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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余撰写 未经考证 仅供参考 不喜勿喷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提及榆次古城，人们首先联想到的是隋代的现榆次老城。然而，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榆次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可能还曾出现过夏朝武观城、春秋榆州国都城、涂水城、汉故城、北魏中都城。史籍对这些古城几无记载或一笔带过，生涩难懂的古文言又使不同历史时期的后人对相关描述给出了不同的解读，甚至据此进行了推测和杜撰。模糊不清的表述、众说纷纭的假说，让榆次的这些古城变得神秘莫测。榆次非帝王将相之都，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尤为渺小，因此史籍中有关“榆次”屈指可数的记载更显珍贵。尽管流传于世的有关榆次古城的各种解读或假说大多已无从考证，但正是这些或许永远无法得出真相，却又引人入胜的谜团，给平淡无奇的弹丸之地—榆次，平添了几分精彩。 相传，大禹受命于尧治理汾河及支流涂河，在深凿涂河宣泄上游洪水后水患平息。于是，在涂水（今潇河）南岸现榆次修文镇郭村修筑了高台——“凿台”作为纪念性标志。“凿台”附近的村落因此得名“凿台里”，这一村名直至明代因郭氏家族的迁入和兴盛才更名为“郭村”。经历漫长岁月后，至秦代时凿台已坍塌荒废，但遗址犹存。东汉建宁年间（公元168年至公元171年），凿台遗址上建成了涂河流域当时最大的庙宇凿台寺。唐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凿台寺修缮一新后更名为“洪福寺”。1947年，洪福寺毁于战乱。
承载着洪福寺历史的寺碑，从东汉建寺起，历经唐代寺名更改、明宣德四年（公元1429年）重刻石碑，清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重铸铁碑，直到1947年随战乱消失，而洪福寺碑文却因收录在《榆次县志》中被保存下来。《洪福寺碑记》自建寺后共三次新增文字，但有关“凿台来历”和“凿台里地理概况”的文字表述均源自东汉始建时的碑记。 据《洪福寺碑记》记载：魏榆县的凿台里，东边有麓台山，西边有涂水河环绕，南面的武观城是夏代启王幼子武观的故城，北面的涂水县又是周代知大夫徐吾受封之地。这段文字表述中“涂水县在凿台里北面”与清代《春秋舆图》“涂水故县在今榆次城西南20里”的记载明显不符。 1994年《榆次市志》对此注解称“《洪福寺碑记》对涂水县方位记载与今人的考证不符”。但是，按常理判断，撰写寺庙碑记就算是现代人都觉得很重要，更何况古人。如此隆重而严肃的事，绝不会出现“寺庙方位”等主要信息表述错误的问题。凿台里（郭村）南、北各有一座涂水县，是否意味着涂水县城曾经有过一次迁址经历呢？
公元前514年，晋国的祁氏被灭，魏绛之孙魏舒（魏献子）将原属祁氏封邑的榆次、太谷一带设为涂水县，并封智徐吾为“涂水大夫”。公元前475年，晋国霸业复兴的功臣智伯登上了智氏执政宝座，公元前458年智伯率赵氏、韩氏、魏氏，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公元前453年智伯被韩、魏斩杀于凿台，智氏土地被瓜分。从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453年，智伯执政的22年榆次一直由其管辖，以当时智伯在晋国的影响力和经济实力，在祖先智徐吾受封之地涂水县，重新选址修筑规模更大、更宏伟的涂水县城，以示对祖先的崇拜和纪念，是完全有可能的。假如在智伯治下，涂水县由郭村村南、陈侃一带的武观城旧址，迁到了郭村村北的新址，即后世所称的“汉故城”所在，那么《榆次县志》所谓“汉故城”的前身“涂水新县城”始建年代应该在公元前475年——公元前453年，即战国早期。 郭村《洪福寺碑记》和《春秋舆图》对涂水县城方位相反的记载，或许是对迁址前后两个“涂水城”的不同描述，只是关于榆次“汉故城”建在迁址后“涂水城”旧址上的相关记载在战乱中遗失了，而位于现修文镇郭村的东汉凿台寺（洪福寺）碑记对“涂水县”的表述随三次寺碑的更新无意间被传承下来，而且表述详细：郭村南的原“涂水县城”被称为别名“武观城”，郭村北的新涂水县城被称为“涂水县”。
