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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讲唐代的杭州，那让我们先从白居易的诗说起吧。 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光荣出任杭州刺史，也就是说，白居易是唐朝的杭州市长。身为杭州市长的白居易，除了政绩突出、为民造福之外，他还充分发挥了自己擅长写诗的专长，为杭州留下了很多美丽的诗篇，如“江南忆，最忆是杭州”等等。因为白居易的诗名远播，传颂千古，所以无形之中，也就为杭州和西湖做了一次次的生动宣传，以至于千百年来，杭州和西湖的美丽深入人心，不可动摇。从这个意义上讲，白居易的诗对杭州的美名远扬实在是居功至伟。  说到杭州，必须说西湖。西湖，与其说是杭州的名片，不如说是杭州的灵魂。杭州和西湖，相依相伴，不可分割。不过，你知道西湖的名称最早出现在谁的笔下吗？对了，就是白居易！ 可以说，白居易的诗，除了是最好的广告词之外，也正是我们今天理解唐代杭州的一份珍贵史料呢。为此，我们现在先就拈出白居易的其中一首诗，来分析探索一下其中暗含的密码吧！ 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 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梦儿亭古传名谢，教妓楼新道姓苏。 独有使君年太老，风光不称白髭须。 这首诗题为《余杭形胜》，这里的“余杭”，是“余杭郡”的省略，而余杭郡则是杭州的别称，而不是指余杭县。也就是说，这首诗，讲的是杭州的地理大局。其中关键的诗句是第二句“州傍青山县枕湖”。 这句诗有两个对象，一是“州”，二是“县”。这个州和县，指的是什么呢？大家或许没有特别去深究过。如果一定要翻译一下的话，一般人都会说，这里的“州”指的是“州治”，就是州衙，州长官所在的衙门；“县”指的是“县治”，就是县衙，县官大人所在的衙门。拿今天的话说，一个是州政府办公楼，一个是县政府办公楼。 唐代的杭州州治是在今天凤凰山东麓，南宋皇城所在地。白居易就在这里办公，所以他写杭州的诗句中，就有“郡亭枕上看潮头”的名句。郡亭就是白居易做杭州市长时所处的办公楼，他之所以能够躺着就看到钱塘江潮，那自然是因为他所在的州治，在凤凰山下，离钱塘江是咫尺之遥，所以汹涌的钱江潮如在目前，在枕头上足以观赏这一伟观。  白堤 但是，我们今天要对这句诗做出新的理解，真正理解其中隐含的密码。我们认为，这里的“州”和“县”，分别指的是“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城”。 这句诗的意思是：州城是倚靠着青山，而县城则依枕着西湖。其实白居易是想告诉我们，杭州城是有着两个独立的小城的，州城和县城。 唐代的杭州州城，其实并不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城池，而是一个小城，大致就相当于后来南宋皇城范围。在州城里面，不仅仅只有杭州的州政府官衙，还驻有军队等。但州城的特点是基本上没有老百姓居住，而是个官方机构集中区。在唐代，这种城也叫“子城”。 唐代的一般大城市的结构，都会有内外两个城：一是子城，二是罗城。子城较小（所以叫“子城”），在里面（所以又叫“内城”）；外面会包围着一个大城，大城叫“罗城”，或“外城”。罗城和子城是一对相对应的称呼，而外城则和内城相对应。这种筑城的理念，我们在之前已经讲过，自古就有“城”与“郭”的区别，简单点说，就是官和民的区别。这种筑城理念其实一直延续下来，不过变换了名词，有子城和罗城的区别。 但是，杭州的州城（子城）比较独特，并没有一个大的罗城包围着。同处杭州的另外一个城，就是钱塘县县城，与州城相隔十里地，位置就在西湖东北方向。至今在今天庆春路头上，还有个钱塘门呢。钱塘县城大致就在钱塘门以东以北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唐代的杭州城，并不是如我们今天所理解的那样，是一个位于西湖正东面位置的一个大城！在今天杭州城的核心区，如延安路一线，大部分并没有包容在城墙之内，而是在城墙之外，今天我们所知的大大的杭州城，在唐代还没出现呢。 这点正是唐代杭州城的特殊之处：在今天杭州城的范围之内，唐代并存着两个小城：州城和县城。