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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1929年12月，北京猿人第一个完整的头盖骨，在龙骨山沉睡了50多万年之后，随着叮当的锤声，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发现，确立了直立人阶段的科学基础，填补了从南方古猿到现代人的中间环节。而他的发现者，正是时年25岁的裴文中先生。 2019年是北京人头盖骨发现90周年，为纪念缅怀远古的先祖，同时致敬从事旧石器时代研究与保护的学者，考古汇小编特采编一篇旧文，与读者共飨。（感谢中国科学院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赵静芳老师供稿。） 1929年的中国，军阀混战，生灵涂炭，国家处在暗无天日之中。然而这一年的冬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老百姓中争相传送：在北京西山龙骨山的山洞里，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个消息震惊了科学界！因为当时的科学家们正在为人类的起源问题争论不休，达尔文的“进化论”也遭到了极大地质疑。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得这一争论尘埃落定。从此，人们开始相信人类自身的历史已经有几十万年、甚至更久，而不是圣经所记载的几千年。 然而谁能相信，“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当时年仅25岁。一个风化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 如今，八十多年过去了，虽然北京人头盖骨由于战争原因下落不明，但是她的发现仍然影响着世界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她的发现者裴文中先生更是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大师的一生，不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考古资料和重要的科学著作，他高尚的品格和对科学孜孜不倦的探求精神更是值得借鉴的精神财富。大师的风范令人高山仰止。作为一名后辈学者，笔者对裴文中先生素怀景仰，对于青年时期先生的经历感慨良多。这里仅根据我读到的材料，介绍他青年时期的几件事，期与读者共飨。 一、年少的梦想 人们在年轻的时候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梦想，裴先生也不例外，他的梦想与他后来从事的职业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他想当作家！ 裴文中1904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南县，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在那里度过。其父裴廷楹是清末的秀才，一直在农村教书，家境贫寒。1921年，他从直隶省立第三师范毕业后，受到同村学友的鼓动，投考了北京大学，后来被录取到预科甲部。两年之后，也就是1923年，转入本科地质系，开始学习古生物学[1]。在北大求学期间，他受到了北大浓郁的学术氛围影响，经常去听钱玄同和鲁迅的课，因此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我们在读《周口店采掘记》时，可以体会到他的文采。 其实，自从他上大学之后，由于父亲失去了工作，他的家庭已无力供养他上大学。因此，他只好利用课余时间搞“兼职”，给附近的学校代课，还会给报纸写点稿子，以赚取一些稿费。他在这期间写的一些小说和散文得到了好评。比如，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小说《戎马声中》和散文《走过W学校门口》便是代表之作。 《晨报副刊》是五四时期有名的“四大副刊”之一，前期是宣传民主思想的阵地，后来致力于发展新文学，是当时文化界、文学界很有影响力的刊物。鲁迅、冰心、郁达夫、徐志摩等一代文学巨匠均在该刊物上发表过文章。 《戎马声中》主要记述了同一背景当中的两个小故事，以第一人称写就，写出了人们的真情实感。同一背景指的发生在1922年的直奉战争。第一个小故事是讲“我”的朋友L兄恰在直奉战争之前回了家乡，这让留在京城的妻子和母亲十分牵挂。全文抓住了从家乡来的火车是否能够通车这一具体事件，通过“我”和另一位冒失的朋友K兄来劝说L兄家人时的所见所闻而生动地讲述了这家人对亲人的担心之情。第二个小故事讲的是作为一介书生的“我”，对于战争、以及战争期间报纸上新闻的失真报道所表达的无奈之情，生动地记述了在战争期间几个离家的书生对自己家乡以及亲人的深深地牵挂，最后以一个即将失去母亲的噩梦结束全文，将人们对战争的愤恨之情发挥至高潮。[2] 《戎马声中》发表后，鲁迅对它很重视，收录在1935年他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狂人日记》等名篇也收录在该书当中。鲁迅在该书的序言中说道“那《戎马声中》拉杂的记下了游学的青年，为了炮火下的故乡和父母而惊魂不定的实感”，他评价该文为“乡土文学”的一种。[3] 《走过W学校的门口》[4]是一篇在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发表的散文，表达对外来列强的仇恨，同时激励人们要努力奋斗使国家强大。