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性傅斯年

​作者：岱峻

1938年春,迁到昆明的史语所,分住城里拓东路和靛花巷两处。傅斯年致函代理所务的李济:“同仁几全到昆明,大可安定矣。在云南总是‘羁旅之人’理当‘入门而閟禁’。同仁迁移安适,至慰。弟意在昆明可作长久想。所址租地以全租为宜,临大(联大)如建筑,似可入一股……”秋天,傅斯年携妻子来到昆明,与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同住靛花巷宿舍。傅家住一楼,陈家住三楼。他们既是留学欧美的同窗,又是姻亲(俞大綵是陈寅恪的表妹)。为躲避敌机轰炸,人们在楼下空地挖有防空洞。每次警报一鸣,众人争先恐后往楼下跑,傅斯年却拖着肥胖之躯往楼上冲。他担心陈寅恪视力微弱,行动不便,每次总是把陈寅恪搀扶下来,送进防空洞。陈寅恪曾撰写过一副对联:“见机而为；入土为安”,可谓苦中寻乐。

傅斯年考入北大预科时，与弟弟傅斯严合影

温馨挚爱之家

1938年9月28日,昆明再遭轰炸,死伤无数。城里的文教单位又开始迁往郊外。史语所搬迁龙泉镇,中研院社会所和北平研究院历史所迁到落索坡,中博院设竹园村,中国营造学社迁麦地村……人们渴望片刻安宁,开始了安居工程。傅斯年在棕皮营村长赵崇义的西院租了块种竹笋的地,盖了五间房。落成后,一家三口喜迁新居。1939年1月20日,傅斯年为爱子仁轨画了一张旅程图,他要年仅四岁的儿子记住逃难的经历。他在图上题记,“小宝的一个生日,是在牯岭外公外婆家过的。爸爸在南京看空袭。生下三年,走了一万多里路了!”那时的傅斯年,也许幻想这个家庭不会再分离。回忆那段日子,俞大綵也溢满温馨:

我们初到昆明时,友人送给仁轨一只很漂亮的大黑狗。一日孟真午睡方酣,那只狗走近床边,用舌轻舐他的手,他被惊醒,便伸手猛打,没有打中,他怒气冲天地拾起拖鞋再打,狗已远去,他却把自己的眼镜从几上打落到地上,镜片碎了。在他盛怒之下,我只得戏言,虐待动物是一罪,要遭监禁的,不料他竟“恼羞成怒”,整整三日,不与我交一言。这场冷战,延续了三天之后,第四日清晨,他起床,长揖到地,面有愧色地笑向我说:“我无条件地投降了,做了三天哑巴,闷煞我也。”……

转眼就是1941年的春瘟时节。3月,傅斯年被送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央医院。这次病,是几年来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的总爆发。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上谈道:“去年初冬,敝所奉命自昆明迁川南,其时甚为忙碌,又以兼任敝院总干事长之故,更感生活之不安定。今年在二、三月中,五十天内,一连开会五次,长者如参政会之十日,短者不过一日,但属于敝院者,须弟事先准备,又以有各种不如意事,时有暴怒。”住院四个月后,傅斯年回到歌乐山上的家里养病。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诉:“出中央医院时,血压是低了。以后高高下下几个月,我在歌乐山养病,以离中央医院近也。出院时为7月7日,直到9月中,才可以说能走点路。一夏大轰炸,只是听着它在头上过,任之而已。”那是一段穷愁的日子,俞大綵写道:

孟真重病在身,幼儿食不果腹。晴时,天空常有成群的敌机,投下无数的炸弹；廊外偶尔细雨纷霏,又怕看远树含烟,愁云惨淡,我不敢独自凭栏。

记得有一次,三五好友,不顾路途遥远,上山探疾,孟真嘱我留客便餐,但厨房中除存半缸米外,只有一把空心菜。我急忙下楼,向水利会韩先生借到一百元,沽肴待客(我与韩君,素不相识,只知他曾在北京大学与孟真同学,但不熟)。那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向人借钱。

事隔一月,我已还清债务,漫不经心地将此事当笑话说与孟真听。不料他长叹一声,苦笑着说:“这真所谓贫贱夫妻百事哀了。等我病愈,要拼命写文章,多赚些稿费,决不让你再腼颜向人借钱了。我好惭愧。”我很后悔失言,不料一句戏言,竟引起他的感慨万千,因为他常为国家多难而担忧,但他于个人生活事,从不措意!

