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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世忠 据载，北周孝闵帝元年（557年）析临江县地置南都郡和阳源县，北周建德四年（575年）改名为怀德郡和武宁县，郡治及县治均设在武宁县“巴子故城”，即今重庆市万州区武陵镇（以下通称武陵镇）。隋开皇三年（583年）废怀德郡，武宁县隶属南州（唐贞观八年改名万州）。唐武德二年（619年），析武宁县地置南宾郡（今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明洪武四年（1371年），省武宁县入万州，设武宁巡检司。清乾隆时期，设武陵汛防水塘，武陵之名由此沿用至今。 巴人及其创立的巴国，曾在陕、鄂、川、渝地区叱咤风云，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由于史书记载不多，巴国的历史充满了争议，尤其是其前期活动区域及建都何处，更是众说纷纭。笔者考辨，在巴国由清江流域到长江流域西迁的进程中，武陵镇“巴子故城”即是其短暂驻留的都城之一。 一、巴国的建立及其迁徙路线 （一）巴人的得名及其渊源 巴人族群的形成及其得名应在夏初。有关巴人的记载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经》：“西南有巴国。大暤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①大暤（太皞）即上古时代东方部落首领伏羲，其后人后照成为巴人的始祖。《华阳国志·巴志》载道：“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②《竹书纪年》也载道：“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③ 上述记载表明：“万国”中的“巴国”在夏初即已存在，只不过这时的“巴国”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居于巴地的早期“部落联盟”或“部族国家”即方国，系由原始社会的部落组织衍变而来、以氏族血缘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也即后来商代甲骨文卜辞中所载武丁、妇好所征讨的“巴方”。 （二）巴国的正式建立 《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 ①《山海经》，中华书局2009年3月出版，第275页。 ②《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页。 ③《竹书纪年》，嘉庆丙寅年（1806年）三月平津馆刊印本，第5页。 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① 著名历史学家、巴蜀史专家徐中舒认为：“巴，姬姓，说本当于《左传》（见昭十三年）。古代国君之女出嫁异国，就以自己的国和姓为名，如齐姜、燕姞、陈妫、江芈、邓曼、葛嬴等皆是，巴姬也不例外。”② 著名巴蜀史专家任乃强也有大致相同的看法：“按常氏原意，谓因有宗姬在巴，而予巴以子爵。非谓封宗姬于巴。于，在也。巴既伐纣有功，则何能更封宗姬夺其君位哉？”③ 巴人因商末伐纣有功，于西周初年正式立国，这是史学界一致的看法。但于何处立国？至今仍无定论。《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虽都江州(今渝中区)，或治垫江(今合川区)，或治平都(今丰都县)，后治阆中(今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涪陵区)。” ④史学界公认，这五处系指战国时期即巴国后期的都城，而对于西周、春秋时期巴国前期的都城，史书却无明确记载。绝大多数巴蜀史专家认为，巴国经历了一个由清江流域向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的迁徙过程，直至定都江州，作为其主要都城和重点经营的大本营。 （三）巴人及巴国活动区域 关于巴国强盛时期的疆域，《华阳国志》作了明确记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⑤而早期巴人包括濮、賨（板楯蛮）、苴、共、奴、獽、夷、蜑（廪君蛮）等8个部族，主要聚集在大巴山及汉水流域、巫山及长江三峡、鄂西清江流域一带的广大地区。关于巴人的发源地，史学界则有汉水、巫山（巫蜑）、清江、巴丘、晋南、陇西、东夷、江州等十余种观点。这些观点都经历了一个逐步研究和深入的认识过程，在此列举有代表性的几种主流观点： 徐中舒认为：“巴为廪君之后，源于清江流域，经恩施、长阳、宜都而入长江，并逐渐沿江向西发展。”⑥