而且两个城互不统属，各自分离。难怪在第一句诗里，白居易会说“余杭形胜天下无”。他在告诉我们，杭州这种“州城”和“县城”两个小城并列的城市布局，那是天下罕见的啊。所以，我们说唐代的杭州，演了一出“双城记”。 这个理解，确实是很大挑战了我们以往对杭州城的认识的，实际上也相当挑战了对古代城市布局的一般认知。那为什么杭州城市布局会这么奇特？其实这与杨素新造“杭州城”有关。 杭州立州是在隋平陈的当年，即开皇九年。第二年，即开皇十年，江南一带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叛乱，名将杨素领命平乱，就在这个过程中，杨素下令修建一个新的杭州城。次年，即开皇十一年修建完成，杭州州治也就移到了州城内。 实际上，杭州自立州之后，三年内换了三个州治所在地：余杭县城——钱塘县城——杭州州城。《旧唐书·地理志》里面记载得很清楚：“隋于余杭县置杭州，又自余杭移州理钱塘。又移州于柳浦西，今州城是。”这个记载，已经明确地告诉我们：首先，杭州州城和钱塘县城并不在一起。其次，杭州城在“柳浦西”，其范围并不大，就是一个点，而不是一个面。但是后来大量学者在描述隋代杭州城的时候，都将其理解为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城，与宋代的杭州城相差不远。当然，这种看法也是有文献支持的，如南宋的三部《临安志》，都提到有“三十六里”之周长。在此基础上，经过很多学者的反复讨论，甚至已经将杭州城的四边都考证出来。早期的如钟毓龙的《说杭州》，最有影响的如魏嵩山的《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提出隋代杭州城四边界线如下：“其城范围，南起凤凰山，北抵今体育场路，东临东河，西濒西湖。”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有问题的，他们所讨论的这个大杭州城，其实并不存在。这个想象出来的杭州城，我称之为“大州城”。“大州城”之说其实与《旧唐书》的记载明显有矛盾。对此，谭其骧很早就提出过质疑：“《元丰九域志》载隋杨素创建州城，周围即有卅六里九十步，此说恐不足信。隋代初年杭州还是一个新起的小郡，无需乎偌大城郭。且《太平寰宇记》明说隋代依山筑城，足证城区限于凤凰山东、柳浦之西一带。”真是一语中的。后来还有杭州本地学者提出过一些质疑，但这些怀疑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和反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支持“大州城”的证据很充分很明确，怀疑派没有能对“三十六里”的铁证做出足够有力的反驳。 其实，这个所谓的“铁证”不过是个句读错误。我们先来看看这条材料。南宋临安有三志：《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咸淳临安志》。三个志书都记载了州城部分，大同小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南宋临安两志》的标点如下： 《乾道临安志》卷二《城、社（门附）》：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东曰便门、保安、祟新、东青、艮山、新门；西曰钱湖、清波、丰豫、钱塘；南曰嘉会；北曰余杭。有水门五：东曰保安、南水、北水；北曰天宗、余杭。” 《淳祐临安志》卷五《城、社》记载稍有不同，但应该是抄自《乾道临安志》： 古州域（当为“城”字之误），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据《九域志》。 两志都说这个记载来自《九域志》。宋代有两个《九域志》，查中华书局1982年版的即北宋王存的《元丰九域志》，“杭州”条下并无此条记载。但是《附录》部分，存载的是《新定九域志》的古迹部分，“杭州”条下则赫然记载： 古州城，隋杨素创，见《图经》。（这里的《图经》，当是指北宋《祥符杭州图经》） 对照前面两个《临安志》，史源情况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所谓的铁证，就是来自北宋的《新定九域志》，而事实上《新定九域志》完全没有“周回三十六里”的记载。