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荀子·君道》说：“合符节、别契券者，所以为信也”。“合”是合并，“别”是分别、分开，“信”是信用；“符”、“节”、“契”、“券”四者是同一种东西的不同名称，都是“书契”。最早的书契是木质的，而且一分为二。在借贷关系中，债务人持左契，债权人持右契。最原始的书契只刻有以契齿文为形式的数字，这些数字指代标的财产的价值，而且完整的契齿文被刻在并排放置的左右契上，每只契只保留完整数字的一半。当信用兑现时，需要将两只契再次合并，当契齿文完全重合时，方能证明这对书契是原先的那一对。 因此，在技术手段上，书契需要先“别”，后“合”。“别”后的契齿文实际上也具备加密功能，契齿文的条数，每两根契齿文之间间隔的大小，都是“密码”。条数不同，间隔不同，都无法相合、相同。“合同”、“合同”就是这么来的。原始的书契不仅是现代“合同”的前身，也是各类证券、票券的前身。 因此，从本质上讲，证券也是合同。只是在现代人看来，合同与证券有着本质不同。合同不具备流动性，不能转让，而证券、票券，尤其是有价证券、票券却具备流动性，可以转让，甚至具备货币的功能。在美联储的货币统计中，股票、国债等资产是被包括再内的。 货币就起源和本质而言，也是证券，其前身也是书契。或者说，货币是一种特殊的证券，一种特殊的书契。代表债权的书契之右契就是有价证券的最早形态，其流动性与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成正比，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右契的流动性就越大，也就越接近货币。 因此，书契机制实质上也是货币发行机制的前身。在秦以前，中国的书契都是私人化的，货币发行也都是纯私人化的。秦统一中后，秦始皇才下令禁止私人发行货币。到秦时，书契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至少5000年，也就是说，那时的中国已经拥有了5000多年的私人发行货币的传统。最早的契齿文出现于早期仰韶文化，在西安半坡遗址出土。政府的一纸命令在如此强大的传统面前是虚弱的，私人发行货币的传统当然不会随秦始皇的禁令而消失，而是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直至民国时代。即便是现在，民间金融依然在中国保持极强的生命力。 随着更复杂、更有效的信用工具的出现，原始的“符”、“节”、“契”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些词汇也不再用了，仅存于历史典籍之中，但是“券”这个字依然被现代社会所使用，譬如证券、债券、优惠券等等。人民银行所发行的货币，也是一种特殊证券、债券。因此就有必要弄清“券”字的来龙去脉，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代证券、信用及货币的本质，进而可以帮助我们建立面对它们的正确态度和方式。 “券”是上下结构，上面一个“”下面一个“刀”。“刀”的含义是很明确的，最早的契券是木质的，上面的契齿文，以及后来更复杂的符号及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券”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上，破解“”，是破解“券”字起源的关键。 《礼记·曲礼上》：“献粟者执右契。”郑玄注：“契，券要也。右为尊。”《战国策·韩策三》：“安成君东重於魏，而西贵於秦，操右契而为公责德於秦魏之主。”鲍彪注：“左契，待合而已；右契，可以责取。” 这两条文献说明，右契是债权凭证，或者类债权凭证，是现代所谓的“有价证券”的最初形态。 《列子·说符》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这个遗契显然是代表债权的右契。一个丢失在路上的右契，对捡到的陌生人直接意味着财富，意味着这种右契在当时流动性已经非常强了，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货币了。 尽管《列子》中的故事发生时间可能仅仅在春秋战国时期，但是，又契的价值性，可流动性，以及建立在这两者基础之上的货币属性，是在书契自产生之始就具备的。货币与书契之右契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区分，当左契持有人的信用程度越高，其对应（或发行）的右契的流动性也就越高，当高到一定程度时，就成为货币。因此书契机制也是人类历史总货币发生制度的最初形态，而右契也是人类历史中货币的最初形态。