1920年傅斯年在伦敦大学

板栗坳的“两面人”

1941年年底,大病初愈的傅斯年将妇携雏,来到雾霾弥漫的李庄板栗坳。四川的坳,就是山间的小盆地。栗峰山的张家大院隔着几块水田有个独立的小院,叫桂花院,是给傅斯年租赁的。山居生活有种种不便,却有一种“复得返自然”的静谧。董作宾写下傅斯年此刻的行状:

第一组主任,现在是傅孟真先生兼任的,他名为回所来养病,实际上他一会儿也闲不住。他忙着督促指导各部分的研究工作；他忙着审核论文,编印集刊,他已编成了集刊五大册六十万字的论文；他忙着和同事们讨论每个人跟他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他忙着替朋友和同事们买药,请大夫,治病；他忙着和朋友们“摆龙门阵”,讨论天下国家大事,或者写信跟朋友吵嘴,他忙着到大厨房去拍苍蝇,或者叫人锄路旁的野草,把茅厕里多撒石灰；他忙着为同事买米,买布,买肥皂等等；他忙着一切的一切。有时似乎是清闲了,他又忙着找密斯特王(版本目录学家、山东省图书馆馆长王献堂——作者注)下两盘象棋。

大嗓门直肠子的“傅大炮”,也有心细如发的时候。任继愈讲述:

傅斯年在李庄的时候遇到向达的儿子和李方桂的儿子打架,一个五岁,一个八岁。五岁的打不过八岁的,李方桂的夫人就来找向达的夫人,两位夫人争得不可开交。这时候傅斯年经过看到了,对双方赔礼道歉,连说:“你们两个消消气,都不要吵了,都怨我。”边说还边作揖。傅斯年处理这事看似“低三下四”,但他是为了尊重李方桂、向达两位专家,让他们安心研究,不为家庭琐事分心。

弟子们见了所长,却似老鼠见了猫。马学良写道:“当时我们小辈,晚饭后在田边散步,远远看到傅先生迎面走来,都转身急急奔逃,如果逃脱不了,就会被抓去下棋。其实傅先生心不在棋,意在思考某一学术问题,或天下兴亡大事,不过借棋定神,心有别属。因而常常高举棋子而迟迟不落,令知者感怀,不知者诧异。也有传说他是借机测试,以便了解你的智能和学术造诣。”

在俞大綵晚年的记忆中,四年的李庄岁月竟如仙境般的迷离:

那是一个水秀山明、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山半,俯瞰长江,过了一段悠闲的日子……在那段难得的清闲的日子里,(他)不是给儿子讲几段三国、水浒,便是看书写作；有时背着双手,环绕室中,摇头晃脑,不断地用满口山东腔调,哼唱诗词,怡然自得。年幼好奇的儿子只在一旁瞠目相视。

傅斯年与妻子俞大綵、儿子傅仁轨的全家福

台大的病困生涯

1947年,傅斯年高血压病发作,他在妻儿的陪伴下赴美就医。抵美后,傅斯年先在波士顿伯里罕医院治疗。血压正常后,移居新港静养。1948年夏,稍见好转,傅斯年忽然执意要回国。夫人劝他多疗养一阵。他说:“国内要做的事太多,岂可偷闲而安居异国?”

1948年8月,夫妇俩回到风雨飘摇的中国。俞大綵回忆:

民国卅七年底,时局日趋紧急,孟真在南京忧心如焚,旧疾复发、血压猛升,加以感时忧国,情绪极劣,随身携带一大瓶安眠药,一旦共军攻入,他便要服毒自尽。正在那几天里,蒋总统命孟真前往台湾,接掌台湾大学。

以傅斯年的身体状况,断不能接掌台大。他在去世前几天,还对朱家骅说:你把我害了,台大的事真是多,我吃不消,恐我的命欲断送在台大了!大綵曾回忆丈夫去世前的情景:

他去世的前夕,是一个寒冷的冬夜,我为他在小书室中升炭盆取暖,他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写作,我坐在他对面,缝补他的破袜,因为他次日要参加两个会议,我催他早些休息。他搁下笔抬头对我说,他正在为董作宾先生刊行的大陆杂志赶写文章,想急于拿到稿费,做一条棉裤。他又说:“你不对我哭穷,我也深知你的困苦,稿费到手后,你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我一阵心酸,欲哭无泪。

他起身指着壁上的书架说,这些书,还有存于史语所一房间的书,死后要留给儿子,他要请董先生为他制一颗图章,上刻“孟真遗子之书。”

似是谶语,1950年12月20日下午,傅斯年在列席省参议会,回答参议员质询后,竟一头倒地。当晚11时23分,与世长辞。傅斯年逝世时,正在美国读中学的傅仁轨,无钱回台奔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