实际上《九域志》的作者也并不清楚隋杭州城有多长，所以，《乾道临安志》的作者所说的“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云云，肯定不是指隋唐的州城，而是指宋朝的州城。隋唐的州城是子城，所以并不会有如此之长的城墙；而宋朝的州城是罗城，自然有三十六里九十步之长的城墙。 再回头来看《乾道临安志》的这段记载，其实本来应该是这样断句：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在“周回三十六里”前面，本来还应该加上两字“今城”，指明是宋朝城墙周长。方不至于让人误解。最正确的理解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九域志》：“隋杨素创州城。”（今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有城门十二……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的错误断句，把后面的文字，“周回三十六里”和“城门十二”都纳入到《九域志》的引文中，显然是错的。但这个错误不自现在开始，早从《淳祐临安志》的作者就开始误解了。前引《淳祐临安志》中这段文字格式，稍微改了一下叙述方式，变成了“古州城，隋杨素创，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据《九域志》。”将引文出处《九域志》放到了后面，说明《淳祐志》作者就是按错误的断句方式来理解《乾道志》的，而《淳祐志》这么一引一改，就将这个误读给坐实了。自此之后，理解《乾道志》这段文字的人，都被牵着鼻子走，一错到底。包括如《咸淳临安志》、《梦粱录》等等，都记载为“隋唐州城三十六里”。断句之误，误人不浅。更有甚者，就如《乾道临安志》标点者一样，不少论著都将接着记录的宋代的十二个州门也理解为是隋代州城的城门，这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经过这些辨析，我们现在基本可以认为“三十六里”这条所谓的“铁证”，是站不住脚的，其起因，原来竟是一个小小的句读之误，这一误已近千年。 另外一个原因导致认同“大州城”说的，则是来自一种常识上的误区。人们一般都会以后来的城市面貌去理解早期的城市面貌，比如州城总是比较大的，州城会将县衙包括在内，如后代所见的州城、府城、省城一样。所以，在钱塘门内的钱唐县县城，自然地被认为也肯定在州城城内，于是州城城墙就一直从凤凰山画到了霍山一带，于是隋代的杭州城就这样被自然地放大了，对“大州城”的存在深信不疑，而不会意识到，杭州州城可能是个小小的子城。 子城可以与罗城配套设置，一般罗城内包子城，形成内、外城的布局。但子城也往往可以独立。在魏晋隋唐时代，子城是较为流行的。子城集中官员、军队，建筑相当坚固，同时子城的面积相对都比较小。总之，子城的军事防御功能是相当明显的。大家肯定还记得李愬雪夜入蔡州的故事，当时李愬雪夜奇袭蔡州，比较顺利地拿下了蔡州的外城，但还没能攻下子城，吴元济醒来后，“帅左右登牙城拒战”。这里的牙城，就是子城的别称。 其实，我们可以看看隋朝杨素建杭州城的过程，及其背景、时间、性质、目的等等，综合这些方面，可以证明，隋代州城不可能有三十六里这么长，也不需要这么长。 杨素是在什么背景下修建的呢？杨素修筑杭州城，就是在开皇十年平江南叛乱的时候，也就是说，他是在战争还在进行中，就开始修建了。 杭州城的修建时间，最多也只有一年。因为江南之乱爆发的时间，是在开皇十年十一月。可以想象，杨素集结军队、平乱作战，到杭州城收复为止，这个过程，最快也当需要一个月左右吧？那么，杭州建城的开工时间，最快也只能从开皇十年十二月开始。而杭州城建好后，杭州州治迁入杭州城的时间，也就在修建的第二年，即开皇十一年，具体月份虽然不知，但即便算是在十二月吧，那距修建开始的时间，最多也不过一年整而已。 当然，一年的时间，如果征发夫役足够多的话，也是能建起一座大城的。不过，从开皇十年十一月开始，到江南之乱的最后平定，当在开皇十二年左右了。所以，整个杭州城建城的过程，全部是在战争期间完成的。在此情形之下，大规模地征发夫役是基本不可能的。