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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五百年轮回 这两天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耗费了很多脑细胞。 我想很多人都思索过这个问题，其实也非常有趣。 1127年（靖康二年），金人南下，攻陷东京（北宋四京，东京开封府为今开封，西京河南府为今洛阳，南京应天府为今商丘，北京大名府为今大明），掳走徽宗、钦宗，繁华似锦的北宋覆灭。同年6月12日，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商丘）即位，南宋开篇，延续了150多年。占据中国正史的朝代，南宋非常弱势，但和北宋一样繁华似锦。 五百多年后的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建“大顺”，统帅大军进攻明首都北京。当时的欧洲，伽利略已经老去，牛顿已经诞生，开始走向工业文明的大道。 3月19日清晨，明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大顺军主力刘宗敏部进京，中午时分，李自成经承天门入内殿；随后崇祯帝前往景山自缢，宣告“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大明王朝覆灭。随后清军南下，李自成战败。 明朝后期，南方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之迹象。如果南明也如南宋那般，能支撑一两百年，也许中国就不会错过近代工业革命的历史性机遇。对比一下1127年和1644年年底的局势，其实非常类似，都是北方马背民族南下，都是南方汉族精英组织力量抵抗，犹如一场五百年的轮回的历史独幕剧。 然而不同之处在于，1127年之后的南方汉人精英可以在南方延续富饶与辉煌；1644南方汉人精英阶层接连建立了好几个南明政权—— 南明弘光朝 南明隆武朝 南明绍武朝 南明永历朝 如果南明像南宋那般延续，那么中国就不会错过近代工业革命，就不会在近代历史上如此被动。结果南明小朝廷都非常短命，没有一个成事的，一个比一个差。这其中的因果非常复杂，这里就化繁为简，从立体史观的角度做最简单的解读。 二 博弈和内斗 说道博弈和斗争这块，大家第一反应可能是南明政权那些人太笨、太废、太没用。其实真实情况不是这样。至少他们真的不笨，恰好相反，非常聪明。这话绝对不是讽刺，崇祯时代国库空虚，富有的权贵精英硬是凭借自己的“聪明”躲过为国出力的义务！ 话说崇祯死后，那些聪明的权贵精英开始大展身手了。按照明朝“立嫡立长立贤”，经过一番聪明人的博弈（钱谦益等东林党主张立潞王朱常淓、史可法主张立朱常灜）之后，1644年5月15日即位，为弘光朝，定都南京。大明的龙兴之地，就是南京。如果崇祯南下到南京，也许还能保住半壁江山。 然而这个帮聪明人建立的弘光朝，在第朱由崧二年（1645年）就灭了，前后存活不到一年。仅仅这么一年的时间里，弘光小朝廷的那帮聪明人就折腾出三大疑案（“大悲案”、“天子案”、“同妃案”）。因为这帮人过于聪明，花天酒地搞权谋啥的都很在行，但都不想上前线和清军干，唯一有血性的史可法很快遭到排挤。虽然史可法很有血性，但是能力上还差点，比不上当年拯救大明于水火的于谦。 1645年，多尔衮弟弟多铎统帅清军一路南下，兵临扬州。史可法无力回天，兵败被捕，效法文天祥，拒绝投降。多铎拔出白虹佩刀，斩杀史可法，野蛮屠扬州；并在刀上刻下“此刀曾杀第一忠臣”八个大字。 那把刀此后成了大清“国宝”，一直保存在紫禁城中。顺便多说几句，咸丰继位后，将它赐给恭亲王奕訢。此后奕訢把这柄刀传给其儿子溥伟。溥仪继位，袁世凯手握重兵，溥伟曾带着白虹刀请命，要用它杀袁世凯，最终没敢动手。