①《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页。 ②《论巴蜀文化》，徐中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19页。 ③《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页。 ④《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27页。 ⑤《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27页。 ⑥《论巴蜀文化》，徐中舒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出版，第20-21页。 任乃强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一书中指出：“巴之民族，原属云梦地区之渔民。其都邑曰巴丘,今湖南岳阳北城陵矶是也。约在夏代西入巫峡，依于巫臷。其时巫臷以盐产为各民族所需，商运广远。巴族善于操舟溯流，为之载盐远销深入长江上游诸小支流。从而发见巴东盐泉多处，次第煮盐增产。使巫臷臻至强盛，巴族亦缘是强大，为附近各民族所尊重，由是立国。初立国在故陵。拥有羊渠、朐忍、监溪、塗溪盐泉，断上游市易之利。”① 西南民族史专家邓少琴则认为，古代数巴并存，至少有三支巴人族群：一是太皞之巴，源出氐羌，居于山东、河南一带；二是廪君白虎之巴，居于清江流域、长江流域；三是巴蛇之巴，居于汉水流域之南的大巴山区，即“南出巴僚，有盐井”。② 巴蜀史专家董其祥指出：“古代巴人居于江汉流域及江汉平原，春秋后期向西南迁徙，经清江流域，到达四川盆地东部。”③ 巴蜀史专家管维良则认为，巴人有四大分支：第一支为巴蛇部，被商王武丁及妻子、中国最早的女军事家妇好打败，进入大巴山区巫溪巫山一带。第二支为鱼凫部。从奉节一带西迁成都平原，成为三星堆文化的创造者。第三支为弓鱼部，商末迁宝鸡地区。第四支为白虎部，两巫巴人中的一支迁清江流域，即创建巴子国的一部。④ 虽然史学界对不同时期、不同部族巴人的活动区域有不同的观点，且各有依据，但绝大多数巴蜀史专家认为：在渝鄂地区建立巴国的巴人部族，即是清江流域廪君所统率的白虎巴人。 （四）巴人及巴国迁徙路线 1998年4月，由时任市委书记张德邻作序、市长蒲海清题写书名，地方史专家余楚修、巴蜀史专家管维良主编出版的《重庆建置沿革》一书明确指出：“商末周初，巴出大巴山而据有汉中东部。春秋前期，向大巴山以东的江汉地区发展， ①《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28页注③。 ②《巴蜀史稿》，邓少琴著，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6年4月编印，第44-54页。 ③《古代的巴与越》，董其祥著，转引自《重庆民族研究论文选》，重庆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第91-94页。 ④《大巫山盐泉与巴族兴衰》，管维良著，《三峡学院学报》1999年第3期。 进入第一个强盛期；春秋末叶，举国南迁于根据地边缘的长江渝鄂之间；随之向 西进入川渝地区，兼及鄂西、湘西、黔北等相邻地区。”“战国初期，巴国已由三峡地区、清江流域西上发展到川渝地区。”“巴国下无正规的地方建置。战国时期其都城多次迁徙，以在江州（今重庆市区）的时间为最长。” ① 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巴人博物馆前言写道：“春秋以降，巴人迁都江州（今重庆渝中半岛），遥奉周朝，斡旋于大国之间，驰骋于诸侯之林。” 2017年6月，由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勘测院组织巴蜀地方史专家编绘出版的《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政区沿革》指出：“巴国在商代已见称于世，主要活动在汉水中游一带。商代末年，参与武王伐纣，成为周王室分封于汉水一带的诸侯。”“公元前10～9世纪，巴出大巴山而据有汉中东部。公元前7世纪，向大巴山以东的江汉平原发展。公元前5世纪，举国南迁于长江三峡地区；随之向西进入重庆、川东地区，兼及鄂西、湘西等相邻地区。”② 上述研究成果表明，巴人及巴国的迁徙路线为：由汉水流域陕西南部迁至湖北西北部，再迁至重庆三峡地区及鄂西清江流域，再经三峡地区沿长江由东向西迁徙。战国时期，巴国迁至江州，以江州作为其都城和大本营。 （五）考古发现与结论 在历史研究中，一般而言，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较之学术推论更具有说服力。在考古学上，清江流域、巴渝地区的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对上文引述的巴蜀史专家“（四）巴人及巴国的迁徙路线”的有关论断，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证明。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由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研究专家庄孔韶教授、考古学家潘守勇教授等组成的三峡研究小组，从三峡地区巫溪、巫山、奉节三地悬棺里的骨头和牙齿中提取DNA，与三峡地区和清江流域一带的土家族人提取的血液，进行DNA基因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土家族人就是古代巴人的后裔。同时，从湖北长阳境内发掘出土的近万件文物证实，“巴人故里”在清江流域。考古学界通过对早期巴人出土文物的分析表明，长江三峡地区的巴人遗物是由本
