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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志祥 一 以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为节点来看，当时的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并不如何出彩，论名望，他似乎比不上同一批的申时行，论资历，自然比不上以决策功，晋兼太子太师的张四维，但这并不说明，在万历十年，以及万历后三十八年的时间里，王锡爵并不重要。 事实证明，在万历十年已以及万历延续的三十年里，重头戏除了申时行外就在王锡爵的身上，这个南直隶苏州府太仓州(今江苏太仓)人，以他独特的才能和个人魅力，开起了万历后三十八年的余辉。 根据史书记载，王锡爵出生时，正巧有一群喜雀飞集其家院宅，因古时“雀”与“爵”通假，遂起名锡爵。 这个“爵”字似乎给了他极好的运道，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28岁的王锡爵会试第一、廷试第二。（当时的第一名是申时行，据说他输给申时行做了榜眼，并不是文采不如申时行，而是相貌上不如申时行长大俊朗，加上为人上不够圆滑。）这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成绩，按照朝廷的规矩（明英宗以后开始），科举进士一甲者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另外从二甲、三甲中，选择年轻而才华出众者入翰林院任庶吉士，称为"选馆"。 作为当朝榜眼，王锡爵顺利进入了翰林院成为了一名七品的编修。 这份工作似乎很适合他，所以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王锡爵充任世宗实录副总裁官，万历下旨限一月内成书。书如期纂成，王锡爵升为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 仅仅一年后，即我们熟悉的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王锡爵以詹事掌管翰林院。 这是一个比较有前途的官职，只要努力干，未来一片光明，对于这点，毫无疑问王锡爵是知道的，唯一没有料到的是，在这一年的九月会发生一件足以改变他的大事。 这一年的九月，当朝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张文明在老家江陵（今湖北江陵）逝世。按照朝廷规矩，官员父母去世，儿子自闻丧之日起，应马上离职返回老家丁忧守孝27个月，期满起复。期间，如果皇帝特别指定，不许离职，称为“夺情”。（指事物太急，绝对不能走，皇帝批准，可以留下）但一般人都不敢冒这个风险去这么做。 当时的张居正已经做了五年的首辅，有他亲自引领的万历新政，正在一步一步的摊开，一切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唯一的缺点是这件大事需要张居正来亲自指导，一旦他离开，这项意义重大的改革或许就此毁于一段，于公于私，张居正都不想在这个时候离开。 但巨大的舆论容不得他多想，当他接到丧信的第三天，内阁僚属、翰林院学士等就纷纷到次辅吕调阳府上去朝拜了，这个举动让他深切地感到人还没走茶就凉了，五年的努力，总不能白费，出于这点考虑，张居正决定谋留位，“夺情”任职。其时，张居正的同年户部侍郎金幼孜第一时间看出了张居正的心思，便首先提出夺情倡议。大太监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这个时候离开，便传中旨让吏部尚书张瀚挽留张居正，在两人的策划下，万历皇帝开始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在下发吏部的圣旨中写道：安定社稷，朕深切依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不随朝，你部里即往谕着，不必具辞。——《张文忠公全集·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张居正也及时作出了回复，上了一份奏疏《乞恩守制疏》，表示自己应该回去给父亲守孝，自己现在才五十三岁，守孝的时间也不长，才三年而已，到那时候，自己的身体也没什么毛病，只要皇上不嫌弃的话，还是可以找我回来的，当时的万历皇帝只有十五岁，虽说已经当了五年的皇帝，但和张居正这些熟练政务的老江湖相比，自然要弱得多。 