溥仪出逃，也带了白虹刀。此刀曾经流传海外，几经辗转最终成为恭亲王府的镇宅之宝。 弘光失败，隆武朝登场。 弘光失败的代价是丢了整个江南，隆武政权只能在福州登场。 弘光的失败，不仅丢了富饶的江南，还损失了10万精兵。 隆武朝内斗比弘光更严重。隆武帝有心振作，但没有兵马，被迫依靠军阀郑芝龙。此人虽然是郑成功的爸，却无郑成功的民族大义，拥兵自重，且不停牵制隆武帝。在清军南下之时，郑芝龙坐观隆武帝孤身北伐、最终兵败被害，后投降清朝。郑成功耻于投降，与郑芝龙决裂，独自领兵抗清。隆武帝是一个悲剧人物，如果把他放在弘光帝的位置上，或许还有那么一丝转机。 隆武朝失败之后，南明版图只剩下珠江流域和云贵高原，其后又经历了永历和绍武两个小朝廷。但是内斗更猛了。 永历朝皇帝为桂王朱由榔。但隆武帝之弟、唐王朱聿鐭不服，在广州强行称帝，为绍武帝。在天无二日的传统思想主导下，永历帝随即与绍武帝爆发内战！祖宗地盘已经丢了绝大部分，还有心思打内战，也是醉了！ 如此情况下，清大将李成栋抓住机会，一举攻入广东。 绍武帝被俘，当了41天皇帝，绝食而亡，也算有骨气。 永历帝逃往广西，再逃云贵高原，苟延残喘若干年，最终死于吴三桂之手。 南明就这样灰飞烟灭。 看看支撑南明的这些人，都很聪明，擅长内斗；但很废很没有，是真的。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东林党的钱谦益。此人原本人生赢家，嘴里喊气节，家里娶名妓柳如是为妾。清军来了，柳如是都敢去自杀，而钱谦益竟然嫌“水太凉”。 三 悲喜剧 明覆灭之后，清把专制推向极限，中国由此而错过近代工业文明周期。康熙皇帝的一生，和牛顿的一生基本重合。可见东西方文明之走向。 论内斗，其实南宋也很猛。时间回到1126年，金南下，徽宗为避当亡国之君而“禅位”钦宗。为抗金，钦宗灭了诸如王黼、童贯这样的权臣，明面上让张邦昌和康王赵构前去金营议和，暗地里试图夜袭金营；相当于把二人往火坑里推。钦宗既忌惮康王，也要剪除张邦昌。 金灭北宋后，立主和派的张邦昌为“楚皇帝”，让其负责给金人搜刮钱粮。张邦昌是北宋时代典型的文官，只知和谈。其人根基浅薄，无力主持大局，当然知道龙椅不好坐。当时绝大多数汉臣都激烈反对议和，其中反对最为激烈的那位，叫秦桧。张邦昌为了不当皇帝，找各种理由推脱，甚至连自裁的招数都想搬出来用。结果他的细胳膊拧不过金人的大腿，还是勉为其难地当了皇帝，登基却不称朕。 当然张邦昌也可能在学“赵匡胤”的演技；但从结果看，可能是真不想当皇帝。金军刚撤退，张邦昌立刻大赦天下，献出大宋国玺，还政于老赵家，康王赵构在南京（商丘）继位，为宋高宗，南宋由此开篇。按道理说张邦昌和赵构当初是战友，又把皇位还回去，有功。但赵构还是找了一个罪名杀了张邦昌。 南宋其实是在内斗中拉开序幕，高峰当然是赵构和秦桧杀岳飞。 秦桧这个人，如果在1127年壮烈牺牲，那肯定是英雄烈士，山寨版文天祥；然而他被金人掠走之后很快变节，从最坚决的主战派变身为最彻底的主和派，比张邦昌还过分。至于赵构和秦桧合谋杀岳飞这事儿，就不重复了，反正知道这事儿是内斗就行了。再多说一下，秦桧曾孙秦矩为抗金名将。公元1221年，金军南下蕲州，担任通判的秦矩和知州李诚之死守不退。城破之后，秦矩在官邸自焚而亡。秦矩儿子秦浚看父亲自杀，毅然跳进火中自杀而亡。他们用自己的生命为秦家洗去秦桧带来的耻辱。但秦桧仍然还是历史上的汉奸符号。 四 另一个角度 同样是内斗激烈，为什么南宋能守南中国而南明不能？ 从军事战斗力上来说—— 1127年南下的金军和1644年南下的清军并无本质的区别，他们的骑兵都是各自时代的王者，处于各自战力的巅峰，但都没有如蒙古骑兵一样达到无敌于天下的境界。 相比之下，明中后期明军战力远强于宋中后期宋军战力。最终的结果却是，看似柔弱的南宋挡住了金军，金人骑兵冲到江淮流域便无法推进。