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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中医医史文献学家、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所研究员马继兴先生于2019年8月22日14时36分因病离世。 马老一生潜心研究、著述丰宏。在针灸学史整理研究、本草学史整理研究、古中医药文献辑佚和马王堆、敦煌等地出土医学文献研究、海外中医古文献回归等方面做出过卓越贡献，在海内外声名远播。 他先后出版《敦煌古医籍考释》《中医文献学》《马王堆古医书考释》《针灸铜人与铜人疗法》《神农本草经辑注》等10余部学术专著。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全国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等奖项。 1991年获国务院颁发的首批“政府特殊津贴”证书，1994年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2000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1984年，马继兴的《治学琐记》一文在《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第8卷第4期发表。马老从自身经历谈治学之道，字里行间言辞恳切，老辈学者治学风貌跃然纸上。现摘录部分，以表对先生的追思与缅怀。
《山东中医学院学报》的编辑同志让我写一篇回忆文章，谈谈自己在学医道路上的经验心得。我虽然学习中医有四十余年，经过不少迂回坎坷，但谈不上什么成功经脸。只能把过去耳闻目睹的事实以及从事中医工作的肤浅体会和失败教训归纳出几点，以随感形式拉杂写出，供青年同道以为前车之鉴。三十年代，我在中学读书时就爱好阅读古籍。我有位外祖名左济拯，是山东费县有名的中医，晚年在济南开业，治疗内科杂病和妇、儿科病都有较好的疗效。我在课余常去其家，承他在医理方面有所教诲，随手抄录了他的一些临症方案，又浏览了他收藏的一些中医古书，从而对于祖国医学日益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决心要继续深入学习，作为终生事业。
1941年夏，我在济南正谊中学毕业后，来到北京，考入华北国医学院。这是一座私立的中医高级学府，它成立于1932年4月，是由北京的一些中医耆宿集资兴办的（成立以前叫北平国医学院，后因学术分歧，施今墨先生另立华北国医学院）。董事长陈宜诚，院长前为施今墨，后为黄济国，都是热心中医教育事业的学者。这所学校的创办，不仅是为了造就继承发扬祖国医药学的专门人才，也是针对着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消灭中医、 拒绝把中医纳入医学教育的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 学院的学制共四年，招生对象为中学毕业或有同等学历者。校址最初在西城大麻线胡同。其后又迁移到南城西砖胡同。自1935年第一届学员毕业后，每年都保持有一至四年级4个班次。直到1949年底，历时18年，共招收20个班次。由于办校的宗旨是为了使学生能同时掌握中医和西医，所以在课程的安排上也兼有两方面的内容。中医的课程有医学大意（相当于中医学概论）、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中医诊断学、本草学、方剂学、针灸学、医案及中国医学史，西医课程有解剖学、生理学、细菌学、病理学、诊断学、西药学及西医临床各科。此外，还有古文、日语、武术等。每天有6~8个课时，均由各讲课教授编写讲义，铅印成书。三年级以后进入临床阶段，除课堂讲授外，临床实习由于门诊部的容量有限，因此，绝大多数学生均分散到各中医教授的私人诊所见习或实习。师资方面，中医教授均是北京著名的开业中医，如朱壶山、周吉人、 姚季英、杨叔澄、魏舒和、富雪庵、顾膺陀等，西医教授则主要聘请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兼任。在国民党及日伪政权对于中医教育采取排斥与歧视之方针下，国内完全没有公立的中医院校，而私立院校又只能“备案”不能“立案”，当然更谈不上任何经济和物质的支援。因而学校的经费主要即靠学生交纳的学杂费。由于学生的经济负担较重，加以人为的其他因素，故在校学生最多时虽可达到170人左右，但在全部15个毕业班中能够最后毕业的人数，总计不超过500人。这些毕业生都分布在全国各地，多年来为促进中国医学事业的发展作了不少工作。谈到学院的设备，主要有: 各容六七十人的4个教室，可容60余人的10余间学生宿舍。此外还有门诊部、会议室、图书室、讲义室、贮藏室、锅炉房、办公室、教授休息室、传达室以及小型的操场和校园等。从整个学院的物质条件来说，虽然相当简陋，但教师阵营的实力较强，大多数学员的学习积极性也较高。