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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有位硕儒，名刘光蕡，号古愚，清末著名思想家、教育家，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民国以降，于右任、张季鸾、李仪祉等名士，皆出门下。国学大师吴宓曾回忆说：“咸阳刘古愚老夫子，为关中近世大儒，近数十年中，吾陕知名人士，无不出其门下……” 这位古愚先生，幼年丧亲，家境贫寒，白天卖饼，夜间为人推磨，生活常常不继，然而少有大志，如饥似渴地苦读孔孟儒家经典。三十二岁中举，次年进京应试，却悄然落第。 但他亲自教授出来的学生李岳瑞，却是清光绪九年的进士，且深得光绪皇帝器重，戊戌变法期间，成为皇帝与康、梁之间的主要联络人。刘古愚先生也因此与康有为梁启超辈东西呼应，高歌维新变法。 不出百日，变法失败，慈禧令全国捉拿“康梁余党”枭首于市。消息传来，说是当日要来拿刘古愚先生，众人便合力劝先生避祸他乡，先生却厉声道：“国事如此，吾死国难，幸何如之，何言逃也?” 那一夜，他就与他的学生梁海峰在书院“煮酒待戮”，一边喝酒，一边等着人家来捉他去杀头。等到半夜壶中酒都喝光了，捉拿他的人却还不来，他倒激愤起来，掷杯于地，仰天长啸：“如康梁果死，吾不独生，康党吾承认，愿应罪魁也！” 族高祖逢时公，也是光绪九年的进士，与刘古愚先生高足李岳瑞应有同年之谊，却又偏与刘古愚先生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恩怨交集。 光绪十四（1888）年，族高祖逢时公奉旨出任陕西学政。其时，刘古愚主持陕西著名“味经书院”山长多年。高祖出京时，有人说了刘古愚先生一筐坏话，高祖到了任所，调查“味经书院”有关章程，思及出京时的那些闲言，便故意不与刘古愚商量，自行作了一些增删。 这一下就惹着刘古愚了，他愤然留书，辞去山长一职，回咸阳乡下天阁村种地去了。高祖也不以为然，函告陕西布政使陶模：“刘某去味经讲习，请荐一人代之”。 岂知陶公复信竟说：“刘某学问深邃，人望所归，舍此无可荐者”。 这话说得很是生硬：刘古愚这么好的教师你不用，我还给你推荐谁啊！ 高祖便有些吃惊，躬身寻访，才知道是自己误听闲言，委屈了古愚先生。连忙求助于味经书院监院周斯亿，重备关书，亲往咸阳天阁村去请古愚先生。可去那村里三次，刘古愚竟闭门不见。逢时公情急无奈，经人指点，寻到刘古愚先生挚友，时任关中书院山长的柏子俊先生。柏先生去见古愚，责之说：“勿辜负教育而自命太高，令斯道之颓废”。 高祖逢时公又急来拜见刘古愚，当面谢罪，说：“我几失君，我之过，我知之。”且指着自己的双眼说：“我有眼不识真人，”再指着自己的两只耳朵说：“我耳太软，听了闲言！”复指自己的口说：“我口太坏，有所闻见，即誊之于口。”最后又直指自己的胸，说：“唯此心无他，君勿怪也。” 嗣后，逢时公回京奏请皇帝嘉奖陕西办学有功人员贺瑞麟、柏子俊和刘古愚，其奏章上说：“咸阳县举人刘光蕡…… 品学高峻、 器识闳深，博通诸经而邃于春秋 ……又精通算学，留心时务，年力方强即已淡于荣利，论其学识实为经世之才。”光绪皇帝因此赐刘古愚“赏加国子监正衔”。 族高祖柯讳逢时公，族谱名柯益敏，我有幸与公同为大冶金牛（原属鄂城）老鸦泉村人，公生于1845年，到我出生，凡一百零五年，家族派行，“益大愈昌尊”，历五代，“祖父之祖父我曰高祖”。 高祖逢时公幼年家贫，常寄舅父家读书，25岁中举，复在乡间执教数载，于光绪九年（1883）中进士。一生为官，实可谓“仕途通达复坎坷”。从光绪九年癸未中进士，光绪十四年出任陕西学政，先后任两淮盐运使，江西按察使，湖南和江西布政使，分别担任过广西、江西、浙江等省巡抚，虽历事无数，唯办学最为用心。 报载，南昌八一大道376号，南昌八一起义时朱德军官教育团旧址，最早却是柯逢时公出任江西布政使时创办的江西武备学堂。 《柯逢时与广西大学》载：光绪三十（1904）年，柯逢时公出任广西巡抚，亲力重修广西高等学堂，上奏朝廷钦定学堂章程——这就是后来的广西大学。 这一段文字所记的时间明显有误，但所言事迹却千真万确。 