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个案是2009年,我接触了一个脑损伤孩子,那孩子8、9岁,大脑受损情况比较严重,行走、吃饭、说话都有困难,有智力障碍。孩子的妈妈非常坚定,一心赚钱为为孩子做康复,坚信孩子是有希望的。到了2013年,我又遇到了孩子的妈妈,她说孩子进步很大,可以去特殊学校读书,认识很多字,除了走路、说话、智力仍然有一定障碍,其他方面都很好。当时我特别高兴,但是那位妈妈就哭了,她说她好累,看不到希望,很担心孩子从特殊学校出来以后无处可去。我第一次看到她哭,没想到孩子长大了反而压力更大。后来,我了解到很多残疾青少年家庭都有这种压力。孩子小的时候,家长总是抱着希望,认为孩子可以变好。随着孩子年龄增大,进步越来越慢,社会上为大龄残疾孩子和成年残疾人提供社会支持少了很多,孩子和家长面临的不再去哪里读书和花多少钱做康复训练的问题,而是残疾孩子缺少工作机会、是不是一辈子坐吃山空的问题。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我发现大龄残疾青少年的职业康复和社会融入服务是资源不足的,当时我就跟一位康复专家讨论,我认为残疾人的职业康复训练应该从14岁开始,而不是成年以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