当时正值中医事业日趋衰落的时期，这种在全国屈指可数的中医学府以毫不动摇的毅力继续生存延续下来，不能不说是难能可贵的。现在每当回想到这里，我便不能不深深地以感激之情缅怀早已故去的这些中医界前辈们的辛勤培育。同时再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所建立的中医学院，国家给予了大量人力、物力的配备与支持。两相比较，又不能不衷心赞颂党的英明领导，并不能不为新一代的中医学员而庆幸。我在华北国医学院后期临床课实习的重点是中医内科和针灸两个方面。内科除在学校门诊部参加实习外，主要是在施今墨院长的私人诊所中见习。当时施老为了辅导该学院学生的临床课，特地在他诊所的大厅里陈设了一条很长的大桌案，桌案的左右两侧各可容纳学生十余人，桌案的尽头放置施老的诊病桌几，施老即坐在该桌的正中诊疗。每看完一病人，均由施老口述对该病人的病因、脉症诊断及所拟方药，并由其随诊弟子代书脉案及处方。而实习诸生则各携自己的笔记本边聆视、边抄录。遇有疑难问题则随手记下，由于门诊时间病人甚多，只能事后请教，或与同学相互研讨。我参加见习和实习针灸临床的老师是焦会元和夏禹臣二先生，他们都是私人开业老中医，特别是焦老诊务更为繁忙，每晨门诊均坐无虚席。诊所内共有8间治疗室，除诊疗桌几外，均陈设治疗床铺，约30张左右，供针灸病人之用。焦老治疗主要施用针法，但也配合以灸法、泻血疗法和中药处方等，由焦老亲记脉案及其应针灸的经穴名称、补泻法、刺针时间和方药等，然后让病人平卧床上，为之施术。针刺取穴，少则五、六穴，多则一、二十穴不等。进针后均施用捻转手法，以得气为度，然后令患者静卧留针。每次留针一般为半小时，也有个别稍为延长者。焦老著有《（古法新解）会元针灸学》一书，对于针灸理论和临床都有很深的造诣，特别是总结了一套卓有成效的配穴规律和方法。他教授生徒时主要参照此书，并辅以口述其心得体会。由于焦老的学生都是经人介绍，并履行过拜师仪式的，所以人数很少。我在焦老家实习时，除我以外，还有一位张廷训（志浩）中医师，是北京国医学院毕业的。我们除了在焦老处方时各自抄录外，还要协助老师为病人定时起针，或代为灸治等。此外，还作一些修整针具和消毒等辅助工作。由于焦老能循循善诱，平易可亲，因而得以经常请教，获益匪浅。我在夏禹臣老师诊所实习，也是以针灸为主。夏老擅长于各种用针补泻手法的操作技术。我除了在这方面学习他的独到经验外，还在他的指导下，治疗了一些病人。在抉择自己从事研究中医药学的道路问题上, 我认为首先必须对祖国医药学遗产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继承工作, 而在这方面主要有两条途经: 一是继承老中医的临床经验进行医疗研究, 另是继承古代医学家的学术成就, 进行中医文献和医学史的研究。考虑到前者需要有客观指标, 通过大量的医疗病例, 或实验观察结果来验证、总结与提高,而这在旧社会是很难做到的。后者却可以利用文献学和历史学的科学方法,有分析有选择地继承与整理古人的学术思想与成就, 从中发现问题, 提出线索, 总结其发展规律,以便得到客观的借鉴。这样的中医科研工作不仅完全可能, 也是必须要做的。因此,我将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到了中医文献和医学史研究方面。我对中国医学历史产生兴趣, 是通过工作实践逐步培养起来的。我在国医学院毕业时写的《微针探源》论文中曾试图将针法的主要精华与特点进行综合归纳,但在涉及有关针法的学术渊源时,却缺乏足够的认识,因而深感有进一步钻研的必要。1945年我在北大医学院工作时,即着手进行了《针灸医学史》的研究,并写出了初稿。1950年我在北京中医进修学校讲授针灸课的同时重新予以充实加工,写出了二稿。但以上两次书稿在编写方法上均以罗列史料为主, 且多转手资料, 故存在很多缺点和失误之处。1955年以后,我在中医研究院又将这一专题作为自己的科研题目,再次动手修改。为了更好地提高工作质量,我首先总结了缺点,并在修改前作出了较详细的规划。针对过去编写时所存在的一些尚待修改的问题,在规划中严格要求按照以下三个标准进行工作：一是全面性, 即广泛搜集各种经史百家文集、类书、国内外文献资料以及各种文物, 作为针灸医学史料的来源。二是准确性, 即深入调查核定有关针灸医史的各种资料原始根据,如实地引用原文,如实地解释原意。三是客观性, 即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 对于针灸医学史上的具体事物进行对照比较, 分析归纳, 然后作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结论。根据这次规划的要求, 虽然自己的能力还很不够, 但仍然用最大的努力又先后写成该书的三稿和四稿, 直到1966年前夕, 这一工作才暂告一段落。我之所以先后多次地从事同一专题的科研, 除了要不断地补充新的资料外,还在于工作开始时缺乏经验,能力不足,又无导师及可资借鉴的参考,只能在暗中摸索,失败之后再改弦更张。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只有反复地参加具体的科研实践, 才能及时改正缺点, 提高工作质量。