整篇文章充满了浓郁的感情色彩，我们可以从中体会到一个爱国青年的愤懑与豪情。这里摘录一些语句： 国人们！你们要知道：我们生在这样的国家中，我们底生命就当狗豕不如，随时随地都有狞视的强权用杀人的力气对着胸膛，正如死神跟定了我们，不知何时何地我们就死在他们底手下！ ………… 国人们！爱国的志士们！ 我们永远是弱者么？ 不要呼号，不要悲啼，我们努力使国家转弱为强吧。 我们从这两篇代表性作品中可以知道，他的梦想并不仅仅是当作家，他的心中装着苦难的国家和民族，他是要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实现拯救国家的理想。他说“我自己的兴趣，却在办党办新闻事业”[5]。早在11岁时，他就在父亲的鼓励下，投入到反对袁世凯卖国的斗争当中。在直隶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曾经历“五四”运动，他是当地的学生运动领袖之一。后来，在北大读书期间，更是受到了民主与科学气氛的影响，思想越来越进步。1926年，经李大钊等人的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但是，随着李大钊被捕并且英勇就义，裴文中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也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6]整个国家政治气氛相当黑暗，他少年的梦想也随之渐行渐远。 1927年 裴文中从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时的照片 二、“撞上了北京人” 曾经有人问裴文中，他怎么从一个文学爱好者转而去了周口店，发现了“北京人”？他幽默地说：“我年轻的时候作过作家梦，但家里不富裕，上大学只能上不要学费的地质系，毕业时正赶上周口店开始大规模发掘，我就闯去了，后来误打误撞，就撞上了‘北京人’”。[7]这段话虽是调侃之语，但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不畏艰难、“闯荡江湖”、拼搏奋斗的精神。 1927年，裴文中毕业了。当时的国内形式导致大学毕业也就是失业。一个人就算有鸿鹄之志，也得先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吃饱穿暖。他自己说，“毕业后,欲教书无人聘请，欲作事又无门路可走。流落在北平,穷困已极。后来,我有兴趣的事业都走不通,不得已又回归地质本行”[8]。于是,他给当时在地质调查所任所长的翁文灏写信谋一份事做，翁先生回信应允了，让他去山东从事寒武纪三叶虫的研究。但这只是个“临时工”。他说“研究的结果，不用旁人看，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不过，翁先生还是给了他三十元的补贴，总算是把寒冷的冬季熬过去了。 第二年，生活愈发困难，不得已又去找翁先生。这一次，翁先生派他去了周口店。当时，负责周口店发掘的杨钟健先生由于生病不能去现场，翁先生就派裴文中去顶替一名刚辞职的工人，同时担任翁先生的助手，主要管理工地一些杂事，并且答应他在公事完成之余，可以同杨钟健和瑞典的布林（B. Bolin）学习脊椎动物方面的知识。 裴先生刚到周口店时并没有找到“感觉”。他说“在未赴周口店之前，有脊椎动物化石是什么，真是毫无所知，差不多何谓的脊椎动物是什么，都不晓得”。“我还记得，第一次到周口店有一位工人带我到开掘化石的地方去看，他拣起一个牙说，‘这是鹿牙’，又拣起一根小骨化石，说‘这是鸟骨’”。他坦白地说“我真有些害怕，工人都如此程度，我可怎么办？怎么管理他们！？” 1928年4月到了周口店，“看见工人工作，眼花心乱，真莫名是那么一回事。”他清闲得发慌，先与杨钟健和布林商准参与发掘化石工作。然后开始努力地学习古脊椎动物化石的鉴定知识。在工地上，他不仅经常请教杨、步二位先生，而且他还虚心地向工人们学习。通过自己地刻苦努力，很快掌握了辨别化石的技巧。多次从化石堆里把中国猿人的化石拣出来,这也改变了布林对他的看法。同时，他没有停留在认识化石的程度上，还加强理论的学习，在英文水平一般的情况下，夜以继日，硬是把英文版的《古生物学》第三册在一年内读完，并且在德日进（P. Teilhard de Chardin）的辅导下，看标本消化吸收，终于在古脊椎动物方面入了门。 1928年，裴文中在周口店 1929年，杨钟健、布林、德日进三人都因为各自开展了新的工作相继离开周口店，发掘事宜全部交给裴文中。这一年的任务是“探底”——“追求真正化石沉积的底”。旧石器考古发掘当中，“探底”的过程往往令人觉得漫长、难熬、乏味。而裴文中当时只有25岁，正是青春年少、意气风发的时候，让他呆在山中坚持发掘工作的心情可想而知。事实也确实如此。这年四月，他们三人走后，“山中顿觉岑寂，而过起孤独的生活。那时我正因私人生活热感到烦恼，而山中工作，又遇到第五层的下部，坚硬异常，我们如何的崩炸，都不见效，因之觉得山中工作颇有‘鸡肋’之感”[9]。 人的命运似乎总是遵循这样的规律：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一定会“柳暗花明”。过了第五层之后，发现的化石渐渐多了起来。冬季来临，开掘的部分也渐渐缩小，裴文中以为已到了“底部”。正想结束工作的时候，又露出一个小洞口，这就是著名的“猿人洞”。当时也不知道洞的深浅，他“身先士卒”，同另一个工人在腰间系了绳子下到洞中。洞中的化石很多，于是他决定不顾天气的寒冷再继续挖掘几天。没曾想第二天，也就是12月4日下午四点多，就发现了猿人头盖骨！ 裴文中抱着包裹好的“北京人”的头盖骨，拍摄者王存义由于太注意头骨而忽略了裴文中先生的头 当他把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通知北平方面时，许多人不相信。