他没有在第一时间明白张居正的用意，心头唯一的想法就是不能让张先生回去守孝，不然大明的活儿就没人帮自己干了，这么一想，又提笔给张居正下了一道圣旨：“爱卿笃孝至情，朕非不感动，但念朕十岁上先皇辞世，先生受托尽心辅导……朕于幼冲之年，垂拱仰成，顷刻离卿不得，安能等得三年？况且爱卿身系国家安危，又岂是一般的金革之事可比?请强抑哀情，勉遵前旨，以不负我皇考委托之重，勿得固辞。”——奏疏六《乞恩守制疏》 为了留住张先生，万历皇帝甚至不惜拉出了自己已经死去五年的老爹来，如此一来，纵然张居正不愿意，也有点说不过去，而这个结果，很明显是张居正想要的，但戏要做全套，他还是连续几天上了回家丁忧的奏章。 事情到了这一步，可以说都按照张居正的意思在走，只不过张居正没有想到的事，当这一切尘埃落定的时候，引起的反弹会这么大。 张居正夺情的消息一出，立即遭到了翰林编修吴中行、赵用贤等一大批人上疏反对，他们纷纷上奏疏对张居正加以痛责，吴中行上书《因变陈言明大义以植纲常疏》，认为张居正父子，异地分居，不能相见已19年了。一旦抛弃于数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匍匐奔丧，伏柩恸哭，必让他违背心愿，抑制哀情，节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让他制定实施宏大的谋划，调合阴阳执掌政柄，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虽然说夺情之事有前例可循，但也从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马上视事的，这将把祖宗的法制置于何地呢！事关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减损变化之道，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所以，“夺情”既不近人伦情理，也不合义理法度。 仅过了一天，隆庆五年进士翰林院检讨赵用贤再上疏，请令张居正奔丧归葬，事毕回朝。 刑部员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又联名上疏，奏请令张居正回籍守耕。 事情出乎张居正的意料之外，他没想到反对他夺情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门生和同乡，但张居正很清楚，他的夺情固然有自己的想法，但这件事从始至终都是经过皇帝同意的。 吴中行、赵用贤越是努力痛骂张居正，万历就越生气，随着人数的增加，万历终于龙颜大怒，他觉得吴中行四人的矛头不只是对着张先生“夺情”问题，也是对自己权威的藐视！他决定效法列祖列宗对直言犯谏的建言大臣所惯用的手法，对此四人执行了本朝最高的刑罚——“廷杖”处之。事情似乎已经一目了然，任凭谁都知道，张首辅是走不了的。 但王锡爵是个例外，这个翰林院最优前途的人才，不顾首辅的威严，邀请同馆10多人来到张居正的面前说事实摆道理，要求张居正放人免杖。 二 身为大明最优权威的首辅，张居正也知道，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再退已是不可能的了，换句话说他已经彻底得罪了翰林院这帮读书人，既如此，自己就没必要这个时候去充当什么好人的，既拉低了自己的身份，也讨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对于王锡爵的要求，张居正没有理会。 要说，事情到了这一步，该做的已经做了，聪明的人都知道适时收手才是正道。 然而，王锡爵却是个例外，他虽读圣贤书，知晓明哲保身的道理。 但他似乎更喜欢以天下为己任，敢问天下先的至理名言。 见张居正不理会自己的请求，他独自一人去了张居正的家，严厉斥责张居正贪权不孝，弄得张居正差点用挥刀自杀来表明自己的心境。 但从这一点看，王锡爵绝对是一个狠人，事实上他的确是。 当吴中行等人遭到廷杖毒打后，许多人都吓得不敢再多事，纷纷回避；而王锡爵则亲自扶起吴中行号啕大哭。全然不理会万历和张居正的权威，第二年，张居正回家安葬自己的父亲，张居正前脚刚走，已经看到风向标的其他大臣都纷纷上书万历皇帝，要求皇帝召还张居正，当时上奏的奏章都需要署名的，其他大臣纷纷写上了自己的大名，生怕张居正回来找自己的麻烦。 诸多人物当中，唯独王锡爵“独不署名”。 