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任尔流言，我自居正！

张居正：任尔流言，我自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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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汪宗超（读史专栏作者）

万历五年，深冬，格外萧瑟。

上书“反夺情”的官员们即将面临皇帝廷杖的处罚。

在当时，廷杖下被打死的官员有很多，何况，脱裤子挨板子，对士大夫名流来说，可谓奇耻大辱。并且，这些官员是在维护伦理道德，是在彰显“正义”，背后有华夏泱泱百姓，与几千年伦理道德作为支撑，怎么能因此受辱！

满朝上下，将目光投向了身披丧服的张居正——旋涡的中心。

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闯进灵堂，质问张居正，“即圣怒，亦为公”，皇帝因怒廷杖群臣，这都是怪你！

张居正只静静听着，面如死灰，凝固的空气持续弥漫。

突然，张居正猛地跪在王锡爵面前，拔出一把刀，递给王锡爵，大吼：“这都怪我，都怪我！你杀了我吧，你杀了我吧！”涕泗横流。

接下来，《明史·纪事本末》这样写道：锡爵大惊，趋出。

大惊的不光王锡爵，恐怕即将面临廷杖的群臣也吃了一惊。一方面，张居正见死不救，不肯为群臣向皇帝求情，可谓铁石心肠。另一方面，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权倾朝野，位极人臣的当朝首辅，竟然跪倒在王锡爵面前。

眼前的张居正，士大夫们，有点不认得了。

这位当朝首辅，此刻，看起来格外陌生。

本来，张居正就没有打算让他们理解自己，自己所做的一切从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他也根本不在乎自己在别人眼里是什么样子，他的双眸永远只盯着一点：改革。或者说，为这个摇摇欲坠的国家续命。

这是张居正内心的声音，除此之外，众声喧哗，他，听不到。

张居正是一位地地道道理想主义者，是一位实干家，他做每件事有着很清晰的目标，一开始就奔着目标而去，除此之外，在这个过程中所遭受的攻击，遭受的非议，生前身后名，这些都不那么重要。

与天下为敌，又有何妨，只要我心居正！

张居正性格很直，没有士大夫阶层的装模作样，虚伪做作，张居正一生只干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便这件事情是错误的，会招致别人的流言蜚语，他都不在乎。

在严嵩与徐阶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张居正虽然在政治上与严嵩决裂，但仍往来于严嵩与徐阶之间，并明确向严嵩表达自己与徐阶的交往。

张居正认为，坦诚出来，并没有什么问题。这并不是两边讨好的圆滑，相反，这样做会冒很大的风险，往往会两边得罪，并且还会落个左右逢源世故圆滑的名声，但是张居正不在乎。

严嵩倒台后，境遇十分凄凉。由于他掌权时候专权作恶，很多人在这时候都落井下石，借机报复，所以严嵩晚年很是悲惨。每个人对这个满是臭味的前首辅，避恐不及。

但严嵩死后，专门为他操办后事的，是张居正。

作为一代奸臣，严嵩广遭痛恨，很多人都是能远离就远离，但张居正不怕这样做会给别人留下口舌。

张居正认为应当这样做，他就做了，不去管其他的，这是真性情。

张居正与高拱历来被认为是死对头。

张居正与高拱的政治斗争历来为人津津乐道，但是据历史学家考证，万历皇帝即位之初，高拱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的政治决战，与张居正并没有关系。

即便是我们普通读者读《明史》的时候，也能感觉到这一段对张居正的描述，有很多矛盾的地方。可以说，《明史》始终没有拿出确凿的事实证据，来证明张居正与冯保有勾结，共同扳倒高拱。