为了配合《针灸医学史》的研究,自1955年以后我还多次进行了各种针灸铜人的调查、测定、复制及考证等工作，写出了《针灸铜人的研究》一书。在本草学史的研究方面，我撰写了中国《本草学源流初集》，于1955-1956年经人民卫生出版社审查，曾决定予以出版。终因某些人为原因而被搁置。但这部书现在看未能印行并非坏事。因为经过二十多年以后，随着知识见闻的不断增长，新事物的陆续涌现，需待调整补充与改写之处也同样与日俱增。因而为了提高质量，进一步的修订工作也必须摆在今后的工作日程中。基于搜集秦汉前后医学史料的目的，我曾在1955年左右将汉魏以前的各种传世文献及部分出土资料加以辑录和分类考查，写出《汉魏以前非医学文献中论医的研究》书稿。由于时间短，知识面又有一定限度，所以内容还不够细致深入，仅能做一般参考之用。要想从事中国医学史的研究，首先必须阅读大量的中医古书，而在旧社会的条件下，除可以参考利用北京的几处大图书馆藏书外，还要经常到旧书肆中觅求中医宝藏，或拜访某些藏书家阅读善本、孤本医书，并随时作好札记。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各图书馆不仅藏书量大为增加，而且还增加了中医研究院图书馆等数处专业藏书单位。由于我力求充分利用上述藏书单位的有利条件，从中浏览阅读、考查和摘记自己所需要掌握的一些科技资料，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古医书的不同版本种类及演化关系进行了中医文献史的研究。写出了《黄帝内经史》《伤寒论现存版本考》《中医文献学基础》等书稿，和其他一些研究古医书的历史资料，为探讨中医文献的历史发展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在整理祖国古代医药学文献的领域中，我认为不仅要加强对现存古医书的整理，同时还应重视对于失传古医书的辑佚和出土古医书的研究。我国现存的古医书总数近万种，是内容浩瀚，学术经验相当丰富的渊薮。但其中除了少数常见的著作外，绝大多数均未能广泛通行于世与学者广泛接触与利用，因而必须大力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至于辑佚和出土古医书的研究，更是薄弱环节，但就其重要科学价值来说却是丝毫不可低估的。在我国历史上不少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医术均已失传，而其佚文多散见于现存古籍中，因此必须尽可能用严格的科学方法加以收辑，使之如实地恢复旧貌。而出土古医书均系唐代以前的著作，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既知古文献中从未被记述过的，因此也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我从事出土古医书的研究工作是在1961年开始的，内容主要是敦煌出土的古医书残卷，这些医书均在20世纪初被英、法、德、俄等国所劫去，长期以来国内极少有人注目。这批医书虽多残缺，但却真实地反映了它们都是早已亡佚的南北朝及隋唐时代的祖国医学著作，其所包括的范围，涉及医学理论、诊法、方药等多方面。上述卷子，不仅原本大多首尾残缺，有的还没有书名，而且经常字迹泯灭模糊，并且杂有不少隋唐的俗讹字体。因此我先多方面搜集了敦煌医药残卷的复制图像或照片底版，然后初步作出了10类61种古医书的分类编目与整理工作。 1973年以后，我先后参加了甘肃博物馆在1972年武威县出土的汉代医简和湖南博物馆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汉墓医书十余种的考证、注释、语译的研究课题。这些工作都是在和古文字学者与考古学者的共同协作下进行的，因而也从这些同志处获得了不少宝贵的收益。文化大革命阶段，图书馆的借阅业务已不能正常开展，严重地影响了医学史研究的搜集核查工作。因而我只能在很差的物质条件下，利用手头可能掌握的古文献，开展宋以前医书的辑佚。为了力求保证辑录原文的精确程度，首先选用了最佳的古医书版本（影印本），并在辑录工作的每一项程序上都作了严格的计划和安排。所用蓝本主要是《肘后方》《外台秘要》《医心方》和《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等书，配合宋金以前的各种医学著作及文史类书，通过按步骤的反复点记、标号、抄录、校勘、剪贴、分类、核查等近一百道工序，编录了《古佚医学丛书》（初集——唐宋以前部分医籍）。共分医经、本草等26集，辑出医书557种。虽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工和补辑，但作为早已亡佚的古医书形象，却能较客观地得到初步的再现。在我从事中医文献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编写了一些工具书。其中有些是仅供提高自己工作效率的小型工具书。如在研究《证类本草》的编写体例时，为方便查索药名，编制了《政和本草药名索引》。