如果以较少数量的夫役，在一年时间内，来修筑达三十六里之大的城池，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另外，杨素修杭州城的目的，基本上是出于军事目的。 杨素当年创建杭州城，只有一个地理坐标，那就是“柳浦西”，就是说，杭州城在柳浦以西的地方修建起来的。毫无疑问，杭州城与柳浦渡口关系非常之密切。谭其骧也曾讨论过柳浦这个渡口的历史和在交通上的重要意义。而我认为，杨素在柳浦渡口以西建城，正是看中了此地有很高的军事价值——控扼住了跨越钱塘江的南北交通线。所以我们可以判断说，杭州城最初就是杨素出于军事目的而建造的。 首先就是因为，柳浦确实是一个有极为重要的军事价值的津渡要地。柳浦，又称柳浦埭，位于凤凰山下的钱塘江边，而隔江遥望的渡口则是西陵（今西兴）。柳浦——西陵，这是六朝时期跨越钱塘江南北的最重要的一条航线。作为一个渡口，首要的功能自然是交通。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渡口的军事功能非常明显。 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柳浦之名，就是和一次战争有关。刘宋泰始二年（466），宋将吴喜曾率众渡江追击叛军：“自柳浦渡，趋西陵。”正是利用了这条航线。 柳浦的军事价值的第二点体现，是此地从刘宋文帝时候，就有驻军——新城戍。新城戍的具体地点现在尚未能很确指，不过在柳浦附近，当无可疑。新城戍的设置，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保护柳浦的。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二有一个精彩论断：“盖西陵在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故是时戍主与税官并设也。”顾祖禹的这个“平时为行旅辏集之地，有事则为战争之冲”的说法，完全可以同样用来评价柳浦的军事价值。实际上，新城戍的驻军在萧梁时期，多达五千人，这是个相当大的驻军了。这从侧面反映了柳浦这个渡口在军事上的重要性。 杨素自己也曾亲自指挥过一次渡江战役。开皇十年，杨素开始平江南之乱，其中最困难也最关键的一役正是渡钱塘江击败会稽高智慧的军队。当时高智慧的实力很强，尤其是水军，据说有“船舰千艘”，屯据了各个要害之地。杨素最后派出奇兵数千，乘小船数百，从侧翼偷偷渡江，击破高智慧在岸上的营垒。随后杨素再从正面发动大举冲击，这也打了整整一天，“自旦至申，苦战而破”。这次战役中，杨素水军主力在钱塘江边的屯扎所在，多半也应该是在柳浦。 经过这次苦战，让杨素意识到一个问题：如果钱塘江的险要被南岸的会稽独占，如果发生叛乱，那会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从军事制衡的角度来说，必须要在钱塘江北岸建立一个足以抗衡的重镇。 这种在大江南北各设重镇，互相制衡的做法，不乏例子。就以唐代为例，在长江、运河这个要冲上，在北岸是扬州，在南岸则是润州（今镇江），扬州、润州一直是唐代的军事重镇，设置都督。唐后期还分别是淮南道和浙西道的会府（一道的治所称“会府”）所在。之所以夹江设置两大重镇，首要目的就是互相制衡，保证运河南北航线的安全。 杭州城军事性的第二个体现，在于杭州城的建造特点，乃是“依山筑城”，就是倚靠着凤凰山筑城。依山筑城的军事性是很明显的，因为山本身是个很好的防御体。如南京城，被赞为“龙盘虎踞”，与这里有个钟山，关系至为密切。杭州城依山而筑，是否确实有军事的考虑呢？刚好，我们找到同样的一个例子可以对照，这就是杨素在这时所建的另外一个新城——苏州新城。根据《吴郡图经续记》说：“江左遭乱，(开皇)十一年，杨素帅师平之。以苏城尝被围，非设险之地，奏徙于古城东南横山之东，黄山之下。”杨素考虑到苏州城建在平地上，无险可守，故在苏州西南的横山脚下，建了一个苏州新城，显然是充分考虑到依山建城的军事优势。杨素新建苏州城和迁州治，和他在杭州所做的完全一样。这反过来也可以说明：当时杨素建杭州城时，首先，这是他的计划，而非偶然行为；其次，他优先考虑的就是军事因素。 最后，我们之所以说杨素建杭州城首先考虑军事因素，还可以通过一个侧面角度来证明。所谓的“大杭州城”，即今天杭州城南部这块土地。其饮水很成问题，一直到唐代建中年间刺史李泌导西湖水入城，才得以较好解决。“自是民足于水，生齿日繁”，从此杭州居民才开始逐渐多起来。