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土司制度与文化，一窥贵州文化特色

谈论贵州文化特色，除了少数民族文化之外，不得不提的是贵州的土司文化特色。两年前，在德国波恩举行的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贵州遵义海龙屯与湖南永顺彭氏老司城遗址和湖北咸丰唐崖覃氏土司城址，共同被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作为贵州唯一的土司遗址和中国三大土司遗址之一，海龙屯见证着贵州土司文化历来的兴衰和当今的发展与延续，在这片土地上，土司文化为贵州文化增添了一道靓丽的文化风景线。

中原是古代文化的中心，而迁徙是向远离文化中心的地区进行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并且迁徙后的人们结合当地的情况，经过融合，发展创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地方文化。然而，在封建王朝时期，统治者们希望权力更为集中，于是在地方，尤其是在贵州这些远离政治权力中心的地区实行了不少政策。

唐朝时，社会经济繁荣，国势强盛，统治者总结了历代对少数民族治理的经验，对民族问题极其重视，对所封授的羁縻府，州、县土官，有三种管理方法：一是实行世袭；二是授予少数民族酋领军职；三是对作战有功者和有成绩贡献的土官，朝廷奖励表彰，使民族酋领积极为王朝效力。

宋承唐制，为了加强对贵州的统治，在贵州设州、郡、县，派朝中官员兼治对一时难以控制的地方设羁縻州统治，继续实推其雄长者为首领，但不强行汉法治理少数民族，而是将土官调离本土，制订了土官袭法，规定了土官的纳贡义务，这样更加巩固了统治。

元朝时期，统治者在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含广西、湖北）为中心的中国西南部非汉民族地区，实行了一种任命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总管、知府、知州、县令和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地方长官的制度。这些由当地民族集团的酋长担任的地方官为 “土司”或“土官”，这种制度即“土司制度”。

在古代贵州，中央于公元876年设置播州（今遵义）宣慰使，从而开始了遵义的土司文化时期。当时，由于统治“播州”地区的是杨氏家族，加之杨氏的祖先自进入中原以来，大力推行汉文化，以孔儒思想教化人民，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遵义的杨氏土司为维护其统治地位，修建了今日被誉为“中国中世纪军事城堡”的海龙屯。

海龙屯位于遵义龙岩山巅，屯上设有九道关隘，易守难攻。明朝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宣慰使杨应龙举兵反明，朝廷急调24万大军分八路进发，于次年攻破海龙屯。这场历时114天的战役史称“平播之役”，它标志着统治播州725年的杨姓世袭土司制度结束，同时也拉开了全国土司地区“改土归流”的帷幕。

土司制度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其影响有两重性。一方面，土司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统治措施，有着不可避免的弊端，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其消极影响更加明显；另一方面，改土归流建立贵州省，是西南首创，这是贵州走向文明进步的表现。改土归流促进了贵州文化、经济发展和交流。

作为贵州文化特色之一，土司制度是研究相关少数民族史和地方史必不可少的内容，它是贵州政治历史一个重要的见证；而土司遗迹——海龙屯，不仅具有考古价值，还具有艺术观赏价值。通过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遗迹，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古代播州人民的社会生活和土司文化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