有的人觉得他不认识“人”，还有的人说他没有那么好的运气。即便在今日，一个完整的早期人类头骨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十分难得的，何况当时裴文中只有25岁。而且在去周口店之前，他几乎对脊椎动物化石一无所知。这正应了西方那句名言：机会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发现人类化石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能够发现与人类活动相关的遗迹、遗物才能够充分证明这是人类生存之地，也才有考古学上的意义。在周口店发现石制品就是这样的证据。 现在，在中国旧石器遗址当中存在脉石英原料制作的石制品已经是公认的事实。可是20世纪30年代，当裴文中在周口店第一次发现这种“石头”时，人们很难相信这是我们老祖宗使用过的工具。因为使用的原料是脉石英，石制品上留下的人工性质颇难辨识。有的人甚至嘲笑地说，这分明就是马路上的石子[10]。 为了证明石英制品的人工性质，他想出了模拟实验的办法。他采来天然的石英石块与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相对比，找到确信的人工特征。尽管这样，还是不能说服怀疑的人们。于是，在德日进的建议之下，地质调查所请来了当时史前考古权威、法国的步日耶（H. Breuil）教授。 应该说，石制品的发现把裴文中真正地引入了考古的殿堂。1931年，步日耶的到来不仅确认了周口店发现的石英确实是人类所为，而且他对裴文中十分欣赏，坚持要收他为徒。之后，他继续坚持在周口店工作，发现了丰富的人类遗存，包括用火遗迹的确认、山顶洞旧石器时代晚期地点的发现等等。而且，还根据考古学的要求大胆地改进了发掘方法[11]。 1934年，当他的《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发表之时，翁文灏在该书序言当中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大加赞赏，并期望他能够“专心可续，勿管他事”，“用力自持，猛进勿怠”。他的序言写得极其客观、中肯。一方面肯定了裴文中所采用的发掘方法“不常见的细密与伟大”，肯定了裴文中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从不识猪牙鹿骨智人，一变而成为“世界莫不闻之大名”的科学家所作出的努力。另一方面，他也冷静地承认我们的研究工作“发起在后，进步已迟”，必须“与外国先进学者虚心合作，用力追随”，“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大半还靠合作诸人的的辅助教导”。他勉励年轻的裴文中切勿“自足自满，须更努力进步，名誉与青年人是有益的，但有时也极危险，我愿大家为国家爱此人才，只可督促在已经成功的路上更往前进，切勿虚捧他反使他望其所以”。在后来的发展道路上，我们看到裴文中先生正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踏踏实实地走在科学的大路上，越来越坚定，越走越辉煌。 三、两年的洋博士 1935年，当周口店的发掘纳入正轨后，裴文中踏上了留洋之路，赴法国巴黎人类古生物学研究所和巴黎大学动力地质研究所深造。翁文灏先生对他去法国学习的事情十分重视，曾书信十几页指示他读书的方向，并嘱他在两年内拿到博士学位。 他从7月26日从上海乘法国油轮，直到8月29日，到达法国马赛。9月16日，到达巴黎，先住在了步日耶家。当时，他只会说英语。步日耶对他的要求近乎不近情理，让他在一个月内学会法语，做到独立生活。但是，他竟然做到了！在那段时间，他节衣缩食请了法文老师，并且早、晚各用4个小时学习法语。当步日耶一个月后从外地休假回来时，对他的努力和取得的水平相当满意。[12] 在其后的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用法文完成了博士论文《论史前石器和假石器》[13]。也许有人会怀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写完的博士论文，质量能够过关吗？我们可以从步日耶给他的博士论文写的序言中找到答案。他说： “我亲爱的朋友，我很高兴你帮我实现了多年来的一个梦想。近40年来，我一直在收集一些因自然原因破碎的石块及古人类加工使用的石制品，尤其是燧石类的标本。因为这个工作的难度较大，我原准备让几个有天赋的学生一起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而你一个人就完成了，不仅充分利用我所收集的标本，而且还增加了不少新的证据和许多你自己的个人意见。你所做的工作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应该去做的，我从内心里感到十分满意。”[14] 1937年7月，他毕业了，拿到了巴黎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法国留学期间，他还考察了法国许多著名的旧石器遗址和洞穴壁画遗址，参观了法、英、德等国家的一些博物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用自己省下来的零用钱买了许多法国旧石器时代的典型标本，这些标本直到今天还在为培养一代又一代中国旧石器考古工作者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留学期间，他还不忘记及时地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成文字，给我们开启了一扇认识世界考古的窗。例如，他在1935年底就出版了《欧洲旧石器时代艺术》，首次向国内读者介绍欧洲史前艺术的研究成果。再如他在1936年的《旅行杂志》上发表了《法国史前遗址探访记》。