其起源理论上与中国文明同时。 因此，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货币形态并非贝币，而是远在贝币之前的作为书契之右契的“契币”。这是当前局限西欧一井之口的所谓金融史和货币史难以想象和理解的。把人类货币史说成是从所谓的实物货币向信用货币的逐渐演化过程，完全是无稽之谈，是对中国书契史无知的结果。 货币的出现对中国文明史而言，并无特别意义，也不是一件多么重大的事情，它只是处于特殊状态时的一种书契而已，或者是对书契的一种特殊应用。对于货币材质的变化，实质上是书契材质变迁的一个子过程，不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更是毛毛雨的事情，无论是从木头变成贝玉金银，还是再从贝玉金银再变成后来出现的纸张，或者从纸张变成当下的电子信息。 右契实质上左契持有人的一种信用承诺，代表左契持有人的诚信的道德，其金融财务意义上的价值是以左契持有人内在的诚信为基础的，即以其道德为基础。把右契奉献给神，或者送于别人，即“”给神和人、“祼”给神和人，实质上是把自己的诚信，把自己的道德奉送给神和人。“宝”字中所宝的也正是右契，其实质也在诚信、道德、道义。 《老子》79章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抱怨以德，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唯有理解了书契，尤其左右契的实质内涵，才能真正理解老子的意思。“圣人执左契”，就是以右券奉送给别人，而自己则要保持诚信和道义，其实质内涵就是以诚信和道义待人。 “有德司契”就是有德者去维护《周易·系辞》所说的“书契之治”。而书契之治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以诚信和道义为基础，自发、自愿达成相互协作的书契关系的自我管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司契”就是“书契之治”也是“无为而治”。在书契秩序中，行为主体是书契关系的双方当事人，无需作为第三方的政府的干预。 “无德司彻”中，“彻”是指税收。“彻”是政府存在的基础，因为政府需要税收来养活。“彻”的最大危害倒不在于对人们直接的物质剥夺，而是在于，由彻所养活的政府人员会对书契秩序实施干预，从而破坏自然、自发的书契秩序。 《周易·观卦》卦辞：“盥而不荐，有孚顒若”，就是写给帝王、圣人的，与老子的“圣人执左契”相通。“盥”就是将右契献给神和别人。祼礼不仅可以适用于神，也可以适用于人。在典型的祭祀仪式中，祭祀之后就是会餐，在会餐中的敬酒礼中，就有对人的祼。祼祭、祼礼中的主祭者实际是也就相当于左契持有者。 “有孚顒若”中，“孚”是诚，“顒”出示诚意时的庄重状态，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说，祭祀的关键在祼，而祼的关键则在自己的诚。“执左契”者实际是也就是祼者。 值得注意的是，“观”与“祼”、“盥”、“灌”读音是相同的，也与“关”相同，与“券”、“干”高度接近。上文已经指出，“盥”、“灌”都是源于“祼”，“祼”源于“关”，而“关”则是“干”之右契。观也极有可能就是源于“祼”。“观”的本义就是去观看“祼”，或者以“祼”供人去观。观“祼”就是取感受祼者的诚意，自己也学会去诚，而以“祼”供人去观，则是以自己的诚去感化别人，感化天下，让别人让天下也去诚。因此，祼就就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这就是观卦《彖传》所讲的“以神道设教”。 在当下依然在黄淮平原的农村所坚实存在的丧礼中“祼祭”所使用的黄表纸纸扎，以及整个中国所依然盛行的烧纸，其原初的和实际的内涵也都是右契、右券。 北宋时期对新出现的纸币的叫法有三种，其中一种就是“关子”，而纸币的本质是右契，藉此可以人为，“关”是对右契早已有之的叫法。“关”是右契，将右契献给神叫“祼”，这两个字是同音的。实际上，“券”、“关”、“祼”、“干”的读音都是高的接近的。在甲骨文之前，这些概念都是只有音，而无字，读音的接近甚至相同意味着他们的同源性和相关性。在这个意义上，李学勤教授将“”释读为“祼”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干”是指一对书契，而“关”则是之书契之右契。“相关”、“相干”、“关系”、“干系”对于现代这些非常常用的词语，人们早已遗忘其真实起源。“相干”、“干系”从其起源来说，是指一般的书契关系，而“相关”、“关系”则是指特殊的书契关系，即自己作为左契持有者（债务人）的书契关系。 