清八旗最终踏遍天南海北，根源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 从政治纲领来说—— 金南下只是为了抢劫，并无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清至少从皇太极开始，就有统一天下的战略，刻意重用北方汉人。清统一天下的过程，其前锋实际上是汉人主力。吴三桂的精锐，一直从东北打到云南，相当于给清军当了先锋。永历朝，就因吴三桂而终结。 所以金占领了黄河流域，便心满意足。按照金人的了解，黄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华夏中心。金人占领黄河流域，就好像占领天下。那是因为金人不懂经济。其实清也不懂经济，比方说搞闭关锁国，搞一口通商，全部是拍屁股想到的政治决策。但其统治者看到了江南的富饶，所以坚决南下。 简单说，南明未能成为南宋，根本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我想这个结论算是我的原创，也是立体史观的一个必然结论。 这里的经济，并非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经济二字，而在于大历史周期中转移的一种形式。 五 沧桑与错位 至少从宋开始，中国的经济中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流域。 中国大一统王朝中，宋看起来最弱，但宋最富有。为什么呢？ 关键就在于宋王朝彻底开发了长江中下游。 其实中国几千年，从经济角度划分很简单。 隋唐之前，黄河流域为经济中心，开发饱和。 宋彻底开发了长江流域。 就宋明对比，宋有开发长江流域之历史性功绩。这份功劳不输于秦汉开发黄河流域。所以长江流域的人对宋认可度很高。不仅金骑兵冲不过长江，即便是后来冠绝天下的蒙古骑兵，同样遭到征服过程中最顽强的阻击。宋在长江流域的凝聚力，非常强悍。 ——如果要论哪个王朝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影响力与凝聚力最强，那一定是宋。 这个结论也是我思索出来的。 正因宋大力开发长江流域，明末反元斗争中的小分队——陈友谅、朱元璋、张士诚全部起于长江中下游。但是到了王朝末年，明对长江中下游人心的凝聚力不如宋。 所以宋即便高层内斗，但中下层一直在抵抗金；明高层内斗，中下层一盘散沙。 其实所有政权高层斗争都差不多，强与弱要看对中下层的影响。这个影响力，一方面反映在各种花样繁多的数据上，另一方面反映在数据之外。明在长江流域的影响力，都可以通过各种数据反映出来；只有宋的影响力数据无法完全反映。 如果说明有什么遗憾，那就是迁都北京之后，主要资源向北方的黄河流域汇聚，而没有全力开发更南方的珠江流域。而黄河流域在秦汉已经被大力开发，到隋唐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只有明全力开发珠江流域，那么南明才可能在1644年之后在珠江流域扎根，如南宋那般延续。当然从更大的格局看，仅有珠江流域，还不足以和后来的清对峙，再加上中南半岛才行。 如果南明如南宋那般延续，中国近代史，可能会有一次类似于美国内战那样的南北战争，比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的战争更宏大、更文明。其实如果有时间，可以做一个推演。哪怕写一个穿越题材的小说也不错。好吧，脑洞开得有点大。计划中的华夏文明简史，也打算写成这种思维探索的模式。 珠江流域真正开发，已经是近现代的事儿了，涉及到粤商兴衰、再兴，甚至可以一直延伸到当今香港问题。 这就是历史大周期转移过程中的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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