四、“一夜白发” 裴文中从法国回到北平时，北平已经沦陷，由于战乱，周口店的工作被迫停止。他接到翁文灏亲笔信，令他留下代管地质调查所，负责新生代研究室的工作并照顾美国教授葛利普的生活。非到万不得已不得离开北平，若撤退也要带上葛利普。当时的新生代研究室位于协和医学院之内，是美国人的地盘。因此战乱未能波及。他就在这样一座“孤岛”上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写出了许多专著和论文。[15]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未持续多久，当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北平全面沦陷。新生代研究室解散，裴文中也彻底失业了。最令人痛心的是，周口店发掘的全部猿人化石，包括5个猿人头盖骨，在从协和医学院准备运往美国的过程中不知去向。1944年，日本宪兵队逮捕了裴文中，追问他“北京人”的下落。36天后，当他出狱时，就已经满头白发啦。后来他曾开玩笑说：“伍子胥过文昭关，不也一夜须发皆白嘛！”[16] 一夜白发 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全部丢失的事情，在裴文中心中一直是一个无法解开的心结。因此，解放后1966年，他在花甲之年再次主持对周口店发掘，又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并且同1934年发现的模型拼对，竟然是同一个个体[17]！这真令人叹服！ 抗战时间，科学研究是不能进行了，就连日常生活也十分困难。当时“全家只能靠豆饼、混合面维持生活。”为生活所迫，裴文中还做过药品“跑合”的事情。就是病人或医院病房需要什么药，他就从药商那里取来药，再送过去以获得一点微薄的报酬。就这样，风里来雨里去地养活着一大家子人[18]。 五、两个人的课堂 这段时间，除了在协和医学院做研究之外，从1940年开始，裴文中还到燕京大学去任教，教授的科目是“史前考古学”。这在中国高校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利用三尺讲坛，传播考古知识，我们能够感受到裴文中先生急于培养人才的心情。其实，当时听课的主要有两位代表。一位是成恩元先生，毕业后在华西大学博物馆任职。另一位是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19]。燕京大学第一次上课的情景，成恩元先生曾有详细记载： “当九月第一次上课之时，前来听讲的人把“穆楼”中那间不大不小的教师挤满了。” “所有不少临时来旁听的学生，但更多的却是教职员中的人。他们大多数是慕名而来，想一睹这位北京猿人发现者的风采。记得裴老第一次讲课用的法语，这在用英语讲课司空见惯的燕园，还是少见的事。总之，在历史系中，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20] 但这种情况并未持续多久，裴老的课堂上渐渐就剩下了两个学生。其中，成恩元先生是唯一正式选修这门课的学生。而贾兰坡先生仅仅是旁听生，他每次随裴文中从城里来听课，整整坚持了两个学期。 后来，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燕京大学被迫关闭，这门课程中断了。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地质调查所尚未恢复，裴文中又回到燕京大学历史系讲授史前考古学，并于1947年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考古学。1948~1949年兼任中法大学教师，讲授考古学课程，直至北京解放。[21] 六、第一座大学史前陈列馆 前文我们提到，留法期间，裴文中曾经到英、法、德多个国家参观博物馆，对办博物馆的作用和意义有一些了解。在燕京大学讲授史前考古课程时，他感到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十分必要进行一些形象教学。因此，他开始酝酿建立一座史前陈列馆。 在历史系元老洪煨莲先生和系主任齐思先生的支持下，建立史前陈列馆的计划很快得到了校方的认可。经费由燕京学社提供。地址也选定了，在燕京大学镜春园内坐北朝南三间一套的大平房（今77号大院）。一切准备就绪，但最关键是展览的标本从哪里来？ 全部展品有裴文中一个人筹集。标本的来源主要是两个渠道。一个渠道是原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留存在北京的部分标本，包括“北京人”、“山顶洞人”的模型、猛犸象、大量周口店发掘和安阳发掘残存的标本。另一个渠道、也是最重要的标本来源是裴文中在留学期间搜集的典型旧石器时代标本，包括法国旧石器各个时代的代表品。[22] 当时的工作人员只有三个，裴文中任主任，还有秘书成恩元和一名工人。经过两个月的筹备工作，1940年12月4日，燕大史前陈列馆正式开幕。裴老用简单的几句话介绍了该陈列馆就算开幕了。 燕大史前陈列馆在今天看来，真不算什么藏品丰富的博物馆，但是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当中，没有第二所史前陈列博物馆，尤其是旧石器时代的标本，更是难得见到。这个陈列馆规模虽小，但展品却足以代表当时发掘、研究成果的一个完整系统，因此在教学、研究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样一种教学方式也一直延续至今。