在研究本草史的过程中，为考察《名医别录》所记各药的古郡县地名，又编制了有关该书的全部地名的出处、变迁卡片。在研究针灸史时，将《针灸甲乙经》全部的穴名制成了索引。还有一些是仅供进一步研究某些古籍时参考的工具书，如《黄帝内经原文出处考校》一书共10册，就是以《黄帝内经》现存最早的4种传本《素问》《灵枢》《太素》《甲乙经》为基础，逐字逐句地配合汉晋唐宋各代的重要医籍，将其相同文句的卷、篇、页数等加以对照记录，可供进一步研究《内经》《甲乙经》等书之用。又如我曾计划编制10种古医书原文索引，其中大部分均已编出卡片，5种编出初稿。可惜在十年动乱中均被损坏，保留下来的只有《伤寒论索引》一种，可供研究该书时参考。此外，我还参加了一些集体编写的工具书，如《中医辞典》《医学百科全书》等， 担任了其中的部分词目，以及设计编制了《针灸论文索引》和《中文医史论文索引》的编目工作。我认为，利用各种工具书为线索，充分掌握各种文献原始资料，是深入治学的首要手段。某些轻视这类带有资料性质工作的研究人员，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而委之助手代庖，所以常常不能亲自掌握第一手资料，容易犯主观臆断的错误。在我试图以自己的菲薄能力学习与探索祖国医药学宝藏的道路上，尽管成功的经验不多，但还是可以把我感受最深的三件事简要地概括如下:一是搞科研工作要用事实说话。所谓用事实说话,就是言必有物,物必有本。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有根有据, 既非道听途说,更不是想其当然。要做到这一点, 只有掌握全面情况, 并深入具体内容的实际中去调查摸底, 在中医文献和医史研究方面, 具体内容就是原始资料和实物证据(包括历代文物在内)。一个研究人员, 如果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深入第一线工作,而是人云亦云,展转引录,又不加核实,就极容易造成以讹传讹、错上加错的弊端, 其成果之质量无法令人信服, 这是很自然的事。二是总结资料要用分析选择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任何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首先要在所掌握的资料基础上进行全面的分析,通过考察和对比, 然后弃粗取精、去伪存真,再作出正确的判断和结论。特别在对待古代医学遗产的间题上,既不可笃信古人、盲从附会,更不可持有成见地片面武断。在涉及和历史有关事物的形成、影响与相互关系等问题时,还需要坚持唯物主义观点,认识到事物不断向前、向更高的阶段发展。这样才可以不断地推陈出新,有所创造、发明和前进,否则是不易或不可能臻其全功的。可见, 中医文献和医史的研究工作, 绝不是单纯的资料整理和文字堆砌, 而是具有严密的方法和规律的一种科学。它和临床治疗、医学实验及中医教学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是发掘祖国医药学遗产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三是治学要有老老实实的作风,持久不懈的干劲。科研工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探明真理, 而真理是不容半点混淆的。因此,作为一名研究中医的科研人员,必须一丝不苟、严肃认真,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并进一步悉心辨明各种复杂交错的疑似是非关系。既反对浮夸轻率、浅尝辄止,又要避免偷工减料、急于求成。至于有些青年同志埋怨自己能力低下、生性笨拙, 或过去学业荒疏、起步过晚, 这种自暴自弃思想都是错误的。老实讲, 我本人就是一个愚笨的人。在我学生时代, 上课主要靠认真听记, 自学主要靠背诵和随手摘录。背诵古医书原文如《内经》《伤寒论》及汤头、药性等,往往要花比别人多数倍的时间才能记牢。而当年记牢的东西, 年久以后仍不免于遗忘。但由于得到了手勤的好处, 保存下来的历年笔记、卡片, 一直帮助我起到了“记忆”的作用,而得到很大收益。这使我联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律诗中的几句话:“候病须通脉, 防流要塞津。救烦无若静,补拙莫如勤。”(《白香山诗集·后集》卷七)诗中最末一句的“勤”字, 正是用来弥补自己愚笨的最好方法, 也是从事学术工作者的至理名言。如果一个年轻同志能够把中医研究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下去, 不怕失败,不畏挫折, 不图名利, 迫求真理, 那么他在学术上一定能够后来居上，为建设祖国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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