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怡篱边史谈：漫谈苏东坡的戒诗

原创文章

苏东坡嗜诗如命，每到之处必有诗，短暂的一生创作了二千七百多首诗，是一个典型的诗痴。可是，有谁会想到，这样一个诗痴，居然也会萌发出戒诗的念头。绍圣元年至四年谪处惠州的苏东坡，的的确确想戒诗，在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及。他在《答周循州》中就表达了这种想法：“蔬饭藜床破衲衣，扫除习气不吟诗。”逢朋必饮，逢饮必诗是文人的一种积习，诗人竟决心要与之绝缘。他不但是如此想的，也真的曾经几废纸墨，几废吟哦，在《与王庠》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居惠作为：“老朽废学久矣，近日尤不近笔砚，见少时所作文，如隔世事、他人文也”。因为久不近笔墨，甚至连自己早年写的诗文，也生疏得有如隔世了，读自己的诗文也如读别人的诗文一样生疏了，以前的那种亲切感不复存在了。他在《与王庄叔》第二封信中也说到此状况：“某多病杜门，人事都绝，懒习已成，笔砚殆废。”杜门谢客，独居度日，真有孟夫子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之境了。

一个爱诗如命的人，要废弃自己的至爱，当然是很痛苦的一件事。人不到极度窘境绝不会如此。东坡的决意戒诗，当然是出自他一种痛苦的记忆。他一生因诗成名，也因诗贾祸。有名的乌台诗案就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记忆。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之文，却遭到宵小的攻讦，但这还无法板倒东坡。但诗所具有的语意的含蓄性、扩张性、无确解性等特征为小人们的“文字诛心”带来了机会，当时御史台的舒亶就从苏轼的《山村五绝 》、《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中搜罗出一些句子，诬称东坡讥讪朝政：

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指青苗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盐碱地）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上纲上线，无所不用其极。苏轼终于被下狱，也终于有了后来的黄州之贬。读了上段文字，你不得不服小人们搬弄是非的手段是何其高超。殷戒不远，何况这次惠州之贬又是因为“文字”，宵小来之邵给他罗列的罪名又是“文字”诋毁先朝：“轼凡作文字，讥斥先朝，援古况今，多引衰世之事，以快仇怨之私”。诋毁先朝，那还了得，自以“绍圣“的哲宗怎么能放过苏轼哩！并且为朝“时宰”的章惇也有杀他之心，如稍不留心就可能贻人口实，遭到灭顶之灾。这就是苏轼当时在惠州决意戒诗的真实的历史背景。

让一个痴诗的人戒诗就像一个嗜酒的人戒酒一样，这太难太难了。苏轼口口声声要戒诗，要“扫除习气不吟诗”，其实他在惠州的两年又七个月，仍然继续与人谈诗、写诗、和诗，只不过末了总忘不了要叮咛对方一句“幸勿示人”或“阅讫焚之”。例如，他与表兄程正辅一谈到诗，就来劲了，不觉忘记了戒诗的禁忌：“不觉起予，故和一诗，以致钦叹之意，幸勿广示人也。”（《与正辅书》三十七），他在惠州时曾寄给正辅两首诗，他嘱咐正辅读后马上焚毁：“二诗，以发一笑，幸读讫，便毁之也。”（《与正辅书》二十六）他准备终老惠州，在惠州白鹤峰盖了房子，新房落成后，惠、循两太守方子容与周彦质同访，互有唱和，他竟破戒一连和了四首，他在第一首后题云：“因见二公唱和之盛，忽破戒作此诗与文之。一阅讫，即焚之，慎勿传也。”战战兢兢，如履深渊。这四首诗“乃心闲神适之作”，并不关朝政，苏轼却表现出如此谨慎，这说明当时他的政治环境是十分恶劣的。清代苏诗研究专家王文浩看得最明白：“每诗皆丁宁切至，勿以示人，盖公平生以文字招谤蹈祸，虑患益深，然海南之役，竟不免焉。”如此谨慎之苏轼，仍然不免后来的海南之贬，作个诗人真是尴尬啊！

苏轼如此立意要戒诗，但他仍然屡屡破戒，写作不休，在惠州两年余竟写了两百余首诗，创作颇丰，看来痴诗者要戒诗自然是一件极难之事。这种难还与苏轼的个性有关。他秉性正直，为人坦率，他骨子里的为生民而忧为生民而乐的意识与他的敢于较真的崛犟个性并未因挫折而磨去。他在其《思堂记》一文中有一段话是他难以戒诗的最好的注脚：“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他不愿以缄口不言来压抑自己，欲吐之为快。因此他把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看法和对人生的真切思考毫无掩饰地写入诗文中，坦露在世人面前，他心里因释放而舒坦了，但也为自己一生不淹蹇而埋单。

我也常常想：苏轼可以不戒诗，他可以换一种写法和活法啊，他也可以像时下诗坛一样写老干体啊，可以颂圣啊，悠着一点啊！苍生关你什么事，有庙堂，有那么多干部，在惠州你不过是被看管的闲人一个而已；好好吃荔枝吧，还叹什么，既贪嘴，又何斥之为尤物；好好赋闲吧，什么修桥、请建营房、农民纳粮困难，关你屁事，又何苦折腾自己呢。当然，我们永远不理解苏东坡，永远无法达到他的高度。诚如老朽想法，世上永远没有苏东坡了。

东坡的尴尬难道无解么！当然有，那就在于诗人有运气，能碰上一个也同样痴诗的主子，即使不痴诗，也能容得下你的怪癖。想当年的白乐天，他敢于在朝廷上面折廷争，不给主子留情，弄得主子满脸羞色，是因为他遇上了宪宗。宪宗虽不是明君，但他想改革积弊，也能听得见一些臣下建议。因此，白乐天的“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但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不惧权贵怒，亦任亲朋讥”主张也就能落到实处，于是他“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以诗为谏，发挥诗“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作用。他虽然过份夸大了诗的作用，但毕竟没有苏东坡那样的尴尬，没有苏东坡那样的为了写几首诗而战战兢兢。

无可置疑，把东坡的尴尬之破解寄托在明君身上，自然又是文人的幼稚病。在君主专制的国度，你想自由表达，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是写山水诗、闲适诗，与朝政不关一毛关系，但政敌要整你，“清风不翻书”一类的话也能够你唱一壶，也能置你于死地。这样说来，东坡的尴尬永远无解，除非你永远远离诗坛。

东坡的尴尬，现代的诗人们有么？我不知道。

最后我以一幅自撰的联语，结束本文：

不必多心，几首闲诗，两三骚客，哪能揪起波澜。吾只吟花吟月，花谢无伤，月亏无恨，携一壶老酒听篱边虫唱，蚁争蝇逐，且由他去；

倒该注意，百年老店，九五天尊，总要遇些忠逆。君毋防口防川，口封将怨，川塞将危，问几个大员为闾里民忧，燕舞莺歌，最入圣听。

这算是我的心迹，也算是我的期待吧。普通老百姓，除了期待，还能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