这一举动很拉风，也很有姿态，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张居正的眼界是开阔的，能力是出众的，甚至才干是绝顶，但心胸未必是不记仇的，如此公开和自己唱反调，不给点小鞋穿一下实在说不过去。 所以在，张居正做首辅的后五年里，王锡爵没有任何的作为，一直待在家里，到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此时的张居正已经被万历皇帝籍家，反对张居正的同僚纷纷落井下石，为了彰显自己和张老师的不同，万历将曾经反对过张居正的人都召了回来，其中就包括在家闲居六年之久的王锡爵。 和其他朝臣以诋毁张居正为自己捞取名利做法不同，王锡爵在张居正这个问题上的表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张居正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样，但在内阁十年是干了许多大事的，政绩斐然，不应该都给否决了，他认为“江陵（张居正）相业亦可观，宜少护以存国体。” 这个意见为他赢得了万历皇帝好感，这个年轻的皇帝，从人堆里识别了这位已经年纪不小的大臣是一位能干大事的人，于是六年没有任何重大提升的王锡爵迎来了人生的一次大的升迁。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十二月，王锡爵在家拜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当时的内阁连王锡爵一共有5人，分别是首辅申时行，次辅余有丁、许国、和王家屏4人。4人中，许国是歙县（今属安徽）人，嘉靖四十四年第三甲第一百零八名进士。王家屏乃大同山阴（今山西朔州山阴县）人，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第二甲第二名进士。浙江鄞县(今属宁波市)高桥镇岐山村的余有丁也不差，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进士第三名(探花)，五人之中，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的里籍都属南直隶，算是同乡，因此三人关系十分密切密切。顺便提一句，在明朝二百多年以来，一甲同为内阁，只有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一科而已。 三人当中，申时行是张居正推荐入阁的，而王锡爵是御史李植等力荐入阁的，所以从关系上看御史李植对王锡爵多少有些情谊在，因此，李植也动了点心思，恰逢他与首辅申时行闹了点矛盾，且这点矛盾难以调和，于是御史李植仗着对王锡爵有推荐之功，想要力推王锡爵任首辅，挤掉申时行，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关键的所在，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 极少有人能在这个点上守住自己的那点初心，但王锡爵做到了，他非但没有与李植与之呼应，也不因张居正有宿怨而自我标榜，去了内阁后，他主动与首辅申时行配合，并上书排除李植等人，最终将喜欢玩内斗的李植等人全部赶出了朝廷。 可以说在申时行九年的文渊阁首辅生涯里能稳稳当当，王锡爵起到的作用不小，因为他足够清醒。 这份清醒一直延续到万历三十八年。 时间之长，可以载入史册。 三 较之申时行在细枝末节的事情上，表现得十分沉稳与睿智，王锡爵则在大事上，总能保持清醒和自己的独特，唯一的缺点就是得理不饶人。 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顺天府乡试。主持这次乡试的是庶子黄洪宪，不恰的是这次王锡爵的儿子王衡、申时行的女婿李鸿都参加了考试。抛开其他来说，这几个人既有良好的家教，也都是读书天赋之人，加上善于考试，因此结果不言而喻了，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考取了第一名举人，申时行的女婿李鸿也中了举人，这个结果太过显眼，立即引起了舆论哗然，很多人都对这份结果的公正性表示了怀疑，其中包括礼部郎中高桂，经过协商，礼部郎中高桂便摘出录取的举人中觉得可疑的八人，要求复试。 这个人数中就有王锡爵的儿子王衡，而且是重点保护对象。 八人当中，除了王锡爵的儿子因为老爹的缘故别列为了重点保护对象外，还有一个叫屠大壮的人，（光是这个名字就不像读书人），文章水平是在太差，礼部侍郎于慎行主张取消他的资格，但都御史吴时来不同意。