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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起源三要素的“文字”不能作为华夏文明的判断标准》

 timtxu 2019-08-25

2019.8.25./文/木易观察

《文明起源三要素的“文字”不能作为华夏文明的判断标准》
《文明起源三要素的“文字”不能作为华夏文明的判断标准》

(图片来自网络)

甲骨文是目前我们中华民族发现最早的比较成熟的文字,但不能说是最早的文字,因为有“成熟文字”,就有“不成熟文字”,所以,不能把“不成熟的文字”说成不是文字。根据研究,文字从产生到演变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原始图画和符号:

史前人类为了记事、表达情感、传递信息等,创造了最初的图画和符号。它们是零散的,不成体系的,大都不能记录语词、传达比较复杂的信息。但其中有一些可能成为后来文字体系的元素和雏形。

第二阶段,巫师文字:

在得到一定程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巫术和原始宗教也发展起来。巫师或者祭祀为了进行人神交流,即像神灵诉求,并得到神谕,可能利用史前的图形和符号资料,创造了一种符号体系,即巫师文字。巫师文字基本上不用于人际交流,也还达不到这种程度,通常属语言文字。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巫师文字也能够创造出来,例如玛雅文字。

第三阶段,通行文字:

通行文字的形成条件十分苛刻,它需要有相当发展程度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以及优越的地理条件(可供航行的海洋和河流,以及较为平坦的地面),能够利用畜力和运载工具,需要相距不太远,并且同一个时期的多个文明并起,需要在多个文明之间发展较大规模的贸易。而这种大规模的贸易,正是通行文字形成的原动力。是因为较大规模的贸易需要在人际之间广泛地、准确地传递、记录信息,同时又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相互交流。

中国的文字起源: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一些遗址中,发现了一些雕刻器(比如在河北阳原县小长梁遗址,距今100万年)。雕刻器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原始人具有了刻画能力,属于文字起源的最初因素。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广大区域内,出现了为数不少的符号,有些符号是抽象的,看不出像什么事物,可以称作抽象符号;而有些大致能够看出所像的事物,可以称作象形符号。这些可以看作是中国文字的源头。

夏代文字问题:

夏代是否有文字?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文物中还没有发现成体系的夏代文字。但并不等于可以据此断言夏代没有文字从夏的经济文化,尤其是贸易的发展程度,夏代可能有尚未得到充分发育的巫师文字、或者通行文字。一些学者指出,夏代文字中有的字形与后来的商文字近似,说明夏代文字为商代文字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商代甲骨文: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甲骨文可以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因为商代文字体系的主体是甲骨文,数量最多。甲骨卜辞能把语言的基本意义准确的表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较为准确的记录了当时的语言。但甲骨文不可能一次性成为“成熟文字”,应该还有“不成熟的文字”阶段。因此,此前郭沫若关于“在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着两千年文字历史”的说法,得到不少中外学者的赞成。

郭沫若当时还是一种推测,但八十年代以来,我国各地陆陆续续出土了一些比甲骨文更为古老的“文字”,或者说是符号。因为中国早期文字基本都是象形文字,是古人类从自然中获得灵感后创造的,然后慢慢演变成文字,因此说,这种符号就是文字雏形。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山东各地发现了很多远古骨头、甲骨、陶器,这些文物上都刻有一些“符号”。一开始,这些符号并不被人们重视,直到山东大学考古学家刘凤君先生通过深入研究,确定其是一种早期的象形文字,在09年正式将其命名为“甲刻文”后才被各界重视”。此后,全国大部分专家一致认为,“甲刻文”是中国古老的文字,而非刻符;如今已经破解了不少的“甲刻文”,发现这种古老的文字与甲骨文有着递进和传承的关系。所以说,因为迄今为止,地下出土的文物中没有发现成体系的夏代文字,就否定夏朝文明是没有道理的。

由此可见,在人类早期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文字的使用并不是必备的条件,不是进入文明或形成国家的一个标志。同时,国家的形成,也不是文字体系形成的必备条件。南美印加帝国没有文字,却能运用结绳记事来管理国家;世界上许多史前文化其实都使用了文字,只不过所使用的文字都处于巫师文字阶段,而这些史前文化都远远不是国家。受西方“文字是国家形成的必备条件”理论的影响,我们在夏朝存在的认定问题上,一直没有自信。最近,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咨询专家,从事新石器时代尤其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研究近二十年,参与了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文本撰写工作的秦岭老师在一次访谈中说清了这个问题。

秦岭老师说:“基于西方文明发展史经验而发展出来的早期文明和国家起源理论,长期以来都把“文字、铜器、城市”作为文明起源的三要素。因此,在评判世界不同地区的社会与文化时,也以此为主要标准,去衡量一个古代社会的发展水平。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中国新石器晚期社会和文明程度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学术界的“盲区”,并没有得到充分肯定和认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的过程,对我们,和对西方标准下训练出来的联合国专家一样,都是一种挑战。在选择相似的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比较分析之前,我们对良渚古城遗址的特殊性质进行过反复评估:一方面,没有文字和青铜技术,良渚古城毫无疑问被定义为是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产,需要同新石器时代其他世界遗产进行比较,但这样比,我们良渚就太“高级”了;另一方面,良渚古城表现出来的社会和物质文化发展程度,又无疑是属于早期城市的典范,需要纳入城市文明的范围内,与其他早期文明的代表性城市进行比较,但后者绝大多数是已经产生了文字的青铜社会,外国学者在不了解材料的情况下,会觉得毫无可比性。

正是随着良渚古城遗址申遗工作的全方位展开和推动,近年来,西方学者才得以有机会正视中国新石器晚期考古的丰硕成果,才会评价说中国早期文明被世界大大低估了。低估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发展模式跟西方不同,不符合文字、铜器、城市这样的西方标准。

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成功,标志着从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高度,正式提出了不同于西方主流的文明起源理论和发展模式——良渚古城遗址所代表的一系列中国新石器晚期区域国家形态,在东亚地区早期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多样性,它们与西亚地中海为核心的西方文明进程是平行且能互相映照的两种模式,这为西方世界从历史角度更好地了解中国、理解中国提供了实证,也对重新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会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和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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