这个事实反过来告诉我们：隋朝初建时的杭州，人口必定稀少，不成规模。所以，杨素即便想造一个大杭州城，也没有必要将这块没什么居民的土地给包围起来啊？ 隋杨素创建的杭州城实质是一个军事堡垒性质的子城，面积较小，周长当也不长。但究竟是多长呢？目前研究中，隋代“大州城”最大的一个推算范围，也是北不过体育场路，东不过中河。而宋代的城墙范=围是很清楚的，其北到今武林门，东到东河。所以，宋代城垣的范围，显然是远大于所谓的隋“大州城”的。两者必定不会同为三十六里，可以无疑。 其实，在修杭州州城的同时，杨素也下令修筑了南方好多个其他城池。如前引苏州横山山麓的新城外，还有会稽子城等。苏州新城大小不可知。会稽州城的大小，则有据可查。据宋代的《嘉泰会稽志》记载说：“《旧经》云：子城，周十里……熙宁中，沈立为《越州图序》云：杨素筑子城十里。”可知，隋越州州城为“子城”，方圆“十里”。 隋代的杭州州城直接的数据目前找不到。不过可以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判断。隋代州城，到了唐代依然是州城，到吴越之后，则成为吴越国的王宫所在，也称“子城”。到北宋时，又再成为杭州州治所在。而到了南宋时，州治子城就变成了临安皇城（或称大内）。虽然其间会有修补增减，但大致应该是一直沿袭的。也就是说，南宋皇城的范围，大致应该相当于隋杨素所修的州城。而南宋皇宫城的大小，据陈随应《南渡行宫记》中提到了“皇城九里”。据此我们可以反推：大概隋代杭州州城差不多是九里左右。这个数字，是和隋时会稽城“十里”差不多。 现代的考古发掘的报告，也给出了差不多的数据。唐俊杰、杜正贤的《南宋临安城考古》详细描述了南宋皇城的四面城墙，这个范围，周长差不多也是十里左右。可与文献相印证。 我们前面提到，“三十六里九十步”前面，可加“今城”二字，也就是说，三十六里这个数字，乃是宋代州城的周长。 其实可以根据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来判断：那就是宋代的文献为什么只记载隋代州城，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不太合理吧？所有宋代的记录中，关于杭州州城只有一个数值——“三十六里九十步”。 如果这个数值是隋州城的长度，那宋州城肯定要比这数值大不少。但何以宋代的文献只记录了隋代州城长度，而不记载宋代州城的长度呢？这是因为从《淳祐临安志》开始，人们不自觉地认为隋朝州城和宋朝州城是一样的，这个数据无意中既当作隋代数据，也当作了宋代数据。人们并没有去质疑这中间的矛盾。而到了今人，却更盲从文献记载，也一样忽略了这个很明显的问题。 证明宋代州城的直接证据，就这样“被消失”了。不过，我们可以大概估算一下宋代州城的周长。最简单的方法是将明清的杭州城与宋代杭州城做一比较。《民国杭州府志》卷五说：“府城周三十五里有奇。”这个杭州府城，是明清两代的杭州府城。明清杭州城基本沿袭了元末张士诚建造的规模。这次修整的调整有变化，主要是南边缩，东边扩。将宋、元两个州城叠加起来看，虽然位置有差异，但大致可以看得出，相差不大，而宋城似乎略大一点。所以，如果明清杭州城有三十五里之数的话，那么宋代州城有三十六里之数，也就很可信了。 换句话，如果隋代杭州城也有三十六里的话，岂非和明清城差不多大了？而主流观点对隋代杭州城的四面城墙位置推测，是远不足这个数据的。这更加可以反证隋代州城三十六里不可信。 废了这么多口舌，辨析了一个问题，那就是隋唐杭州城是个小小的子城，在凤凰山脚下，和钱塘县城相隔甚远，形成了双城对峙的局面。所以，我们还得介绍一下隋唐的钱塘县城的情况。 隋唐的钱塘县城在六朝时代就存在，其城墙修于何时不可考，但隋唐时期钱塘县应该是有城墙的。其范围大致如何呢？在后代方志及其他文献中都阙载。 就像很多学者所指出的，唐代李泌六井的分布位置，正可以反映出当时钱塘县居民的聚居点所在。李泌是唐代中期的杭州刺史，他为杭州的城市发展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那就是修了六井，为杭州居民提供了生活所必需的水源。就如苏东坡所指出的：杭州所在土地的地下，原来都曾是钱塘江的河道，所以地下水的水质又苦又恶。只有依山凿井，才有了泉水可以饮用，但是能供给的范围又不够广。可以想见，杭州地区的居民，只能大部分都集中于宝石山东麓和凤凰山、吴山一带，而今天西湖以东的地区，长期人口不繁，关键就是给水问题是个很大的瓶颈。 