①《重庆建置沿革》，余楚修、管维良主编，重庆出版社1998年4月出版，第2-3页。 ②《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重庆市规划局、重庆市勘测院编著，西安地图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第2页。 地区的原始文化遗存中直接发展过来的，而鄂西长阳等地的出土遗物最早只追溯到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夏朝晚期，未找到当地巴人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夏商时期的实物证据。由此证明，白虎巴人起源之地当在三峡地区，后来才迁徙到鄂西清江流域一带。这充分证明古书《世本·氏姓篇》中关于“廪君之先，故出巫蜑”① 的记述是正确的。 经过考证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湖北省旅游局、中央民族大学专家组于2001年7月宣布确认：古代巴国源于鄂西长阳县清江流域，长阳县为“巴人故里”成为定论。 重庆市文物局文物保护处处长、考古专家杨铭编著的《土家族与古代巴人》指出：“在重庆地区活动的巴人及巴国，在考古学上并没有多长的活动时间及空间，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以前，这一地区的文化面貌与川西平原大致相同，普遍意义上的巴文化的出现是在西周到战国时期。所以，从考古学上，可以得到支持本章的论点，即巴人起源于清江流域、后受楚人压迫进入重庆地区的证明。”② 二、“巴子故城”辨析 “巴子故城”武陵镇地处万州区西南边陲，位于长江北岸，依山傍水，丘陵起伏，气候温暖湿润，适宜人类生活。根据史书记载和考古发掘显示：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时期至今，武陵镇展现了非常完整、绵延不断的人类活动历史。 （一）关于“巴子故城”的历史记载 武陵镇“巴子故城”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晋时期成书的《旧唐书》，并得到了历代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肯定。在后梁、后唐、后晋时期，朝廷均下令广泛征集经籍史料、遗文和故旧传说等，因此，《旧唐书》较之此前的史书，资料收录更为广博。 《旧唐书·志第十九·地理二》载：“武宁，汉临江县地，周分置源阳县，隋改为武宁，治巴子故城。”③ ①《后汉书》引注，中华书局1965年5月出版，第2840页。 ②《土家族与古代巴人》，杨铭编著，重庆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第20页。 ③《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5月出版，第1556页。 宋末元初著名史学家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百二十一·舆地考》载：“武宁（后周县。有金碛山、巴子城）。”① 《大清一统志·卷三百二十》载：武宁废县，“旧唐书地理志，县治巴子故城”。②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九》载：“武宁废县，县西百二十里。刘昫曰：县治即巴子故城也。”③ （二）“巴子”及“巴子故城”释义 周武王灭商后建立周朝，最初分封71国。列国诸侯分为5等：公、侯、伯、子、男，其不及5等者为附庸。《华阳国志·巴志》载道：“古者，远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④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出现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巴国因其首领为巴子，故称巴子国，简称巴国。巴子即特指巴国国君，这在《左传》《华阳国志》《史记》等史书记载中是非常明确的。 《左传·桓公九年》载道：“巴子使韩服告于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以聘于邓。”⑤《华阳国志》也载道：“《春秋》鲁桓公九年，巴子使韩服告楚，请与邓为好。楚子使道朔将巴客聘邓。邓南鄙攻而夺其币。巴子怒，伐邓，败之。”⑥这里的巴子、楚子分别特指巴国国君、楚国国君。 《史记·张仪列传》引《括地志》载道：“巴子城，在合州石镜县南五里，故垫江县也。巴子都江州，在都之北，又峡州界也”。⑦《方舆胜览·卷六十四》载道：“铜梁山，在石照县南五里，左思《蜀都赋》外负铜梁即此山。缙云冯时行序：山有茶，色白甘腴，俗谓之水茶，甲于巴蜀。山之北趾即巴子故城，多玉蕊花。”⑧此处的“巴子城”“巴子都”“巴子故城”均指巴国国君驻扎过的古都。 ①《文献通考》，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出版，第2825页。 ②《大清一统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第7册第103页。 ③《读史方舆纪要》，中华书局2012年2月出版，第3259页。 ④《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4页。 ⑤《左传译注》，李梦生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出版，第77页。 ⑥《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11页。 ⑦《史记》，中华书局1985年10月出版，第2282页。 ⑧《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1月出版，影印本第13册。
