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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杭州百井坊恒隆项目的设计图在优酷视频发布。 恒隆地产行政总裁卢韦柏介绍，项目将由五座办公楼、一个酒店和一个商场组成，楼面面积194000平方米，还有30000-40000平方米面积的地下空间。 百井坊地块位于杭州武林广场，作为杭州市中心绝版宝地，在2018年5月28日，经过336轮的竞拍，以总价1073095万元成交，楼面价55285元/㎡，溢价率118.51％。 很多人都知道百井坊这一带早年为居民区。但是不知道这里曾是当年杭州八旗后裔聚居地。 今天，跟着游老板在杭州新地标拔地而起之前，经历一次百年穿越吧~ 旗下营 据史料记载，1648年清廷决定在杭州设立旗营，因其为“江海重地，不可无重兵驻防，以资弹压”。自那时起杭州旗营就是清帝国中规模较大的驻防之一，其驻防将军手下一直有以满族为主的3000多将士。在清代最初几十年中，杭州旗营的兵力对清朝征服东南沿海地区起过重要作用。 杭州当地话语中，驻防城这个军事设施被称作“满城”、“旗下营”，或简称“旗下”、“旗营”。 旗营防城，东面临现在杭州中山中路，南边至开元路，西面是西湖湖滨，北为庆春路，是西湖边黄金宝地，占地4.5平方公里。 旗营是八旗大小官员、兵丁以及眷属的聚居之地。郎国庆是满族人，百井坊老住户，他说，他的祖上就是旗营里的一个小官员。 而著名的敦煌学家常书鸿也是出生在杭州旗营，他的女儿常沙娜曾在接受采访时介绍：他们家是满族伊尔根觉罗氏，曾祖少峰为清代驻防浙江杭县并安家落户的“世袭云骑尉”，祖父是八旗黑龙江一个工艺厂的录事。 据曾经在旗营居住过的满族宗室之后张庭栋在上世纪60年代回忆，所谓旗营，并无营房，营房就是旗人住宅。因为旗人是以家为营，以兵为业，旗营不过是一群旗人挈家带眷，聚族而居，所建营舍，即是旗人的居宅。其构筑亦很简陋，高不过丈余，一律是平房，隔间一般都是竹片编篱，再涂以泥灰，大部分住宅，均无地板，一家数口，也不过三五个房间。只有少数宗人贵族所住房屋则比较讲究，石库门面，前厅后院，亭园花木，有似汉人之官宦人家。一些官舍衙署构筑就比较考究，参佐以上均有官署，大小衙门计有130余所，规模最大者，是镇浙将军署，地点在延龄门大街之西(今解百新元华)，占地120余亩。 经过几百年的变迁，已经基本找不到原杭州”旗营“的痕迹。只有在西湖南线新恢复景点“亭湾骑射”，为当时“旗营”之中一景。这里当时周围平沙浅草，供八旗子弟骑射练武，故称“亭湾骑射”。乾隆先后六次来杭，每次都有检阅杭州旗营八旗，“阅兵”的地方就在“亭湾骑射”。 据郎国庆了解，旗人在旗营只要一出生就会有钱粮供应，旗人除了当兵，不工、不农、不商，吃钱粮一代一代传袭下来靠国家供应，而供应的标准，“基本类似现在的低保”。 然而驻防杭州几百年后，八旗军的战斗力和到处在长白山下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据曾经在旗营居住过的满族人张庭栋在上世纪60年代回忆：“旗人中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兵丁走卒，老弱妇孺，不抽鸦片者是绝对没有。一般贵族子弟，从童年即染上烟癖，终身沉沦其中，极少有能自拔者。” 而这时，已经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辛亥革命的前夜了。 辛亥年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1月5日旗营投降，杭州光复。 查阅史料，根据当时鲁迅回忆杭州旗营基本是和平解放：“不过战事是有的。革命军围住(杭州驻防)旗营，开枪打进去，里面也有时打出来。然而围得并不紧，我有一个熟人，白天在外面逛，晚上却自进旗营睡觉去了。虽然如此，驻防军也终于被击溃，旗人降服了，房屋被充公是有的，却并没有杀戮。” 著名敦煌学者常书鸿，那一年7岁，他的记忆确是心惊肉跳：“那时我还是个只有几岁的孩子，家人把我单独藏在南高峰上的一所小寺庙，叮嘱我有人来切不可承认是旗人，但是我脑袋后边有一条小辫子，生怕被认出来，那种幼时的恐慌是久久都忘不掉的。” 