不过，张居正权倾朝野，高拱是他登上权力巅峰路上的绊脚石，张居正作为传统道德的背叛者，在历史中始终留下一个贪恋权力的形象，所以张居正扳倒高拱，被认为是理所应当。

这是正史和大众对张居正的误解。

高拱被扳倒之后，张居正开启了权力巅峰之路，这似乎也验证了张居正具有陷害高拱的动机。在民间看来，在朝野群臣看来，高拱的倒台，一定与张居正脱不了干系。

高拱本人也是这样认为，据说，高拱临终前，仍记恨张居正。

高拱与张居正早年曾一同登高望远，指点江山，许下共同报效国家的宏愿，后来由于二人政治上的分歧，逐渐疏远，但以张居正后来对高拱的态度来看，显然不至于去陷害高拱。

有一次张居正回乡路上，偶遇高拱，这时高拱已经落魄不堪，跪在张居正轿子前面，迎接当朝首辅。张居正看到此时的高拱，立马上前将其扶起，拉进轿中长谈。

既然所有人都认为高拱变成这般田地全因张居正，高拱自己也是这样认为，那张居正还有必要虚情假意做个样子吗？这不是更让人厌恶，说张居正是个极为虚伪的人？

何况，高拱落魄到这个样子，是因为轻视圣上，这是大罪，张居正这样做显然对自己没有好处，但他仍这样做了，因为张居正问心无愧。

我们在生活中总是看重别人的看法，看重别人的评价，为了所谓避嫌，为了所谓名声，曲折内心，做一些面子上都过的去的行为，力图做到天衣无缝，让自己的名声无懈可击，但却离自己的内心越来越远，我们越来越无法做到与自己内心的和谐。

内心觉得应当做就去做，这多么可贵！

高拱死后，皇帝圣怒未消，是张居正力排众议，说服皇帝以官员规格下葬高拱。

作为公认陷害高拱的黑手，这样做，会让很多人认为张居正极度虚伪，搞不好还会惹皇上不高兴，但张居正不在乎，张居正认为应当这样做，就这样做了。

我们回过来看那次“反夺情”风暴。

公元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依据当时礼制，张居正应当回家奔丧，守丧三年，三年期满，方可再任官职。

但是当时改革进入关键时刻，万历皇帝不愿意放张居正回家，张居正心里也不情愿改革大计中断。

然而，回乡丁忧又是相当重要的事，对于传统礼教下的中国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何况张居正位高权重，天下所有眼睛都盯着张首辅，如若不孝，必将失信于天下，为天下人唾弃。

就在这个时候，户部尚书李幼孜提出“夺情”之说，即以国家为重，可以不离职守丧，为国尽忠就是最大的孝。

张居正这时也在犹豫，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礼教观念在张居正心里根深蒂固，但是他更不愿意自己呕心沥血的改革大计就此中断。

离开首辅之位，三年过后，时过境迁，又不知是一番怎样天地。三年过后，自己还能不能继续首辅之位，还能不能继续改革大计，这一切都说不准。

“夺情”之说一出，皇帝这边可谓大喜，虽然张居正仍坚持请辞，但内心深处已有答案，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为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国家，狠一狠心，夺情又如何，背负不孝骂名又如何？

在皇帝一再请求下，张居正决心夺情。

但这样做，可触动了士大夫名流的神经，触动了千百年伦理道德的神经。几乎满朝上下都攻击张居正。

的确，在传统观念下，张居正的做法实在不能容忍！随着反夺情愈演愈烈，万历皇帝下令，廷杖所有主张反夺情的官员。

张居正惹了众怒，更冲击了伦理纲常，留下一个“忘亲贪位”的骂名。

被廷杖的官员，有落的终身残疾的、有弃官回家的，他们在天下士大夫名流中成为了值得敬仰的楷模。而张居正，成了异类。

但张居正不在乎！

他高兴的是襁褓之中的新政保住了。

张居正给王锡爵下跪，在起来之后，似乎卸下了一切包袱。既然自己已经成为传统道德的背叛者，那就不必再用道德来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在此之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坐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三十二台大轿，他可以接受属下极尽奢华的宴请，甚至恣意挥动手中权力的大棒，享受位极人臣的尊贵……

这一切的一切，他都不再在乎，甚至都不能触动他的一根神经。他是被传统道德驱逐出家门的！

他接受着道德君子无休止的谩骂，他承受了太多太多，而这对他都无所谓，他只在乎他的新政，他的改革！

他有理想，他只在乎理想。

他倾听内心，他只顺从内心。

敢离经叛道，敢天下为敌！担当生前事，何计身后名！哪怕正史对自己有所所误会，哪怕五百来，世人从未停歇过对自己的指责、谩骂、嘲讽、质疑，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任尔流言，我自居正！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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