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知道，裴文中先生靠着自己脑勤、手勤、眼勤、嘴勤的“四勤”作风，继续在科学的道路上前行。他不仅开创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这门学科，而且在史前考古学、地质学、第四纪哺乳动物、古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做出了不朽的业绩。笔者无法在这么短的文章中全面反应裴文中青年时期的经历，但从点点滴滴的记述当中，我们能感受到他的聪明、勤奋、执着与创新精神。刘东生先生曾经把裴文中的成功概括为“裴文中现象”。而今，在北京猿人发现80周年之际（注：原文80年，如今已经90年），重温大师的成长历程，相信我们青年一代会得到更多的启示，从而获得勇敢前行的动力。 [1]裴申. 回忆父亲工作和生活的几个片段. 第四纪研究, 2002, 22(1), 39-46. [2]鲁迅选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 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 1935，231-241. [3]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全集（第六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中国社会科学研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编. 中国现代散文选（1918—1949）第二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246-247. [5]裴文中. 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 北京：地震出版社，2001. [6]张森水. 裴文中传略和浅析. 文物春秋，1994年增刊,3-23. [7]晏学. 我记忆中的裴文中先生.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65-70. [8]裴申. 回忆父亲工作和生活的几个片段. 第四纪研究, 2002, 22(1), 39-46. [9]裴文中. 周口店洞穴层采掘记. 地震出版社,2001. [10]安志敏. 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纪念裴文中教授诞辰90周年. 第四纪研究, 1994,14（4）,323-329. [11]张森水. 从周口店早期工作看裴文中先生对史前考古学的贡献——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90周年. 第四纪研究. 1994,14（4）,330-338. [12]张森水. 裴文中简要年谱.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4，200-222. [13]裴文中著, 盖培译. 论史前石器和假石器. 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7. [14]冯小波. 裴文中先生与中法史前考古合作.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3-188. [15]路石. 宝剑锋从磨砺出——纪念裴文中教授诞辰100周年（下）. 化石，2004（4）. [16]晏学. 我记忆中的裴文中先生.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65-70. [17]顾玉珉. 1966年北京猿人头盖骨发现经过.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87-88. [18]裴端. 我心目中的父亲.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和业绩.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98-200. [19]安志敏. 早立程门雪，忝列门下先——追怀60年前与裴文中先生的遇合.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和业绩.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0-34. [20]成恩元. 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兼忆裴文中先生. 大自然. 1989（3）. [21]吕遵谔. 考古苗圃的园丁——忆裴文中老师. 高星、裴申主编. 不朽的人格与业绩.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9-48. [22]成恩元. 记燕京大学史前陈列馆——兼忆裴文中先生. 大自然. 1989（3）. 图文来源：由作者赵静芳提供（此文原刊载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内部刊物《青年考古学家》第二十二期，2010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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