《大冶二中百年校庆纪念册》载：1902年，柯逢时公发起将原位于金牛镇的“龙川书院”改为武昌县立高等小学堂，开启本地现代教育之先，且亲自担任该学堂堂长凡十年之久，直至辛亥革命。 从陕西到广西到江西，再到家乡金牛，族高祖柯逢时公关心教育，可见一斑。他身居高位，却出身草根，深知开启民智为国家第一要务，而办学教育则是开启民智的最佳途径。他时刻都想让更多的人能够获得读书的机会，因此，每到一处除热心办学外，更着意刊刻书籍。 1891年秋，柯逢时公还在陕西学政任上，发现陕西当地书籍刊本很少，书价太贵，一般学子买不起书，而一些无良刻坊又只图赚钱，所刻书籍，错讹无数，误人子弟。他就一面上奏朝廷：“陕西藏书现少，版本无多，自南中贩运者多由陆路，其价甚昂，寒士每苦难得，往往购买俗恶坊本，经文则删节不全，字句则讹谬不堪，积久相沿，遂成风气。”一面与古愚诸位先生商议，众人戮力向官绅各界筹资万金，并将“求友斋”并入“味经”刊书处，前后运作数十年，刊刻各类书目百余种之多，迫使书商降价，为当地读书人解决了有善本可读的大问题。 晚清以来，湖北有四大藏书家，一曰杨守敬，清末民初历史地理学家，书法家，时居武汉长堤街。二曰柯逢时，也曾购屋于长堤街，广事购书、刻书、藏书。三曰甘鹏云，湖北潜江人，地方史志家，藏书家。四曰徐恕，武昌人，于仕宦名利不屑一顾，与章太炎、黄季刚、陈伯弢辈为挚友。 这四人中，柯逢时与杨守敬两人在武汉长堤街相与邻居，又有相同的兴趣，自然过从甚密。 初，逢时公加尚书衔，专任各省土药统税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宣统二年，朝廷再度禁烟，他也曾奏请拨款开办武昌医馆，以研求戒烟治病。到晚年赋闲，他更真切感受到国贫民弱，百姓缺医少药，其情堪忧，于是就广泛搜集医书，自费创办武昌医馆，盼能解民痛苦之万一。 恰于此时，逢时公得知杨氏家中珍藏有一本《大观本草》。这是一本医药方面的古籍，就想借来一读。可杨氏珍藏的却是宋刻孤本，价值十分昂贵，每一叶都值百金，杨氏岂肯轻易示人?逢时公便谎称，愿意“重金代售”《大观本草》，得到杨氏的珍贵宋刻本后，连夜动员家人抄录，第二日天亮，原书奉还，称：“此书并不珍贵，坊间已有刻本。”数月后，书肆果然有翻刻的《大观本草》出售。杨守敬顿觉上了柯逢时的当，因此“恨之入骨，至移家避道，终身不相见。” 这个故事，见于清末民初人刘禺生的《世载堂杂记》。故事显然多有演义渲染。宋刻本《大观本草》珍贵的是“宋刻本”，它的内容“本草”并不珍贵。就是说，宋刻书籍的珍贵，在于它的版本，与内容无关。逢时公抄的，只是内容，至于版本，他是完璧奉还的。当然，这么贵重的书，想要借来抄其内容，多少也玩了一点金牛人的“小黠”，无伤大雅。 事实上，柯杨之间，并无“恨之入骨”，其情谊终生维持。柯逢时公后来校刻《大观本草》得到杨守敬公极大帮助；尔来杨守敬公避难上海，在沪上生活拮据，逢时公也曾解囊相助。至逢时公仙逝，杨守敬公还作挽联悼曰： “刊郦”二字出于何典，我不得知，但这副挽联传达的隔世情谊，却真挚而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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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尊解，湖北省作协会员，曾任省作协理事、签约作家，黄石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柯尊解19岁开始文学创作，曾在《长江》《春风》《鸭绿江》《北方文学》《收获》《小说》等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出版长篇小说七部。 《新东西》编辑部 征稿启事： 1 原创首发，诗歌（除旧体诗词外）、散文、小说、评论、收藏、书画等作品，拒绝一稿多投。百字内简介加个人清晰生活照一张。 2 作者文责自负，如有抄袭侵犯他人权益，本平台不承担任何法律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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