高桂力争，最后才按于慎行的意思将录取的举人名单呈上。申时行、王锡爵看后，假托皇命将屠大壮留了下来，并夺了高桂的俸禄。 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桂对王锡爵之子中第一名举人表示怀疑，他的怀疑，并非空穴来风，张居正当首辅的时候，他的二子张敬修与张懋修相继在高中进士，高桂怀疑，王锡爵的儿子，申时行的女婿的名次和张居正在时的一样，都是一些讨好之人给开了后门，按说有这份怀疑也十分正常，但问题是王锡爵的儿子才华却不是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可以比的，他在王锡爵没有做内阁大臣后，即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参加会试，举会试第二，廷试也是第二，足以说明他的才华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但王锡爵的个性比较刚烈，对于有人质疑他的人品和儿子才学的问题十分气愤，于是亲自上阵，将目光对准了高桂，开启了攻击模式，毫无疑问王锡爵的文采是足够的，加上犀利的言辞和底气，自然将高桂攻击得体无完肤。 双方你来我往，最终将问题丢给了万历皇帝，经过一番讨论，为了公平起见，万历皇帝决定重新在午门外复试所劾举人，结果王衡仍然取得第一名，人人都叹服，而所劾举人无一人黜落。然而，王锡爵觉得这事儿侮辱了自己的人格和儿子的才学，便不允许王衡参加礼部会试，直到他去位多年后，王衡才重新参加了科举。 我们不能说，在这件事上礼部郎中高桂、刑部主事饶伸的怀疑是错误的，但不否认，在这件事上，王锡爵有点得理不饶人，因此当时的御史乔璧星有些看不过眼，转弯抹角的请万历皇帝稍微告诫一下王锡爵，作为内阁大臣，多少要有点胸怀，作一个“休休有容”的大臣才是最好的选择，对这个劝慰，王锡爵不以为然，还亲自上书为自己辩白。 这一波操作，虽说以王锡爵全面胜利告终，但在名望上也给了他带来的一定的负面影响。 唯独这个当局人并不能知晓而已，如果说张居正的万历十年是刷新了万历新政，让万历一朝的行政效率焕然一新，申时行的九年文渊阁生涯，将大明从张居正的问题上拉了出来，让明朝重新走上了既定的轨道，那么王锡爵的二十余年的内阁大臣生涯，则是缓和了国本之争的弊端，避免了明朝彻底沦陷在国本之争中无法自拔。 老好人申时行走了之后，已经越来越厌倦和群臣玩心思的万历皇帝需要一个和自己一条心，且能力上还不输申时行的大臣来帮自己，思来想去，唯有王锡爵符合这个条件，于是在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正月，万历皇帝下诏召王锡爵（此时王锡爵已经闲居在家两年了）入阁，并令他作了内阁首辅。 对局面十分清楚的王锡爵知道，万历皇帝这个时候找他来做这个首辅，他的能力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更多的是来替万历分担国本之争的压力。 先前迫于群臣的压力，万历已经答应于举行册立太子典礼，但到时能不能兑现这个承诺，王锡爵心头没有多大的把握，万一弄不好，自己就很容易成了众矢之中，要避免这一点，唯一的解决之法就是先下手为强，为此他刚到内阁就给万历皇帝上了一道密奏，在密奏里他恳请万历皇帝实现自己的诺言，而且不能再继续往下拖，否则自己这个内阁首辅根本没有面对群臣的舆论。 对于这一点，万历皇帝心里也清楚，在收到王锡爵的密奏后，也给回了一份密信，亮明了自己的态度，鉴于申时行迷信泄露的教训，万历皇帝特意派内侍将他的手谕送到王锡爵家中，信里所说所想，只有一个字——拖 “今天朕读了你的密折，足见你忠君爱国之诚心。朕虽然去年下过一道谕旨，允准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太子大典。但朕又看到祖训中有一条规定：立嫡子而不立庶子。况且皇后现在还很年轻，假若以后再生育，那么是册立太子呢?还是分封为王呢?封王，必违背圣训; 封太子，那不就是两个太子了吗?所以朕至今迟疑不决。既然你将密折奏上，朕现在决定暂时将三子一并封王。等几年后，皇后确实没有生育，再册立太子也不迟。这个办法对上不违祖训，对下又于事体两便。你可拟一道谕旨送与朕。”——（《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六） 可以说，对于自己的大儿子，万历皇帝从骨子里不喜欢，若不是明朝的大臣都有一股持之以恒的劲儿，后来的明光宗是不可能登基的。 