姓就把龙角珍藏了起来，高郁看中了这个龙角，就随便给了姓向的百姓一些钱，强买到手，当时有术士说：
据说过不多久高郁果然就被杀了。 世上本没有龙，这个怪力乱神的故事也许本来就是传说，也许是姓向百姓有一件奇特的宝物但并不是龙角，但是即小见大，高郁依仗权势夺宝的事也并不只有这一件，他可能只是出于贪婪，然而给人的感觉却是僭越——南楚境内只要有宝物高郁就要据为己有却不献给马家，不管是不是龙角，都透出跋扈不臣的气息。 高郁被马希声杀死的一个原因是当时后唐庄宗李存勖施展的反间计。 李存勖曾对马殷派去觐见的马希范（马希声之弟）说：
对李存勖与高郁都比较了解的马殷知道李存勖此举就像对后梁施展反间计让后梁罢王彦章的兵权一样，如果南楚自己诛杀高郁，就是中了对方的诡计。 可是在以马希声为代表的马殷的儿子们看来，高郁既为人贪婪，奢侈无度，又经常僭越，独揽权力，各种不靠谱的事情层出不穷，把南楚当成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实在也是有取死之道。 而从高郁本人的角度，他的一重面相是大智大慧的谋主、堪称南楚的『诸葛亮』，无论是政治军事领域『上奉天子、下抚士民』、内靖乱军、外御强藩的方针政策，还是经济领域殖产兴业、贸迁往来、财通天下、富国裕民的治国方略，都彰显出其是五代十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的一流人物；另一重面相却是贪婪僭越的臣僚，银子打井、强买龙角等等离谱行径之外，即使号称要隐退在西山建屋归老，也不忘口出狂言骂马殷诸子为长大知道咬人了的狗崽子，在某些方面可以说甚至与历史上元载、和珅这样的奸臣贪官有相似之处，至少不是诸葛亮那样谨守臣节、品格无瑕的忠纯笃实之臣。  马希声开始，南楚就不断发生内耗，走上了下坡路。 当然，高郁并没有真正要谋反篡逆马家的南楚政权，对于南楚来说，他的谋万世之利的盖世奇功也是有目共睹的，因此他死在马家人手上无疑是令人惋惜的一场悲剧，而从马希声开始，马殷的儿子们陷入被称为『五马争槽』的骨肉相残之争，南楚也走上了下坡路，这或多或少也与高郁的被冤杀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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