关于巴国称王的时间，《华阳国志》载道：“及七国称王，巴亦称王”。①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魏、齐两国国君在徐州互相承认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五国相王”，至此各国不论大小纷纷称王。巴子称王当在这一时期，至巴国灭亡（公元前316年）其称王时间仅以十年计。因此，巴子是巴国国君历时最久的称谓。由于记载巴国的历史典籍甚少，巴国君王除“廪君”“巴务相”之外，仅有数处“巴子”的记载。在浩瀚的历史烟云中，巴子或巴王姓甚名谁亦未可见，更未发现巴王世系等确切资料。 重庆市九龙坡区巴国城巴人博物馆在《断头将军巴蔓子》一文中载道：“上至巴子、群臣，下至平民百姓，皆奔走呼号”。这里的巴子亦指巴国国君。 由此可见：巴子与巴人、巴族各是一个概念，其指向明确。有的观点认为，巴子即指巴人或巴族，这是不准确的。古代史书对此区分是十分严格的，不能混为一谈。因此，“巴子故城”即指巴国国君驻扎过的旧城，亦即巴国都城。在正史记载中，唯有武陵镇有“巴子故城”这一称谓。 （三）武陵镇处于巴国由东向西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节点 周匡王二年（公元前611年），秦、楚、巴三国联合灭掉庸国后，秦国分得庸国西北部地区；楚国分得庸国中心地带即汉中以东地区，并置上庸县；巴国分得庸国南部鱼邑地区即三峡地区，其部分势力到达汉水流域南部山区。 三国联合灭庸后，巴楚数相攻伐，巴国不敌，迁至三峡地区，再沿长江不断西迁，直至江州。这得到了大多数巴蜀史和地方史研究专家的认可，如徐中舒、任乃强、董其祥、童恩正、管维良、杨铭、蒙默、任桂圆等专家都有相关论述。其迁徙路线大致为：长阳→故陵→平都→枳→江州→垫江（今合川）→阆中。（附图：《重庆历史地图集》第二卷第2页《巴国形势图》）
①《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11页。
先秦时期列国迁都，不可能一下子迁得太远。由前述迁徙路线，即可窥见巴国迁都的大致距离。如果从长阳直接迁至平都，距离太远，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能性不大。而经故陵、武陵到平都，至少从迁徙路线和迁徙距离来看是合符逻辑的。 对此，任乃强指出：“朐忍下游数十里之故陵镇，庾仲雍以为是楚墓（见《水经注》）。必不然。楚王墓多在夷陵。不可能更穿三峡在千里外之巴国地界作王墓。其称‘故陵’者，应是巴王陵也。” ①后来，巴国西拓疆土并迫于楚国的征战，逐步西迁。任乃强又指出：巴国“因其国土不断向上游发展，故其国都次第向上游移进。大抵自故陵西徙后曾经于朐忍、临江停顿。”② “巴子故城”武陵镇正 ①《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28页注④。 ②《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第28页注③。 处于朐忍县（治今云阳县）与临江县（治今忠县）之间的重要节点，其濒临长江的山川地理与巴国在渝鄂各地建都的条件非常相近，完全符合巴国在迁徙中驻留为都的各种条件。 （四）考古发现与文物作证 巴国的都城，除江州外，一般驻留时间都较短。其城邑特点是倚山而建，未修筑高大的城垣或城墙，而是以篱笆和泥土筑成简单的防御界标，这也体现了巴人勇武善战、全民皆兵的特点。因此，巴国遗址虽多，但均未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城垣或城墙遗址。 二十一世纪初，在三峡移民抢救性考古发掘中，武陵镇发现了一大批遗址，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47处，出土历代文物近万件。“武陵遗址群”于2009年由重庆市政府命名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沿长江北岸凤安村至麻柳沱、以武陵镇原老场镇为中心方圆约4公里的范围内，发掘出土了一系列春秋战国时期巴国的遗址遗物，有力地佐证了史书记载中武陵镇“巴子故城”的存在。在此仅对武陵镇发现的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相当于春秋时期至战国中期）的6处重要遗址及出土文物，由西南向东北作一简单的介绍。 1.黄陵嘴遗址：位于武陵镇凤安村长江北岸台地，主体为东周时期文化遗存，与巴国西迁的时间段一致。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等，遗物分陶、铜、玉等3个类别，陶器以直口圜底罐、花边口罐数量较多，体现了巴文化的显著特征。最为重要的是铸铜石范的发现，由此推断，此处有冶炼铸铜的手工业作坊存在。 2.