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三位皇子（朱常洛、朱常洵以及由端妃周氏所生的皇五子常浩(皇四子早夭)。）并封为王，数年后，如果皇后仍未生育，再行册立。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皇帝公开耍无赖，王锡爵也没想到万历身为大明皇帝，竟会耍无赖，一时也不知道如何是好，一方面他需要应付情绪已经到了顶端的群臣，另一方面还要与刚愎自用，且聪明狡猾的万历皇帝，两边都是自己不能得罪的主角，前面的首辅申时行、王家屏就是前车之鉴，自己该何去何从，却是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如何处理这个天大的难题，无疑是他身为首辅最大的功勋，从后来的结果看，王锡爵在这个问题上是担得起余辉这个评价的。 一个让他进退两难的境地，愣是被他从中走出了一条还算过得去的小道。 他一方面按照万历皇帝的意思拟定了一份谕旨，将皇帝的意思传达了下去，另一方面为了缓和群臣的公论，他另拟写一份谕旨，在谕旨中，他亮明了自己的态度，大意是汉明帝的马皇后、宋真宗的刘皇后，以及唐明皇的王皇后，都是将妃子所生之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请陛下令皇后抚育皇长子，这样一来，长子就成了嫡子，而长子的生母不必进封号以压皇贵妃。” 两份谕旨拟好后，王锡爵一并奏上，请求圣裁。换句话说，王锡爵重新将这个难题丢还给了万历皇帝。 如何取舍，万历皇帝自己拿主意，结果如何，与自己无关。 如此一来，他既避免了和万历皇帝正面硬钢，也避免让自己成为了群臣攻击的对象，我们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王锡爵比申时行要聪明得太多太多，任何时候，陪皇帝唱双簧，吃亏的是自己。 唯有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才是最好的结果。 四 但王锡爵还是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身为首辅，在拟这两份谕旨是单独行动的，既没有通知群臣，也没有让内阁其他成员知晓，当结果出来时，一直盼望册立太子的群臣却忽然收获了三王并立的结果，无论这个结果多么顺应天意，始终差了点意思，心头有火的群臣，不敢将这股怒火洒在万历皇帝的身上，但对首辅王锡爵骂几句，宣泄，宣泄还是可以的。 于是，历史就留下了这样的一幅画面，一心避免自己成为众矢之中的王锡爵，最终没有逃过命运的安排，无可避免的成为了众矢之中。 最先发难的是光禄丞朱维京，这位不怕死的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今江西省吉安市万安县）人，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喜欢耍无赖的万历皇帝，批评了万历皇帝欲愚弄天下、以天下为儿戏，或许知道得罪皇帝的后果是什么，朱大人骂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后，却是话锋一转，对向了王锡爵，奏疏里朱大人对王锡爵破口大骂：“陛下虽有三王并封之意，但还没有马上执行。必定先以手诏向王锡爵咨询。王锡爵纵然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诏，也应像李泌那样委曲叩请;如其不然，就像王家屏那样自乞罢职，自由自在，而又受到皇上的优待，也不会有韩瑗、来济那样的耻辱。怎么噤无一语，如同一个胥吏一般奉行主子的命令，还惟恐落后呢?李勣、杨素都是千古罪人，其初两人心中难道不知道有公论?只是自己患得患失之心太重，才不能自持了。”（《明神宗显皇帝实录》万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 这一番辱骂直至问题的关键，成功引起了群臣的关注，万历皇帝搞的所谓“三王并立”方案，尚未来得及付诸行动，就被扼杀在摇篮之中了，这个结果自然不是万历皇帝想要的，愤怒之余，便那朱维京开刀，以儆效尤，于是朱维京被革职为民，发往边疆充军。 要说，事情到了这儿，最好的办法是不闻不问，而不是火上浇油，但万历皇帝似乎很喜欢干这种事，他心里清楚，在“三王并立”的这件事上，王锡爵是替自己背了不小的黑锅，自己身为皇帝多少有些不够意思，于是他下给内阁下了一道圣谕，在谕旨中，万历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并在谕旨中写道：“前日首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大典，这本来是朕去年的意思，有什么可疑的！ 