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的启示

阎克文 施雨华 历史之瞳 今天

前言

　　有一种流行的观念，就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推进了思想的变革，或者说物质基础决定思想，这也是教科书的答案。但对这个问题，还有其它的解读。比如，我们常说人的行为由其观念决定。创新和变革，只能源于思想的自由。

　　更大的话题，是人类社会的现代化问题。现代文明的出现，有哪些关键影响因素？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对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经济与社会》中有他的独到见解，至今无人超越。

　　我们来看下韦伯译者阎克文先生的解读，分享这位当代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思想家的经历和精神。

韦伯是人类近现代最睿智的人

正文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是十九世纪欧洲通才教育最后一代人的杰出代表，再往后出这种人就很难了。米瑟斯、哈耶克也是大师级人物，但还是不好比。他们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沿主流脉络过来的，韦伯则是开创新纪元的人，而这个纪元到现在还没过去。 

　　韦伯的父亲是德国议会党团领袖之一。韦伯从小就受到很强烈的政治熏陶。成年之后他参与了大量社会政治活动。一战后凡尔赛和谈他是德国代表团成员之一，魏玛宪法他是起草人之一。他甚至被提名为德国民主党党魁、内务部部长。这些活动就占据了他大量精力。他夫人也相当了得。玛丽安妮·韦伯是德国有了现代妇女运动后第一任全德妇女联合会主席、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当时的知名学者。韦伯帮他夫人做了很多事。 

　　我给他算了一下。这人活了56年，其中8年处于严重的病态，完全不能工作，就连思考都会导致浑身疼痛。他这56年充其量只有十四五年的伏案时间。就在这十多年里，他大量地阅读、投入地思考、疯狂地写作，就有了这些成果：现在最新的德文版《韦伯全集》已经编出了44卷。这人是个经典意义上的工作狂。 

　　疯狂到什么程度？他去世是1920年，1918年初他开始学俄文，到1918年夏天的时候就能凭借报纸和广播，跟上俄罗斯事态的发展了。德文和俄文的距离是非常远的。他去世的时候还没有苏联，叫苏俄。那个时候他就认为俄国的政治变革是意外事件，俄罗斯这个民族迟早会回归主流文明。当然，说是迟早，其实是迟，持续了七十年才见到结果。韦伯当时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写了好多论述俄国局势的政论文章。他对俄国局势的判断，比德国政府那些外交官不知道高明多少。可惜德国人那时候已经顾不上了。 

　　韦伯是受M学说及随后的M主义思潮强烈冲击的第一代德国知识精英之一。他的博士论文，现在还是欧美大学相关专业的必读参考书，他写的时候才25岁。读完博士他就觉得德国M主义者问题很大，要是由着这帮人去折腾，德国就毁了。他认为M主义作为一个体系，投入政治实践会带来难以预想的灾难性后果。西方甚至有学者认为，韦伯一生都非常自觉地和M辩论。他是把M视为值得尊重的对手。韦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看一个现代学者的良知够不够，就要看他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一个是M，一个是尼采。 

　　韦伯受尼采正面影响比较大。所有人都知道尼采说过“上帝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韦伯做了系统分析。我们作为现代人，必须承认一元化的价值系统崩溃了。这就是“上帝死了”的深层含义。它带来价值多元化，意味着多元价值的永恒冲突，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现实，这是韦伯想解决的问题。当然你不能说他已经拿出了一个终极方案。 

　　韦伯是有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体系的。他所有思想、学术、政治判断，我认为大部分和他的方法论体系直接相关。《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其中一个经典成果。 

　　（阎克文先生口述）

 　　下文是施雨华对阎克文先生的专访

问：在您看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重要的创见是什么？

答：这里应该交代一个前提，韦伯断然否定了一切决定论历史观。不管你是经济决定论还是其他决定论。他认为任何历史运动都是多元因果力量作用的产物，其中一个是观念的力量。M把观念看得比较次要：存在决定意识。韦伯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经济只是多元因素之一，观念系统的力量也是很重要的。 

　　《新教伦理》提出了所谓的韦伯命题。通俗地理解，新教有一种伦理，资本主义有一种精神。这两个东西是不是有同一性或者高度亲和性，导致一种新型文明的产生？从表面上看是这样，但是韦伯的用意显然不止于此。 

　　形式上他是在谈论新教，其实谈的是文化系统、伦理规范的系统。我们很多读者重复了欧洲读者当年的误读。当时不少欧洲读者很不满：你强调新教伦理，天主教怎么办？犹太教怎么办？其实这并不说明韦伯的命题错了，反倒说明它有足够的扩展空间。别的宗教伦理、别的规范体系是否有效，你自己去验证就是了，他给你留出余地来了。

 