而常书鸿的女儿、原中国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常沙娜在电话里回忆，辛亥革命后常家为了生计，把原来在旗营的老宅租出去，全家20多口搬到了杭州荷花池头一个“闹鬼”的老房子里。 200间 根据杭州文史学者曹晓波考证，杭城光复后政府对旗营也进行整体改造：拆除城墙以及狭窄的坊巷、营房，建设新市场。旗人也离开了旗营，壮丁被送往杭州远郊转塘一带务农，同时在杭州菩提寺路建造平房老200间，安排仍留在旗营中的妇幼老弱，其后1925年后转居到百井坊巷新200间，一家一间，免费奉送。 而郎国庆就出生在百井坊巷。 在1947年出生的郎国庆回忆中，直至上世纪50年代这一带附近还是大片大片的菜地，直到杭州城市中心北移，附近建起武林广场、杭州百货大楼，这里才成了黄金宝地。 百井坊巷当时八旗子弟的家也被成为孤老院、贫民住宅，十二排(弄)平房，一户一间，一间20平米左右，郎国庆一家三口尚可，而叔叔家一家九口，架起高低铺也生活在20平米之内。 木头的房柱房梁是从菩提寺路拆过来的，墙是用篾片儿加点烂污泥糊成的，有啥动静互相都听得到。屋顶盖的薄瓦片，雨天漏水，下雨天，脸盆、木桶、大碗，各种可以接水的器具都拿出来，满屋子叮叮当当响。 1983年，百井坊巷200间在建成58年后拆除改建，在原地建起了9幢简易楼房，郎国庆和他的满族邻居搬进了楼房，郎家分到了31平米的两居室。 从2009年开始，百井坊巷又开始新一轮的拆迁，百井坊巷将规划改造成商业步行街区，八旗子弟的家，将变成高楼大厦。 大变迁 孙泽红也是百井坊巷的老住户，她记得小时候家里红红绿绿的旗袍还有几箱，从旗营带出来的瓶瓶罐罐也不少，只可惜后来都烧了扔了，老奶奶隔三差五还会约上老姐妹聊聊，但她们说的满语“旗下话”外人根本听不懂。 “老奶奶每天都要吃烧饼油条”。孙泽红回忆这在当时是一件挺摆谱的事，因为那时家道中落，父亲18岁就学裁缝养活全家7口人。 在老人沈泳潮印象里，父辈们会用满语交谈。每天早上出门，父亲母亲都会按照满人特有的习惯到爷爷奶奶床前请安。请安要单膝跪地，右腿在后面，左手扶膝，跟现在电视电影里演的那样。 那时候，母子两人出门，他穿一身黑底白花的土布褂子，长及脚踝，母亲穿一身花格子旗袍，头发往后梳打成发髻。旗袍的蟠桃扣从脖颈一直扣到腰下，永远是一副整整齐齐的样子，“看上去美极了。” 那根老先生在其回忆中二百间的妇女，都还保持着一种高傲的秉性。“看见大太，我要恭恭敬敬站立，鞠躬，再抬头，正眼看她，叫一声奶奶。天冷的时候，妇女们好在墙脚边晒太阳，两腿间夹一只火熜。火熜的外面是竹编，里面是只沙缸。这时候有男人走过，如果回头再多看一眼。她们会骂：挨刀的，看什么！” 然而高傲也难敌柴米油盐的侵蚀。 在郎国庆看来，旗人在旗营，除了当兵打仗一无所长靠国家供养，离开旗营生活自然是一落千丈了。 郎的父亲打过小工，做过小生意，当过户籍警；郎的邻居孙泽红，父亲18岁就学裁缝养活全家七口人；那根老先生从小提篮叫卖烧饼油条。 “那时杭州人叫我们旗下佬”，郎国庆解释“旗下佬”的含义几同“落魄。” 离开旗营后几乎所有八旗子弟都改了姓：钮祜禄氏改姓郎，常书鸿是伊尔根觉罗改姓常。那根老先生曾告诉杭州的文史学者曹晓波，他满姓叶赫那拉，离开旗营改姓王，后又改姓汪，长辈一再交代不能说姓“那”，只怕惹麻烦。 不少满族人离开旗营后也改成汉族，著名的敦煌学家常书鸿也是杭州旗营满族，但他的女儿常沙娜告诉记者，她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知道自己是满族，而在此之前父亲一直对此讳莫如深。 而1949年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不断落实，百井坊巷的八旗子弟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了满族身份，八旗子弟后代也开始告别“旗下佬”的落魄。 据郎国庆估计，1925年百井坊巷200间估计安置了1000人左右的满族人，到了1950年统计是1900人，2011统计是100多人。 “主要是由于拆迁”，八旗子弟的后代陆陆续续离开了他们曾经居住过80多年的百井坊巷，郎国庆也搬到了杭州三里亭居住，在那里一个87多平米的两居室是他的新家，同时还有42万补偿，他很满意。 通识书单：竖立正确的知识和姿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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