但朕恐怕违背了祖训，日后事情难办，所以欲将三子并封为王。随后，首辅又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随后册立为太子。朕嘉许其苦心，但又想此举以假乱真，不是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一再争论，是不了解朕的本意。真是可恨。朕为天下之主，无端的受到诬陷，卿等怎么会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呢?” 应该说，万历皇帝的心意是有了，只是群臣已经对这件事十分敏感，所以起到的效果微乎其微，万历想将王锡爵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愿望，也没有实现。 当时的工部主事岳元声、礼部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部给事中吏应麟等，则将王锡爵堵在朝房中，指着鼻子与他争论，庶吉士李腾芳则当面交给王锡爵一封信，将王锡爵里里外外，前前后后都分析了一个遍，最后得出了一个罪人的结论，据说，王锡爵读完这份信后，羞愧难当，差点没有一头撞死在文渊阁。 除此之外，王锡爵的学生门人钱允元、王就学也到他的家中规劝老师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可以说，万历皇帝的一番神操作，让一直小心翼翼走羊肠小道的王锡爵彻底失去了最后的退路，为了挽回影响，他只能迫使万历皇帝收回成命。 这个要求送到万历皇帝手中，这位对群臣彻底失望的万历皇帝，干脆不予理睬，弄得王锡爵连最后的退路都没了，不得以，王锡爵只好走上了申时行的老路请求辞职。 这个举动多少有些效果，万历皇帝终于收回了成命，并且表示再等二三年，若皇后还未生育，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事情到了这儿，才勉强有点回旋的余地，此后经过王锡爵不懈的努力，到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万历皇帝终于下诏，请皇长子（朱常洛）出阁读书。礼节依太子出阁的旧制，举朝上下才算对王锡爵有点赞扬之声。 五 只不过这声音来得太迟了，已经战战兢兢的王锡爵早已被另外一件事给淹没了，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是癸巳年，所以这年进行的京察称为癸巳京察，按照规矩，凡是四品以上自陈政绩，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由于京察决定一个官员的仕途命运。所以大明上下都很重视，这一年的京察，考功郎中赵南星因秉公罢黜了一些不合格的官员，这其中有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有王锡爵的旧属，这个结果显然对双方都不满意，所以内阁和其他部臣的关系弄得很僵，作为中间协调的万历皇帝，直接下旨将考功郎中赵南星先是降三级，调外任用，后竟革职为民。连一大批为他上章呼冤的大臣也都受到贬谪，如此一来，愤怒的群臣很自然把这些都算在首辅王锡爵的身上，认为是他一手操纵的，因此对他十分愤恨，焦头乱额的王锡爵只好提出了辞职报告。 起先万历皇帝并不批这份辞职报告，但王锡爵已经心灰意冷，连续上了八次才获得了批准，至此，王锡爵的首辅生涯彻底结束。 一直到七年后，即万历二十九(公元1601年)年十月十五日，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万历皇帝想起王锡爵的多年努力，特意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册立朕志久定，但因激阻，故从延缓。知卿忠言至计，尚郁于怀，今已册立、冠婚并举，念卿家居，系心良切，特谕知之。” 从这点上看，当年王锡爵的一番努力，并非一无所获，只不过这点夕阳的余辉终究是来得太迟点了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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