瓦屋墓群：位于武陵镇瓦屋村长江北岸台地，分布面积约4800平方米，出土一大批文物。随葬器物组合有战国时期的鼎、簋、壶等铜器，显示这一带存在着一座颇具规模的古代城邑。 3.涪溪口遗址：位于武陵镇禹安村长江北岸台地。下层为先秦时代遗存，发现用作贮藏的竖穴式烧土坑，出土遗物则较为丰富，有石器和陶器。石器均以河滩上的砾石打制或磨制而成，有石斧、锛、网坠等。陶器大致分为炊器、盛器两类，为装饰有粗绳纹的陶片和灰陶片，器形为釜、罐、三足器、缸、盆、杯、豆等。 4.大丘坪墓群：位于武陵镇下中村7组，西距武陵场镇约700米，海拔高程150～160.5米，总面积约6万平方米。2003～2007年，有关单位组织了5次大的发掘行动，出土各类随葬器物2000余件。发现战国时期墓葬8座，出土鼎、壶、罐、钵、豆等陶器34件，出土剑、镞、鐏、盆、镜、铃等铜、铁、铅、银制成的保存良好的器物75件。其中：M2（2号墓）为战国时期的大型多重台阶式竖穴土坑墓，墓室长11.2米,宽9.4米,是迄今为止重庆三峡库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葬，较之初步确定为巴王陵的涪陵小田溪墓葬（其最大墓葬室长7.9米，宽6.1米）规模更大；内有1棺1椁，虽多次被盗棺椁被毁坏，仍发现了箭镞等铜器、细绳纹夹砂等陶器。M12（12号墓）墓室长6米，宽5米，四角有U型铅器，内有1棺1椁，椁长4米，宽1.95米；四角饰角，四角底部以下各装一兽蹄形铜器足；厢板上镶铜铺首，后部有大量彩绘泥质陶器，内有玉器。其后，万州区博物馆又于2014年6月在此组织再发掘，发掘出4座古墓，其中一座“凸”字形的战国深坑墓，是万州发掘的第二大土坑墓。墓室长7米多，宽6米多，深7米多，出土一批随葬品。如此大面积的战国墓群，充分证明了此地为战国时期人口聚集的大中型城邑；而众多大型战国古墓的发现，则进一步证明此地居住了一批地位显赫的重要人物。 5.下中村遗址：位于武陵场镇以东武陵中学附近的下中村12组，地处长江沿岸一级台地，海拔高程135米左右。遗址非常平整，发掘面积共计1.3万余平方米，从断崖剖面可看出清晰的文化层位。经考古确认，这里曾经存在着一座大型城池，为唐宋时期武宁县城。其下层也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确认其地层年代溯至商周。 6.麻柳沱遗址：位于武陵场镇东北约4公里长江之滨，海拔高程145～147.5米，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商代、东周、汉唐、明清等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主体为东周文化遗存。发现东周时期房址4座，平面均呈长方形，分双间式和单间式，房屋墙体为木骨或竹骨泥墙，柱洞内垫砾石作柱础；室内有居住面和灶，发现了罕见的大型彩绘陶残片、铜质极好的容器残片及铜镞等。出土有石器、陶器、铜器、骨器等器具，有梅花鹿、苏门羚、獾、豪猪、野猪等兽骨，有牛、猪、犬等畜骨。此外，还发现了30余片用龟腹甲制作并施有长方钻或圆形钻的甲卜，以及用鱼腮骨制成的鱼骨卜，其制作时代为春秋末期至战国中期。更为重要的是出土了一批褐色砂岩制成的剑、钺、镞等铸铜石范，分合范和多型范两种。其中短剑范为双单，可相合。单范浇口在剑柄一端，背部留有合范线口，因浇注时温度较高，剑体部分已呈黑褐色。 （五）考辨结论 1.“巴子故城”从字义上解释，即指巴国国君曾经驻扎过的旧城，亦即巴国都城。 2.“巴子故城”武陵镇居于巴国沿长江由东向西迁徙路线上的重要节点，与巴蜀史专家推断的迁都并短暂驻留的条件相符。而麻柳沱遗址中房屋的墙体以木骨或竹骨筑泥墙，以砾石作柱础，完全具备巴国城邑的典型特征。 3.从武陵镇考古发掘的一批大型战国墓葬显示，战国时期武陵镇存在着一座人口聚集的大中型城邑，并居住过一批地位显赫的重要人物。 4.武陵镇麻柳沱遗址中甲卜和鱼骨卜的发现，证明了此地曾经是国君和国之重臣驻留过的场所，因为只有国君和国之重臣，才使用龟甲和鱼骨进行占卜活动，具备巴国“巫鬼文化”的显著特征。 5.武陵镇黄陵嘴遗址和麻柳沱遗址同属于东周时期，分别位于原老场镇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两处遗址中系列铸铜石范的发现，在整个渝东北地区的考古发现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充分证明这两处场所是“巴子故城”的铸造业基地，也是春秋战国时期渝东北地区重要的铸造业中心。先后于万州区出土分别收藏于四川大学的“虎钮錞于”、中国三峡博物馆的“虎钮錞于王”，应出自此处铸造。 综上所述，根据巴蜀史专家的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的最新发现，经考辨，《重庆市万州区志》得出如下结论并明确记载道：“巴国先后驻足故陵（今云阳县故陵镇）、武陵（今万州区武陵镇），沿长江西上，向川渝地区扩张。”①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①《重庆市万州区志》上卷，重庆市万州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第70页。 个人观点，仅供大家参考，提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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