问：他把加尔文看作引发转折的关键人物。 

答：加尔文提出了“救赎”概念。人是有罪的需要救赎，但得救与否是事先就命定了的，即得救预定论。上帝已经决定，能获救的只是一小拨人。但他不会提供这份名单。虽然救赎是预定的，但谁能得救是不明确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也都可能不是。我们世俗文化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人，不太容易体念这种救赎观给一个人造成的可能会伴随终生的焦虑感。

 

问：按照国人的想法，既然命运不可能更改，那我怎么生活都可以。

答：在他们那儿不行，新教徒真是力争上游。那种焦虑感是长期有效的动力，它迫使你想尽办法去井然有序地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认为这就是按上帝的指示完成命定的要求。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神学体系，其实就体现了高度理性化的行为伦理要求。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群体性格，对人的行为就有直接督导的作用。这就构成新教徒群体观念的理性化、经济行为的理性化。确定一个目标，然后调动你能调动起来的所有资源，条理化地去完成目标。 

　　这里有一个观念前提。按欧洲传统价值标准，尤其是天主教价值体系，积累财富和过度消费，都是应该受到谴责的。新教伦理和天主教伦理有很大一个差异，它已经不把创造和积累财富当作一种耻辱了——我们要在现世增加上帝的荣耀。按照上帝命定的指示，不管我们从事的是什么，只要能做出成就来就等于增加上帝的荣耀。这就是我寻求救赎的渠道。 

　　形成理性化的群体力量之后，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就出现了。比如，新教徒和人做买卖从来都是一口价，从不讨价还价。为了达到经济成就，他们发明了好多技术措施，比如复式簿记。这些措施会有助于创造、积累财富。按这样的推导，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其实是新教徒群体伦理现象的意外产物。

 

问：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晚近才有的。韦伯提出“理性资本主义”概念，和传统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 

答：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现象，利用资本金、资本货物，投入经济活动，创造利润，然后扩大再生产，推动资本增值，这种现象几乎就和人类一样古老。传统资本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政治性资本主义，在政治权力系统的主导、左右之下摇摆求生。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则蕴涵条理性和目的性，需要一种长期稳定有效的机制，结果改变了整个经济活动的规则系统，包括组织方式、行为方式和技术操作方式。 

　　发生这样的改变，韦伯认为观念系统的理性化很重要。但是他说得很清楚，新教伦理是原因之一，不是唯一。把它说成唯一就像说经济决定一切一样轻率。许多读者容易误以为韦伯是文化决定论者。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这只是多元力量中的一元。其他几元是什么？政治支配的理性化、法律体系的理性化、经济活动方式的理性化等。这些要素那时候恰好在西方凑到一块了。韦伯强调说现代性之所以成为现代性，所有这些理性化因素构成一个同谋。其他地方没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肯定也有其原因。韦伯几乎用半生的精力，对各个文明体系做一系列宗教社会学的比较研究，是哪些原因导致了文明的不同发展方向。《新教伦理》是其中一个成果。

 

问：许多人认为，韦伯是个欧美中心论者。他的命题是西方如何发展出了理性资本主义而东方却没有。现在回过头来看，他说的东西方差异是否真实存在？西方走的是不是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 

答：把韦伯看作一个欧美中心论者不太确切。他对于欧洲以外的所有文明，都抱有同样的移情式的理解。我们需要首先承认事实。现代性确实发端于西方，发端于欧洲的西部地区。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是不是欧美中心论者，否认事实没有意义。解释这事实怎么来的是另一回事。韦伯给出了自己的说法。 

　　好多读者说：我们个人没有宗教，以后要怎么办？其实韦伯说得很清楚，他是指伦理规范系统，只是这个系统在新教中表现最突出，直接导致新教徒的经济伦理发生重大变化。

　　从历史经验来看，宗教的确有独特功能。比如说以宗教整合秩序成本比较低，缺了这个要素可能增加高昂成本，无论是秩序建构还是重构。但这并不令人绝望。它很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我们谈论的始终是一个共同体现象，共同体一定会有秩序的要求。我们没有那种神圣规则，凭借世俗规则也生存了几千年，只是现在需要调整，不是说离了宗教就不行。

　　任何一个共同体，只要想延续下去，总得有个章法。这当然需要博弈。所谓改革、所谓转型，其实就是一个博弈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成新的规则体系。其实当年天主教的一元化价值观瓦解了之后，在欧洲也面临一个多元化的进程。宗教之外，各种政治形态也都出现了，极权主义最早就是出现在欧洲。这意味着规则体系是可以重新建构的。

　　我们是在世俗文化系统中成长的人，按照新教伦理的启示，最好能抱着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尊重价值信条。任何价值都需要操作，操作都需要手段，而有手段的地方就会有规范。我们虽然没有神圣规范，但是可以重构世俗规范。

 

