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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中文大学，没有遇到钱穆。 钱先生是国学大师，史学泰斗，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西南联大……1949年赴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香港中文大学前身）。 如此，我自然无缘相见。 即使钱先生想见我，恐怕也是很难的，他已于1990年8月30日离世。 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想见的只不过是钱穆先生的一尊石像，或者一段碑志。 但是，没有。 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是开放的。出了地铁大学站，突然间就站在校区里了，也没一个赫然的大门。习惯了内陆大学或宏大或沧桑的大门，在中大大门口，反而没感觉了，怎么说也和北京大学不相上下啊，太不像话了。 然而，这就是它的风格。没有围墙，没有赫然的大门，却名声在外。 它甚至不像一所大学。坐中大免费的校巴进去，崇基书院、新亚书院、联合书院……或错落山腰，或散布山谷，就像一个个散落山间的度假山庄。不仅如此，它还是一所联邦制的大学。联邦，就是大家相对独立，各有席位，没有山头老大。 在大学搞联邦制，有益于权力下放，自主更生。不少香港人不太认同大陆的一党集权制，估计和他们所处的环境有关。如果一个人在读书时耳濡目染这种联邦式的民主和平等，在以后的社会活动中必定受其影响。在我看来，民主和集权各有利弊，不过是权力天平的两边，也不能一家独大的，都要有一个制衡的尺度，偏向哪一边都要翻盘。 显然香港中大在尺度上把握的还比较准，不然，这个1963年才由几所书院捏合而成的大学，怎会在今天名列世界著名大学之列呢，有排名称比北京大学还要靠前。 这样，就不难理解，这所大学的创建者钱穆先生为什么没有处处现身了。 没能看见的还有林语堂先生。这位贯通中西的文学大师，北大、清华的教授，除了写《京华烟云》等作品外，还于1967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做了几年的研究教授，夜以继日地主持编撰《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这是一个两度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人，名冠中西的学者，有着脱俗的气质。 可是，也没能看到他。 当然还有杨振宁，这位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先生，曾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客座教授。 这里都没看到他们的雕像。 前贤已去，后生沓来。或许香港中大要的是这种文化。讲的是踏着前贤的肩膀，后生勇往直前。鼓励的是后来者的自信和探索。这显然比沉醉在前贤的影子里好的多。 在新亚书院附近，有一处著名的景点，曰“天人合一”。 我先后两次到了附近，但都没有看到。后来查了资料，知道这景实为山顶的一处突出水池，以一处视角，水池的水面与山下的海面竟可以拼融一体，人立其间，遂成“天人合一”。这一处景，如果不是先期如此设计，而是待水池落成，意外发现竟能如此合一，定是莫大惊喜。 不过，“天人合一”可是一种绝高的境界，以我目前的修行，不去也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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