南京大学历史系榆次籍硕士研究生段彬，对榆次故城进行过深入研究，对所谓“汉故城”的研究成果颠覆了明清及后世《榆次县志》关于汉故城的某些表述，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明《太原志》、《山西通志》所称的“榆次古城在榆次县城西北隅，周二十一里，汉故城（汉旧县城）也，遗址颇存。”其中的“汉故城”、“汉旧县城”等用语只是对政区沿革的追述，并非建城年代。明末《榆次县志》中，相关表述由之前的“汉故城”变为“创于汉”，乾隆《榆次县志》中又变为“汉时筑”，其含义的改变其实是方志屡次重修时造成的信息讹变。 在汉代，筑城规模受政区等级的限制，县城城墙的普遍周长是1000—3000米，郡城为3000—5000米。而根据方志记载，榆次故城的城垣“周二十一里”，远超一般县城乃至郡治的规模，这在汉代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汉代筑城规模超限制的城池多为东周（战国）时遗留的古城址，榆次也不例外。 段彬关于“榆次所谓汉故城的选址和筑城年代不晚于战国时期”的结论，与“汉故城”的前身可能是战国早期智伯治下迁址始建的“涂水新县城”的假设也极为接近。段彬通过明清时期的五部县志中，以故城为参照物的庙宇、墓葬等地物的方位找到相关线索进行了考察研究，大致推断：所谓榆次“汉故城”城垣北城墙在今石太铁路南侧一线；东、南城墙即隋以后的榆次县城东、南界；西城墙大致在今郭家堡乡政府到液压件厂之间，故城的外形轮廓近似长方形，隋以后榆次县城（即榆次老城）是在故城（所谓的汉城）的东南角，故城东南隅叠压在现榆次老城之下。
公元前453年，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内乱，最终分裂为韩、赵、魏三国，逐渐形成战国初期秦、楚、燕、韩、赵、魏、齐七雄并立的局面。各大诸侯为了获得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争夺生存空间的兼并战争，战况空前惨烈。赵魏韩三家分晋后榆次先属魏，魏国在战国初年，国势最为强盛，依靠强悍的武卒，一举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霸主。长期与游牧民族对抗的赵国，胡服骑射后，大大扩充了版图，榆次又属赵。赵孝成王十九年（前247年），榆次被秦国占领后建县制属太原郡。公元前221年，秦国消灭六国后，统一了中国。
公元前202年，历时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结束，刘邦称帝，建立了西汉王朝。汉初统治者采取郡县与分封并行的体制，七个辅佐刘邦的异姓诸侯王被分封各地。与名将韩信同名的韩王信（战国时期韩襄王庶孙）被封于晋阳，以太原郡所辖的榆次等三十一县为韩国，后韩王信又被改派到代地，建都马邑（今朔州）。 匈奴冒顿单于趁中国内乱控制了塞北蒙古草原后，西汉王朝不断受到来自北方匈奴的骚扰和挑衅。公元前201年，匈奴攻打诸侯国代国都城马邑，面对匈奴人的强劲攻势，韩王信投降。匈奴越过了句注山（雁门山），直逼晋阳城。公元前200年，刘邦亲率三十二万大军北伐韩王信和匈奴，收复了榆次。然而，由于轻率冒进，在平城（今大同）被匈奴四十万精兵包围，险遭丧命。新兴的汉朝无力与匈奴大规模长期作战，只能采取和亲安抚。刘邦曾将汉宗室之女，作为和亲公主嫁给冒顿单于，并与冒顿单于相约为兄弟，所以，冒顿单于的后世子孙都以刘氏为姓。怀柔政策只换取了汉匈关系短暂的和平与宁静，却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匈奴一遇灾荒便撕毁合约南下掳掠，成为大汉心头之患。经过汉初几代统治者的修养生息，到汉武帝时，国家的实力已经有很大的提高，于是对匈奴转守为攻。汉武帝对匈奴前后发起了15次战争，大大地削弱了匈奴的力量。
西汉末年,政权腐败、民生困苦引发了社会大动荡。公元8年，西汉王朝寿终正寝，王莽建立了新朝。新莽天粉元年（公元14年）榆次县改为太原亭（当时郡县下设置乡、亭、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因王莽改革失败，社会更加动荡，各地纷纷爆发起义。
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登基，成为东汉王朝的开国皇帝。东汉之初，趁中原混战再次兴起的匈奴威胁着北疆。于是，刘秀命大将军杜茂“引兵北屯田晋阳，以备胡寇”，代理大将军马成驻守晋阳，此时的榆次成为晋阳的门户。旷日持久的对匈战争反反复复始终不断，成为东汉王朝无法甩掉的沉重包袱，也给榆次的黎民百姓带来无限痛苦。公元122年，鲜卑人南下攻太原郡、破榆次掳掠杀戮而退去。连年战争和灾荒瘟疫，使很多榆次人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流浪乞食成为流民。榆次境内户口有文字记载始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当时有9631户，（清代以前户口最多的北宋仁宗天圣九年即公元1031年为52000户），而到了东汉顺帝永和元年（公元140年）时仅剩3201户，减少了三分之二，人口的大量流失导致榆次城内极度空虚。 东汉军队多次击败强大的匈奴（胡）人，却没有取得毕其功于一役的战绩。于是，刘秀再次采退让之策，两次将并、幽二州数郡边民东徙、南迁，山西北部的大片土地成为匈奴、鲜卑的疆域。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后，南匈奴积极与汉和亲，并声称愿为东汉戍边，光武帝接受南匈奴的归附请求，为后来匈奴入居太原盆地埋下了伏笔。