问：有人说韦伯写的其实是一本关于“新教伦理与美国生活方式”的书，美国是否最大程度上体现了他心目中的资本主义精神？ 

答：他1904年到美国去，作为德国学术界代表参加圣路易世界博览会，震惊！特别是像纽约那种超级大都会的宏大景观，对韦伯的刺激非同小可。这些东西都怎么来的？他在那儿待了半年，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去转悠、去晃荡，到处打听、反复琢磨，觉得美国真是新教伦理的一个经典范例。回到德国不久，他马上发表两篇文章，然后迅速成为名作，就是《新教伦理》。后来帕森斯在1930年把它译成英文，就像当年在德国立刻成为热门话题一样，又迅速成为英语世界的热门话题，可见这个命题的刺激性、穿透力有多强。 

　　韦伯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美国，始终抱有高昂的热情和信任的态度。但他也很早就看出来，整个基督教价值系统在美国比在欧洲世俗得多。新教伦理启动的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确成就巨大，现代性的物质力量的确史无前例。财富的产生甚至喷涌看起来简直不可阻挡。回过头来它又产生了谁都没有预想到的支配力量。但它会把现代人带向哪里却是个问题。他拿不准。韦伯晚年非常悲观，一是因为“一战”后德国的现实，接下来德国应该怎么办。第二个是因为美国启示的另一种现实。

　　注：美国表面看上去很世俗化，实质上民间的宗教氛围远比欧洲浓厚，美国人定期去教堂的人数比例远超欧洲。另外，美国人对政治领导人的私人道德要求远高于欧洲，绝大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在美国不可能当选。

问：在我们想象当中，美国人的生活是比较闲适的。事实上美国人每年的工作时间是欧洲人的1.5倍。1999年，美国在人均工作小时数上超过日本而居世界之首。按照韦伯的观点，把“劳动”提升到个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是大量现代历史条件所导致。他本人是不是赞同劳动成为生活的核心？

答：110年前，韦伯在《新教伦理》中就已经提到过了：新教徒把劳动看作一项天职，而我们劳动是迫不得已。他的意思是说，那几股理性化的力量，合成了一个“铁笼”。这并不是极权主义政治意义上的铁笼，而是理性主义的铁笼。这个铁笼虽然不是由国家力量出面人为造成的，但同样具有无处不在的强制力，最后以现代性的文明形态把每个人都关进去了。即便没有极权主义的政治力量，各种理性化力量的合成也完全有可能扼杀每一个个体的自由，极权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彻底变态的极端形式。尽管他本人没有来得及经历极权主义政治，这种趋势他已经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这也是他对未来感到比较悲观的原因之一。现代性的笼罩之下，我们还能不能成为人格健全、权利完整、自由充分的人？韦伯拿不准。理性化的根本要求就是所有人的社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这可以大大降低交易的成本，但同时也会倾向于大大限制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所以韦伯还提过一个挺有意思的看法：在现代世界，无理性的力量，有时反而是最有魅力的力量。

 

问：今日美国出现了大量与新教伦理相对立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例如消费主义和信用卡赊账购物取代了储蓄和再投资，最典型的是次贷危机。新教伦理失效了吗？ 

答：韦伯使用“利益”这个词时，只要有可能，通常会说清楚是观念利益还是物质利益。观念利益就是价值系统的要求，直接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国人理解利益就是物质利益。欧美进入现代后，这种观念利益对物质利益的抗衡始终存在。两者博弈的后果会是什么，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去预见。当年《新教伦理》发表后在德国成为了畅销书，有记者赶时髦去采访韦伯：既然新教伦理有这么伟大的历史作用，作为新教发源地，你对德国或者资本主义未来的前景看好吧？韦伯想了一会儿，说了4个字：无可奉告。 

　　他不轻易预测历史。因为历史的走向往空泛处说，决定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文化等要素；往实在处说决定于每个人。作为一个古典自由主义者，韦伯始终把个人自由视为终极关怀。同时他是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韦伯认为德意志民族原本就该承担历史使命，弄到今天这样简直荒唐。怎么才能让德意志民族重新成为一个优秀民族？还得靠每一个德国人活得像个人样才行。所以韦伯的民族主义情怀和自由主义理念达到了高度融合的境界。这是一般自由主义者做不到的。

 

问：就您所见，对韦伯的各种批评中，有没有比较有力量的？

答：没有。你要么干脆对他视若无睹，要么就只能去接近他，或者解释他、扩展他，哪怕这是为了批判性评价。至今还没有人能颠覆他。至少你要拿出一个同样庞大、具有同样知识和思想密度的论说系统，否则你干不掉他。

 

问：110年后，韦伯和他的著作过时了吗？ 

答：思考现代性问题绕不过这个人。虽然他没有提供现成的终极答案，但他那种方法论手段，他带来的思想启示，到现在绕不过去。他110年前提出来的命题，大家至今还在讨论，你说他过时了吗？我们是不是充分理解了韦伯？很多人到现在还没有理解清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远见的真正思想家的标志——他打造的社会科学分析的工具包、他的学说一直不过时，他的资源性价值也就体现出来了。我们慢慢看，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