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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医文献学家马继兴先生于今日（2019年8月22日）14时36分因病离世。马老一生潜心研究、著述丰宏。1984年，怹的《治学琐记》一文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4期发表。本文言辞恳切，老辈学者的治学风貌跃然纸上。现节选如下，以表对先生的追思与缅怀。  探索中医学的历史流派 在抉择自己从事研究中医药学的道路问题上, 我认为首先必须对祖国医药学遗产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继承工作, 而在这方面主要有两条途经: 一是继承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进行医疗研究, 另是继承古代医学家的学术成就, 进行中医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考虑到前者需要有客观指标, 通过大量的医疗病例, 或实验观察结果来验证、总结与提高,而这在旧社会是很难做到的。后者却可以利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科学方法,有分析有选择地继承与整理古人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从中发现问题, 提出线索, 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便得到客观的借鉴。这样的中医科研工作不仅完全可能, 也是必须要做的。因此,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中医文献和医学史研究方面。 我对中国医学历史产生兴趣, 是通过工作实践逐步培养起来的。我在国医学院毕业时写的《微针探源》论文中曾试图将针法的主要精华与特点进行综合归纳,但在涉及有关针法的学术渊源时,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深感有进一步钻研的必要。 1945年我在北大医学院工作时,即着手进行了《针灸医学史》的研究,并写出了初稿。1950年我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讲授针灸课的同时重新予以充实加工,写出了二稿。但以上两次书稿在编写方法上均以罗列史料为主, 且多转手资料, 故存在很多缺点和失误之处。1955年以后,我在中医研究院又将这一专题作为自己的科研题目,再次动手修改。为了更好地提高工作质量,我首先总结了缺点,并在修改前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划。 针对过去编写时所存在的一些函待修改的问题,在规划中严格要求按照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工作： 一是全面性, 即广泛搜集各种经史百家文集、类书、国内外文献资料以及各种文物, 作为针灸医学史料的来源。 二是准确性, 即深入调查核定有关针灸医史的各种资料原始根据,如实地引用原文,如实地解释原意。 三是客观性, 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对于针灸医学史上的具体事物进行对照比较, 分析归纳, 然后作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 根据这次规划的要求, 虽然自己的能力还很不够, 但仍然用最大的努力又先后写成该书的三稿和四稿, 直到文化革命开始前夕, 这一工作才暂告一段落。 我之所以先后多次地从事同一专题的科研, 除了要不断地补充新的资料外,还在于工作开始时缺乏经验,能力不足,又无导师及可资借鉴的参考,只能在暗中摸索,失败之后再改弦更张。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只有反复地参加具体的科研实践, 才能及时改正缺点, 提高工作质量。 为了配合《针灸医学史》的研究,自1955年以后我还多次进行了各种针灸铜人的调查、测定、复制及考证等工作，写出了《针灸铜人的研究》一书。 在本草学史的研究方面，我撰写了中国《本草学源流初集》，于1955-1956年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审查，曾决定予以出版。终因某些人为原因而被搁置。但这部书现在看未能印行并非坏事。因为经过二十多年以后，随着知识见闻的不断增长，新事物的陆续涌现，需待调整补充与改写之处也同样与日俱增。因而为了提高质量，进一步的修订工作也必须摆在今后的工作日程中。 基于搜集秦汉前后医学史料的目的，我曾在1955年左右将汉魏以前的各种传世文献及部分出土资料加以辑录和分类考查，写出《汉魏以前非医学文献中论医的研究》书稿。由于时间短，知识面又有一定限度，所以内容还不够细致深入，仅能做一般参考之用。 要想从事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首先必须阅读大量的中医古书，而在旧社会的条件下，除可以参考利用北京的几处大图书馆藏书外，还要经常到旧书肆中觅求中医宝藏，或拜访某些藏书家阅读善本、孤本医书，并随时作好札记。 解放后，北京各图书馆不仅藏书量大为增加，而且还增加了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等数处专业藏书单位。由于我力求充分利用上述藏书单位的有利条件，从中浏览阅读、考查和摘记自己所需要掌握的一些科技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古医书的不同版本种类及演化关系进行了中医文献史的研究。写出了《黄帝内经史》《伤寒论现存版本考》《中医文献学基础》等书稿，和其他一些研究古医书的历史资料，为探讨中医文献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为发掘祖国医药宝藏而奋斗 在我试图以自己的菲薄能力学习与探索祖国医药学宝藏的道路上,尽管成功的经验不多,但还是可以把我感受最深的三件事简要地概括如下: 一是搞科研工作要用事实说话。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言必有物,物必有本。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有根有据, 既非道听途说,更不是想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掌握全面情况, 并深入具体内容的实际中去调查摸底, 在中医文献和医史研究方面, 具体内容就是原始资料和实物证据(包括历代文物在内)。一个研究人员,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深入第一线工作,而是人云亦云,展转引录,又不加核实,就极容易造成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弊端, 其成果之质量无法令人信服, 这是很自然的事。 二是总结资料要用分析选择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任何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首先要在所掌握的资料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考察和对比, 然后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再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特别在对待古代医学遗产的间题上,既不可笃信古人、盲从附会,更不可持有成见地片面武断。在涉及和历史有关事物的形成、影响与相互关系等问题时,还需要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事物不断向前、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这样才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有所创造、发明和前进,否则是不易或不可能臻其全功的。可见, 中医文献和医史的研究工作, 绝不是单纯的资料整理和文字堆砌, 而是具有严密的方法和规律的一种科学。它和临床治疗、医学实验及中医教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是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是治学要有老老实实的作风,持久不懈的干劲。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明真理, 而真理是不容半点混淆的。因此,作为一名研究中医的科研人员,必须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并进一步悉心辨明各种复杂交错的疑似是非关系。既反对浮夸轻率、浅尝辄止,又要避免偷工减料、急于求成。至于有些青年同志埋怨自己能力低下、生性笨拙, 或过去学业荒疏、起步过晚, 这种自暴自弃思想都是错误的。老实讲, 我本人就是一个愚笨的人。在我学生时代, 上课主要靠认真听记, 自学主要靠背诵和随手摘录。背诵古医书原文如《内经》《伤寒论》及汤头、药性等,往往要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才能记牢。而当年记牢的东西, 年久以后仍不免于遗忘。但由于得到了手勤的好处, 保存下来的历年笔记、卡片, 一直帮助我起到了“记忆”的作用,而得到很大收益。这使我联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律诗中的几句话: “候病须通脉, 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 诗中最末一句的“勤”字, 正是用来弥补自己愚笨的最好方法, 也是从事学术工作者的至理名言。如果一个年青同志能够把中医研究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不怕失败,不畏挫折, 不图名利, 迫求真理, 那么他在学术上一定能够后来居上,为建设祖国的四化大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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