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开明的父亲，是孩子最好的人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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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8月22日，农历甲辰年七月十二日。对于邓文明来说，这是个心情愉悦的日子。第二任妻子淡氏终于为这个家庭诞下了第一个男孩。在中国，重男轻女的观念一直根深蒂固。时至今日，生儿防老、存续血脉的思想仍然在一些三四线以下城市占据很大市场。

两百多年前，从华南移居四川的邓家祖先，是原来从中原迁往华南的客家人。在中国，客家人是汉族的一个分支，客家人所讲的方言和沿袭下来的很多风俗习惯，都与中国南方当地的其他汉族人或其他民族的人都不同，颇具神秘色彩。

村口矗立的那座牌坊，一直在无声向世人展示着这个村落昔日的荣耀。乾隆年的翰林学士、大理寺正卿，乾隆皇帝御笔题词，邓时敏给这个家族带来的荣耀是方方面面的，最直观的表现就是这个村落因此得名为牌坊村。

邓文明在当地是个知名人物，是哥老会的协兴乡分会首领，在十几年之后，他还一度成为广安及周边地区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指挥过数百人的团练，还当过广安县的警卫总办（团练局长）。

同时，他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人，他笃信佛教，还读过几年私塾，学过文言文和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在重庆的一所现代法政学校也学习过一两年，虽然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但由于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让他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他享有一些如免除徭役的读书人特权。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鬼神九交贵人十修身”，在中国的风水学中，一个好的名字是对一生影响很大的事情。父母给孩子取名时，都会从古书古籍中去找寻能给自己孩子带来一生庇佑的汉字。

邓文明给自己的长子取名为“先圣”一方面，这是延续了家族的辈分“先”字，另一方面，在中过，能成为“圣人”那是和成王是相提并论的。这个名字，一直到这个孩子四岁初入私塾之时，才由启蒙老师起的“希贤”二字取代。启蒙老师的理由是，只有孔子才能称为圣人，所以这个名字必须改，至于改成希贤呢，那是因为老师又说了，孩子这辈子能成为一个贤人已经很不错了。

先圣的母亲淡氏，是邓文明确定自己的第一人妻子张氏无法生育之后，才迎娶进门的。淡氏的娘家是个大户人家，这从她嫁到邓家时，那张雕刻精美的大红木床嫁妆就可见一斑，在当时， 这张床的价值是一般的小门小户不可企及的。

淡氏在先圣之前生了一个女孩，在先圣出生之后，又为邓家生下了两个儿子。在20世纪20年代末，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死于肺结核。从目前的史料，很少有关于她的记载，因此她与丈夫、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也无从推断。

因为自己享受到了受教育的红利，所以邓文明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显得很开明，可谓是紧跟时代的进步。在儿子念了两年私塾后，邓文明在这个已经叫做希贤的孩子六岁的时候，就将他送进协兴乡的初级小学读书。五年之后，希贤考入广安县中学，成为一个每周回家一次的寄宿生。

与大多数同龄人不同的受教育经历，也让希贤更早的接触到算术、自然科学、地理、白话文等新知识和新事物，这或许对塑造他一生善于开拓、敢于创新的伟大灵魂奠定了基础。

至今在牌坊村，还流传着希贤早年学习情况的趣闻轶事。譬如过目不忘，极有主见，敢于担当，打破成规等等。这里面必然会存在着一些因为时间久远而造成的有意附会。但客观分析，从家学渊源和开蒙程度上，希贤必定是快同龄人一步，甚至是好几步的。

按照当时的教育制度惯例，三年初中之后，还有三年高中。但在1919年初，邓文明的一封信打破了这个惯例，在信里，他提及在重庆即将开设一所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培训年轻人到法国“勤工俭学”，在信中他询问自己的儿子是否愿意到这所学校学习。同样的信，邓文明还给自己的远房堂弟邓绍圣写了一封。两人接信后，在1919年下半年开学季，离开了自己的家乡牌坊村，到重庆进了这所留法预备学校学习。

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还原邓文明当时的心路历程，留法学校的创始人吴玉章，邓文明并不认识；广安人杨森以资助四川学子出国留学而闻名，可在那个年代，他并不在广安，与邓文明没有任何交集；整个广安城唯一与法国沾边的只有一个法国传教士，但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邓文明是不可能与传教士有什么纠葛的。那么，我们只有将之归结为一位父亲的望子成龙和高瞻远瞩。

希贤进入的这所学校，是李石曾发起的“勤工俭学”运动的实验品之一。李石曾的父亲就是清同光年间的内阁大学士李鸿藻，当然，李鸿藻和李鸿章可没有什么亲戚关系，反而，“清流领袖”李鸿藻与洋务派大佬李鸿章是不死不休的政敌关系。

李石曾是当时知名的爱国人士，信仰无政府主义，推崇法国文明。长期致力于推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较为密切的联系，并设法使中国工人与学生都能在法国享受工作与教育的好处。由于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很糟，第一代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学毕业生找工作也很难，所以一大批中国青年被李的计划所吸引。

1919年3月至1920年12月期间，有将近1600名学生，其中还有30名女生，乘船前往法国，这些人大部分是20岁出头的年轻学生，大部分来自四川省和湖南省。

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法语、中文、基本工业技术是必修课程，从一个同学60多年以后的回忆里，我们可以得知，希贤当时对于学习是“非常勤奋”的。从法国外交部的档案文件里，有着希贤得到法国学校的入学许可和通过成都法国领事馆所举行的法文考试的记载。

从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毕业以后，希贤回广安住了一段时间，一方面为旅法准备行装，一方面向家人道别。在当时，年轻的希贤和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将会是注定永远不会再相见的一次别离。

1920年9月，希贤和他的叔叔邓绍圣以及其他将近100名同学，乘轮船从重庆启程，踏上了旅法的第一段旅程，同时也开始了他一生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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