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风眼中的“二十八星宿”

中国古人把太阳的周年视运动轨道称为黄道,同时又将与天球极轴垂直的最大的赤纬圈称为赤道,黄道与赤道所形成的两个带状区域内分布着中国传统的ニ十八星座,古人名之日ニ十八宿。

二十八宿与四官、四象、四季、四色相互配属,构成一个完整的识星体系。具体内容是:

东方苍龙主春,包括角、亢、氏、房、心、尾、箕北官玄武主冬,包括斗、牛、女、虚、危、室、壁;西官白虎主秋,包括奎、娄、胃、昴、毕、觜、参;南官朱雀主夏,包括井、鬼、柳、星、张、翼、轸。

古人划分二十八宿并没有采用平均分配天区的做法,因而各宿所辖的度数很不一致,最宽者为井宿,达33度(古度),最窄者为觜宿,仅占2度(古度)。这个结果直接影响到四宫的辖度。

二十八宿的基本概念

二十八宿又叫二十八舍、二十八次或二十八星,'星'当然是指星座或星官而'舍'与'次'则含有留宿、旅居的意思,由于汉字的'宿'和'舍'都具有房舍或人在房舍中休息的意义,所以在古人看来,一段段天区也正和地球上沿途分布的驿站一样,应当是为日、月、五星准备的临时住所。

这些概念,甚至包括二十八'这个数字,最初实际都来源于月球在恒星月中的运行位置。我们知道,恒星月是指月球在恒星间运动回到同一位置的周期,它的长度为27.32天。在一个恒星月中,月球每晚在恒星间都有一个旅居的居所,每月共换二十七或二十八个住所,这就是中国传统的星官体系所以独选二十八星官的原因。

中国古人在某时期内曾经使用过二十七宿,即将室、壁两宿合并为一宿,也显示了二十八宿星官数的选择出于恒星月的痕迹。因为从理论上讲,日期的计算不能出现半日,所以观测月球在恒星间的运动只能取其整数而为二十八,或舍其馀数而为二十七。

二十八宿体系的创立采用恒星月的长度应该没有问题,古代印度的二十八宿称为'纳沙特拉',阿拉伯则将二十八宿称为'马纳吉尔'。

意思都是月站,也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由于中国古人对于象的固有理解,天区的划分不可能不照顾到这一点而被随意割裂,这是造成二十八宿距度存在很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与此无法调和的是,月球每日绕地运动都有着固定的行度,这使月球相对于恒星的运动并不是每日运行一宿,因此,二十八宿实际只是古人在天空中自西向东选择的二十八个标准坐标点。这个坐标体系的确定对于了解日、月、五星运动无疑是一大进步,而建立这个坐标本身也体现了上古天文学的巨大进步。二十八宿虽然反映了恒星月的周期,但记录月球在恒星间的位置变化却并不是这一体系得以建立的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古人企图通过间接参酌月球在天空中的位置进而推定太阳的位置,这当然显示出二十八宿体系作为天球坐标的根本宗旨。

《吕氏春秋・園道》:'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

《论衡・谈天》:'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

都把二十八宿视为日月的驿馆。同样,对于记录五星的运动,二十八宿所建构的恒星坐标背景也是必不可少的,其中对于岁星的观测,又导致在二十八宿体系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十二次体系。

从实际观测的角度讲,二十八宿的创立来源于恒星月的长度,而恒星月的建立则是以古人对某一恒星的观测为基础,因此,考虑月球在天空中的位置实际等于研究月球相对于恒星的位置运动。与此相同,恒星对于古人认识太阳运动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他们最初可以通过日出或日没前后出现于地平附近的星象了解太阳在恒星间的相对位置。事实上,这两种彼此独立的观测只需通过对某颗恒星的固定观测便可完成,而并不要求建立复杂的星座体系。

但是,假如人们需要进一步了解太阳与月球的相对位置,了解日、月、五星的行度,那么一个完整的周天星座坐标体系的建立就不可或缺了,这是二十八宿体系区别于简单的恒星观测的关键所在。在这样的坐标网络中,古人可以准确地记录日、月、五星的位置,进而使诸如'合朔'一类复杂的天文概念相继产生。显然,作为中国传统的星座体系,二十八宿不仅是恒星观测和历法编算的基础,而且也是记录特殊天象的依据,甚至星图和浑象的绘制都以二十八宿为骨干,因此,二十八宿体系在中国古代天文学中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二十八宿究竟是依黄道而定还是依赤道而定,历来存在很大争议。根据传统的看法,中国古人由于对拱极星的重视,因而首先建立了明确的赤道坐标体系这不仅成为中国天文学的显著特点,而且像二十八宿这样著名的天学体系也是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不过客观而论,中国天文学的这一赤道特点至少在某一历史时期被过分夸大了,而人们对黄道作用的认识却远远不够。事实上,赤道坐标系统的建立并不意味着黄道体系就一定会遭到排斥甚至放弃,如果说天球赤道只是古人想象出的一条垂直于极轴的大圆的话,那么黄道则是实际可见的日行轨道。毫无疑问,这种来源于直观形象的概念一定比那种抽象概念产生得更早,认识也更为容易。

实际情况正是如此,尽管东汉的贾逵被认为首次设计制造了黄道浑仪但是西汉学者刘向和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却主张,黄道概念的出现其实比贾逵的时代要早很多。印证这一事实或许并不困难,中国古老的盖天理论在解释太阳运动时已经运用了完整的黄道思想。有关这一问题的明确的考古学证据至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第四千纪至前第三千纪的范围之内,显然这一思想具有悠久的历史。

或许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古人对于黄道与赤道的认识背景:这两种观念似乎始终是并行发展的,原因在于,早期先民熟悉的只能是基于天体周日视运动而导致的黄赤白道混合带,这实际可以视为后来黄道与赤道的共同渊薮。

二十八宿中几乎一半的星宿无论如何不能用赤道学说去解释,显然它们是以黄道为准建立的。众所周知,天体位置的长期影响因素以岁差为主,但是,岁差的变量仅表现为天体黄经的增减,天体的黄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可以考虑为是不变的。

换句话说,目前处于黄道上的二十八宿星座,数千年前依然如此,随着时间改变的仅仅是天球赤道上的星座。统计表明,天球黄道或接近黄道的二十八宿星座约有十五宿,赤道上的星座则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增减,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星座数可达十二宿。二十八宿的这种平分黄赤道带的事实证明,在二十八宿初创的时代,古人恐怕还难以将黄道与赤道真正加以区分,也就是说,无论黄道坐标还是赤道坐标,在当时都还没有最后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