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汉王朝再次滑入乱世。归附东汉近二百年的反叛南匈奴与黄巾军联合，攻破太原、河东等郡，渗入汾河流域中游的太原盆地及环周边地区。 公元200年，曹操统一了北方。为巩固北陲，曹操用安抚怀柔之策，引进并安置南匈奴五部于太原郡的今汾阳、祁县、忻县、汶水等县，成为“并州之胡”。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取代汉献帝，汉王朝灭亡，曹魏王朝建立，榆次成为曹魏统治区的一部分。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小皇帝曹奂退位，改国号为晋，司马炎成为晋武帝。公元279年，晋武帝举兵伐灭东吴，西晋实现了统一。晋武帝分封27个皇宗室为王，立二十七国。汉魏以来的太原郡改置为太原国，下辖晋阳、榆次等十二县，设都晋阳县。经历黄巾之乱和三国纷争的榆次，至西晋时人口再次减少。据记载，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榆次户口为2321户，较东汉的3201户再减少四分之一，较西汉的9631户则减少了四分之三。西晋在短暂的太平之后又一次进入乱世，在晋武帝死后的公元291年到公元306年，先后有八个当初被晋武帝分封的王，加入争夺权力的混战，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造成了西晋王朝，尤其是黄河流域严重的经济崩溃，人民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灾难，也为“五胡乱华”创造了机会。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起兵侵扰中原，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政权。“五胡乱华”期间，榆次先后被五胡创立的后赵、前燕、前秦、西燕、后燕政权占据。
西晋太康十年（289年），晋武帝曾任命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的后裔刘渊（今忻州人）为北部都尉，刘渊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匈奴贵族后裔。汉朝虽然早已灭亡，由于汉初的匈奴经常与汉朝皇室和亲，因此，刘渊就以汉朝皇室宗亲刘姓子孙的身份，以复兴汉室为借口，于304年在左国城(今离石)自称汉王，建立汉国，匈奴五部纷纷投奔到他的门下。305年，西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出兵讨伐刘渊，大败而归。306年，并州刺史司马腾改任东燕王。刘琨出任并州刺史后，由于各县饥荒与战争该州百姓难以生存，于是派李恽等率领民众二万户随东燕王司马腾流亡冀州（河北一带），留居并州的汉族居民已不足二万。面对强大的胡族，无力外迁的榆次汉族下层民众，为规避战乱纷纷远离城邑，委身于地方豪强在东部丘陵地势险要之处所建的坞壁以求自保。榆次汉民人口外迁后，胡人随即涌入，胡汉人口比例发生了逆转，榆次城被胡人占据。胡人的游牧习性对城市而言是灾难，可能正是从这时起，始建于战国早期的所谓“汉故城”开始加速衰落。
至北魏太平真君九年（448年）时，因县城（所谓的“汉故城”）空虚，榆次的县级建置废除，榆次被并入晋阳。同年，原平遥境内的中都县，迁址榆次废弃故城东，今南合流村北，潇河南岸的冷姑崖附近。景明元年（500年）榆次再次恢复县建置。北齐文宣帝（529-559），中都县治迁回了榆次故城内，榆次也被并入中都县。经历频繁战乱的榆次故城极度空虚，城池范围又过大，不利于军事防御。于是，隋开皇二年（582年）榆次故城进行了改建，城池范围被缩小，把原故城的东南角改建成了中都县新城，即2002年改造前的榆次老城范围，而故城的西北大部被废弃。隋开皇十年（590年），中都县恢复为榆次县。
从隋代榆次故城的大部分城址被废弃至今已1400余年，今天我们已几乎看不到故城的踪迹。然而，直至明初时，故城的北部还有大量遗迹，北城墙仍基本完整，西城墙和东城墙的北段也还有遗存。至清初时，榆次的部分寺庙、墓葬还以西城墙遗址作为参照物。清中期以后，西城墙消失。至民国时，北城墙还有记载，东城墙遗址仍大体完整。60年代，仍能看到故城的部分北城墙、东城墙遗址，但大多已被挖成豁口或窑洞，有的已变成农田或街道。沿用故城东、南城墙的隋榆次县城（老城）东、南城墙的夯土仍基本完整。
80年、90年代，古城墙夯土逐渐被居民区和各单位的建筑侵占、包围。粮店街至大同桥的北城墙遗址大多损毁殆尽。隋以后榆次县城墙的夯土，也基本被推平。据段斌考察，2013年时废弃的故城东城墙北段及北城墙遗址尚存三处：砖窑街二巷与羊毫街北巷城址、东顺城街城址、大同桥城址，这些城墙墙体大多已与民房砌为一体。如今，随羊毫街片区的改造，故城东北角北城墙东段被夷为平地，东顺城街城址改造为绿地。
“五胡乱华”及此后的连年战乱，导致榆次故城的部分外迁人口聚居城东的潇河南岸，今南合流附近。至北魏时，这里已形成了又一座古城——中都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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