因为“关”是代表债权、求偿权的右契，在所求财务、债务时，右契是权力的凭证，左契持有人（债务方、类债务方）在支付、交付财物时，就需要拿右契与自己所持有的左契相比对，检测能够相合。右契（关）与左契相合的过程就是动词的“关”。因此，动词“关”的原初意义是指左右书契的合并，开门关门之“关”是由书契之关所引申。将关门之关理解成关的本义是错误的。这一点从“关”字的早期字形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目前“关”字的最早期字形出现在战国时期，为半包围结构，外边是门，里边则是上边或有或无系绳相系的两只书契，指代两只书契相合并。书契本身或者用加点的竖线表示，或者用甲骨文木字的下半部分表示，或者用加短横线的竖线表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两个字例中，丝绳下的两根竖线中，左边的竖线有向左伸出的横线，右边的竖线则有向右伸出的竖线，更准确和形象地刻画了左右契。 与关相对应是开，也关字源自书契一样，开字也是源自书契。早期开字字形也是半包围结构，外边也是门，而门里边则是两个“干”字，指代“干”的分开，“干”就是书契。还有字例是捧着一根或两根横线的两只手，也是指代将一对书契（两只）分开，分别交至两只手中。 因此，在书契时代，一对书契的刻画完成之后，分开并交于左右契持有人的过程就是叫做“开”。现代中文中的“开票”之开，最接近其原意。开门之开则是引申义。 双排契齿文、干、契、关、章都可以指代书契，当然侧重有所不同，这些概念在5500年前多神教传播至中国之前的纯书契时代应该就早已存在了，只是仅存在语音，而没有文字。其中，双排契齿文的读音很可能就是“玉”，后来被“玉”、“聿”二字所继承。 当多神教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开始用代表诚信和道义的书契之右契作为供奉给神的祭品，开发出“祼祭”，将祭祀书契化，即诚信和道义化。这是就基于书契，而衍生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祼”。显然，“祼”是直接来自指代右契的关。成为祭品的关也就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就是“券”。因此，“券”就是“关”，就是“右契”。 春秋战国以来，“礼崩乐坏”，对祭祀的重视程度开始下降，“券”的祭品含义也随之降低，并完全世俗化了，变得与“契”同意，并与其合起来，并称“契券”。汉以后，尤其是自东汉纸被发明以后，券字的祭祀含义近乎完全消失。人们，尤其是上层社会、读书人对书契祭祀功能历史记忆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对整个书契时代、书契机制的历史记忆也近乎完全消失，仅仅在《周易·系辞》中保留了一句语焉不详的“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而在民间的丧礼中，书契的祭祀功能一直得以延续。纸出现后，又用纸替代了木质书契。但是，在民间传统中，只是机械地继承保留了器物和仪式，对这些仪式和祭品的实质内涵，也早已遗忘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大肆引入西方的金融学、货币学，将西方人以自身历史为基础所写出的金融货币史看成整个人类文明的金融货币史的全部，认为西欧，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是现代金融货币制度的源头。而实质，西欧的金融货币史相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史的天空，只是一井之口。欧美人依据欧美自身的历史去书写金融货币史无异于坐井观天，蚍蜉撼树。 当中国出现纸币时，西欧文明还没有成型，近乎不存在。而且纸币的出现只是书契、货币材质的一个小小变化而已。及至元朝，对慕名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而言，用纸当钱的做法简直不可思议。毫无疑问，金融和货币的起源显然不可能在区区的西欧，西欧的金融货币制度显然是学习中国的结果，是中国古老且发达的金融货币制度西传的结果。 现在论述中国证券、信用、货币起源的古老性、先进性并非出于所谓的民族虚荣，不是单纯地文明的发明权以找回所谓的文化自信，而是在于正确地理解证券、信用、货币的本质。依据西欧一井之后的金融货币史，是无法准确窥探证券、信用、货币之历史全貌的，而看不是历史全貌，也就当然无法认清其本质，无法建立对待这些东西的正确态度和方式，其结果就是“金融危机”的周期性出现。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