李泌所开的六井，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井，而是一种类似于自来水系统。水源就是西湖，李泌在西湖边凿开几个出水口，然后用地下涵管引到六个出水口，这六个出水口就是所谓的“六井”，其名称是：相国井、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说是“井”，但其形制未必都是如普通的井那么小的，比如六井之一的白龟池，据说“广袤四亩许”，其实是个小湖。 陆鉴三曾对六井的位置做了具体比对。这六井中，处于最北位置的是小方井，在“钱塘县治之南”，今庆春路附近；最南位置的，就是相国井，在今解放路；最东位置的也是相国井，是最靠近清湖河的一个。 根据六井，我们来推测唐代的居民聚集区。虽然六井最北在庆春路位置，但往北乃是钱塘县治所在，其地早就是人口集中区，所以钱塘县城的北界，当在钱塘县治以北位置，可能会到体育场路左右。而南边很可能大概就到解放路了，不会更远。 西边不用说，不会超过西湖，那么东边，是不是就到清湖河（浣纱路）一线呢？这种看法显然有误。因为六井的目的在于引西湖的淡水进入城区，其方式是用地下涵管。那么，地下涵管自然就没有办法通过清湖河。六井之所以都分布在清湖河以西，是因为其引水方式导致的结果。并不能得出结论说，河以东就没有居民聚居区了。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实际上，城墙所围出来的区域，与居民的居住区，并不总是吻合的。有时候聚居区会超出城墙之外，形成城外之“城”；有时候城墙之内也会有大量的空闲荒地。如宋代的杭州城内，东部地区面积其实挺大的，但居民稀少。苏轼的文章中就提到过，茆山河所经之地很荒凉，少人居住云云。 所以，我认为最可靠的证据，还应该是城门的位置。在南宋《临安志》中曾提到几个已经废弃不用的城门：“城中又有门曰朝天门，曰炭桥新门，曰盐桥门，今废，土人犹以门称焉。” 这些城门“今废”，是指在南宋时不再作为城门使用。这大概是因为后来吴越钱镠筑罗城，因为东边城墙往外扩展，所以，原来唐代的城墙就变成了在城内，城门也在城内。城墙大概早就倾颓了，而城门依然会被人记忆，这应该是因为当时城门所在位置必是道路所经。城墙没有意义了，但是道路肯定会一直沿用下去，而城门的名字也就因为道路的延续而被人们沿用下来了。不过有了城门位置，自然可以推断城墙的走向了。 我们看这三个门，朝天门的位置比较清楚，即后来的镇海楼。在吴山东麓。现在还重建了此楼，称鼓楼。我认为，朝天门当是吴越夹城（环绕原隋唐州城）的城门，故与钱唐县城无关。 另外这两个门：盐桥门和炭桥新门，则很可能就是唐代钱塘县城的城门了。根据其名字可知，盐桥当在盐桥附近，而炭桥新门当在炭桥附近。这两座桥在《临安志》有记载，在《京城图》也有标注。 盐桥所在的河，就是盐桥河，显然是河因桥名。盐桥河即中河。中河在小河之东，两河相去不远。则唐代钱塘县的城墙，必在两河之间的位置。很可能是靠近中河之西，则中河在当时为城墙外之护城河。 炭桥，又名芳润桥。炭桥新门的具体位置大概应在“今中河丰乐桥西、旧炭桥东”。丰乐桥在解放路稍北的位置。从我们前面对六井位置的南边方位的分析，也正是在解放路这个范围内，两者是可以吻合的。 根据盐桥门，我们推断唐代钱塘县东城墙当在中河以西，根据新炭桥门，则南城墙当在解放路以北。北城墙可能在体育场路以南，西城墙自然靠近西湖。这样的一个范围，也许就是唐代钱塘县城的大概区域。 有意思的是，在白居易的有关杭州的诗里面，出现过“北郭”和“南城”这样的字眼，这个北郭自然是钱塘县城，而南城肯定就是杭州州城了。 总之，整个隋唐时期，都是钱塘县城和杭州州城的双城时代，直到钱镠修建起罗城，囊括了双城在内，才统一了江湖，出现了我们今天脑海里的“大州城”。 不过，有趣的是，钱镠又划割了钱塘、盐官两县地各半及富春县之两个乡，新创设了一个县，叫钱江县，因县境临钱塘江而名。北宋初期，改钱江县为仁和县。此后，杭州城一直都有两个县：钱塘县、仁和县。双城记通过另外一种方式，继续上演着。 图片来源网络 作者系杭州文史研究会理事、 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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