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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出生于小官僚家庭，早年丧父，大历八年（773年）中进士，时年十八。官至宰相，贞元十年（794年）被罢参知政事，贬为忠州（重庆）别驾。他在忠州居住十年，顺忠即位，诏旨征还已逝世。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清廉的官吏历代皆有，史不绝书，但被皇帝认为“清慎太过”降旨责备，仅见一人，他就是唐代德宗时期的宰相陆贽。 唐王朝自肃、代以后，已从他发展的顶峰跌落下来。唐德宗时期，这种衰落之势愈加明显，当时藩镇割剧，国家分裂，政治腐败，经济萧条，人民生活极其困难。陆贽体察这种现状，分析天下大势，穷究治理之道，系统地形成了自己的治国思想。他认为：国无民不立，民无财不活。他立言行事，都注重人民利益，始终把治国的立足点放在稳定局势，苏解百姓民困难之上。 唐德宗是个刚愎自用的君主，他继位之初，颇思振作，但不顾当时客观条件，急改弊政于旬月之中，导致了一场藩镇判乱，战争一起，兵连祸结。他亲眼目睹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陆贽痛心疾首，主张罢兵安民，请唐德宗撤消神策军，主动承担战争罪责，自告奋勇代为起草罪已诏。诏书一下，受到广大军民的一致拥护，为迅速结束战争起到了重大作用。长安收复后，他建议唐德宗乘灭人之威，布恤人之惠，实施税收减免，解决百姓因战乱带来的生活贫困，停止战争，制止了战争的延续，使人民获得了暂时的安宁。 轻徭薄赋，宽政爱民是陆贽的一贯主张。早在他任渭南县尉时，就向黜[chu触]陟[zhi秩]使（负责到各地考核地方官员的钦差大臣）献议：“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吏治、三科登隽[jun俊]义、四赋经财实、五清保罢瘵[zhai债]、五要简管事，提出体察民情、整肃吏治、均节赋税、赈灾救贫，节俭开支等主张，为相以后，他又围绕这一思想，针对时弊，提出一系列的解救措施。 贞元年间，战乱虽然平息，但百姓所承担的繁重赋税丝毫没有减轻，陆贽在《均节财赋恤百姓六条》中对官府横征暴敛所造成人民的生活痛苦，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两税法推行之后，百姓的税收负担已重于前时，又以筹集军费为名，每贯加征二百文，战争平息后，加征如初，还允许地方上量事取资。这样繁重的赋税，百姓已经难以承担。加之税额以钱计算，征收的却是实物，过去每年缴纳绢一疋，折合钱三千二、三百文，现在缴纳绢一疋，只折合钱一千五、六百文，往岁输一，今输其二，官非增税，私已倍输。“百姓艰困，非止不足，税额类例，非止不均，求取繁多，非止来献，诚可哀悯[min敏]，亦可忧危，此而不图，何者为急。”面对这种现状，他大胆地提出：“当今急务，在损上益下，节减开支，量入为出，凡不急者，无益者，罢废之；过制者，广费者，减节之。以罢减之资，给切要之用，并停征军兴所加赋税，禁止诸道自行加征。”这样才使百姓稍得休养生息。 陆贽为相，把各地户口的增减、田地的赢缩，赋税的厚薄等作为衡量官吏是否廉洁称职的标准。过去对地方官吏考核，“增加赋税”和“征办先期”是两个主要条件，官吏为争上考，无不税额层层加码，征收催稳迫速。上司绳责既严，下吏威暴愈强，更是不顾水涝旱灾，田地荒芜，户口耗减的实际情况，按数征收。随意把逃亡者的税额，加在偿未破产和逃难的百姓身上。为纠这弊端，陆贽改增加赋税为减少百姓赋税、改征办先期为适时征办。按照地方官员在任期内，人口数量的多少，核所定税额，任期依据户口增加与赋税减少进行比较，划分地方官员考核等级，按每户所承担的税负十分减少三分，定为上等，十分减二分，定为二等，十分减一分，定为三等。如果所在地方的人口因流亡而减少，官吏把所减少者的税额，加在现存户的身上，加的越多，考绩越下。关于适时征办，他主张“各随当地风俗所便，时候所宣，务在行人，俾[bi比]得办集。”做到惠而不费。 唐代中、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贫富悬绝，贫苦农民深受地主的残酷剥削，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百万亩之多，而贫民百姓无立足之地，贫穷的百姓，惟有依托豪强、借贷种粮租赁农田，终年劳服，无日休息，罄[qing庆]其所借，常患不充，有田的人家，则坐食租税。针对这一残酷的现实，他对豪强地主的占田数量和租额加以限制，减载，并做出了明文规定，严格律令惩办违犯罪。 贞元八年，河南、河北、江、淮等四十余州大水，溺死者二万余人，陆贽请派遣官员赈灾，唐德宗认为灾情不大，不必由朝廷派官员到灾区救济，陆贽向唐德宗说明地方对灾情上报不实的原因，劝说唐德宗不能只听少数地方官员的粉饰之词。唐德宗又以淮西税赋不上缴朝廷为由，拒绝派遣官员，在陆贽的坚持下，唐德宗才派遣中书舍人奚陟等宣慰赈济各地灾民。并将每年茶税，约五万贯，分赐各地方政府，在各县建置社会，丰年购粮存储，遇灾便开仓赈济，“使一代黎人，承无馁[nei内]乏。” 陆贽的这些主张，并未触动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只是对他们经济利益作了改良性调整，但这毕竟对于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陆贽一生清慎自守，勤政为民，他忠君，使他的理论和措施没有出路；他求稳怕乱，影响到贞元以后对藩镇的控制，反对“两税法”，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保守。这些不能不说是他的悲剧所在。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羣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羣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勉励功劳），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旣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渝涯（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上正是这样一个人，好耳顺和面子，不识忠奸，全凭感觉）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絁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改革和简政历来为新政府两大神器。）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擿tī,zhì,zhāi郡邑，校验簿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着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yǔ怠（懒情懈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囷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资产的标准不易把握，数量不易查清）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傜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傜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旣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人民创造历史，养活官府，历史和官府却愧对人民，本质上还是生物规律：弱肉强食）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 kuàng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泉与布在中国古代同时都作为货币使用(泉是古时对钱币的叫法，非泉水之意)，因此，人们便将货币统称为"泉布"。也有人认为泉和布不过是一物有两个名字而已，泉就是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着令（我朝法令明文规定），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古时对钱--货币的认识不足，地位不明）！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旣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这一点常识，大跃进时的共产党都不懂，放卫星，闹出经济上笑话，留下历史笑柄。）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甿，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舍彼适此者旣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着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敎之浇讹。（欺负善者、定居者的荒唐国政）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余，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校殿罚亦如之。”（从税务上如何考核地方政绩）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余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旣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科学征税，现在税收增长大于国民经济增长，就是税额过高，反过来损害税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庚，不及编甿也。（古时候关于国家在三十年内要有九年、六年粮食储备的说法，是将疆域以内的臣民全部计算在内，而不是单单让公家的谷仓丰足而不把编入户藉的百姓计算在内）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 其六，论兼幷之家，私敛重于公税，其略曰：“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夫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夫之所为，而兼幷之徒，居然受利。”又曰：“望凡所占田，约为条限，裁减租价，务利贫人。法贵必行，慎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严其令以惩违，微损有余，稍优不足。失不损富，优可赈穷。此乃安富恤穷之善经，不可舍也。”（抑制地主横征暴敛。）（ 宰相贽忧国忧民，其理论内核不亚于当今，其思想先进不逊于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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